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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唯物主义一经问世，因为符合人们审视历史改变现实并把握未来的需要，就广为传播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它的传播过程中，也伴随着种种的歧义、怀疑、指责、误解和误用。恩格斯晚年就不得不为捍卫历史唯物主义的真精神而战。
历史唯物主义传播和发展并未终止于1883年，或1895年，换言之，作为创始人的马克思恩格斯先后离世之后，历史唯物主义仍在传播，并发挥越来越大的社会作用。然而，始终伴随着历史唯物主义的是种种批评与困惑。直到如今，各色各样的“重建历史唯物主义”的尝试还在不断实践。从汲取正能量的角度看，这也是历史唯物主义基础内容积淀和清晰化的过程。因此，在正面地学习历史唯物主义的同时，有必要粗略地梳理人们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歧义、误解、误用、困惑、修正与重建，并在其中体会历史唯物主义的开拓与发展。
马克思在世的时候，对他的思想就出现了误解、误传和误用的情况，以至于马克思怒言：播下的是龙种，收获的是跳蚤；我只知道我不是马克思主义者。这种情况，到恩格斯的晚年，有越演越烈的景象。恩格斯不得不花相当大的精力予以纠正。
随着马克思恩格斯历史唯物主义思想的传播，19世纪80年代后期和90年代初，在德国青年运动中，出现了一种创造体系的浮躁风气，这些年轻人很少认真收集资料，对经济学、经济学史、商业史，工业史、农业史和社会发展形态史不做深入扎实的研究，就急于构建体系，以唯物主义为标签，面对经济问题，造出“经济唯物主义”来，面对历史问题就造出“历史唯物主义”来。经济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又被混淆在一起。不仅如此，而且把这些生造出来的理论观点归结为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有些人居然在这样的基础上，展开了对马克思恩格斯的批判。
当时有一个颇有名气的叫保尔·巴尔特的莱比锡大学教授，以哲学家和社会学家自居，专门写书表达对伪造的马克思恩格斯思想的批判，而自以为是对马克思恩格斯思想的批判。恩格斯不得不出面澄清：巴尔特对马克思的批评，真是荒唐可笑。首先制造一套所谓关于历史发展的唯物主义理论，硬塞给马克思，然后又因为在马克思著作中没有发现这些理论，而批评马克思理论自相矛盾。
在恩格斯晚年，出现了历史唯物主义被教条化、公式化的现象，也造成了将历史唯物主义误解为经济决定论的歧义，恩格斯晚年在书信中从不同角度谈到这个问题，并在对这个问题的澄清中捍卫历史唯物主义。
1890年6月恩格斯写信给保·恩斯特，指出：
至于您用唯物主义方法处理问题的尝试，我首先必须说明：如果不把唯物主义的方法当作研究历史的指南，而把它当作现成的公式，按照它来剪裁各种历史事实，那它就会转变为自己的对立物。
1890年9月恩格斯写信给约·布洛赫，又指出：
根据唯物史观，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无论马克思或我都从来没有肯定过比这更多的东西。如果有人在这里加以歪曲，说经济因素是唯一决定性的因素，那么他就是把这个命题变成毫无内容的、抽象的、荒诞无稽的空话。经济状况是基础，但是对历史斗争发生影响并且在许多情况下主要是决定着这一斗争的形式的，还有上层建筑的各种因素：阶级斗争的政治形式及其成果——由胜利了的阶级在获胜以后确立的宪法等等，各种法的形式以及所有这些实际斗争在参加者头脑中的反映，政治的、法律的和哲学的理论，宗教的观点以及它们向教义体系的进一步发展。这里表现出这一切因素间的相互作用，而在这种相互作用中归根到底是经济运动作为必然的东西通过无穷无尽的偶然事件（即这样一些事物和事变，它们的内部联系是如此疏远或者是如此难于确定，以致我们可以认为这种联系并不存在，忘掉这种联系）向前发展。否则把理论应用于任何历史时期，就会比解一个简单的一次方程式更容易了。
除此之外，恩格斯在马克思人类学笔记基础上，撰写了《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完善了历史唯物主义有关原始社会、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理论，丰富和系统化了“两种生产”的理论。
实际上，马克思在晚年探讨东方国家跨过“卡夫丁峡谷”可能性问题，在一定意义上也是在拓展作为历史唯物主义理论重要内容的“世界历史”理论，因而实际上也是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开拓和发展。由此可见，历史唯物主义并不是“完美”的和僵化的理论体系，而是有着核心原则的开放和不断发展的理论系统。
