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11月25—28日，应老友孟买大学政治学系Jose George教授的邀请，我在参观了阿旃陀与埃洛拉石窟之后，经奥兰嘎巴德乘飞机抵达孟买，再次访问了孟买大学政治学系，并发表了关于中国经济发展与改革形势的讲演。

我抵达孟买当天，由于政治学系正赶上权力交接——新老系主任交替，因而没法去机场接我。交接的时间定在上午10点。Jose George教授再次接任主任一职，他要现场接过系里的大印并正式履行职权。事实上，他刚刚下来歇了一届，气还没喘匀，现在又走马上任了。他那个系的系主任是两年一届轮换，教授几乎人人有份。不过他们那个系也没几个人，正教授更少。Jose George教授资历老，人缘好，人品更好，社会关系广，因此比别人干得多。他也快60岁了，干完这一届也差不多该退休了。

说起印度各级行政岗位权力的交接，那是很正规很神圣的，时间规定很严，几乎分秒不差。在这个问题上印度人一反散漫和不守时的坏毛病，异常认真或较真。我本人在尼赫鲁大学和甘地大学就经历过几次，早已熟悉，但每次都暗暗称奇。这是法治精神的体现，该你的法定权力，你充分行使，一旦到期，马上作废，不能侵占一分钟，否则有违法之嫌。在任期方面的讲究和严格，印度人还是有规矩的。

在印度，对权力的限制或权力的量化规定也很严格，有多少权力都很清晰，很难被滥用。还有一个值得称道的地方是，任何行政职务，无论是院长或系主任，一天不在岗，比如外出开会或在家休假，必定会有一个人代理，避免权力出现真空。妨碍行政效率或出现事务积压，导致行政运转停滞一般不会出现。比如我们常常碰到的签字找不到人的问题，以至于文书挤压多天——这在印度大学任何一个办公室或行政机构一般不会出现。如果系主任不在岗，那位代理行使权力的人立即就可以替他签字，而且具有法律效力。这种权力真空一分钟都不会出现。我自己曾经碰到过多次这种情况。我在做访问学者或访问教授时，有时候找系主任或院长签字，找不到人，随口跟人提及，马上就会有人说现在某人在代理，找他就行。有时刚好是在跟那位代理主任说话，他就会立即掏出笔来给你签字，不会有丝毫的犹豫或延迟。外国人在印度办事，如果有某种拖延，一般不会是因为领导的缺位或刁难，反倒可能是底下办事的给你布迷魂阵，故意误导你。这种事情我在初到印度时，特别是在尼赫鲁大学经历过，但后来就再也没有碰到。我反而发现并体验了一种极其简便的管理方式和极高的行政效率。所以，我认为印度的行政效率自有其特点，绝不可简单地否定或一味地贬低。

我在孟买大学访问过好多次，但每次体验到的都是温暖、友好和高效，有宾至如归的感觉。相对来说，这次Jose George教授的安排还算是比较差的呢。

关于那个讲座的内容和过程，这里就不做介绍了。不得不说，在印度，中国的一举一动都备受关注，尤其是国政和外交的大事，都会在印度学术界和媒体引起关注，举国热议。长期以来，在印度都有着“中国热”。这种热情，有时候充满善意和羡慕，有时候可能是戒备和小心。但是，近年来，学习和仿效中国的呼声渐高，甚至已经成为一种趋势。我在报告结束后的互动环节，就中印各自的发展现状、前景及模式谈了不少，算是一种比较吧。而这种探讨在接下来的不同场合，在餐厅、校园、街头或办公室里，跟几位印度学者仍在继续进行，算是有个比较系统的交流和表述。

