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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国舆论研究的起步

舆论调查研究是民主政治和社会文明发展的必然产物。1824年,美国的《宾夕法尼亚人报》和《罗利明星报》随报印发模拟选票进行选民的态度测试,这被认为是舆论调查的开端;大多数学者则将 1935 年盖洛普民意研究中心的创建和它与《幸福》杂志进行的民意测验作为规范化、专业化舆论调查勃兴的标志。而中国虽是世界上较早进行过民意测验的少数几个国家之一,但舆论调查的广泛开展与舆论研究的学科建设则是在改革开放之后。

(一)舆论调查在旧中国的乱世夹缝中艰难发育

中国封建社会绵延数千年,虽有“谏鼓”“谤木”“肺石”之举,但与现代意义上的舆论调查相去甚远。20 世纪初,随着西方国家各统计学派观点的传入和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兴起,一些有识之士开始借助统计学方法研究社会问题。1922 年,现代心理学家张耀翔在北京师范大学成立 14 周年庆祝大会上组织“时政热点问题”民意测验,填答问卷者近千人;1923 年,北京大学 25 周年校庆时,该校教师也对前来庆贺的师生及宾客进行了民意测验。这批中国早期的民意测验活动虽然开我国民意调查之先河,但就主办人动机而言,或多或少还带有某种添人雅趣的游戏成分,是“中国民意测验的趣味性阶段”。

然而在经历了一个趣味性阶段之后,虽然有一些机构、新闻媒介开展过类似的调查,但其社会影响力微乎其微,战乱频仍的中国并没有相应地迎来舆论调查事业勃兴的时代。在旧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严酷、落后的政治现实和社会现实下,舆论调查这株西来之木尽管发芽很早,却始终未能很好地发育成长。从 1922 年到 1949 年国民政府垮台,在长达 27 年的发展中,中国未能建立起规范的、专门的民意调查机构,也未能进行一次全国性的民意调查。舆论调查在旧中国的夹缝中始终处于一种极度营养不良的委顿状态。

(二)新中国成立后舆论调查研究的必要性被忽视

新中国成立后,由于对实证科学缺乏必要的认知,又因当时与苏联、东欧相似的情况,舆论调查研究的必要性与重要性被忽视,舆论研究空白了近 30 年。

当时的苏联、东欧一些国家对民意的基本理解是“在社会主义国家,民意的新特点是民意与政府的一致性达到了其内容完全没有冲突的程度”。按照这种被称为“同一理论”的民意学说,既然人民群众与政府决策人之间在意见和想法上完全一致、毫无差别,自然就没有任何进行舆论调查研究的必要了。加上舆论调查在“出生证”上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异端色彩,舆论调查研究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受到了“顺理成章”的冷遇甚至批判。20世纪 50 年代后期,苏联以及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社会实践的发展和社会危机的出现极大地动摇了民意学说上的“同一理论”,苏联与东欧国家才开始重视舆情与民意研究,舆论调查机构应运而生。而在中国,由于种种原因,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舆情与民意调查活动才得以在中国大地上逐渐复苏。

(三)改革开放的社会变局催生了新中国舆论研究的新篇章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决策民主化科学化”的主张被提出,冲破了僵化的体制和陈旧的观念,使得日益活跃的社情民意顺畅地进入政策形成过程并体现在决策之中成为可能。在这种条件下,舆论调查悄然兴起。1979 年 9 月,北京日报内参部在北京维尼纶厂调查了解企业工人、干部和技术人员对“四个现代化”的信心等重要问题的看法,这是新中国成立 30 年以来的第一次民意调查。而在我国新闻界影响较大的是 1982 年北京新闻学会调查组进行的“北京市读者、听众、观众调查”,首次采用随机抽样、统一问卷、直接访问的方式,揭开了民意测验在中国的新篇章。

舆论调查广泛展开并形成一定声势是在 20 世纪 80 年代中后期专业机构相继问世之后。1986 年 10 月,由甘惜分教授领导的中国第一家学术性舆论研究和调查机构——中国人民大学舆论研究所成立,由此拉开新中国舆论学研究的序幕;1986 年 12 月中国第一家民营的社会调查机构——中国社会调查所成立;1987 年5 月,官方的全国性民意调查机构——中国社会调查系统成立。不同层次和规模的专门调查机构的出现,使我国舆论调查研究从零散的、非专业化的形式走向系统化和专业化。

中国人民大学舆论研究所成立后的首次调查就是围绕着 1986年底至 1987 年初的学潮,针对当时的新闻宣传工作中“不利的情况不报”的传统做法,提出了“报比不报有利、早报比晚报有利、主动报比被动报有利”的调查结论,成为当时党中央宣传思想工作领域改善宣传工作“入耳、入脑、入心”的主要参照材料。之后,一系列的民意测验与舆情研究得以大规模开展。其中,1988 年首都知名人士龙年展望的调查,针对 200 余名党和国家领导岗位上的中央委员、全国人大和政协常委等具有“三高”(高龄、高知和高职)特征的知名人士展开新闻与社会改革意向的专项调查,引发了巨大的社会反响,《人民日报》为此在一版显著位置发表评论员文章“多一点阳光,多一点透明——评首都知名人士龙年展望的调查”。

可以说,在当初物质条件相对匮乏的情况下,学人们凭借着对国家和人民的爱与责任,奠定了新中国舆论学研究的起步阶段的格局、境界和品质。 gFJmd6LVFL0mrE5GAJ0oscsl6UVvVUxBnpxc64whpG2a8p6bC+Fy9HejAyMZYN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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