不幸的是，对历史唯物主义的误解和误用，恩格斯在有生之年并没有完全扼制住。恩格斯去世之后，在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资本主义向帝国主义转换过程中，出现了第二国际理论家内部的分裂和转向，曾经是马克思恩格斯学生或晚辈的一批人，面对新的形势，在推进了历史唯物主义的传播和发展的同时，也出现了将历史唯物主义庸俗化的倾向。
考茨基、拉法格、库诺夫和梅林是第二国际时期，历史唯物主义的杰出的阐释者、传播者和继承者，开创了第二国际的“正统马克思主义”的传统，然而，也是他们使得历史唯物主义带上了实证主义、折中主义和进化主义的色彩，在一定程度上甚至陷入了经济决定论的泥潭，从而实现了对历史唯物主义偏离其本真精神的“修正”。
卡尔·考茨基是第二国际时期重要的理论家，曾经接过恩格斯对马克思《资本论》编辑出版的未竟事业，在恩格斯之后，完成了《资本论》第四卷的编辑出版工作。考茨基也撰写了大量的通俗化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著作，如《马克思的经济学说》《1789年的阶级矛盾》《社会民主党教义问答》《爱尔福特纲领解说》《社会革命》《伦理学与唯物史观》《卡尔·马克思的历史意义》等，其中《爱尔福特纲领解说》被恽代英译为中文版《阶级斗争》，它是引导毛泽东转向马克思主义的三本代表性著作之一
。在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解上，也取得突出成就。他认为马克思主义在创立过程中，实现了“四个综合”：（1）英、法、德三个民族思想的综合；（2）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综合；（3）上层空想社会主义和下层平均共产主义的综合，即社会主义和工人运动的综合；（4）理论和实践的综合。在此基础上，提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特征是实践基础上的科学性和革命性的统一。这种见解，今天看来，仍然具有真理的光芒。
然而，考茨基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解有如下的错误倾向：（1）实证主义的倾向。在考茨基看来，历史唯物主义不是哲学，而仅仅是一种特殊的社会观，是一种实验科学。（2）折中主义倾向。考茨基并不坚守马克思主义特有的哲学阵地，相反他把马克思主义与其他思想相配套。在他看来，“唯物主义历史观不仅可以与马赫和阿芬那留斯合得拢，而且可以与许多别的哲学合得拢”。（3）进化主义的倾向。考茨基不仅强调，政治民主、议会斗争和合法斗争在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的过程中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而且因此过于夸大社会形态发展的自然史性质。
保尔·拉法格是19、20世纪世纪之交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家，法国工人党的创始人，社会活动家，马克思的女婿，著有《马克思的经济唯物主义》《唯心史观与唯物史观》《卡尔·马克思的经济决定论》（中文译为《思想起源论》）等宣传、捍卫历史唯物主义的书籍。拉法格在捍卫和宣传历史唯物主义同时，又误将历史唯物主义称为经济唯物主义或经济决定论，过分强调社会形态演进的统一性和连续性，不仅强化了恩格斯晚年人们对历史唯物主义的误解，也为反对者批判历史唯物主义开辟了道路。
库诺夫是德国社会党和第二国际的理论家，1917—1923年担任《新时代》杂志主编。1920年出版《马克思的历史、社会和国家理论》，对唯物史观以及其前史有独到的理解。但是，库诺夫将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历史观简称为“经济史观”或“经济的因果决定论”，因而是更加极端的“经济决定论者”。
梅林是德国共产党的创始人，杰出的社会活动家和专业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梅林传世的著作有：《莱辛传奇》《中世纪末期以来的德国史》《德国社会民主党史》和《马克思传》。梅林还编辑出版了《卡·马克思、弗·恩格斯和斐·拉萨尔遗著》。在这些著作中，梅林反对当时正在出现的将历史唯物主义当作僵死的公式加以应用的教条主义倾向，阐释了唯物史观产生的社会历史条件及其产生的历史必然性，强调历史唯物主义是研究人类社会发展过程的方法。然而，梅林却没有理解马克思恩格斯关于自然与社会的实践统一的思想，提出划分三大界限，即自然界与人类社会，自然规律与历史规律，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界限，这不能不说是梅林对历史唯物主义理解的瑕疵。除此之外，梅林也或多或少地有了实证主义和折中主义的倾向。
