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4月，由中国暨南大学、印度尼赫鲁大学和法国查里·梅耶基金会发起并组织的“中国—印度电影与文化交流活动”分别在中国的广州和印度的新德里举办。该活动分两个阶段，在两个国家分别进行。该活动的第一阶段（4月6日—11日）为“印度电影文化研讨会”，由中国广州的暨南大学承办。该项活动的第二阶段（4月15日—21日）为“中国电影周”，由印度国际中心、印度尼赫鲁大学承办，印度伊斯兰大学等机构协办。整个活动由中国暨南大学赵轶峰教授、印度尼赫鲁大学马卡兰教授和法国查里·梅耶基金会古斯塔瓦·马林博士统筹安排，全部费用由法国查里·梅耶基金会资助。我本人应邀作为赵轶峰教授的助手参与了整个活动的组织工作，负责落实一些具体事务。

该项活动的宗旨是增进中印两国的文化交流和两国人民的相互了解。整个活动跨时虽长，且分开进行，但进展顺利，效果良好，达到了中印两国民间相互交流、相互了解的效果，同时也扩大了中国电影的国际影响。

该项活动的中国部分历时6天，主要项目是放映印度电影、研讨印度的电影文化并进行学术交流。参加活动的外国来宾有：查里·梅耶基金会负责人古斯塔瓦·马林先生（Gustavo Marin），印度尼赫鲁大学语言与文化学院教授、批评家兼国际社会活动家马卡兰·帕兰杰普（Makarand Paranjape）博士，印度伊斯兰大学（Jamia Millia Islamia University）媒体与电视学副教授兼作家、电影制作人、批评家索希妮·高什（Shohini Ghosh）博士，以在电影《风暴》（The Sandstorm）中的杰出表演获得Santa Monica电影节最佳演员奖的国际著名电影明星南迪塔·达斯（Nandita Das）女士，印度年轻一代导演的杰出代表迪乌·百内加尔（Dev Benegal）先生，新德里印度国际中心项目主持人、电影节组织专家拉尔萨瓦姆莲妮·托卡维格（Lalsawmliani Toccawng）女士，翻译马达维·丝瓦宓（Madhavi Swamy）女士。参加活动的国内嘉宾有：广东省广电厅电影处冯君莉副处长，北京师范大学于硕教授，《中国妇女》杂志社颜晓明主任，青年导演刘烈雄博士，《学术研究》杂志的罗苹主任，南方电视台广告部副主任封妮娜女士，广州大学历史系主任冷东教授，《开放时代》杂志主编吴重庆博士，广州社会科学院科研处处长彭澎博士等。

4月6日上午，开幕式在暨南大学校友楼隆重举行，中外嘉宾共有100多人出席。会议由暨南大学文学院书记王列耀教授主持，暨南大学副校长王华教授出席并作为主办单位领导就这次国际交流活动的意义以及暨南大学的发展做了讲演。暨南大学国际交流处处长刘渝清教授、法国查里·梅耶基金会负责人古斯塔瓦·马林先生、印度尼赫鲁大学教授马卡兰·帕兰杰普都做了热情洋溢的发言。参加活动的除了特邀的中外嘉宾外，还有暨南大学历史系主任张晓辉教授、李治学书记、赵善德副主任，古籍所所长张其凡教授、程国赋副所长、范立舟博士、张廷茂博士、张维镇博士，以及文学院大批师生。

在接下来的几天里，电影周组织方分别在华南师范大学礼堂和暨南大学校友楼多媒体教室放映了《阿育王》《印度母亲》《阿南达》《土地》《大裂痕》《拉甘》等十余部印度电影。每次电影放映之前，由一两个印度来宾就印度的电影文化、电影发展状况和电影的故事背景进行简单介绍。在每次电影放映之后，印度学者或电影界人士与观众展开进一步的讨论和交流。其中，百内加尔导演和女演员南迪塔·达斯与观众见面的场面相当轰动。他们就其分别执导或主演的电影《大裂痕》和《土地》与观众们展开了非常热烈的交流，活动非常成功。

百内加尔导演的电影《大裂痕》在华南师大放映，我完整观看了这部电影，印象非常深刻，可以说感到极其震撼。我认为该片与任何一部我看到的欧美经典影片相比丝毫都不逊色。这部电影反映的是孟买的社会现实，分别选取了一个上层家庭和贫民窟下层家庭的生活为主要内容，形成反差极大的对比，揭示出影片的主题—大裂痕。两个阶层或两个家庭的交集是那个穷人家庭的卖花小女孩，她被富人家庭的家长、一个有钱的中年男子骗到车上，拐到了家里，藏在床下。这里面也没有性暴力，只有抚摸，但也没有啥清晰的画面。结果这一丑行被他的女儿、一个国外留学归国在电视台当主持人的女儿发现了，引发了父女间的激烈感情冲突。这一事件对女儿的冲击和由此引起的父女感情危机可想而知。电影的高潮就在他们父女之间的争吵或对话，以及随后的解决方式上。这部电影是极其深刻的，情节和人物设计非常成功，对白和表演也是一流的。导演和演员，编剧和摄影，真让人钦佩。这部电影改变了我对印度电影的印象。以往我对印度电影是没啥感觉的。