这些年中国和印度都在改革，发展都很快，成为新兴国家崛起的代表。在不少西方和印度学者看来，印度和中国是竞争对手的关系，而且可能是一对势均力敌、最具潜力的竞争对手。长期以来，不少西方学者习惯于将中印看作互相盯防、互相攀比、互存戒心的竞争对手，国际社会也往往将二者相提并论。有的西方学者用“twins”（孪生）一词表达两国这种密切的关联度或可比性，印度也有人持相似的观点，有的西方学者因此将中国称为印度的“counterpart”（对应物）。美国著名印度问题专家斯蒂芬·柯恩认为：“按照西方的想象，印度和中国作为一对已经超过了一个世纪。它们是世界上国家体中最大的成员（分别列第三和第六位），同时也在人口最多而近代又最为贫穷的国家之列（而在17世纪又比任何欧洲国家都富裕），又都在19世纪遭受西方的帝国主义统治，而都在20世纪中期获得了独立。”这当然是一个粗疏的比较或过于简单的总结，有不恰当之处，但总的来说也不无道理。实际上，西方的地理大发现和随后的殖民扩张就是冲着印度和中国的财富而来的。中国和印度至少早在那时就在西方被看作一对，成了欧洲人垂涎的富庶之地。现在，随着中印两国经济的发展、国际地位的提高和国际影响力的增强，越来越多的国际学者、企业家、政治家更喜欢将中印相提并论并做出各方面的相互比较。西方学者和媒体甚至认为中印之间存在着“历史的积怨和现代的嫉妒”。

不可否认，当代的印度人念念不忘中国，最喜欢在各方面与中国进行比较。约瑟夫·奈指出：“印度官员一般在公众场合不谈论与中国的关系，但私底下却非常关注。”他还将此称为印度的“焦虑”。香港凤凰电视台主持人邱震海将这一现象称作印度的“中国情结”。他指出：“贯穿于印度大国梦的‘中国情结’，是印度几十年来处理对华关系的中心疙瘩。所谓‘中国情结’，乃指中国是印度所追求的大国地位的参照底线，也是印度大国地位的竞争者或超越对象，同时还是影响印度崛起的关键外部因素之一。”如果这一立论成立的话，那么这一“情结”自印度独立以来一直存在，而中印交恶（以发生在1962年的中印边界战争为标志）后不但没有淡化，反而愈加浓厚、明显。由于这一情结的作祟，印度精英阶层长期以来对中国有着一定程度的戒备、嫉妒、不服乃至敌意，整个社会在谈及中国时攀比的色彩或成分也越来越多，越来越明显。当然，大多数印度人对中国也不乏羡慕，或抱着向中国学习、仿效的虚心态度。应该承认，大多数印度普通民众对中国并无嫉妒和不服，更无仇恨或什么复仇心理。

以本人的感受，在印度，中国是最受关注或被提及最多的国家之一。现在，中国的快速发展更是引发了印度人对中国空前的关注与热情。据《环球时报》报道，2012年12月16日，印度外长库尔希德在被问及印度与中国和巴基斯坦的关系时表示：“鉴于中国对印度在各方面的影响力，中国是印度‘主要关注’对象，超过巴基斯坦。”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最近几年在国际媒体和学术界新近成为热点的中印比较和中印模式的比较研究，可能首先是印度人开始推动或率先展开的。将中国与印度做比较，早就成了不少印度人的习惯。近年来，印度的这一习惯和某些观点也传染给了国际社会，世界各国也都更加习惯于将中印看作一对，看作即将崛起的世界大国，关于两国发展模式的比较也因此展开。这种新的中印比较或将中印看作一对的习惯，应该与源于西方的带有殖民主义色彩的旧的习惯大不相同。于是，受印度攀比心理的影响，中国人也意识到了印度的逐渐崛起，并开始给予一定的关注。特别是由于近几年来印度经济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国际社会对它的赞扬之声越来越多、越来越强，中国人更开始对它刮目相看。然而，这里不得不指出的是，对于印度和印度的发展模式，中国人的关注度远远不够，对印度的了解也非常有限，存在的误解远远大于对其真实面目的认识。甚至，我们并没有展开像样的关于印度发展模式的系统研究和广泛讨论，相关的学术成果也微乎其微。

