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9月至2003年6月，我曾在印度南北一共待了近一年的时间，对印度的饮食有过一段较长时间的切身体验。在相当长的日子里，吃饭的问题（或曰饮食问题）对我形成了相当大的困扰。有一段时间，我几乎每天都为吃饭发愁，常常肚子饿得咕咕叫，但面对着印度饭菜却难以下咽。印度餐似乎成了我的噩梦。那时候，我对中国饭菜的向往和回味是难以遏制的，甚至恨不得立马坐飞机回国饱餐一顿。这也迫使我对印度的饮食文化进行一些思考，并不由自主地将其与中国的饮食文化进行比较。后来，我逐渐适应了印度餐，对印度餐所体现的丰富的文化内涵有了更深的认识。下面的内容，就是基于我个人的体验和感受写成的。

初抵印度时，据我个人的体验和对其他中国人的观察与了解，我发现，对中国人来说，要适应并接受印度餐还真不容易。当时我在印度只听到过一位来自山东的女自费留学生说过印度餐好吃，其他人几乎都吃不惯印度餐，也很少吃印度餐。他们几乎都是自己开伙，还配有冰箱和完整的炊具。在大使馆组织春节聚餐时，那位山东姑娘对印度餐大加赞美，钟情无比，一副爱死印度餐的样子，令我非常诧异。一位来自甘肃兰州大学的访问学者适应能力很强，能吃印度餐，但他绝对没说过“印度餐好吃”，或是“印度餐比中餐好吃”的话。他后来读了尼赫鲁大学语言与文化学院的博士，拿到了学位。那几年他也是自己开伙，另起炉灶，经常做些兰州拉面啥的，吸引了不少中国同胞前去蹭饭。这是2004年4月我随中国电影代表团访问德里时他告诉我的。

我在印度都是吃饭馆或食堂，几乎没有自己动手做过饭，因此，除了那位甘肃的访问学者，算是我们那届访问学者和留学生中吃印度餐最多的了。当时，我吃印度餐很少有享受的感觉，而且印度餐常常对我的肠胃进行一次次大大小小的考验。我能接受印度餐也算是非常不容易了，有一个渐进的过程。

开始阶段，我对印度餐根本就不能接受，都是饿得受不了了才去就餐，而且每次只能是凑合着吃点，尽可能别饿着而已。我对印度人用手就餐的习惯可以说一直没法接受，在刚开始的三四个星期内，每次就餐我还需要尽量克制住自己心理上的不良反应，不看别人，并力求速战速决。后来我对印度人的就餐习惯也就习以为常了，对印度餐也慢慢地适应了一些。

我在印度的前半段时间待在南印度喀拉拉邦的甘地大学。南印度餐与中国餐的距离比北印度餐更远，而且更辣；北印度餐面食系列较多，食材也比较熟悉。后来我回到德里，由于那里是大都市，商业气息也浓，国际化程度高，饮食方面可供选择的余地就多多了。但我在南印度却很少有选择的余地，基本上都是在甘地大学招待所就餐。那里就餐的人很少，可供选择的花样不多。我在新德里的尼赫鲁大学开始是在一个博士生公寓就餐，后来熟悉了环境，就到处乱吃。

甘地大学招待所和新德里尼赫鲁大学的学生食堂的饭菜比较简单，基本是素的，主食往往是大米饭和面饼，佐餐的基本上是素的蔬菜咖喱（vegetable curry）。荤菜也有，但吃的人少。在甘地大学招待所，肉菜基本上是鸡肉咖喱（chicken curry）和鱼肉咖喱（fish curry），有时有油炸鱼，别的花样基本没有。尼赫鲁大学的一些食堂供应的荤菜主要是鸡肉咖喱和羊肉咖喱（mutton curry），鱼肉很少供应。德里市场上不怎么能见到鱼。

