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社会存在

社会存在是一个极为重要的概念，但是又笼罩着层层烟雾，理论界有着激烈的争吵。

1938年9月斯大林发表的《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有如下的解释：

从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来看，对于归根到底决定社会面貌、社会思想、观点和政治设施等等的“社会物质生活条件”，应该作怎样的了解？

由此可见，在斯大林教科书的语境中，社会存在，即社会物质生活条件。

接下来，1938年版的斯大林《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指出，包含在社会物质生活条件中的首先是地理环境，其次是人口的增长以及居民密度的大小，最后，也是有决定作用的是人们生存所必需的生活资料的谋取方式，即社会生存和发展所必需的食品、衣服、鞋子、住房、燃料和生产工具等等物质资料的生产方式。文章认为，地理环境和人口的增长、居民密度的大小等只是影响社会发展的因素，而不是决定社会发展的因素。物质资料生产方式是决定社会面貌、决定社会制度性质、决定社会从这一制度发展到另一制度的主要力量。

斯大林的阐释，演化到中国，用词有一变化，如1987年出版的《中国大百科全书》（哲学卷）的解释是：

社会存在是指社会生活的物质方面，即不依人们的社会意识为转移的社会物质生活过程，主要是指物质资料的生产方式。

随后的解释中，进一步将地理环境和人口纳入社会存在的范围中。粗看起来，中国的解释完全搬用了斯大林的经典文本。其实不然，仔细辨析，可以发现二者之间有着细微的差别。

在斯大林的文本中，用的是社会生活的物质条件来总的阐释社会存在，而在中国的文本中使用的却是社会生活的物质方面。这是不同的两个概念。斯大林作为苏联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领袖，他对历史唯物主义的阐释，着眼于解释决定社会总面貌和社会制度及其变迁的力量，这种思考着眼点是对社会制度的设计及其变化因素的把握，这是作为社会制度设计者当然的真实的关切。这种关切又有着时代的烙印。斯大林在文章中列出的生产内容是食品、衣服、鞋子、住房、燃料和生产工具，这些应该是当时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真关切，它们在作为领袖的斯大林脑海里有很重的分量。《中国大百科全书》（哲学卷）作为普及性的哲学知识读本，则是一种学理的表述。在一定意义上，它更贴近马克思恩格斯的原意。

时代的变迁，人们回归马克思，立足现实，都觉得关于社会存在的上述描述，有补充和发展的需要。问题是当我们提出对“社会存在”概念，进行理论修正甚至重建时，应该善待而不是虐待前人的理论建构。

从文本上看，马克思恩格斯对社会存在没有给出教科书般的描述。但，在很多地方有所描述。

在《摩塞尔记者的辩护》中，马克思说：

在研究国家生活现象时，很容易走入歧途，即忽视各种关系的客观本性，用当事人的意志来解释一切。但是存在着这样一些关系，这些关系决定私人和个别政权代表者的行动，而且就像呼吸一样地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只要我们一开始就站在这种立场上，我们就不会忽此忽彼地寻找善意或恶意，而会在初看起来似乎只有人在活动的地方看到客观关系的作用。

这里，马克思还没有发现唯物史观。马克思隐隐约约地把日后用社会存在表述的内容表达为人的活动中的客观关系，它决定私人和个别政权代表者的行动，这种决定作用，就像人需要呼吸一样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指出：

这种历史观和唯心主义历史观不同，它不是在每个时代中寻找范畴，而是始终站在现实历史的基础上，不是从观念出发来解释实践，而是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各种观念形态。

在这个语境中，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原理被表述为：物质实践决定人们的观念，人们的观念只有在人类的物质实践中才能得到解释。

如果我们据此就要重写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体系，其实是有些草率的。

斯大林历史唯物主义教材中出现的物质生活条件，在马克思恩格斯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就出现了：

我们开始要谈的前提不是任意提出的，不是教条，而是一些只有在臆想中才能撇开的现实前提。这是一些现实的个人，是他们的活动和他们的物质生活条件，包括他们已有的和由他们自己的活动创造出来的物质生活条件。因此，这些前提可以用纯粹经验的方法来确认。

这段话耳熟能详。它告诉我们马克思恩格斯的有关历史的见解，是要从现实的个人出发，由现实的个人再向深处走一步，就发现了现实的个人背后的社会物质生活条件。对作为现实的人创造历史活动背后的物质生活条件的把握，不会像黑格尔从人的精神世界走向神秘的理念世界那样，在历史观上把人们引向思想的迷宫。

恩格斯也用过“社会物质生活条件”这个概念：

在历史上出现的一切社会关系和国家关系，一切宗教制度和法律制度，一切理论观点，只有理解了每一个与之相适应的时代的物质生活条件，并且从这些物质生活条件中被引申出来的时候，才能理解。

