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天网上在传一个所谓渣男辱骂两位女士的视频。场景好像发生在北京的地铁里，也算不上有多火爆吧。从流传的视频上来看，那个男青年的确表现恶劣，两个女性的应对则非常得体，没有吐一个脏字，但不知他们之间的争执因何而起。从目前事态发酵的状况和进展来看，此“渣男”遭到了人肉搜索，网上又有了一件吸引眼球的热点或大事，举国上下都在声讨、谴责此男，一时半会儿还真消停不了。然而，此事本不至如此的。为何地铁里就没人出面圆场、劝阻一下呢？他们坐视事件恶性发展，听任该男恶劣表演，让他的丑行表现得淋漓尽致，似乎在看个有头有尾的小品，而且有人得到了一个比较完整的录像，最后分享给全天下，让世人体验道德的优越感。好像非得这样周围观众才过瘾。殊不知，当场没人制止和劝阻，但却心安理得地观战、录像，这本身就不是多道德的行为，这视频能有多少高尚的动机和内容？看着两个女性受欺负，为何不管不顾，只管看戏或忙于录像？扪心自问，出现了这场合，自己都在哪里？都在干啥？下次碰上了，自己咋办？没一个人提出这个问题，反倒忙于人肉搜索那个所谓渣男。在我看来，最该批评的还包括这一车厢沉默的观众。

这种场面我们可能都碰到过，现场的当事人或受气者往往希望有人仗义执言，替自己说话或是帮忙。可惜的是，近些年来，这种可能性越来越微乎其微了。真可谓人心不古，世风日下。

我这里想讲的是多年前，具体而言是2002年11月2日，我在印度科钦遭遇一个醉鬼纠缠的情形。刚好最近我又要去科钦，便把这段陈年往事翻出来讲一讲。其实也就是一笔流水账，当初所遇也不是啥大麻烦。

当时，我正在印度的喀拉拉邦戈特亚姆（Kottayam）地区的圣雄甘地大学作访问学者。戈特亚姆不是海滨城市，离海港城市科钦还有一百多公里路程。它被称为印度的梵蒂冈，是印度的基督教中心，基督教和天主教教徒或信众很多。那里还有另一个特点就是识字率百分之百，开创了印度识字率的最高纪录。这种识字率恐怕也差不多是全球最高的吧。整个喀拉拉邦识字率都很高，风俗淳朴，百姓善良守礼，安居乐业。在那里你可以看到一个完全不一样的印度。整个喀拉拉邦也被誉为人间天堂，所谓“God’s own country”——这是喀拉拉邦在印度的别称。不过，喀拉拉的本意是椰子之地：Land of coconut。那里濒临阿拉伯海，风景如画，青山绿水，河网密布，到处是湖泊，算得上是鱼米之乡。另外，喀拉拉邦被誉为全球第一个选举产生的共产主义政权。那里的人大多数信仰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是印度共产主义的大本营之一。不过，2002年正赶上印度经济的大萧条，让第一次到印度的我感到很不适应，所到之处看不到什么现代建筑。戈特亚姆市当时也显得像个落后小城，商业似乎不算发达，现代的时髦商品非常匮乏，尤其是缺乏数码、电子产品。尽管住在郊外的大学校园，但我很快熟悉了那座小城，步行两三个小时几乎就可逛遍该城的每一个角落。我当时想购买一个数码相机的存储卡，但被告知只有喀拉拉邦第一大城市科钦才有，那里有个索尼的专卖店。没办法，我决定去科钦购买，顺便逛逛。

科钦我曾无数次路过那里，也专门访问、参观过好多次，但这次去却挺费劲的，是坐长途大巴、在藏族青年学生T君的陪同下成行的。我们在那里玩了整整一天，晚上10点多才回到甘地大学。

T君是甘地大学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院的研究生，20来岁，在那一带一个学院读的本科，非常熟悉周边的环境。他为人谦和、低调，但也八面玲珑，善解人意，很会说话。T君深藏不露，非常随和，轻易不表达自己的观点，但他其实是很有头脑和个性的，有不少自己的体悟和观察。他乐意与我分享他的一些对印度社会的看法，有些观点估计他是不会跟印度朋友讲的。他一般是不会表露自己对印度或印度人批评性的意见的。他的英语很好，也见多识广，但他并不是一个喜欢死读书的书呆子。相反，他好像并没有什么学术追求，最后也没攻读博士学位，而是在印度北方他们的一个聚居点（settlement）成了一个类似于村官的基层干部。他当时一直没找女朋友。不过他说自己可能不会找印度女孩做女朋友。当地女孩几乎没有自由恋爱的，婚姻几乎都由父母安排。据他观察，印度妇女没有多高地位，她们善于从一而终，而且，一旦有人看上并追求她们，她们往往受宠若惊，但也可能会不知所措。当然，自由恋爱需要极大的勇气，一般少有人尝试。不过，自由恋爱也不被视为啥伤风败俗的事情。