顺便说一句，印度人所谓咖喱指的就是印度特有的味道辛辣的菜肴，而不是很多中国人所理解的一种辛辣调料。简而言之，对印度人来说，咖喱就是菜肴。我查过《牛津高阶英语词典》（Oxford Advanced Learner’s Dictionary），里面关于咖喱的解释也是这个意思。咖喱被中国人理解为另一个意思纯属以讹传讹，误解估计是从东南亚华人圈和港澳台地区开始的。据我观察，所有的印度菜肴大都要佐以辣椒、胡椒之类的调料或香料，辛辣之极。所谓咖喱，是要有一定的汁水的，即所谓咖喱汁儿。当然，在印度也能吃到不带所谓“咖喱味”（实为辛辣味）的菜肴，但这些恐怕是受外来饮食影响，尤其是西餐影响所致。另外，也有不带咖喱汁儿的辛辣食物，比如说油煎或烤炸食品，其做法大抵也是受外来饮食的影响所致。咖喱食品应为印度正宗菜肴。

总之，所谓咖喱，就是用印度香料（spices）烹调出来的菜肴。现在流行的观念可能是将香料本身等同于咖喱了。印度以香料闻名天下。历史上从印度贩卖香料到欧洲是暴利的买卖。数千年来，环球贸易除了著名的丝绸、瓷器、茶叶、皮裘买卖之外，还有香料买卖。这些商贸的路线基本上与丝绸之路是重叠的。香料（spices）这么有名，一个香喷喷的概念，很干燥的东西，干嘛要用咖喱这个黏糊糊的概念或存在替代它？

不难明白，所谓香料说白了是一些特殊的食材，或者说是各种天然的食品调料或添加剂，但也可以用作药材，而不是用来化妆、打扮或清新环境的香精或香剂。但也有不少中国人曾误认为所谓香料是指能够催情、醒神、掩盖臭味的东西，类似于香水、樟脑丸或是能够带来各种芬芳气味的材料。有位女士在我第一次去印度之前曾郑重其事地嘱托我回国时给她带些印度香料。她说印度香料天下闻名，弄一些放在客厅会满室芬芳，客人来了也会沉醉迷恋，来访片刻便余香在身上盘桓数日，历久不散。香料的误会大抵如此，可能是咖喱误会的姐妹篇。类似的误会还有印度神油、印度飞饼、印度武术、印度开挂之类，大都是不求甚解、以讹传讹所致。可见，关于印度的知识或常识，国人知道得并不太多，因此有意无意地制造了不少善意的谎言，传播了不少虚假的知识和信息。

让我们回到印度咖喱的话题。

我曾经认为印度饭菜的质量或水平是相当原始的；或者说误认为印度人的饭食是最简单、最简朴的，差不多谁都会做。印度人日常的所谓蔬菜咖喱做法也的确非常简单，就是将两三种蔬菜完全切碎，佐以辣椒、胡椒之类，来个一锅烩，最后蔬菜变得稀烂，菜汤与蔬菜已很难区分了。肉菜的做法也基本上是一个原理，以辛辣之物与肉食一锅烩，做熟后，带有浓浓的咖喱汁，根本不讲什么火候或艺术。所谓鸡肉咖喱也就是带有咖喱汁的鸡腿、鸡肉，做法并不复杂；羊肉咖喱、鱼肉咖喱之类也是用类似的手段炮制的。印度人吃的时候一般是将咖喱直接浇在米饭上面，以手和之，然后抓上一坨，送入口中。我觉得，印度饭菜谈不上啥色香味（主要是辛辣之味）。

在甘地大学时，学校招待所的厨师有时也做一些以蔬菜为主、杂以小块的鱼肉或鸡肉之类的咖喱，但不多。我想吃点好的，想改善一下都没有办法。应我的要求，那位厨师（他其实是招待所的负责人）曾经买了些牛肉给我做煎牛排。但做法简单，完全不是西餐的做法，只是将牛肉佐以辣椒和姜煎熟而已。由于辣椒和姜太多，我每次都被辣得泪流满面。那牛肉肉质太差，而且有牛肝，口感不佳。我抱怨牛肝又腥又膻，让他只买牛肉别买牛肝。但他不答应，说那是卖方的搭配，他也没有办法。他还告诉我，作为一个印度教徒，他能给我做煎牛排已经相当不容易了。他的意思是说他已经给了我天大的照顾，要我别再挑剔了。他的话确实使我感动，我还能说什么？不过，再好的东西吃多了也会腻，况且是这种可怕的“牛肝排”。最后我吃得上火，祸及到了肠胃，只好取消这道菜谱。在印度待了两个月不到，我的体重估计下降了十来斤。后来我也发现印度是个减肥的好去处。正所谓：“要减肥，去印度！”

