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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介技术的不断革新为社会话语的释放提供了无限可能，媒介技术不断对社会舆论场域进行着边缘突破，可以说，媒介技术是整个社会舆论生态演变的最直接推动力量。
信息科技发展正经历从固网互联、移动互联到万物互联的延伸，新技术建立广泛的智能、连接和协作，万物皆在线（online），线上网络成为连接一切的基础设施，触达更广泛的人群。毫不夸张地说，网络成为当下中国最大的社会变量，对社会系统产生全方位的影响。
今天的网络舆论已是社会的主流舆论。
而随着知识问答与短视频社交等新技术平台的崛起以及人工智能与虚拟现实等新技术元素的嵌入，虚拟现实空间与线下空间的界限不断模糊，传播生态与舆论格局顺应这一趋势发生转型和重构，公众意见的表达呈现出多样与复杂的局面。清楚认知当前中国社会舆论生态正在发生的变化是中国舆论研究创新发展的前提，必须深刻把握智能互联时代公众意见表达的新样态。
社群是智能互联时代公众意见表达的硬件。互联网作为一种“高维媒介”是对于个人权利、传播力和资源价值的“激活”，被“激活”的个人成为传播的主力：不仅在众声喧哗、意见冗余的网络空间内拥有了选择权，更重要的是获得了信息自我生产、自我消费、自我传播的权力，推动传播网络和关系网络深度融合。
移动互联网社交媒体的勃兴使人们得以重新部落化、族群化，传播行为的连通性、广泛性和参与度更加强化，信息生产和消费模式发生了深刻变化，关系传播将逐步取代大众传播、组织化传播成为社会传播的主流传播形式。
初现雏形的网络社会具有扁平化、去中心化等特征，社会个体的个性化特征得到充分保障。虽然社会意见由于传播能力的不同依旧会分化为“优势意见”与“劣势意见”，但不同于传统大众社会中劣势意见面对优势意见的沉默与转变，社交媒体时代的劣势意见“分区自治”，形成了一个多元、过载、混沌、嘈杂的社会意见“超级市场”。
社交网络时代来临为各类个体提供了找到志同道合之友的可能性。不同的个体开始基于血缘、地缘、学缘、业缘和趣缘等形成独立的圈子，面对海量的信息与意见，个体更倾向于通过“部落化小圈子”获得信息、分享观点、获取归属感。一些小众需求得以满足，形成了诸多异质的亚文化小圈子，在定位明确、准入严格的亚文化圈层中劣势意见得以传播和增殖，形成一个巨大的长尾意见市场。借助社群区隔，优势意见与劣势意见共存共生，构成了信息过载、中心多元的长尾传播格局。
关系传播中，个人在信息过滤的同时也完成了群体分化。以往“两个舆论场”的结构格局被进一步打碎分散到基于血缘、业缘和趣缘等而结成熟人网络、陌生人网络多元圈子，社会公共议题的探讨中“抱团”趋势强化，越来越多本应在网络公共领域开展的讨论与对话转向隐匿化、完全封闭的小圈子，使得圈子内部的归属感更为强烈，更容易形成一致的“意见气候”。
圈子内成员大抵拥有相似的价值观，致使个体得到的信息大多经过了“立场过滤”，与之相左的信息逐渐消弭；个体更倾向于跟从和重复与自我观点更为契合的信息，其同声同求、志同道合的特性加剧了群体中的“回声室效应”。过滤气泡效应和回声室效应让社群圈层“茧房化”，网络群体间的沟通与对话的难度逐步加大，加剧了社会群体分裂成有特定利益的不同子群，网络社群巴尔干化（Cyber－Balkanization）愈发明显。
情感是智能互联时代公众意见表达的重要因素。情感消费是社会消费行为的高级阶段。随着媒介技术的发展，信息渠道的价值不断被消解，优质的信息内容不再是稀缺性资源，信息消费更加关注的是信息能够带来的社会情感体验和情绪按摩需求。