这是让人感到遗憾的事情。由于中印两国有着很大的相似性，发展的起点和面临的挑战也差不多（当然也有很大的差异），我们应该将印度看作中国的一面镜子或自己的影子。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可以将它看作我们的一个模仿对象或学习对象。我们没有理由也没有必要轻视印度。我们绝不能自认为目前堪为印度的老师或在发展上远远领先印度。事实上，我们对于印度并没有太大的优势，而在个别地方或许还有不少劣势。如果说中印之间存在着某种良性的竞争的话，印度超越中国并走在前面并不是完全不可能的。印度著名媒体企业家拉嘎福·巴尔（Raghav Bahl）在其畅销的关于中印比较和竞争的论著中将中国比作著名童话中的兔子，而印度则是乌龟。他认为“印度乌龟”更有后劲和耐力，而“中国兔”看似速度挺快，但容易失误，后劲不足。在他看来，中国与印度的发展竞赛谁将胜出，或是哪个将崛起并成为超级大国，至少是50%对50%的概率，“中国不一定自动会赢，而印度不应该被认为注定会输”。他本人明显看好印度，对印度充满了信心。在他看来，印度具有很多没有开发的潜力，而且优势会越来越多，越来越明显，而中国却问题不少，将会遇到更多的挑战和困难。

众所周知，印度是个贫困的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状况和人均收入均落后于中国。然而，针对中国已是“世界工厂”的现实，印度政府宣称要使印度成为“世界办公室”。印度前副总理阿德瓦尼曾宣称：“如果说20世纪属于西方，21世纪则属于印度。”他还说：“我们的短期目标是成为新加坡那样的发达国家，而长期目标是要与美国平起平坐。”而国际社会也有相当一批人看好印度的未来。他们预言，印度将成为世界第三大经济实体并成为一个世界强国。美国前总统克林顿在2003年的达沃斯全球论坛上发表讲演时表示，印度的潜力将要比中国大。他还说，20年之内，印度经济要比中国增长速度快。就目前的结果看，他的预言落空了。印度的经济发展现状如何？它的发展前景为什么被国际社会普遍看好？它会否成为一个世界经济强国？这值得我们思考。

目前，印度在莫迪总理的领导下经济发展势头似乎非常迅猛。事实上，印度目前在个别领域走在了中国的前面。尽管它的综合国力弱于中国，但可能也不会落后太多；而其软实力则并不一定弱于中国。就发展的安全性和可持续性而言，印度模式未必落后于中国模式。或者说，中印两国的发展路径到底哪个堪称模式还很难说。这就要求我们认真了解和分析印度的发展模式，借鉴它的经验，以减少我们的失误。

当然，印度社会和印度经济仍存在着非常严重的问题，贫困仍是它给国际社会的第一印象。为什么印度经济不能出现中国式的奇迹？

要了解印度经济的发展不能不谈它的经济体制。这是了解其经济发展历史和现状的基础，同时也是分析其经济未来发展的前提。印度经济目前还不是充分的市场经济，市场规则还不完善。这大约可算作印度经济体制最大的特征了。印度长期的计划经济体制不仅束缚了印度经济的发展，阻碍了其国内私营企业的生长和发展，还导致了一种经济的闭关自守状态。印度的贸易保护主义和经济民族主义使外国资金和商品很难打入印度。到目前为止，尽管印度是WTO成员方之一，但它并不严格遵守WTO的规则，习惯对外国产品和资金采取抵触的态度。而且，它善于祭起反倾销的法宝，作为抵制外国产品进入印度市场的撒手锏。这方面，中国企业可谓深受其害。