在印度期间，我怀念的就是在国内常常吃到的家常便饭。我最怀念的是家乡常见的凉面条（凉拌面）和粉浆面条（豆浆面条）。每想到它们的美味，我常常流口水，而印度饭菜便更难以下咽了。但他们有的人对我吃不下那里的饭食感到不可理解。我有时从他们的表情里甚至可以读到一丝愤怒。甘地大学招待所的人对我的挑剔显得很无奈。那里只是一个普通的招待所，伙食上没法奢侈。他们对我尽力了。

尼赫鲁大学校园里的商业性饭堂的供应好一些，花样也略多一些，但做法也粗糙简单，并不可口。不过，印度的牛奶非常便宜，质量也好，到处都能买到，我尽量多喝牛奶。在新德里的尼赫鲁大学，我开始常常去一家西藏人开的餐馆吃“中餐”，主要是炒（蒸？）面条。但那里的中餐价格也太贵，一份面条在中国最多只需5块钱人民币，在那里却要花20元人民币左右，而且味道远远称不上地道。

实际上，印度没有严格意义上的中餐馆，所谓的“中餐馆”也很少有华人经营。印度华人在印度饱受歧视，连中餐馆都没法经营，这不能不让人叹息。实际上，印度对外籍侨民在很多方面都有很大的限制，即便是入籍者也受歧视。那里的“少数民族”地位比较低，常常受欺。印度的“中餐馆”大都是印度人经营的，有的还找些来自印度东北部的貌似中国人的“少数民族”或尼泊尔人装点门面，挂一些中国字画突出中国色彩或中国元素。另外也有一些西藏人经营中餐馆。不过，印度的所谓“中餐”毫无中餐的味道，主要以似炒面非炒面、似蒸面又非蒸面的面条为主，而且价格很贵。印度的西餐也很贵，就连大众化的麦当劳、肯德基之类的也不便宜，至少不比中国的麦当劳、肯德基便宜。

在德里，天气变热之后，我就到尼赫鲁大学校园后门附近的一个餐馆固定就餐。那个餐馆价格适中，花样较多，常常食客盈门。在那里，我常常能吃得很好，也吃得很饱。相比较所谓的“中餐馆”的饭菜和麦当劳之类的西餐，那里的花费是低的。我正是通过那家餐馆正式认识了印度餐，约略改变了对印度餐的印象。我觉得，印度餐是不缺乏营养的。除了肉食和牛奶，还有各种用黄油、奶酪做的奶制食品。从营养的角度来看，质量并不比中餐差。当然，口感就差多了，花样更少。我很喜欢那家餐馆做的黄油馕饼，也喜欢喝一道奶豆腐菜汤。那道菜汤里的奶豆腐很筋道，比豆腐好吃多了，当然营养也更丰富。喝牛奶、吃奶豆腐跟喝豆浆、吃豆腐比完全是两码事。我不太相信关于大豆或豆制品的“神话”，而是更喜欢牛奶和奶制品。

印度人好像不习惯大鱼大肉的生活方式。他们吃的饭菜都很简单，吃的东西也少，基本上是素食。大多数印度人是崇尚节俭、素食的，不太讲大吃大喝。一般人的一顿饭无非是一点大米饭或两张面饼，加上一份蔬菜咖喱，然后是一杯清水，仅此而已。穷人恐怕连像样的蔬菜咖喱都吃不上，只能以少量的蔬菜或椰子肉之类做成的简单调料佐餐。