原先我也没有邀T君陪同我去科钦。他头天晚上说是要去另外一个地方办事，没说去那里。但当天一大早在路边停车点我刚好碰到了他。他说也要到科钦去办事，正好同路。T君或许并不是要去科钦办事，他只不过是临时修改计划，陪同我走一趟。他本来建议一位尼泊尔青年陪我前往的，但尼泊尔青年走不开，他便主动代替，甚至提前很久在马路边等我。说实话，我当时并无感激之心，现在回想起来感到羞愧，我应该感谢他的陪同才对。我有时喜欢独往独来，这并不是一个多好的习惯。我此前也无意邀谁同行，包括那位尼泊尔男孩。我后来一直后悔在那几个月里没有拉T君一起在周边多玩些地方。他是喜欢游玩的，有时间陪我，也非常乐意效力。尼泊尔男孩也天天待在校园，除了读书，闲着没事儿。我们三个也曾一起出游，但是次数不多。尼泊尔男孩相对更喜欢读书一些，他最后以他们那一届研究生第一名的成绩毕业，我一直到现在都与他保持联系，也在加德满都见过他多次。他们家与尼泊尔王室关系密切。

科钦离甘地大学有150公里的样子，通火车，也有客船，但坐汽车（bus）更方便，顺路车很多。当时单程车票只需10卢比，现在只相当于人民币1元，当时也不到2元。印度的公交网络是很发达的，交通非常便捷，车票更是极其便宜。

我这里说的科钦实际上是由两个姐妹城市组成：一个是科钦，主要是港口；另一个叫安那库拉姆，是座老城。不过，在中国印制的印度旅游图上，只有科钦一个地名，而没有安那库拉姆。在印度的地图上，两座城市是分开的，都有其名。这两座城市现在实际上已经连为一体。叫科钦的那座城市原来只是一个港口，但现在越发展越大，商埠林立，人口越聚越多，成了一个经济中心。它成了印度西海岸著名的港口城市，每天的货物吞吐量在印度名列前茅。另外它还有一个国际空港与全世界相连。因此，安那库拉姆反而成了它的附庸。我这里所说的科钦实际上就是大科钦市：科钦港区加安那库拉姆。

说科钦是大城市也只是相对而言。它比戈特亚姆大得多，是喀拉拉邦的主要大城市之一，其人口和经济地位在该邦是数一数二的。不过，与德里、孟买、加尔各答、钦奈、海德拉巴、艾哈迈达巴德等城市比起来它却小多了。然而，即便如此，它的市区人口也有一二百万，在印度也算是有名的大城市。

我和T君一大早在甘地大学门口坐上车，两个小时左右就到了目的地。印度司机喜欢开快车，两个小时跑150公里算是慢的了。我们先在安那库拉姆下车，坐船直接去了港区，即小科钦。我们一天的时间里主要在那里玩了；在安那库拉姆我们没怎么玩，只是吃饭、购物。

科钦实际上位于一个天然潟湖的出口。几个小岛错落有致地形成了一个包围圈，将海挡在外面，里面的湖就成了天然良港。潟湖周边地区的货物出海都要经过那里。该港自古就是一个经济中心。那个潟湖形状像个丝瓜，面积不小，周边有好几个城市，戈特亚姆也处在潟湖的东南角，科钦则处在湖的西北角，刚好对角。从戈特亚姆坐船可以直接去海滨，当然也可以直接去科钦，但那要慢多了。

科钦显得繁荣而干净。那里略有一些高楼大厦，一些商店的门面和内装潢还算体面。值得赞赏的是，那里的环境没怎么受到污染，建筑也不拥挤。那里的湖水非常干净，岛内岛外垃圾不多，岛上建筑物错落有致，到处可见到树林和草地。不过，那里的海滩比我在附近其他地方见到的海滩要差很多。毕竟，科钦大城市，生活污水的排放不可能不污染海水。但是，能维持在那个水平已经很不容易了。