印度独立之后，保留了原殖民地的政治模式。也就是说，在政治上保留了英国的议会民主制或者说资本主义制度。但在经济上，它却借鉴了社会主义的模式，即尼赫鲁的“第三条道路”。1955年，印度国大党通过了尼赫鲁关于在印度建立“社会主义类型的社会”的政纲。在工业领域，国大党政府对金融业、基础设施和重要工业部门实行国有化，对私营企业经营的范围和规模进行限制；在农业领域，对土地的私人占有规定了上限，同时进行了减租运动。这种经济模式也被称为“以计划经济为主的混合型经济形式”或“半管制经济体制”。

从1951年实行第一个五年计划（1951—1956年）到现在，印度已经到了第14个五年计划阶段。这种混合经济体制在其建国初期发挥了非常积极的作用，既争取到了广大的民众，又促进了经济的发展，同时对社会稳定和民族凝聚也起到了关键的作用。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一体制的弊端也暴露无遗，印度经济的发展也越来越受到它的制约。自1991年之后，印度开始了经济改革，原来计划经济模式开始被打破，国外企业和国外资本开始进入印度。印度经济进入一个新的历史发展时期。目前的印度比较注重融入世界经济体系，经济发展速度和增长较快。因此，1991年可以算作印度经济发展的分界线。当然，目前的印度经济仍没有脱胎换骨，在体制上还没有彻底摆脱“管制经济”或计划经济的模式。

自独立以来，印度经济的发展虽然比较缓慢，但基本上仍保持一种增长的态势。几十年来，印度没有出现过大的人为的灾难，政策上也没有出现大的偏差。这也是印度国内部分人反对变革的原因之一。然而，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际形势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世界经济的发展一日千里，而印度经济就显得越来越跟不上形势，似乎被世界经济的快车抛弃了。在这种情况下，印度国内要求改革的呼声就越来越高，最后导致了1991年经济政策的大调整。

印度经济的发展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独立后到20世纪50年代中期；20世纪50年代中期到1991年；1991年到现在。第一阶段为印度模式的计划经济创建时期，第二阶段为印度模式的计划经济稳定和发展时期，第三阶段为改革时期。在印度经济改革以前，它的经济发展也并非一无是处。实际上，自独立以来至20世纪80年代，印度经济一直保持低速增长。20世纪80年代以前，它的年平均增长速度为3.5%，80年代提升至5.5%。到了90年代，由于实行了改革，其经济开始了高速增长。进入21世纪以来，印度利用科技人才积累的优势，更是弯道超车，占据了软件开发和信息产业的制高点，经济结构和总体的实力也发生了质变。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印度的经济改革是受中国影响所致。在中国改革开放之前，中国经济的实力与印度相差不多，某些时期甚至还不如印度。而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经济进入高速发展的快车道。这对惯于跟中国攀比的印度是个刺激，学习中国便成了其必然的选择。值得关注的是，在印度，即便是对中国不太友好的人士也呼吁学习中国或模仿中国。

20世纪90年代初，拉奥政府上台之时，印度国内正处于一个非常时期。彼时，印度国内政治动荡不安，通货膨胀严重，外汇储备下滑，经济一度严重衰退。拉奥政府的改革就是放松政府对经济的控制，鼓励私营经济的发展，降低国有经济的投资规模，减少国有经济对政府的依赖，对亏损的国有企业实行改造，将原来为国有企业垄断的行业向私营企业开放，以减少国有经济的垄断地位。它有限度地废除原来的生产许可证和经营许可证制度，除安全、战略和有污染的行业外，所有行业都对私营企业开放，电力、石油、天然气、航空运输、公路和港口建设等行业也打破了国有企业垄断经营的局面。