不过，在印度，即便是有身份的人也不太大吃大喝。我在甘地大学招待所发现在那里用餐的教职工素食者居多，吃得也少。即便是非素食者，一般一天只吃一顿荤菜。像甘地大学的教授应该说是有钱讲究吃喝的了，但他们一般中午都从家里带饭，饭菜也很简单。在中国，一般工薪阶层都很少从家里带饭，而是在食堂随便用餐。食堂的饭菜还是经济、实惠的，更重要的是卫生、新鲜。相对中国人，印度人在吃喝方面花钱不多。我在抵达甘地大学的第一天中午与系里的老师“聚餐”时就发现了这一点。那天中午我们一起吃的饭真是太简单了，午餐中最有价值的是几条油炸鱼，也非常小，另有两只小小的粉蕉。在我加入他们的聚餐之前，他们已经有一位前同事从遥远的邦首府来访，并要与他们共进午餐，他们并没有因此去饭馆聚餐，或喝酒以示庆贺，而是分食三个人从家里带来的午餐。而我的加入更是使得三个人的午餐成了五个人的。实际上，他们要去饭馆并不难，因为他们有小汽车或摩托车，外面的交通也很方便。不过，我觉得他们这样做并不是小气，而是一种习惯，一种文化，也并不一定是西化的表现。对此我很欣赏，很敬佩。当然，下午他们都还有课可能是主要原因。

对于朋友来说，精神的会餐其实比物资性的会餐更重要，也更享受。很多时候，聚餐或酒会只会败坏谈兴，浪费时间，而没法专注于某个话题，更难以有深入的交流。我总觉得餐馆并不是理想的思想交流的场所。我发现，精神的交流与口腹之欲是有冲突的。

饮食文化恐怕应该是文化水平的一种重要体现，而印度在这方面似乎乏善可陈，与中国相比远远不是一个档次。中国饭菜及饮食文化数世界第一应当之无愧。不过，关于中印两国饮食文化的比较也应该从两方面看。中国的饮食文化固然体现了中国人卓越的创造力和开发自然、利用自然资源的能力，可以上升到高深艺术的层次，但也体现了我们文化中不好的一面；印度欠发达的饮食文化一方面似乎显示出印度人的“愚笨”和“低能”，但另一方面却也显示出印度人文化和精神中高尚、超拔和人性的光辉。也就是说，印度相对原始的饮食文化里透着一种先进与卓越，而中国过度发达的饮食文化里却散发着奢靡之气。

印度人是一个不太讲究享乐的群体，忍受是他们最擅长的。印度人在饮食男女方面非常节制（当然也有纵欲的一面），对各种苦难似乎也都习以为常，包括南亚次大陆可怕的炎热和疾病。节欲和忍受是他们的特长。大吃大喝之于他们，是放纵的表现，是一种罪孽。印度的几种本土宗教（以佛教、耆那教、印度教为代表）都提倡节欲、节俭，里面就体现了这种精神。据说印度的素食文化起源于耆那教和佛教，但也被印度教所吸纳、继承。从婆罗门教发展而来的印度教现在在印度影响最大，信教者据说占据印度人口的80%以上。该教也提倡素食，肉食者被认为是下等人。佛教、耆那教、印度教等印度本土宗教都反对杀生，反对以动物为食。受这种思想的影响，他们的饮食怎么能发达起来？这种精神伴随着佛教、印度教等宗教的传播具有了世界影响。现在欧美国家大量素食者的出现大都是受印度人影响的结果。我们中国的佛门弟子的素食习惯自然也主要是受印度人影响的结果。我们能小看印度的饮食文化吗？