从社会舆论转向网络舆论阵地，尤其是“后真相时代”，“情感性”在社会舆论中的影响越来越凸显。
作为《牛津字典》收入的 2016 年度词语——“后真相”，指在特定环境下，诉诸情感往往比客观事实的陈述更能影响舆论走向。在“后真相时代”，事实真相经过“七嘴八舌”地再阐释甚至是故意扭曲与篡改，其本身不再是事实真相的核心，而是让位于情感、观点与立场。
事实不再先行，观点始终居上。情感的力量比现象背后复杂多维的社会现实更富有传播力，意见表达与信息传播不再以真相和客观性为纲，信息传播过程中更注重情感和立场时，传播的内容和方向会极大地受到个体和群体心理的影响，强情绪下更容易出现非理性的表达与行为。当下，“标签化”和“归类化”成为网络舆论中的“兴奋点”；热点事件真相未明时，观点交锋和站队驳斥已愈演愈烈；不同情绪阵营的争锋对谣言的催生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
在真相缺席的“后真相时代”，纷杂的网络议题中充斥着悖论、猜测与迷惘，信任焦虑衍生信任异化——信任不再完全基于客观事实与理性分析，反而更倾向基于个人利益诉求下的情绪与直觉的判断；相比于主流媒体，大众更信任观点趋同的其他社会成员，并倾向于无视立场相悖的言论与事实。
一些谎言、谣言之所以能够大行其道，正是因为人们认为虚假信息中蕴含的“立场”比“事实”更加重要。信息理解变短变浅，不以达成意见共识为目的，情感宣泄往往多于理性对话。面对舆情事件的发生，个体更多表现出对弱势认同的应激行为，但只诉诸情感发泄并不关注事实真相，这种情感付出廉价，立即反应，迅速遗忘。
平台是智能互联时代公众意见表达的系统。得益于传播技术的革命，舆情生态场域中的新媒体平台不再仅仅只是微博、微信和新闻客户端，知识问答社区、网络直播、短视频社交等新技术平台已然兴起，并在意见表达与呈现上发挥重要作用。现在的舆情演化往往由多个平台接力完成，舆情生态更加复杂多变。
“新技术平台爆料—微信刷屏—微博跟进—传统媒体报道—新闻门户客户端打通最后一公里”的接力传播模式已成为网络热点事件传播的主要模式；
个体通过各种平台带来信息增量，快速推动内容迭代。接力传播的背后是平台的分化：新型技术平台充当信息源、微信动员能力提升、微博重返高地，各平台建构独立的舆论场域。而平台的进一步分化是当下中国舆论场碎片、分化、割裂的具体表征。
研究显示，当下中国舆论场呈现出多元并存的格局：以《人民日报》、中央电视台、各级党报等传统媒体平台以及传统媒体主导的新媒体矩阵为代表，传播主流价值观；而模糊摇摆的灰色地带不明朗、难区分，微博、微信、网络论坛上，既有主流媒体微博和微信公众号发出的正面声音，也有普通网友、意见领袖的负面批评；还有唱衰、攻击社会的黑色地带，少数网络社区平台、微博、微信群中，存在“越轨”式的敏感信息及被认为是“非理性言论”的舆论。这“三个地带”有重叠、有互动、有转化，但总体上是相互独立、割裂、分化的。
新技术平台的多元化让个人和网络社群得以依靠自己所依附的技术平台表达各种不同的社会意见。但随着人工智能在信息传播领域的广泛应用，新技术平台大多数是基于用户观点与兴趣的个性化传播平台，算法推荐的“过滤气泡”被广泛用于信息过滤。
平台以兴趣点为标准的精准分析和定向涵化，很容易造成信息的单一化、平面化问题，个体获取信息具有结构性的缺陷，但刻板性的引导会不断强化个体固有观念，由此造成个体间、个体与整体的信息鸿沟不断加深。过滤式传播则使个体桎梏于像蚕茧一般的“茧房”中，更加不愿意与其他个体进行对话、寻求合意，“信息茧房”现象进一步加剧了社会舆论的分化，社会共识、理解包容日益沦为稀缺之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