由于实行了经济改革，印度经济发展得到了全面的推进，经济增长的速度提高较大，某些产业，尤其是高科技产业，获得了较大的突破。进入21世纪以来，借助于海外印度人的帮助和搭上了经济全球化的顺风车，印度经济正处在独立以来的最佳发展时期，生产总值连续多年增长，外汇储备早就突破千亿美元。它的外汇储备在全球名列前茅，在每个行业都有2—3家具备国际竞争力的企业，成为外商投资的新目标。在新经济的代表IT产业，印度人更是大显身手。比尔·盖茨1998年在印度考察3个月之后预言：未来最大的软件开发大国既不是欧洲，也不是日本，而是印度。现在证明印度拥有全球信息产业首屈一指的人才库，任何国家都不能与之相比。由于与美国、日本和德国的汽车制造商合资，印度汽车出口也有了长足的进步。西方媒体预言印度将成为新的汽车制造中心。目前，印度的电影业、服务业、制药和信息产业都居于世界领先水平，制造业也迈开了大步，取得了跨越式增长。印度经济的规模和总体实力已经进入全球第一方阵，名列世界第五。

印度尝到了改革开放的甜头，将进一步加大开放的力度。虽然印度的经济环境还存在很多问题，但印度政府的改革政策将延续下去，印度也将因此变得越来越开放，其经济也会逐渐和世界经济完全接轨，成为比较合格的市场经济。

然而，印度的发展存在的问题还是相当多的。它的经济发展在地域上和产业结构方面都极不平衡，国际贸易份额偏低，进出口都很少。自21世纪以来，中国每年吸引的外商直接投资都超过400亿美元，而印度还不到30亿美元。它的社会贫困问题还没有解决，贫富差距仍然悬殊。按购买力计算，印度人均收入不到中国的一半，只到美国的2%，在地区和全球性大国中几乎是最低的。印度文盲率仍高于40%，有4.3亿人每天的生活费不到1美元。印度饮用水缺乏，电力不足，基础设施严重落后。它除了贫困、落后之外，还有沉闷的官僚体制和腐败。另外，谈到印度的发展，绝不能忽略它固有的种姓制度和国内宗教、民族矛盾，以及与邻国的紧张关系。总之，印度仍然是一个落后的发展中国家，还没有实现工业化。它要步入发达国家行列、实现经济腾飞，还是有许多包袱的，甚至是非常困难的。

不过，相对而言，印度也有一些优势。这些优势奠定了印度崛起的基础。而印度人自己雄心勃勃及外国人看好印度的原因，主要是它的经济发展仍然存在极大的潜力。首先，它的国家机器和法律体系在发展中国家显得相对比较健全、稳定，社会基本还算安定；其次，它的自然资源和人力资源在国际社会优势很大。印度国土面积不到300万平方公里，排世界第七位，但是可耕地面积却高达170万平方公里，排世界第二，养活它的13亿人口不成大问题。印度的物产比较丰富，矿产资源除石油相对比较贫乏之外，其他主要矿藏在全球均名列前茅。它的海岸线很长，控制的海洋范围很广，整个印度洋都在它的控制之下，战略地位堪称独一无二。它的地理位置优势及海洋资源可谓得天独厚。印度虽然文盲的比例较高，但它却是一个人才大国。印度政府对高等教育非常重视，在20世纪末就确立了它世界人才大国的地位；印度的大学为印度培养了数量不亚于美国的讲英语的科技人才库。依靠这些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人才，印度的高科技产业有了很大的发展。目前，美、英等国的科技人才中印度人的比例相当高。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印度在人才积累方面，目前在全球是数一数二的。但就科技人才的厚度而言，可能是全球第一。

另外，目前印度的海外移民在全球超过3000万，分布在全球110多个国家，仅次于海外华人的数量。他们的总收入超过2000万亿美元，相当于印度国民总收入的1/3。他们每年平均贡献给印度的数百亿美元的汇款是印度最大的外汇来源。在不久的将来，海外印度人的国际影响力和拥有的财富会和海外华人不相上下。他们的能量一旦被印度有效利用，对印度经济的发展将产生巨大的推动作用。

总之，我们应该看到，自独立以来，印度一直是在不断稳步发展的。它最近的发展势头证明它潜力极大。假以时日，它有可能取代中国成为发展速度最快、最具投资吸引力的国家。甚至，它的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赶上或超过中国也不是不可能的。