这部电影的开头是富人男子去机场接留学归国的女儿。那真是温馨的一幕：父亲慈祥、高尚、优雅，深爱着自己的女儿；而女儿美丽、善良、聪明、富有才华而对未来充满憧憬。你所能看到的全是幸福、正派、光明和希望的一面。然而，孟买还有另一面，印度人的生活还有黑暗、挣扎和不幸。卖花幼女及其家庭的生活几乎没有任何快乐可言，每天都是艰苦的劳动。母亲的暴烈脾气及对子女的呵斥和怒骂，每天都在上演，其词汇之肮脏难以想象，很难想象那是作为职业洗衣妇的母亲在骂做送水工的儿子。以前看印度小说也隐约觉得印度人骂人词汇丰富，但真正的刺激感受还是这部电影。这部电影，富人之间说英语，穷人家庭用印地语；印地语都有英文字幕，所以能看得明白。

这部电影的结尾处理也是很高明的。女儿当然没有去警局告发父亲，不过也没有采取简单的规劝或委婉的责备。倘若如此，电影的戏剧性高潮就不会出现，就会沦为失败之作。她采取的是意想不到的极端手段。她的谴责非常有力，具有戏剧性和说服力，也具有真正的实效。这是这部电影的真正高潮，具有最强的戏剧效果和震撼力。她问父亲对女孩干了啥。她的父亲坦白说没干别的，只是抚摸了那个女孩的身体。女儿马上反应激烈地要脱衣服，说你如果真的有需要就摸我吧。父亲的羞愧和罪恶感此刻达到了极点，几近崩溃。他痛哭阻止并哀求女儿的原谅。他真的认罪了。那个场面的确是富有艺术想象力的现实主义的高明设计，也是最佳的解决问题的方式，表演也非常到位。揭露也只能到此为止，更真实或深刻的揭露或许只能靠纪实的作品了。在电影的结束部分，女儿在电视台出镜，不过不是作为一个主持人，而是作为一个被挡住面容的采访对象。她当然不是作为一个自爆家丑的爆料者在接受采访，而是揭露和鞭挞社会的不公和富人的虚伪与丑行。如此，这部电影的主题和内容就显得更加丰满和完整。

以后，每当我在印度街头，特别是在孟买街头看到晒得黑瘦的卖花幼女向我隔窗售花，我都会想起这部电影，心情就会倍觉沉重。

我向导演表达了我对他的电影的看法和欣赏，但他却非常低调，非常谦虚。我看到他站在剧场外面，曾问他为啥不坐在里面。他说他的这部电影没啥意思，非常沉闷。这真是个玩笑。我说这是我看到的最好的印度电影，他也不置可否。

反映印巴分治和独立前夕穆斯林与印度教徒、帕西教徒、锡克教徒之间大仇杀的电影《土地》也很不错。这部电影的女主演南迪塔·达斯参加了三天的活动，之后就走了。而导演百内加尔只待到第二天放映完他的电影就走了，他实际上就是在开幕式那一天到的。他很忙。他来自一个电影世家，整个家族都是拍电影的。他的叔父或伯父是印度最著名的电影导演之一，宝莱坞教父级的人物。我们后来在新德里见到了他。

女演员南迪塔·达斯也晚到了，是我去飞机场接的她。她是一个非常聪明的女子。她不少给我出难题，但也很会说话，特别会夸人。

电影放映期间，我们还举办了一次由中国导演刘烈雄博士主讲的关于中国当代电影导演群体分析的报告会，和一次由中外学者与学生出席的关于印度电影文化的学术研讨会。这两次活动都非常成功。

通过几天的交流和电影观摩，中国学者和学生增加了对印度电影和文化的了解，对印度电影给予了相当高的评价。许多学生都表示这次活动使他们受益匪浅，感受到了印度电影和文化的魅力。他们还向印度客人表达了希望增进两国电影和文化交流的愿望。而对于印度客人来说，广州的繁华和暨南大学优良的教学环境也给他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国外客人于4月11日中午前全部离开广州回国。临别之际，他们再次向暨南大学的主办者就他们所受到的盛情接待表示感谢，同时他们还表达了日后有更多合作的愿望。

“中国—印度电影与文化交流活动”在印度举行的部分，即“中国电影周”于4月15日在印度首都新德里开幕，21日结束，共7天时间。4月14日下午，中国小组一行5人，由赵轶峰教授带队，转道曼谷，飞赴印度首都新德里。中国小组其余4名成员为：著名导演兼作家、长春电影制片厂副厂长韩志君，青年电影导演刘烈雄，南方电视台广告部副主任封妮娜，还有我本人。

