前言

在中国古代文学源远流长的历史长河中，戏剧、小说等叙事类文学是在元、明、清各代才充分发展起来的；在此之前，以抒情为基本特征的诗歌，一直占据着文学的主流地位。所以，中国被称为“诗的国度”。唐代（618—907）是诗歌的黄金时代，作为“一代之文学”的唐诗是中国古代诗歌发展的顶峰。一个民族的文化传承是割不断的，历经一千三百多年，直到今天，唐诗仍然是每个社会成员不可或缺的精神食粮。一个人只要接受过初等教育，就能背诵几首唐诗。并没有任何形式的社会约定，也几乎没有任何其他选项，李白《静夜思》这首小诗至今仍是牙牙学语的幼儿首选的“语言文学”教材，年轻母亲都会用“床前明月光”的文化乳汁哺育孩子的心田。可见唐诗在我们日常生活中占有多么重要的地位。

唐诗数量巨大，清代康熙年间官方编成的《全唐诗》，收诗近五万首。唐诗的选本，在唐代就出现了，历经宋、元、明、清，传世的唐诗选本有六百种以上。然而，唯有清代乾隆年间蘅塘退士（原名孙洙）编选的《唐诗三百首》一枝独秀，时至今日，仍在社会上广泛流布，承担着普及唐诗的任务。这是有原因的。首先，蘅塘退士在《序》中说，此书是作为“家塾（相当于今天的小学）课本，俾童而习之”，它原本具有普及读物的性质。其次，《序》中又说选诗的原则是“专就唐诗中脍炙人口之作，择其尤要者”，换句话说，这些诗篇在千年以上的传播过程中经历了读者大众的鉴别筛选，所以，总体上可以视为五万首唐诗的“代表作”。读者尝鼎一脔，便能领略唐诗的一般风貌。

唐诗的优秀作品之所以能够获得后世读者喜爱，就本质而言，是因为其内在生命中含有“人性”的基因。《唐诗三百首》中除了一首《列女操》字面意义违背人性外，其余诗篇无论表现何种题材内容，均从某一角度反映了人性的一个侧面。人性是一个广义的话题。诸如爱情、亲情、友情、乡情等世俗人性，在《唐诗三百首》中都有生动反映。除此之外，人性还有更重要的内容，就其大端而言，有三个方面：

一是希望人生有所作为，人生价值得以实现。对于唐人来说，实现人生价值的途径就是步入仕途，报效朝廷，在为国家建功立业的同时，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唐代实行科举制度，选官用人空前地公平公开，从而极大地激发了广大读书人的用世热情，因而唐诗中多写宏伟不凡的人生抱负，如“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杜甫《望岳》）的少年壮志，“欲济无舟楫，端居耻圣明”（孟浩然《临洞庭上张丞相》）的入世渴望，“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李白《行路难》）的强烈自信，以及许多边塞诗所抒写的立功疆场的豪情，都包含了张扬人性、实现人生目标的积极意义。当人生道路上遭遇挫折时，诗人则会发出“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山”（李白《行路难》）的浩叹，产生“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消愁愁更愁”（李白《宣州谢朓楼饯别校书叔云》）的烦忧，甚至发出“与尔同销万古愁”（李白《将进酒》）的呼喊，这是人性与社会现实冲突时迸射的感情火花。

二是追求精神自由，保持人格独立。向往自由是人的天性，但在现实生活中，人们又不可能不受社会的约束，尤其在追求功业的过程中更难免要以牺牲自由为代价。面对现实，诗人们或者如李白那样身在朝廷而坚守自我：“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梦游天姥吟留别》），或者转向世外寻找另一个摆脱了世俗的天地，来获得精神补偿，如“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王维《山居秋暝》）的幽静山林，“开轩面场圃，把酒话桑麻”（孟浩然《过故人庄》）的温馨田园，都令人精神解脱，心旷神怡。山水田园诗就是这样产生的。

三是对生命、对弱者（包括苍生黎庶）的关爱与同情。唐诗中许多批评时政的篇章，固然显示了诗人关切政治的宏大襟抱，但出发点仍是对弱者的同情。比如杜甫《兵车行》、张籍《没蕃故人》等反战之作，王昌龄《长信怨》、朱庆馀《宫中词》等宫怨诗，无不展现了诗人满含“恻隐之心”的悲悯情怀。诗人对生命的关爱还会超越人类而及于花鸟虫鱼等物类，如孟浩然《春晓》对落花的怜惜，崔涂《孤雁》对失群雁的系念，同样能拨动人的心弦。

唐诗的丰富内容难以备述。一些诗句虽然并不显示明确的思想意义，如“二十四桥明月夜，玉人何处教吹箫”（杜牧《寄扬州韩绰判官》），有些诗句甚至意思朦胧而难得确解，如“沧海月明珠有泪，蓝田日暖玉生烟”（李商隐《锦瑟》），但读来却能愉悦人的心灵，给人以美的享受。另一些诗句则富有哲理意味，如“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王勃《杜少府之任蜀川》），“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王维《终南别业》），“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白居易《草》），“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李商隐《无题》）等，启人心智，耐人涵咏。

唐代诗人享有充分的创作自由，诗人们尽情挥洒各自的天分与才能，杰出诗人无不具有鲜明的艺术个性。“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韩愈《调张籍》），李白号称“诗仙”，诗风豪放飘逸；杜甫号称“诗圣”，诗风沉郁顿挫。王维的山水诗被苏轼誉为“诗中有画”（《书摩诘蓝田烟雨图》）；孟浩然的田园诗则被闻一多评为“淡到看不见诗了，才是真正孟浩然的诗”（《唐诗杂论·孟浩然》）。同是边塞之作，岑参诗奇峭壮伟，高适诗感激浩荡。白居易诗风平易晓畅，他的长篇歌行《长恨歌》、《琵琶行》一经问世便广为传诵，以致唐宣宗在悼诗中写道：“童子解吟长恨曲，胡儿能唱琵琶篇。”李商隐诗风朦胧幽深，他的《无题》诗被王蒙比喻为“混沌的心灵场”（见《双飞翼》）。捧读《唐诗三百首》，确能领略到“从山阴道上行”（《世说新语·言语》）那种应接不暇的美。

《唐诗三百首》按诗体编排。“五言古诗”在汉代兴起，读来有沧桑古朴之感。“七言古诗”又称歌行，句式虽以七言为主，但长短变化没有任何限制，是一种最自由、最能发挥诗人才情的诗体，李白、杜甫都是写作歌行的高手。五言律诗、七言律诗和五、七言绝句总称“格律诗”（五绝中有非格律的“古绝”，如王维《鹿柴》），格律诗孕育于南朝，至唐初定型，成为唐代最常用的诗体。此外，第一、三、五、六诸卷目录中有标出“乐府”者，是因为这些诗的题目出自汉魏晋南北朝“古乐府”或唐代“新乐府”，就诗体而言并无特殊处。至于“乐府”为何物，是一个专门话题，则不能细说了。

薛天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