实事求是地说，中印之间目前的确构成了某种程度的竞争或攀比关系。受国际社会和国际学术界的影响，中国学者对印度越来越关注，同时也不断地就两国的方方面面展开综合的或某些方面、某些领域的比较研究。不过，中国人对印度没有丝毫的怨恨和嫉妒，而是积极地寻求机会改善中印关系，以增进双方的互信和加强与对方的合作。如果说中印之间有所谓的“积怨”和“嫉妒”，也可能是印度单方的或者说是西方人的想象。在印度所形成的那种“积怨”和“嫉妒”可能完全为某些印度人狭隘的心理作怪所致。当然，值得欣慰的是，也有不少印度人不断表现出对中国的欣赏、钦佩和羡慕，这里面并没有多少嫉妒或敌视的成分。有不少印度人认为“印度像中国那样做就好了”，或是主张印度应向中国“那个方向前进”。事实上，有相当多的印度人对中国是相当肯定的，同时对中印关系也是持积极、乐观和期望的态度的。我们应该了解一个全面的印度，对印度人的中国观应该有一个客观、准确的认识，否则我们也会陷入某种认识的误区和思维的定式。当然，反过来也不能否认有个别中国人由于某种无知和偏执而对印度存在着相当大的误解和偏见。

在孟买的几天，Jose陪我再次游览了印度之门、海滨大道等著名景点，参观了《印度时报》总部。我按计划带Jose与中国驻孟买总领馆的总领事及其他官员见了面。我请他们在孟买最好的一家中餐馆吃了饭，代表圣雄甘地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向他们表达了一些愿望，顺便向他们发出了邀请，请他们在方便的时候访问喀拉拉邦，到甘地大学做客，发表演讲。我当时2—3月正在甘地大学国际关系与政治学院以住校“博学学者”（Erudite Resident Scholar）的身份讲学，费用得到印度喀拉拉邦政府的资助。此前甘地大学的五位住校“博学学者”都是诺贝尔奖获得者。我这位后继者忝列其中，很是荣幸。印度的情况也证明请诺贝尔奖获得者来讲学并不需要花大价钱。他们的待遇与我相同，吃住都很普通。花大价钱请人、诱之以利是很笨拙的办法。

在甘地大学那段时间我在印度跑了不少地方，参加学术会议并作报告。去孟买大学访问也是去德里开会顺访。我抵达孟买之前刚刚参观了阿旃陀和埃洛拉两个印度最著名的石窟，了却了平生夙愿。

在与领馆的朋友见面时，领馆的领导带来了一位孟买某智库的kulkarni博士，算是引荐给我。kulkarni博士是印度Observer Research Foundation Mumbai的主席，致力于中印友好与学术交流，也从事中印比较研究。我们有一些共同的朋友。我们一见如故，相谈甚欢。后来，他受印度文化关系委员会的资助，来中国访问，在中山大学搞讲座，我也曾经出席，跟他再次相会于广州。

那次午餐花了我六千多卢比，让我有点吃惊。这比我从科钦飞奥兰嘎巴德再飞孟买的联程机票都贵。孟买的中餐太贵了。

在孟买期间，应我的要求，Jose还陪我到孟买大学附近的一个所谓的贫民窟转了转。那里的居住条件的确够艰苦，但也似乎并没有那么恐怖。或许我看到的只是表象，残酷的真实是过客难以管窥的。不过，一些观光客的猎奇报道或传说可能也有不少夸张的成分。不少国人对贫民窟形成的原因及那里的居民生活现状似乎并不太了解。Jose说那些贫民窟实际上是外来务工人员占用公共用地造成的，他们并不是世代拥有恒产的城市居民。这跟美国或拉美的贫民窟可能不是一个概念。