科钦有很多外国殖民者的历史遗迹。那里有很古老的犹太人的教堂和葡萄牙殖民者在16世纪建的教堂。那是我们参观的重点。我们还看了荷兰殖民者的墓地，这些都是T君带我看的。T君对科钦非常熟悉，那些景点都是他看过的。

科钦是欧洲殖民者最早抵达的印度城市之一，16世纪就已经被葡萄牙人和荷兰人占据。而在此之前犹太人、阿拉伯人和中国人早就在此经商、定居。这些人都留下了大量的历史遗迹，而这些遗迹现在都比较好地得到了保护。我发现印度人对于西方殖民者态度很有趣。他们对当初的殖民者相当宽容，并不渲染太多的仇恨。他们有的人提到那些历史遗迹时反而有几分自豪的样子。事实上，喀拉拉地区在印度独立之前一直有三个土邦（princely states）存在，并不直接隶属于英属印度管辖。

在所有的景点中，我们最先看到的是著名的“中国网”（China Net）。那是科钦非常著名的一景，由于位置显著，游人很难错过，我刚到甘地大学就有很多人向我提及。所谓“中国网”就是吊在海滨和湖边的一种巨大吊网，坐在船上就能看见。那些吊网有十几个，非常大，每边都有一两丈宽，而树立的网竿则足有20米高。据说吊网是好几百年前中国船队留下的遗迹。也可能是当初中国人教会了当地人制作并使用这种形式的吊网，因而当地人便在海边树立了这种巨大的吊网以示纪念或感谢。这种网如今已经成了当地旅游业的标志，水边随处可见。

公平地说，在喀拉拉邦，除共产主义的信仰之外，中国还因历史上与喀拉拉的关系而受到广泛的尊重或好感。应该说，历史上的中国人留给喀拉拉人的全是美好的记忆。可以说，在喀拉拉邦，历史上受中国文化影响甚大。中国与那里的贸易至少持续了十好几个世纪，商船往来不绝。中国商人在那里的活动远比中国僧人的影响大。中国的茶叶、丝绸和瓷器的输入大大改变了那里的经济水平和生活方式。那里的人至今称茶为“Chai”，与中文“茶”的发音很接近，而与英语之tea大相径庭。而这一词也是全印度的通用语。到了明代，庞大的官方舰队的到来更是令当地土王、酋长对朱明王朝俯首称臣。然而，中国并不搞殖民统治，而是积极地帮助当地百姓发展经济，造福一方，这与后来的欧洲殖民者的作派形成极大的反差。而当时，郑和率领的舰队比后来的葡萄牙人、荷兰人以及英国人的船队都要强大得多，有足够的实力施行武力征服。然而，中国人并没有进行全球的殖民征服，也无建立海外殖民帝国的野心。这在有些人眼里似乎不可思议，当作千古之谜来看。这没有什么奇怪的。因为中华文明是拒绝输出武力和血腥的，对外也是不欠债的。应该说，中华文化的对外传播大都是积极的，促进了世界文明的进步与发展。在我看来，喀拉拉人民对中国是心存感激的，否则不会几百年后还对中国念念不忘。因为自明朝永乐帝之后中国从官方的角度与喀拉拉已经失去了联系。有人试图抹掉印度人民对中国的一切美好记忆，然而喀拉拉人民始终对中国难以忘怀，实在是难能可贵。这也是我们的祖辈积德行善的结果。所谓种瓜得瓜，种豆得豆。我们应该珍惜这种良好的国际声誉，并将其发扬光大。

印度有人认为中印文化交流印方一直是顺差：出多进少，甚至是“单行道”，包括相当一部分中国人也这样看。这其实是一种不该有的误解。中国对印度的文化输出也相当多，四大发明多是通过印度传到中东和欧洲的。印度对中国的文化输出主要是佛教。我们应该感激印度文化对中国的输出，然而，中华文化对印度输出的也都是积极、健康而实用的东西，而且物质的东西与精神的东西并重。而印度对华的文化输出多是精神性的东西，其作用可能被人夸大了。有的中国人甚至认为印度文化的对华输出副作用大于积极作用，这可能有些言过其实，应该批评。不过，印度的宗教文化本身就有一定的局限，对中国文化的影响没必要太夸大。就商品或物质文化的输出而言，古代中国对印度乃至全世界绝对是顺差，中国的丝绸、茶叶、瓷器及其他商品的输出是连贯而有组织的，对印度经济的发展所起到的作用绝对不容低估。而精神文明的输出，包括科学技术的输出，中国对印度或许也应当与印度对华的精神输出等量齐观。中国人在喀拉拉大地留下的历史遗迹和文化遗产足以证明这一点。