印度人的饮食文化有很雄厚的哲学支撑，体现了很高的精神境界。从中你可以看到印度人是非常反物质主义和享乐主义的。

受宗教（现在主要是印度教）的影响，印度人饮食比较简单，多数印度人以素食为主，妇女尤其如此。而且，他们大部分人都习惯了传统的饮食结构，一时很难改变。印度人都知道中国饭菜好吃，但普通人就是不愿学习其做法，也学不会。因为对印度人来说，那需要从思想观念到生活习惯，从炊具到厨艺，从调料到主料进行一次革命。前面说过，印度人的肉食和蔬菜品种是非常少的。中国人在印度都常常有“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之感，况印度人乎？可见，每个地域的人民都有他们固定的饮食习惯，这种习惯已经渗透进了他们的骨髓，成为他们个性的一部分，很难改变。实际上，长期生活在中国的印度人吃腻了中餐也更喜欢印度餐。他们也往往在家自己做印度餐吃，偶尔在外吃顿中餐。这跟我初到印度的困境是一样的。我在广州接待的印度客人往往到访不到一周就天天要求我带他们去吃印度餐，而他们差不多都是没有几天就要回国了。我先是委婉拒绝，后来干脆提醒他们耐心点，因为他们“回国后就天天可以吃到印度餐了”。

我觉得，印度、欧洲，世界各地，或者说除中国之外的几乎所有民族，其食品大都比较简单，在饮食结构或饮食习惯上普通民众与权贵差别并不太大。当然他们也曾经有吃饱与吃不饱的差别，但是，他们绝对不可能在饮食结构上有天壤之别。

中国人是讲究吃喝的。历史上，由皇帝及宫廷带头，权贵们血腥地猎杀着，贪婪地饕餮着，并不以为耻。在古代，面对食不果腹、营养不良、濒临饿毙的民众和猎杀对象——各类动物，他们没有道德上的负罪感。在中国，肉食者是有身份的标记。中国人一方面尚简，一方面又大讲排场，追求穷奢极欲。这看似矛盾，其实并不矛盾。穷人才简朴，权贵们也要求穷人简朴，但自己却不简朴。

历史上，中国穷人的饮食只为果腹，没有素食或非素食的概念。实际上，他们不可能像印度的婆罗门那样苛求自己，将自己的食谱限制得很窄。婆罗门们能素食说明他们能够吃饱，营养有保障，而中国的穷人将一切能吃的都吞咽下肚之后还饥饿难耐。中国的穷人什么都吃也是被逼无奈。实际上，印度的穷人（如乞丐）也很难限制自己的食谱，他们往往也是什么都吃。能讨到一口吃的避免饿死已经是幸运了，你还能指望他们挑食——拒绝荤腥？

当然，说中国的穷人没法讲究饮食并不等于说中国普通民众的饮食没有艺术性，也不等于说中国的民间饮食文化不发达。实际上，中国普通人的烹饪技艺和家常饮食之发达在世界上也堪称一流。

受中国过于发达的饮食和饮食文化的牵连，中国的野生动物都遭了殃，而印度的野生动物却因印度饮食文化的庇护而生生不息，安然逍遥。印度称得上是动物王国。它的野生老虎的数量世界第一，甚至还有数量有限的野生狮子（在甘地的家乡古吉拉特邦，有世界上硕果仅存的唯一的亚洲狮种群）。另外，它还有数量惊人的野生大象、孔雀、鹰隼和猴子，以及犀牛、豹子等珍稀动物。而在中国，老虎差不多都绝迹了，其他幸存的很多野生动物也都危在旦夕。