上述第二国际时期的理论家对历史唯物主义的误解，并不能完全归因于他们个人认识上的缺陷，还有更深刻的时代背景。19世纪后半期，达尔文主义风靡全球，甚至考茨基本人都承认，马克思恩格斯创立历史唯物主义是从黑格尔出发的，而考茨基自己则深受达尔文主义的影响。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本来是自然科学取得的最新理论成果，却被移到社会历史领域，衍生出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思潮，在一定意义上，就是自然科学的壮美雄姿遮蔽了人类社会的特殊面貌，因而给第二国际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笼罩了实证主义和达尔文主义的阴影。
第二国际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解在后来的普列汉诺夫、拉布里奥拉、卢森堡等人那里得到调整和批判，他们分别开创了通往东方马克思主义和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两条道路。
普列汉诺夫是将马克思主义传入俄国的最早的思想家和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创始人，著有《论一元论历史观之发展》《唯物主义史论丛》和《论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等。鉴于当时有一种较为普遍风气，将历史唯物主义等同于经济决定论或经济唯物主义的错误观点，普列汉诺夫采用了“辩证唯物主义”来指代马克思主义哲学，而不是像传统的做法那样，用历史唯物主义来指称马克思主义哲学，并且着力建构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自然本体论和辩证认识论的基础，研究了地理环境与社会发展的关系，阐释了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作用，等等。然而，在这些冲破第二国际理论家对马克思主义正统理解局限性的理论背后，普列汉诺夫对历史唯物主义理解也有了非常明显的缺陷，呈现出“机械决定论”的思想特征。普列汉诺夫的理论建构，为苏联教科书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系统阐释铺平了道路。
拉布里奥拉是意大利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著有《唯物史观论丛》。拉布里奥拉反对考茨基等人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实证主义、折中主义和进化主义的理解，反对经济决定论，认为历史唯物主义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哲学”，坚持认为，社会生活具有“整体性”，因此，历史研究要坚持“综合性”原则，反对用“因素论”观点和方法考察社会历史的发展过程。拉布里奥拉重视对社会心理的研究，从而丰富了历史唯物主义有关社会意识的分析。拉布里奥拉的“实践哲学”为葛兰西所继承和发扬，成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思想源泉。
罗莎·卢森堡是经济学家和社会活动家，著有《国民经济学入门》《资本积累论》和《资本积累——反批判》，在这些经济学著作中，卢森堡提出了“总体性”范畴和方法，这成为后来的西方马克思主义鼻祖卢卡奇所极为珍视和着力阐释的观点和思想。
由此可见，第二国际理论家内部的分裂和转化，塑造了历史唯物主义发展的两种理论取向。然而，共同的时代背景又使得他们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解出现了重大的偏差。
“世界历史”滚滚浪潮，带来了东西方社会“会面”机会，然而这种并不平和的“会面”给双方提出的任务却是截然不同的。对于东方社会来说，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锻造出来的自由、民主以及科学技术高度发展的西方社会相接触，出现了东方晚清帝国木乃伊般的崩坏，要使东方大国重新恢复生机和活力，不仅要吸收西方社会在枪炮声中送来的民主、科学与自由的新理念，而且要再造东方社会的社会组织并以这种组织重新整合社会有机体，否则一盘散沙般的东方社会怎能与由市场经济看不见的手所连接的西方社会有机体相对接、对话和接轨？