最值得一提的是，中国人还在那里传播了武术，使中国武术在那里播种、生根、发芽、开花、结果。喀拉拉邦在印度被誉为武术之乡，这与郑和的船队的文化传播大有关系。现在不少人都在说中国武术源自印度，并从菩提达摩身上找源头，这其实是个美丽的误会。印度武术其实来自中国，而不是相反。有印度专家也特意跟我谈到了这一点。印度真正的专家知道印度武术是咋回事。

印度文化基本上是围绕着宗教文化发展起来的，它有很多普世价值，但有时也充满了神秘主义和愚昧落后的东西，不似我中华文化之富有乐观向上、积极进取、经济实用之精神，亦缺乏恢宏广博、全面发展之内涵。中国历史上政治、经济、军事、教育、文化艺术都齐头并进、综合发展，居于世界领先水平，综合国力在18世纪以前几乎一直冠绝全球。而印度文化却稍欠协调，某些领域极发达，有些领域却极落后、弱小。中印两国人民不能数典忘祖，但也不能太念念不忘其对世界的文化输出。现在中印两国人民需要思考我们当前在文化上能给这个世界贡献什么，而不能过多沉醉于历史的辉煌。

科钦在中国历史文献的记载里多次出现。在郑和的时代，它的中文名字是柯枝，跟今天它的当地发音完全一样。科钦的名字今天称为柯奇或科奇才对，因为印度政府最近对这个带有殖民色彩的名字有调整，换上了柯奇的名字。柯枝其实更符合柯奇的发音。科奇也好，科钦也好，跟柯枝都是一回事。这个城市早就存在，历史上是一个小国的首都。它自古就是阿拉伯海滨连接印度洋海上丝绸之路的一个贸易中心。

在我们排队购买从安那库拉姆去科钦港的船票时，遇到了两女一男三个韩国人。我们自然地互相注意到了对方并友好地打了招呼。因为在印度人中间，大家都是非常醒目的。他们是韩国一个医学会的，来此是为了参观一个印度香料和草药市场。说白了，就是来印度买草药的。那个男的是一个医生，有医学博士的头衔，自我介绍系韩国传统医学世家。他将韩国的传统医学称为韩医，其实就是中医或汉医。他脖子上挂着一个巨大的数码相机。我们到了岛上后合影留念，然后就分别了。他们许诺将拍到的数码照片发给我和T君，但后来并没有寄来。我与T君给他们分别去了电子邮件，也没有回音。

第一次去科钦，玩得还是挺开心的。T君是个非常称职的导游。美中不足的是，在轮渡上，一个当地醉鬼向我寻衅，惹得我很不痛快。那个人有40来岁，个子不高，也较瘦弱。他在排队买票时就听到了我与韩国人的交谈，知道我是中国人，也了解了T君的身份，然后就一直在那里跟我们絮絮叨叨说话，但我们谁都没怎么搭理他。他上船后不顾礼貌，跑到我的跟前粗鲁地打断我与韩国人的交谈，气势汹汹地向我提出了一连串的富有挑衅性的政治问题，引起了众人的瞩目。我无视他的存在和提问，继续与韩国人交谈，试图使他知难而退，别自找没趣。不想此举激怒了他。他挥拳撸袖，宣示他的愤怒；又时而对我怒斥，时而卡腰断喝，一副想给我点厉害看看的样子。见我只管侧身与韩国人交谈，对他仍不理睬，他干脆动手拉我，非要我回答他的问题不可。那些问题互不关联，跨度很大，让人觉得莫名其妙。他的两个不太敏感的问题是：一、中国为什么走资本主义道路？二、中国干嘛听乔治·布什的？当然，他还有更具挑衅性的敏感问题，让我在公众场合很难接腔。