“四条腿的，除了桌子不吃；天上飞的，除了飞机不吃”——中国人的这种自我调侃也为国际社会所熟知。这里面自责的成分有多少呢？

当然，对于中国人的食谱和什么都吃，我们也不能过于苛责。在印度期间，印度人常常向我夸耀他们以素食主义为核心的饮食文化，以显示其文化的优越性。我也曾向他们指出，中国人的食谱与印度人的食谱首先是地理环境决定的，而不是由道德、良心决定的，更不是文化水准决定的。我认为：一、中国人喜欢吃肉并不代表中国人吃肉多，可能恰恰相反；二、素食与肉食并不能决定一种文化或文明的水平高低，也不能决定一个民族的道德水平或文明程度的高低。印度的自然环境比中国好多了，食物源自古比较丰富，而中国则不然，没有多少现成的天然食品供你采集，食物主要靠辛勤的汗水获得。由于食物的匮乏，我们中国人不可能像印度人那样在饮食方面有诸多的讲究或禁忌。事实上，在印度，富人或高种姓的人才素食，而低种姓的人或穷人是没法讲究素食不素食的。这与中国的情况刚好相反。中国的富贵者自古被称为“肉食者”，而穷人被迫成了“素食者”。然而，印度的这些贫穷的肉食者与中国穷人的“素食者”是没有区别的，在食谱和营养的摄入量方面可能也相差无几。中国贫穷的“素食者”是想吃肉而不可得，不得不做素食者；印度的肉食者是允许吃肉，但不一定有肉可吃。对于穷人或普通大众来说，古代中国与古代印度的食谱和饮食道德有什么实质区别呢？当然，无论在中国还是在印度，现在的情况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大多数人已解决了温饱问题，免于饥荒的困扰。在富贵者的群体里，印度人在饮食方面的道德约束力的确让人钦佩，值得我们学习。 q0uYwcylYQVqWgTsq3bCP12mo2kG8DGrbjvSpklnFkaRRtFqXUODql7RcGpW8WfM

2004年4月，由中国暨南大学、印度尼赫鲁大学和法国查里·梅耶基金会发起并组织的“中国—印度电影与文化交流活动”分别在中国的广州和印度的新德里举办。该活动分两个阶段，在两个国家分别进行。该活动的第一阶段（4月6日—11日）为“印度电影文化研讨会”，由中国广州的暨南大学承办。该项活动的第二阶段（4月15日—21日）为“中国电影周”，由印度国际中心、印度尼赫鲁大学承办，印度伊斯兰大学等机构协办。整个活动由中国暨南大学赵轶峰教授、印度尼赫鲁大学马卡兰教授和法国查里·梅耶基金会古斯塔瓦·马林博士统筹安排，全部费用由法国查里·梅耶基金会资助。我本人应邀作为赵轶峰教授的助手参与了整个活动的组织工作，负责落实一些具体事务。

该项活动的宗旨是增进中印两国的文化交流和两国人民的相互了解。整个活动跨时虽长，且分开进行，但进展顺利，效果良好，达到了中印两国民间相互交流、相互了解的效果，同时也扩大了中国电影的国际影响。

该项活动的中国部分历时6天，主要项目是放映印度电影、研讨印度的电影文化并进行学术交流。参加活动的外国来宾有：查里·梅耶基金会负责人古斯塔瓦·马林先生（Gustavo Marin），印度尼赫鲁大学语言与文化学院教授、批评家兼国际社会活动家马卡兰·帕兰杰普（Makarand Paranjape）博士，印度伊斯兰大学（Jamia Millia Islamia University）媒体与电视学副教授兼作家、电影制作人、批评家索希妮·高什（Shohini Ghosh）博士，以在电影《风暴》（The Sandstorm）中的杰出表演获得Santa Monica电影节最佳演员奖的国际著名电影明星南迪塔·达斯（Nandita Das）女士，印度年轻一代导演的杰出代表迪乌·百内加尔（Dev Benegal）先生，新德里印度国际中心项目主持人、电影节组织专家拉尔萨瓦姆莲妮·托卡维格（Lalsawmliani Toccawng）女士，翻译马达维·丝瓦宓（Madhavi Swamy）女士。参加活动的国内嘉宾有：广东省广电厅电影处冯君莉副处长，北京师范大学于硕教授，《中国妇女》杂志社颜晓明主任，青年导演刘烈雄博士，《学术研究》杂志的罗苹主任，南方电视台广告部副主任封妮娜女士，广州大学历史系主任冷东教授，《开放时代》杂志主编吴重庆博士，广州社会科学院科研处处长彭澎博士等。

4月6日上午，开幕式在暨南大学校友楼隆重举行，中外嘉宾共有100多人出席。会议由暨南大学文学院书记王列耀教授主持，暨南大学副校长王华教授出席并作为主办单位领导就这次国际交流活动的意义以及暨南大学的发展做了讲演。暨南大学国际交流处处长刘渝清教授、法国查里·梅耶基金会负责人古斯塔瓦·马林先生、印度尼赫鲁大学教授马卡兰·帕兰杰普都做了热情洋溢的发言。参加活动的除了特邀的中外嘉宾外，还有暨南大学历史系主任张晓辉教授、李治学书记、赵善德副主任，古籍所所长张其凡教授、程国赋副所长、范立舟博士、张廷茂博士、张维镇博士，以及文学院大批师生。