东方社会卓越的探路者和领导人，在艰辛的探索中，接受了历史唯物主义，也提炼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内在精神，用于指导东方社会的国家重建。苏联版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对历史唯物主义的阐释，无疑是历史唯物主义在东方社会发挥作用过程中留下的经典印记。在这里，历史唯物主义与辩证唯物主义相并肩，换言之，马克思主义者为历史唯物主义配上了以物质本体论为基础的辩证法和认识论，将近代以来自然科学发展的认识论成果上升到哲学世界观的高度，从而也为人们对“社会规律”的理解上升到信仰的层面埋下了伏笔。在这个体系里，自然科学的理性精神对东方社会的原始的宗教信仰，有一种摧枯拉朽的作用。同时，与民众接受西方自然科学教育相配套，科学的理性精神在哲学教育体系中得到了很好的诠释。然而，自然哲学意义上的物质本体论始终是再造东方社会精神信仰的哲学基石。历史唯物主义一方面以社会发展的规律论、社会形态的演化理论、社会发展的动力理论、阶级斗争学说以及群众史观作为东方国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指导理论；另一方面，似乎又舍弃了马克思所创立的历史唯物主义的部分精神，下降为有关历史规律的部门哲学。
西方社会在“会面”之际，尽管处于强势状态，但是，他们所创造出来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有着自己的顽疾。不仅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在的危机会定期不定期地爆发，而且随着它的自我更新，始终伴随着比如人的主体精神的丧失，商品拜物教、货币拜物教、资本拜物教、符号拜物教、技术拜物教，乃至科学拜物教等问题。因此，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们从马克思恩格斯原创的哲学理论中提炼出马克思的哲学辩证法思想、文化领导权理论和人道主义精神，用于分析西方现代化过程中出现的种种病态，乃至发展出系统的、得到几代人坚守的法兰克福社会批判理论。这是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心目中的历史唯物主义。
历史唯物主义的这两种路向确实有着本质的区别，其结果自然是各不相认，都自我认定为“正统”，除此之外是“异端”。
在当代的历史唯物主义学术研究中，“重建历史唯物主义”是一个极为时尚的用词，它成为概述很多思想家理论研究的共用词。在“重建”的视野里，卢卡奇的思想是在黑格尔历史主义基础上重建历史唯物主义，阿尔都塞是在结构主义基础上重建历史唯物主义，柯亨是在科学主义基础上重建历史唯物主义。如果说，上述都是没有打出“重建”旗号的思想家，还有一些学者，本人就打出了“重建”的旗帜。如哈贝马斯就撰有专门的论文《重建历史唯物主义》。
哈贝马斯坦率地承认，历史唯物主义仍然有着没有枯竭的潜在力量，因此对它不能丢弃，而是要“重建”。在这样的宣誓下，哈贝马斯对历史唯物主义进行了结构上的拆解和清洗，然后把这些拆解下来和被清洗过的元素在晚期资本主义地基上进行重新组合，以建构打上他自己烙印的理论体系。有学术良知的思想家能够看出，哈贝马斯最终没有实现自己的宏愿，不得不抛弃了历史唯物主义。
对传统历史唯物主义进行毫不留情的审视，然后试图重建的，还有吉登斯。在吉登斯看来，传统的历史唯物主义有“化约论”“进化论”和“功能论”的缺陷。在此基础上，吉登斯试图瓦解历史唯物主义社会分类的标准以及社会发展动力机制观，把历史唯物主义所阐释的历史发展图景理解为“世界成长的故事”，力主破除他所理解的历史唯物主义的社会再生产模式和社会变迁模式。
在当代北美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莱易斯、本·阿格尔、奥康纳以及福斯特那里，学者们也能读到他们重建历史唯物主义的意愿。
所以如果我们总结历史唯物主义前世今生的境遇，不难发现，历史唯物主义是从旧的历史哲学深厚土壤中绽放而出的新花朵，同时又在西方社会由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挺进的过程中，攒下了伤痕累累。有人说，这些伤痕恰恰是历史唯物主义生命力的象征和新生的机遇，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历史唯物主义在远离诞生地的异国他乡却取得了不可逆转的历史伟绩。在这里，历史唯物主义没有沉湎于过去的辉煌，而是不断吸取从文化的西方传递过来的有益思想，反思辉煌历史进程中被遮蔽的问题和偏差，不断突破，开拓出新的气象。历史唯物主义历经各种曲折，赢得了世界性胜利，赢得了世界性的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