他见即便是拉我我仍不理他，有点激动，最后他干脆动手推我。旁边的韩国人和T君也一直劝他不要纠缠我，让他走开，但他仍是一副无赖相。旁边的印度乘客都面无表情，麻木地观望着，没有人制止他，也无人支持他。我发现，在这种场合，印度人无人趁势起哄，但仗义执言、打抱不平的也不多。他们虽然对那人的行径很看不惯，但是没有人批评他。这或许就是印度式的宽容吧。那人独自表演了一会儿，见没有任何人配合，可能觉得自己有些下不了台，于是闹得越发起劲了。我实在忍无可忍，站起来当胸推了他一下，将他推了个趔趄。我厉声命令他离我远点，警告他别用手碰我，否则我就不客气。他看我凶了起来，一时有些呆傻，露出一副怯懦、猥琐像。他可能并不胆大，不太崇尚暴力，只是酒壮了胆。事实上他似乎被我吓住了。其后，船上的工作人员过来将他拉开，他便变得老实了。不过，刚消停不到三分钟，他又走过来打扰我，对我口称先生，并声称他是一个穷人，让我回答他莫名其妙的毫无关联和内在逻辑的问题。我不得不再次发火，高声呵斥他，让他走开。船员也不得不再次过来将他拉开。非常有意思的是，那艘船上的工作人员在拉他的时候对他也非常客气，没有对他有一句申斥和一个野蛮动作。过了一会儿，那人似乎又缓过劲来，再次鼓足了勇气，嚣张地咆哮起来，似乎在谴责什么。后来，船上一个工作人员只好站在我与那人中间，阻挡他接近我。T君也从旁边不断地阻挡他向我的进攻。我当时一直稳坐在我的座位上，对他仍不理不睬。他竟因此越发来劲，几次试图突破阻拦向我扑来。我几次站起来想给他两下子，但旁边的韩国人拉住了我。这当然是对的。身在国外，卷入暴力冲突会有大麻烦。况且，那人也没啥恶意，完全犯不着对他动手。

后来在下船时，他又拉住T君，一副质问的样子，似乎很奇怪T君为何跟我同行并护着我，还问他是怎样学的马拉雅拉姆语。T君两次用力将其推开以摆脱他的纠缠，一次差点将其推倒。我们到了岸上之后他倒没再来骚扰我们。在我们与韩国人拍照合影并留下通信地址之后，他才凑过来，试图想继续搭讪，看没人理他，便无趣地离去。据那位和韩国女子坐在一起的印度女孩讲，这个醉鬼在排队买票时曾对其进行性骚扰。T君说他在买票的时候就已经发现此人是个醉鬼，因为他身上酒气熏天。他说此人上午就这么醉醺醺的，不知道到了下午或晚上又会醉成什么样子。我曾经认为印度人喝酒的不算多，酒鬼也不多，当时我还是第一次在印度的公共场合碰到喝醉酒的人。不过我后来了解到喀拉拉的穷人不少嗜酒如命，每到下午，酒铺柜台前排起长队，常常是一醉方休，烂醉如泥。在那里，酒是政府专卖的，消费是严格控制的。鉴于穷人酗酒现象成了严重的社会问题，当地政府曾长期禁酒，不允许私人经营酒业。为此，共产党与国大党在喀拉拉邦长期较劲，相关政策摇摆不定。尽管当地曾禁止酒业私营，但地下交易仍在进行，一些有许可证的专营酒馆或酒店仍有酒卖，一天到晚喝得烂醉的酒鬼到处可见。

与这个酒鬼之间的纠葛是很煞风景的一幕，算是那次科钦之行的一个遗憾。当然，那也算得上是最大的收获。这种情形很难碰到，也无伤大雅，算得上是一次难得的经历吧。他也算不上是个坏人，只是有点酒意，在公共场合想表现一下。他能说些英语，按说应该受过一定的教育，文化水平还是不错的。我对他其实没啥恶感，只是当时在船上被他纠缠觉得很难堪，一度想跟他过两招。

我当时去科钦的主要目的是为我的数码相机购买一个存储卡（记忆棒）。上午曾在安那库拉姆的轮渡码头旁边的一个商业区里搜寻了老半天，但是并没有找到我需要的东西。据说那是科钦最大的商业区。下午我们吃过饭后，便又开始搜寻，最后在天已经擦黑的时候终于找到了索尼公司的专卖店“索尼世界”，里面有我需要的存储卡。不过，那个存储卡价格之高让人咋舌。一个32MB的存储卡竟然索价75美元，64MB的还要翻倍。问为什么这么贵，答曰为关税的原因。这一块存储磁卡，在中国只相当于75元人民币，在印度却要翻好多倍。要买，觉得太贵，不值；如果不买，别处买不到。而且，科钦之行有点专门为此而来的意思，于是我咬咬牙买了。我误以为这价格有诈，决定投诉他们。我索要了发票和收据，还照了相，最后悻悻地离去。我们开头就要发票和收据，他们开头没给我，可能是忘了。后来我不得不再次掉头回来索要，为此浪费了一个钟头。