在新德里举行的“中国电影周”主要内容是放映中国电影，除了每部电影放映前后观众与中国导演和学者展开的研讨和交流，还举办了一次正式的关于中国电影的学术研讨会。中国小组下榻在印度国际中心（International Centre），中国电影展播和学术交流也主要在那里进行，只有三部电影在尼赫鲁大学和伊斯兰大学等学术机构放映。

“中国电影周”的开幕式也在印度国际中心举行。开幕式规格相当高，相当隆重。参加者中有许多印度文化界的名流，包括印度前驻华大使。中国驻印度大使馆也派两名秘书参加了开幕式。印度最负盛名的电影导演老百内加尔先生推迟了他的结婚纪念日活动，携妻子专程从孟买飞来参加开幕式并做了精彩发言。中国小组的韩志君导演也做了相当精彩的发言，赢得掌声一片。开幕式上还有许多媒体的记者进行采访。他们的采访后来陆续在印度主要报纸和电视台刊登或者播放，引起了不小的社会影响。我与封妮娜女士的合影还出现在了某大报（可能是《印度时报》）的头版。可惜由于保管不慎，报纸已经丢失。

这次展播的中国电影有长影厂韩志君副厂长带去的他们自己制作的两部电影《美丽的女邻居》和《最后的猎鹿者》，还有其他电影厂制作的《美丽的大脚》《美丽新世界》《我的父亲母亲》《一个也不能少》《大腕》《我的兄弟姐妹》等反映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社会与文化发展变化的优秀影片。这些电影中除长影厂的两部电影为菲林片外，其余的八部全是DVD。说实话，我因为忙于应酬，跑前跑后，这几部电影我都没看全。在此期间，不少老朋友来看我，我还得不断接待他们。迄今为止，这几部电影我还都没看过。

可以看出，参加电影周的印度观众的层次较高，很多是文化名流。他们热情很高，自始至终兴致勃勃，每次看完电影，都要与中国导演或学者就电影的故事背景、产生的社会影响和在电影史中的地位等话题进行交流。不少普通观众看完电影后都会主动来到我们跟前跟我们握手表示感谢，谈谈观后感。总的来说，他们对中国电影的水平或艺术质量评价是相当高的，对电影中反映的中国社会的变化是相当关注的，评价也是积极的。尼赫鲁大学的一位博士研究生在观看《一个也不能少》之后，特意找到韩志君导演说：“我过去看电影从来也没有掉过眼泪，这次却不知不觉地热泪盈眶了。”毫不夸张地说，他们对中国电影所反映的中国改革开放取得的巨大成就羡慕不已。可以说，这次中国电影的展播取得了相当好的社会反响，为中国文化和中国的改革开放赢得了相当高的赞誉，为中国人挣了光。不言而喻，这次活动本身也扩大了暨南大学的国际影响，为暨南大学赢得了声誉。受暨南大学外事处委托，在德里期间，赵轶峰教授和我本人拜访了尼赫鲁大学的领导，转达了暨南大学领导对尼赫鲁大学的问候，并表达了合作交流的愿望。尼赫鲁大学对进一步将两校关系向经常性校际合作伙伴关系发展表示了浓厚的兴趣，并介绍了他们目前正在做的有关准备情况。后来，暨南大学校长刘仁怀院士率团访问了尼赫鲁大学，双方签订了合作谅解备忘录。

在此期间，中国电影代表团游览了德里和阿格拉，参观了著名的文化景点和历史遗迹，如印度门、红堡、莲花庙、胡马庸陵、泰姬陵等。印方组织者还安排了几次学术研讨会。来自学术机构、电影界、文艺界的印度学者、媒体人和电影人与中国学者围绕着中印文化交流、电影等话题进行了广泛的研讨和交流。

21日，“中国电影周”结束后，中国小组分两批安全返回中国。我是第二批回国的。赵轶峰老师带领封妮娜和刘烈雄两位回国后，我陪同韩志军导演前往印度文化名城瓦拉纳西和凯朱拉霍等地进行了观光考察，开心地游玩了几天。

5月1日，长春电影制片厂向国家广电总局提交了题为《关于在印度举办“中国电影周”的情况汇报》的报告，对这次国际交流做出了高度评价。该报告由长春电影制片厂抄送中国驻印度大使馆和暨南大学。

随后，法国查理·梅耶基金会也对这次促进国际理解与和平的文化交流活动做出更为全面的报道。至此，由赵轶峰教授主办的这次“中国—印度电影文化交流”项目胜利完成。

这个活动牵涉面广，各种手续申报、办理非常烦琐，也非常具有挑战性。从着手到结束，压力非常大。前后一个多月的时间，可把我累坏了，睡眠也严重不足。不过，最后结果不错，方方面面还是满意的。我觉得辛劳也得到了回报，也是值得的。当然，这个活动本身主要是赵轶峰老师从头到尾策划并落实的，他更辛苦，我只是当助手敲敲边鼓、跑跑腿、打打杂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