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书》卷三《炀帝本纪》] 大业元年(公元605年)三月辛亥,发河南诸郡男女百余万,开通济渠,自西苑(编者按:在洛阳)引谷、洛水达于河,自板渚引河通于淮。
[同上卷二十四《食货志》] 炀帝即位……始建东都。……开渠引谷、洛水,自苑西入而东注于洛;又自板渚引河达于淮海,谓之御河。河畔筑御道,树以柳。
[同上卷三《炀帝本纪》] 大业元年八月壬寅,上御龙舟幸江都,以左武卫大将军郭衍为前军,右武卫大将军李景为后军,文武官五品已上给楼船,九品已上给黄蔑,舳舻相接二百余里。
[《资治通鉴》卷一八〇《隋纪》] 大业元年三月辛亥,命尚书右丞皇甫议发河南、淮北诸郡民前后百余万,开通济渠。自西苑引谷、洛水达于河,复自板渚引河历荥泽入汴;又自大梁之东引汴水入泗,达于淮;又发淮南民十余万开邗沟,自山阳至杨子入江。渠广四十步,渠旁皆筑御道,树以柳。自长安至江都,置离宫四十余所。
编者按:《隋书》本纪及《食货志》俱言大业元年开通济渠,而《通鉴》则于通济渠外,又言开邗沟,实则邗沟即山阳渎,早已在开皇七年开通,疑《通鉴》有误。
[《隋书》卷三十《地理志》] 荥阳郡浚仪:有通济渠、蔡水。
[《元和郡县志》卷六《河南府》] (通济渠)自洛阳西苑引谷、洛水达于河;自板渚引河入汴口;又从大梁之东,引汴水入于泗,达于淮;自江都宫入于海。亦谓之御河,河畔筑御道,树之以柳。
[《元丰九域志》卷一] 汴水,古通济渠也。
编者按:关于隋代通济渠所经过的路线问题,历来存有二说,其不同之点,是在通济渠是否先会泗水,再入淮水的一个关键问题上面。第一说主张通济渠先由汴入泗,然后再由泗入淮。苏轼《书传》说道:“自淮、泗入河,必道于汴,世谓炀帝始通汴入泗,……又足以见秦、汉、魏、晋皆有此水道,非炀帝创开也。”苏轼历引《汉书》楚、汉中分天下的鸿沟,后汉末年曹操和袁绍相持处的官渡,以及王浚伐吴杜预给他的信中所提的“足下径取秣陵,自江入淮,逾于泗、汴,泝河而上,振旅还都”,来证明秦、汉、魏、晋以来,早已有此水道,并非隋炀帝所开创的。值得注意的是“世谓炀帝始通汴入泗”九字,苏轼以前,一般也都认为是通济渠先会泗水,然后再入淮水的。如司马光的《资治通鉴》(见上引),李吉甫的《元和郡县志》(见上引),赵一清的《水经注释》(卷二十三)等。第二说主张通济渠直接由汴经商丘东南流入淮,不先会合泗水。这里又有两种不同的说法:一说汴水入淮,是利用的蕲水故道。(武同举《淮系大事年表水道编》:“自商丘引汴入睢,又别睢东南流,行蕲水故道。”)一说汴水入淮,是在商丘附近接入涣水。如岑仲勉《隋唐史》卷上三五页注五:“从前余据光绪廿九年修《永城县志》二,认定通济渠系在商丘附近将汴水接入涣水——今称浍河或会河,亦称隋堤沟。”岑仲勉更下一结论,说道:“隋炀帝大业元年,发河南、淮北诸郡民,前后百余万,自板渚引河入汴,又自大梁(即汴州)之东,引汴达淮(汴水本由今开封经陈留、杞、睢、宁陵、商丘、虞城、夏邑、砀山、萧、铜山等县,会泗水而入淮;炀帝时采较直的路,由商丘东南经夏邑、永城、宿、灵壁、泗等县而会淮,不先会泗水),名曰通济渠,又曰御河。……”(《隋唐史》卷上三二页)
要弄清楚这一个问题,必须先考察一下汴水的故道。隋代以前的汴水故道,自然以《水经注》记载的最为详细。《水经注》卷二十三的汳水,即是后代的汴水(赵一清《水经注释》目录汳水下注:《汉志》河南郡荥阳县,卞水在西南。《说文》,汳水受陈留浚仪阴沟,至蒙为水,入于泗。徐铉曰:今作汴,非是)。《水经》本文写汳水不过数十字,说道:“汳水出阴沟于浚仪县北。又东至梁郡蒙县为获水,余波南入睢阳城中。获水出汳水于梁郡蒙县北。又东过萧县南,睢水北流注之。又东至彭城县北,东入于泗。”简单地说:汳水发源于阴沟,东流过梁郡蒙县的北面,叫做获水。下游经过萧县南面,徐州北面,入于泗水。又上文所引的杜预与王浚书、《晋书》卷九十八《桓温传》(“温……以谯、梁水道既通,请徐、豫兵乘淮、泗入河。”)、《宋书》卷二《武帝纪》(“义熙十三年(公元416年)十二月……闰月,公自洛入河,开汴渠以归。……”)都足以证明隋以前的汴水,是先会泗水,再入淮水,是沟通黄河和江、淮之间的一条重要的水道。
至于隋炀帝所开的通济渠,是利用汴水故道,抑或另开一条所谓“较直的路”,可惜《隋书》的记载过于简略,不易直接根据史料,作出结论。不过我们仍然可以根据当时的客观条件,加以分析。第一,当时开通济渠,是发动于大业元年三月廿一日辛亥;而同年八月十五日壬寅,全河工程告竣,炀帝即率百官乘龙船下江都,前后不过一百七十一天,假如另开一条新河,决非在这样短短时间内所可完工。第二,隋代所开的运河,极大部分都是利用前代已有的河渠,加以拓宽或连接。例如山阳渎是利用古代的邗沟;永济渠是利用的沁水、淇水、卫河;江南运河是利用的六朝沟通京口和吴、会的水道。依此类推,则通济渠利用汉、魏、晋、宋以来的汴水故道,由汴水入泗,再由泗入淮,是完全合乎事实的。
隋炀帝以后到晚唐二三百年间,通济渠还是循着汴水故道,先会泗水,再入淮水。这里有三个证据,可作有力的证明:第一,宋王应麟《玉海》卷二十二引苏轼《书传》曰:“自唐以前,汴、泗会于彭城,然后东南入淮。近岁汴水直达于淮,不复入泗矣。”可见唐以前通济渠是先会泗水然后入淮的。第二,唐代中叶,田悦、李惟岳、李纳、梁崇义称兵割据,扼住漕运粮道,唐朝政府发生恐慌,打算改变运道;后来李纳的部下李洧,以徐州来降,漕运遂通(见《新唐书》卷五十三《食货志》)。可见当时的通济渠还是经过徐州的。第三,唐白居易词:“汴水流,泗水流,流到瓜洲古渡头,吴山点点愁。”也足以证明汴、泗合流入淮,然后经山阳渎到瓜洲。大概到了唐玄宗开元二十七年(公元739年)开广济新渠,从宿州虹县(今安徽泗县)到淮阴以北八十里入淮,通济渠下游才有了改变。到了北宋末年,一般漕运客船都走新道,所以孟元老《东京梦华录》遂说:“汴河东去至泗州入淮”,不再先会合泗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