我后来给索尼公司印度总部写了信投诉，他们责成班加罗尔的分部过问。根据他们的回答，科钦“索尼世界”的价格无诈。我不得不自认倒霉，就此罢休。我因此对印度的贸易保护主义有了直接的认识。这种贸易保护不利于刺激消费，也不利于它的经济发展，吃亏的是消费者。由于印度没有太多的出口，所以它敢无限制地加收关税。因为它不怕别国的关税报复。因为印度到处都是贸易壁垒，外国产品很难打入印度市场。由于当时印度国内民众收入低，很多高档商品消费不起，经济发展很慢。当时，在印度，空调、电脑、手机、相机都不太普及，汽车用户也不多。当然，很多穷人连冰箱、洗衣机之类都没有。不过印度当时电视机比较普及，几乎家家都有。所以印度拍电影和电视剧是赚钱的行当。电视的普及是印度电影业繁荣的基础。在印度不仅有孟买所谓的宝莱坞，另有好几个城市都有发达的影视制作工业，从业人员相当庞大。喀拉拉邦也是有自己本土的电影业的。

当时我在印度也没有手机，但武装了笔记本电脑和数码相机。而德里的中国人，似乎人人一部手机，笔记本电脑和数码相机并不一定有。后来我回到德里，也没有买手机。当时一位朋友预言我不得不很快买一部手机，因为德里的中国人离开手机没法生活，聚会和介绍工作很不方便。但我硬是没买，也凑合着生存下来了。我临去印度前，有人建议我买一个，但我觉得没必要。我小弟曾要把他的手机赠送给我，但我拒绝了。我当时对手机是排斥的。在印度当时手机很贵，质量又差，我觉得用处没那么大，还是不想买。不过，其他朋友都有手机，常常互相邀约、聚会，能提供不少揽活儿的机会。某些有手机的朋友当时不少赚外快，忙碌得很。我也曾偶尔当过替补，挣过一点儿美元。有朋友穿越整个德里来找我，为我提供挣钱机会，让我感动。不过第一次打工挣钱是我在一个中国商品展览会上自己揽到的，结结实实忙碌了两天，还曾跟着他们去了泰姬陵免费参观了一下。那是我第一次去泰姬陵，竟然是全程免费。后来我又去过好几次泰姬陵，好像也都是免费，都是陪团去的。

在科钦街边一个停车点看到一个怪人，实际上是一个皮肤若鳄鱼皮的病人，其人还戴个眼镜，有一个女的陪同，可能是他的妻子。此人病症没有以前见到的其他特殊类型的病人严重，但也够让人感到恐怖的。据T君讲，这些人并不传染，他们有的还有家庭和孩子。但是，这似乎应该是一种血液病。

在科钦我们还吃了一顿难忘的“中国饭”。我们中午在岛上随便吃了点东西，下午5点钟的时候来到一家气派的中国餐馆准备大餐一顿。那个餐馆据T君讲非常有名，价格也的确不便宜。我点了两荤一素三道菜，给我们两个一人要了一份鸡汤和一份鸡肉面条，一共五道菜。这一顿饭在当时无论如何是相当丰盛的，但是我并没能大快朵颐。我只是消灭了我的汤和面条，对其他菜基本上没动筷子。那些菜我尝了尝，就不再碰了。其中一份“糖醋鱼”给我的印象很深，其味道很奇怪。我问T君那鱼味道怎样，他连称好吃，于是那些菜便全归了他。他不一会儿便风卷残云般地将那些菜全部吃掉了。晚上回到戈特亚姆，在T君的引导下，我们又在一个高级餐馆饱餐一顿。那顿饭我感觉比在科钦好多了。

当天的旅行可谓高潮迭起，奇遇不断。晚饭后在去车站的路上，夜色里，我们见到了一个非常奇特的场景，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然而，由于此事不是一种积极的现象，还是不说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