由此可见，斯大林用社会物质生活条件解释社会存在，并非没有文本依据。之所以很多人对斯大林版的社会存在概念提出质疑，主要在于两方面：

第一，直接用社会物质生活条件解释社会存在，遮蔽了马克思恩格斯从现实的人创造历史的实践出发走向历史深处的思维路径。社会物质生活条件是这种思维路径的结论，仿佛由活蝴蝶做成的标本，如果只看到标本，看不出标本有生命时候的活力和整体，那么，在一定意义上就是没有反映蝴蝶生物特性的全貌。

第二，对社会物质生活条件的解释打上了深刻的时代和特定的视角的烙印。前已述及，斯大林作为最初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设计师，其关切的是决定社会总面貌和社会制度及其变迁的力量，因此，对社会存在的描述有比较明显的时代痕迹。在叙述社会生产方式时，列举了生产内容是食品、衣服、鞋子、住房、燃料和生产工具等等实体性的物质存在，这些拓展了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对物质资料生产内容，即食物、衣服、住房以及为此所必需的工具的举例，马克思在《资本论》所分析的作为资本主义时代社会关系的物质载体，商品、货币和资本这样带有新时代特色的社会存在的新形态，不见了踪影。马克思恰恰在对商品、货币和资本的分析中呈现出历史唯物主义的社会批判功能。

除此之外，斯大林版的历史唯物主义还对地理环境、人口因素与物质资料生产方式之间的关系做了较多的抽象分析，其实，这也是在为确立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合法性辩护。

然而，时代真真切切地发生了变化。因此，这样版本的社会存在解释体系已经有调整的必要。细心的读者，如果愿意比较的话，不难发现，中国再版的历史唯物主义教材，对于社会存在的描述已经非常简化，没有当年的分量，大致的道理也在于此。

然而，必须强调，社会存在概念还是需要深度领会的。有四点值得注意：

第一，社会存在概念的提出，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深化而不是退化。

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阐释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原理，没有直截了当用社会存在的概念。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开始正式地使用社会存在的概念：

人们的观念、观点和概念，一句话，人们的意识，随着人们的生活条件、人们的社会关系、人们的社会存在的改变而改变。

《共产党宣言》的性质决定了马克思恩格斯必须用简洁的概念将自己的观点凝练地表达出来，他们做到了。因此，社会存在概念是需要深刻体会的，承载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真精神。

第二，体会社会存在的真精神，要由蝴蝶标本回到蝴蝶本身。马克思恩格斯在不同语境中对社会存在的解释和说明，演化成了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关于社会存在系统的解释，这既是一种制作标本般的理论创造，然而也遮蔽了马克思恩格斯原初理论的语境和相应的内涵。在这个问题上，反对两种倾向，一种是只看标本不看标本原型的做法，换言之，掌握历史唯物主义真精神，必须下功夫去读原著；一种是迷失在对标本原型的考古上，忘记了必须立足于现实问题，让老蝴蝶的生命力在新生的蝴蝶那里焕发出青春活力。换言之，反对学习历史唯物主义迷失在对原著只言片语的考证或喧闹争吵中（专业研究另当别论）。

第三，社会存在概念内涵了历史唯物主义“实践思维”的方法。马克思恩格斯无论用什么词汇阐释社会存在的内涵，往往都是与社会意识（不一定使用这个词）对举，而且对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切分，是联系到现实的人创造历史活动本身的，是具体的历史的，而不是抽象的或想象的。

第四，对于当代中国而言，社会存在表现为中国的地理环境、生态气候、人口状况、生产发展以及相应的错综复杂的物质利益关系。1949年以后，社会改造运动把我国社会各阶层拉平，在有些专家看来，构成社会成员的主体最后只剩下“两阶级一阶层”，即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知识分子阶层。20世纪初，经过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国的社会阶层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出现了所谓的十大阶层：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经理人员阶层、私营企业主阶层、专业技术人员阶层、办事人员阶层、个体工商户阶层、商业服务员阶层、产业工人阶层、农业劳动者阶层，以及城乡无业、失业和半失业阶层。哲学的分析应该不同于具体的社会学，但是社会学家们对中国社会人员构成的分析，最起码向我们展示当前中国社会利益关系的复杂性。在日常生活中，我们把它表述为国情的客观方面。就目前而言，我国尽管作为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正在崛起之中，但是我国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性质没有发生变化。因为，从社会成员的构成来看，中间阶层所占比例与现代化的发达国家相比还有不小的差距。 dAMNdohfJdyxvZgGyRB5nHSE7rmMgP11h72jD+G7gMf6EApb2rGUZA+Tv78/lzL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