在接下来的几天里，电影周组织方分别在华南师范大学礼堂和暨南大学校友楼多媒体教室放映了《阿育王》《印度母亲》《阿南达》《土地》《大裂痕》《拉甘》等十余部印度电影。每次电影放映之前，由一两个印度来宾就印度的电影文化、电影发展状况和电影的故事背景进行简单介绍。在每次电影放映之后，印度学者或电影界人士与观众展开进一步的讨论和交流。其中，百内加尔导演和女演员南迪塔·达斯与观众见面的场面相当轰动。他们就其分别执导或主演的电影《大裂痕》和《土地》与观众们展开了非常热烈的交流，活动非常成功。

百内加尔导演的电影《大裂痕》在华南师大放映，我完整观看了这部电影，印象非常深刻，可以说感到极其震撼。我认为该片与任何一部我看到的欧美经典影片相比丝毫都不逊色。这部电影反映的是孟买的社会现实，分别选取了一个上层家庭和贫民窟下层家庭的生活为主要内容，形成反差极大的对比，揭示出影片的主题—大裂痕。两个阶层或两个家庭的交集是那个穷人家庭的卖花小女孩，她被富人家庭的家长、一个有钱的中年男子骗到车上，拐到了家里，藏在床下。这里面也没有性暴力，只有抚摸，但也没有啥清晰的画面。结果这一丑行被他的女儿、一个国外留学归国在电视台当主持人的女儿发现了，引发了父女间的激烈感情冲突。这一事件对女儿的冲击和由此引起的父女感情危机可想而知。电影的高潮就在他们父女之间的争吵或对话，以及随后的解决方式上。这部电影是极其深刻的，情节和人物设计非常成功，对白和表演也是一流的。导演和演员，编剧和摄影，真让人钦佩。这部电影改变了我对印度电影的印象。以往我对印度电影是没啥感觉的。

这部电影的开头是富人男子去机场接留学归国的女儿。那真是温馨的一幕：父亲慈祥、高尚、优雅，深爱着自己的女儿；而女儿美丽、善良、聪明、富有才华而对未来充满憧憬。你所能看到的全是幸福、正派、光明和希望的一面。然而，孟买还有另一面，印度人的生活还有黑暗、挣扎和不幸。卖花幼女及其家庭的生活几乎没有任何快乐可言，每天都是艰苦的劳动。母亲的暴烈脾气及对子女的呵斥和怒骂，每天都在上演，其词汇之肮脏难以想象，很难想象那是作为职业洗衣妇的母亲在骂做送水工的儿子。以前看印度小说也隐约觉得印度人骂人词汇丰富，但真正的刺激感受还是这部电影。这部电影，富人之间说英语，穷人家庭用印地语；印地语都有英文字幕，所以能看得明白。

这部电影的结尾处理也是很高明的。女儿当然没有去警局告发父亲，不过也没有采取简单的规劝或委婉的责备。倘若如此，电影的戏剧性高潮就不会出现，就会沦为失败之作。她采取的是意想不到的极端手段。她的谴责非常有力，具有戏剧性和说服力，也具有真正的实效。这是这部电影的真正高潮，具有最强的戏剧效果和震撼力。她问父亲对女孩干了啥。她的父亲坦白说没干别的，只是抚摸了那个女孩的身体。女儿马上反应激烈地要脱衣服，说你如果真的有需要就摸我吧。父亲的羞愧和罪恶感此刻达到了极点，几近崩溃。他痛哭阻止并哀求女儿的原谅。他真的认罪了。那个场面的确是富有艺术想象力的现实主义的高明设计，也是最佳的解决问题的方式，表演也非常到位。揭露也只能到此为止，更真实或深刻的揭露或许只能靠纪实的作品了。在电影的结束部分，女儿在电视台出镜，不过不是作为一个主持人，而是作为一个被挡住面容的采访对象。她当然不是作为一个自爆家丑的爆料者在接受采访，而是揭露和鞭挞社会的不公和富人的虚伪与丑行。如此，这部电影的主题和内容就显得更加丰满和完整。

