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水出东北隅，以行其北，西南又入渤海，又出海外，即西而北，入禹所导积石山。

——《山海经》

黄河极简史

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跳进黄河洗不清，不到黄河不死心……自古而今有关黄河的俗语、诗句不绝于耳。

黄河，作为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在哺育中华儿女的同时，也见证了太多的兴衰更替，承载了数不尽的恩怨情仇，俨然已是中华民族的文化符号，镌刻在这 960 万平方千米的国土上。那么话说回来，关于黄河的历史，你了解多少呢？

今天最爱君就跟大家一起，聊聊黄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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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今天看到的黄河是这个样子的，但显然对 “善淤， 善决，善徙” 的黄河来说这不是它最初的样子，黄河改道，主要发生在中、下游河段，中游黄河自龙门涌出山陕峡谷后，失去了山壁的束缚，河道陡然变宽，黄河便在冲积扇上东西摇摆，时而向东，时而向西。向西时，陕西境内的洛水便成为黄河的一级支流，直接注入黄河。向东时，洛水则先注入渭水，再注入黄河。

由于这段黄河河道频繁变迁，有的城村便时而在河东，时而在河西，俗语中 “三十年 河东，三十年河西” 即来源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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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河中游河道善变，但与下游比起来，根本算不上事儿，在流经桃花峪，进入下游河段之后，地势一马平川，辽阔的华北平原摆在黄河眼前，任其四处奔腾。

黄河含沙量巨大，俗语有云“一担水，六斗泥”。在下游河段，黄河河道变宽，流速放缓，泥沙大量沉积，抬高河床，使得下游黄河渐渐变成了“地上河”。

如果没有河堤束缚，或者河堤溃决，洪灾便会席卷华北黄淮，河道亦会因此改变，即所谓“三年一决口，百年一改道”，以致自古以来，治河都是历代政府的大事，治不好黄河的洪水猛兽，母亲河就秒变活阎罗，带走沿河数万百姓性命不说，更有可能带走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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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古黄河下游河道流向，有三本书给出了三种不同的记载：

《尚书·禹贡》：这是古代中国第一部介绍地理的著作，根据其中的记载，禹贡黄河大概是这个样子的（紫色）。

《山海经》：家喻户晓的志怪古书，里面也提到了黄河，其流向与《尚书·禹贡》所载相似，是下面这个样子（红色）。

《汉书·地理志》：正史中第一次将地理单列为志，根据其中的记载，古黄河又是这个样子的（蓝色）。

之所以出现这么多记载，实在是因为当时的下游黄河，“居无定所”。直到战国中期修筑河堤，黄河的河道才渐渐稳定下来，而拜之前的黄河频繁改道所赐，河北平原腹地，从考古遗存上来看（红圈处），杳无人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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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堤修好后，以黄河的含沙量，泥沙不断沉积，河床不断抬高，没过多少年，“地上悬河”便形成了。为了防治河患，或者加高河堤，或者为黄河寻找新的河道，别无他法。

而若黄河决口，由于正东泰山阻挡，一直泛滥的河水，或者向北流，或者向南流，向北则洗劫河北诸地，向南则多侵夺河道，最后夺淮河入海口东入大海。

河堤溃决，堵，还是不堵？这对历代统治者来说都是个难题。

胸怀天下者，思考这个问题，多从治河的角度出发，若新河道优于旧河道，便不堵溃口，转而在新河道两岸筑堤；若决口之后的黄河四处奔腾，无法约束，那还是要堵，以便断绝河患。然而对某些心怀不轨者来说，堵或不堵，便有了私人利益的考量。比如公元 11 年，黄河决口于今河北大名，而后奔流向东，为害千里，此时当政者王莽却乐见于此。主张不堵，因为黄河决东流，正好避免自己祖坟被淹，于是黄河在河北泛滥半个世纪之久，直到东汉王景治河，饱受河患的黎民才得生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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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王景治理的黄河，是下面这个样子的。

在这之后 900 年间，黄河虽时有泛滥，却无大的改道，尤其在最初的近 500 年，少有河患。五代后晋时期（944 年），老迈的黄河河堤抵不住奔腾的黄河水，于滑州溃堤，今鲁西南、豫北一带尽被淹没，河水冲入大野泽（红圈处），将其扩展为梁山泊。

北宋宋仁宗庆历八年（公元 1048 年），黄河决口于今濮阳东昌湖集，再度向北奔流而去。这次改道不同于以往，改道后的黄河，居然分出了两条河道，分别称“北流”“东流”。之后黄河又数次决口，平均每两三年决一次口，三四十年改一次道，或走北流，或走东流，河道始终不固定，以致在两条河道之间的土地，水过之处，田庐荡然无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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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河平静时造福万民，泛滥时为害千里。但除了经济上的作用，在古今的军事战略中，河，也一直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毕竟一水之隔，你过不去，他过不来，有水的地方，自然是天险。所以古代许多有分量的战役，如赤壁之战、淝水之战等，皆与“水”息息相关。