Jose是印度共产党员，学术或教职似乎只是他的第二职业。他的专职应该是共产主义运动。他不少时间和精力都奉献给印度的共产主义事业了，为此还不少坐监狱。这似乎都成了他的辉煌，增添了他的光荣履历。他有不少著述，关注点主要有二：一是印度下层百姓的困境及其抗争；二是印度的共产主义运动和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对于印度下层百姓的生活困境及其抗争，他是非常了解的，也有着较为权威的发言权。他向我系统而客观地介绍了孟买贫民窟的现状及历史背景，澄清了我以前的不少误解。我想，以他的共产党员的身份和一贯的立场，他没必要为印度政府说好话，也没有必要替印度遮丑。毫无疑问，他是一个非常诚实的人。

为了体现对那里居民的尊重，我走过拥挤的小巷时没好意思拍照。Jose也不希望我拍照。所以我干脆连照相机都没带，手机一概免用，免得惹人侧目。

路上，我一面调侃Jose，说他其实是资产阶级的教授，一面与他交流关于中印城市化异同的问题。2010年秋，他曾被我请到广州讲学，与我合作进行中印城市化的比较研究。不过，我们两个在研究方法和基本观点上差异很大，最后也没能作出一篇文章。最后，我自己弄了个研究报告，结束了一个横向课题的研究，中印比较没有发生。

以我的观察，中印城市化属于两种完全不同的路径，差异极大。甚至可以说，中国的城市化在人类历史上恐怕也非常奇特，速度较快，堪称独一无二，与印度也没啥可比性。

这个世界已经处于高度城市化的时代，而且城市化还在高速增长，飞快发展。统计数字显示：2010年，世界上大部分人口居住在城市，实际上2008年已有了一个里程碑式的变化。到2050年，全球城市人口的比例会达到70%。高度城市化时代在中国也早已经悄然降临；或者说，中国已经步入全面城市化的时代。中国的发展模式将随之发生根本性的改变，现代化的程度也将更加全面深化。目前，中国经济、社会的结构已经发生了重大的转变，而且将随着城市化的推进发生更加彻底的转变。中国传统的农业、农村将彻底消失，作为中国社会中最大群体的传统农民也将不复存在（而代之以数量有限的“新农民”）。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方面的发展将随之达到新的高度。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诸多领域的联系也将更加紧密，生产力将大幅度提高；城乡差别即将消失，户口限制即将取消，中国将出现规模空前的人口自由流动。中国经济发展的市场化程度也将因之大大提高。高度城市化是中国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的一个必然结果，它也已经成为目前中国改革开放与科学发展的一个综合的方式或手段。这一点印度与中国截然不同。相对而言，印度的城市化发展节奏较慢，但相对比较稳当、节俭。

不过，任何国家城市化的路径都不是现成的，也不是笃定安全的。中国的城市化注定充满了许多变数、困难和风险，因为它本身就是更进一步的变革和实验，是更加系统的改革，或者说是升级版的改革方式，正像中国以前的改革一样，需要我们认真探索，避免出现大的失误或错误。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城市化既然造就新的发展模式，那么它也必然意味着一种新的管理模式。然而，这种模式不是现成的。即便是有别的国家的现成经验可供借鉴，中国也需要一个认真学习和消化的过程。总之，中国的城市化需要新的执政理念和管理模式，这种理念和模式有待于我们探索和建立。中国的城市化走在了印度的前面，那么能否说中国的城市化模式比印度更先进呢？下这个结论或许为时过早。不过，相对而言，印度的城市设施比较落后，各方面管理也比较滞后。这都是显而易见的。印度人对中国基础设施建设的发展是非常羡慕的，也引进了不少中国的基建队伍帮助它建设城市和交通设施。比如印度各大城市的地铁建设，基本上都有中国建筑公司的参与，或者说充当主力。这是中国对印度城市化的一种支援。

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从转型和综合发展的角度来说，城市化也是一个大的命题。谈现代化不可能不谈及城市化。城市化是现代化发展的必然结果，而且也是现代化发展到高级阶段的必然产物。而目前，城市化也是中国现代化建设或现代化过程中需要解决的综合课题和最大命题之一。同时，城市化或城市化的程度也是衡量中国现代化程度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评价标准。我们需要认真思考城市化问题并重新定义中国自己的城市化概念，而在政策和实践层面更需要做出调整，以避免重复建设和资源浪费，更需避免严重城市病和环境破坏的出现。

目前，中国的城市化研究依然非常薄弱，大多数人对城市化的概念都不甚了了；理论界就这一问题存在着一定的混乱，甚至错误的观念仍在大行其道。由于理论研究的不足和错误观念的误导，中国的城市化曾经走了不少弯路，也有不少教训。中国的城市化需要更多的理论指导和学术支持。随着城市化的推进，各种问题和压力也随之产生，新的问题和挑战也将不断出现。这对政府的执政能力和管理能力都是新的考验。经济的持续发展与增长、养老与扶贫、就业压力与失业问题、社会福利与社会保障、生态与环境保护、土地资源的开发与利用、房地产业与房地产产权、移民与治安问题、劳资关系等，都需要有系统而长远的应对策略。行政管理部门不能头疼医头、脚疼医脚，也不能分割看待、单独应对。中国未来的发展，无论从国家的层面还是各级地方政府的层面，都要有城市化的整体思维和视野，要统筹安排，系统规划。

中国城市化的程度、速度和质量决定着中国现代化的程度以及中国社会与经济完成全面转型的速度和质量。城市和城市化的程度怎样影响和决定着中国未来的发展？如何判断中国城市化的得失？中国需要怎样的城市化？城市化又能给中国社会的发展和全面转型带来什么？这是我们需要认真思考和反复讨论的问题，绝不能满足于现状或已经取得的某种有限的成功或成绩。

当然，印度的城市化问题也很多。不过，印度的城市化速度跟中国绝对不可同日而语，完全是两个概念。然而，我觉得在城市化方面，慢一点未必就是劣势或缺点。印度城市化的一大特点就是比较自然，或曰顺其自然，没有以建设项目或基建工程及房地产业为先导。

附：在中山大学听印度朋友做报告

2015年4月29日，应中山大学亚太研究院黄迎虹博士之邀，去他们那里听来自孟买的印度朋友Kulkarni博士作报告，并共进晚餐。我下午4点出发，先沿江漫步，然后乘一辆揽客的电动车至中大北门，穿校园至亚太研究院，领略了临江大道的珠江美景和中大北门的风光，也观赏了中大的校园景色。中大校园挺漂亮的，历史和植被均被精心保护下来了。中山大学就是不一样，这方面做得很好。在亚太研究院我见到了Kulkarni夫妇。小黄在为他们订票。他们刚下课，还在跟研究生一起讨论甘地，遗憾我没赶上这节课。不过，他下面还有个校级讲座，我是冲着这个讲座来的。

在那里，我还见到了亚太研究院的几位领导，一起合影留念，随后一起晚餐。印度领馆负责文化事务的Manoj领事也在。我与kulkarni博士相见恨晚，相谈甚欢。实际上，我们早在2012年11月就在孟买见过面，还在一起吃过饭。而且，那顿饭还是我请客。这是晚餐闲聊时我突然想起来的，或者说是突然发现的。我的某些记忆被他唤醒了。

讲座晚上7:40开始，有二十多人参加，主要是中大的本科生。他们那个院的研究生据说有课，没法来听。

kulkarni博士的演讲深入浅出，通俗易懂，是非常成功的。问答环节，听众非常活跃，提出了不少高质量的问题，还有相当深度的评论。中大的学生真不错，英语很好，知识面宽，了解情况，问和评都很在点。印度朋友对他们也很赞叹。我觉得那些发言或提问的学生真的不比研究生差。乘Manoj领事的顺风车回家后已是晚上10点。印度朋友Kulkarni第二天将在华南师大演讲，5月1号去深圳大学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