公元 960 年，赵匡胤于陈桥驿发动兵变，回师入京，代后周建宋。为什么兵变地点选在陈桥驿，而不是其他地方？因为在当时，陈桥驿是黄河南岸重要据点，过了陈桥驿渡河向北，到那时再反水，就不得不打过黄河，这造反的难度系数，就从“简单”变成“噩梦”了。

除了防御，黄河亦有运输功能。在古代战争中，最省事儿的运输方式，不管是运粮还是运人，都是走水路为佳。于是在北宋朝廷，关于北流和东流保哪一条，朝臣是有一番争论的，两派都有出于军事方面的考量。北流派说，北流不仅更合乎水情，还可以水充塘泊，限制辽国骑兵南下；而东流派则反驳说，以塘泊御辽徒有其名，不仅如此，北流更会淤塞漕运，影响宋辽边境的粮草运输，“若河不东，则失中国之险要，为契丹之利”。结果两派势均力敌，皇帝始终没有下决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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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防御和运输，黄河在军事上还有更加直接的作用，即“以水当兵”，宋以后的黄河，决口次数也很多，但大的改道，莫不出于以洪水阻拦、杀伤敌军的目的。宋高宗建炎二年（公元 1128 年），为了阻止金兵南下，宋军于今滑县李固渡扒开黄河大堤，黄河再度肆虐淮河流域，又一次经泗水夺淮如海。改道后的黄河又多次泛滥，由于此时黄泛区处于宋金两国交界，因此两国均无意堵塞决口，金哀宗开兴元年（公元 1232 年），衰落的金朝顶不住蒙古的猛攻，金哀宗南下出奔开封，为了赶走围城的蒙军，金朝再次祭出了决河的大招，想以黄河水冲散蒙军，而蒙军队闻讯，竟也想借水攻城，所以在金兵突围不成决河无望的情况下，蒙古兵却把黄河给决了，于是大水最终奔腾而下。怎知开封城池地势高，洪水竟然绕城而去，蒙军借水攻城的目的没有达到，反而拉了风雨飘摇的金朝一把，让其继续苟延残喘了几年。公元 1234 年，端平入洛，宋蒙战争开始，又是蒙军再次决河，水攻宋军，在天崩地裂的战局之下，黄淮一带，生灵涂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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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朝建立，四海终于归于一统，战争息止，治河的议程又被提了上来。在贾鲁的主持下，元朝在黄淮修建了新河道，史称“贾鲁河”。此次治河尚算成功，然而在贾鲁河建成不久，“石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元末农民大起义爆发，做了 90 余年中原皇帝的元朝，不得不再度退回草原，治河的任务就此传给了后世。

明朝治理黄河十分不顺，史载，明朝治河：既惧伤田庐，又恐坏城郭；既恐妨运道，又恐惊陵寝；既恐延日月，又欲省金钱；甚至异地之官竞护其界，异职之使各争其利。虽说有刘大夏等人治河，明朝的黄河还是经常决口，或者冲入运河，或者冲入淮河，如金朝时期多股并存，一片纷乱。直到嘉靖年间潘季驯，以“束水攻沙”之策治河，这才将黄河下游的河道渐渐归一，即现在地图上所标“废黄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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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潘季驯的治理，在“废黄河”流淌了 200 多年后，清朝咸丰五年（公元 1855 年），黄河在今兰考西北再度溃堤决口，这次黄河引流向北，一路奔腾冲入大清河，最终注入渤海。继承了明朝“异地之官竞护其界”，堵还是不堵？这在当时清廷大员之中也是一番拉锯，这次黄河改道，起初河道并不固定，河北、山东一带，深受其苦。因此，山东巡抚丁宝桢力主堵口，而对原黄河流经区皖苏之地的大员来说，好不容易这黄河自己“走了”，又怎能再“请回来”？加上当时正值太平天国战争，清廷也无暇顾及，以致这场争论一直持续到光绪年间，公元 1884 年，下游黄河两岸大堤完工，河道最终确定，成了今天我们看到的这个样子，然而没有一劳永逸的事。对多灾多难的中华民族来说，与黄河相联系的“厄运”并没有就此终结。抗日战争时期，为了阻止日军南下，1938 年国民政府决开花园口大堤，黄河再度奔流南下，肆虐于黄淮之间，怎想阻拦日军没怎么见效，数百万百姓却为此遭殃。千万亩良田被淹，近百万人死亡，并间接造成 1942 年的大饥荒，“黄泛区”这个字眼，以民族剧痛的形式刻进了人们的记忆里。

抗战胜利后，堵溃口的问题又回来了，国共双方又是一番争论，自 1938 年至 1947 年，十年间，原黄河故道已是解放区百姓生息之地，但国民政府有限制解放区发展的考量，故而决定“黄河归故”，并加紧修复花园口大堤，“宁停军运，不停河运”。再一次，滔滔黄河被拿来“以水当兵”，在故道村镇尚未做好防洪准备时，公然完成堵口，以致黄河下游解放区沿河村庄农田，尽数被淹，人间惨祸二度上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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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太平，明君当世时，老百姓说，“圣人出，黄河清”。新中国成立之后，一座座水电站在黄河中上游建立，黄河水的确是清了，与历史记载比肩的大水患，也再没有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