以后，每当我在印度街头，特别是在孟买街头看到晒得黑瘦的卖花幼女向我隔窗售花，我都会想起这部电影，心情就会倍觉沉重。

我向导演表达了我对他的电影的看法和欣赏，但他却非常低调，非常谦虚。我看到他站在剧场外面，曾问他为啥不坐在里面。他说他的这部电影没啥意思，非常沉闷。这真是个玩笑。我说这是我看到的最好的印度电影，他也不置可否。

反映印巴分治和独立前夕穆斯林与印度教徒、帕西教徒、锡克教徒之间大仇杀的电影《土地》也很不错。这部电影的女主演南迪塔·达斯参加了三天的活动，之后就走了。而导演百内加尔只待到第二天放映完他的电影就走了，他实际上就是在开幕式那一天到的。他很忙。他来自一个电影世家，整个家族都是拍电影的。他的叔父或伯父是印度最著名的电影导演之一，宝莱坞教父级的人物。我们后来在新德里见到了他。

女演员南迪塔·达斯也晚到了，是我去飞机场接的她。她是一个非常聪明的女子。她不少给我出难题，但也很会说话，特别会夸人。

电影放映期间，我们还举办了一次由中国导演刘烈雄博士主讲的关于中国当代电影导演群体分析的报告会，和一次由中外学者与学生出席的关于印度电影文化的学术研讨会。这两次活动都非常成功。

通过几天的交流和电影观摩，中国学者和学生增加了对印度电影和文化的了解，对印度电影给予了相当高的评价。许多学生都表示这次活动使他们受益匪浅，感受到了印度电影和文化的魅力。他们还向印度客人表达了希望增进两国电影和文化交流的愿望。而对于印度客人来说，广州的繁华和暨南大学优良的教学环境也给他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国外客人于4月11日中午前全部离开广州回国。临别之际，他们再次向暨南大学的主办者就他们所受到的盛情接待表示感谢，同时他们还表达了日后有更多合作的愿望。

“中国—印度电影与文化交流活动”在印度举行的部分，即“中国电影周”于4月15日在印度首都新德里开幕，21日结束，共7天时间。4月14日下午，中国小组一行5人，由赵轶峰教授带队，转道曼谷，飞赴印度首都新德里。中国小组其余4名成员为：著名导演兼作家、长春电影制片厂副厂长韩志君，青年电影导演刘烈雄，南方电视台广告部副主任封妮娜，还有我本人。

在新德里举行的“中国电影周”主要内容是放映中国电影，除了每部电影放映前后观众与中国导演和学者展开的研讨和交流，还举办了一次正式的关于中国电影的学术研讨会。中国小组下榻在印度国际中心（International Centre），中国电影展播和学术交流也主要在那里进行，只有三部电影在尼赫鲁大学和伊斯兰大学等学术机构放映。

“中国电影周”的开幕式也在印度国际中心举行。开幕式规格相当高，相当隆重。参加者中有许多印度文化界的名流，包括印度前驻华大使。中国驻印度大使馆也派两名秘书参加了开幕式。印度最负盛名的电影导演老百内加尔先生推迟了他的结婚纪念日活动，携妻子专程从孟买飞来参加开幕式并做了精彩发言。中国小组的韩志君导演也做了相当精彩的发言，赢得掌声一片。开幕式上还有许多媒体的记者进行采访。他们的采访后来陆续在印度主要报纸和电视台刊登或者播放，引起了不小的社会影响。我与封妮娜女士的合影还出现在了某大报（可能是《印度时报》）的头版。可惜由于保管不慎，报纸已经丢失。

这次展播的中国电影有长影厂韩志君副厂长带去的他们自己制作的两部电影《美丽的女邻居》和《最后的猎鹿者》，还有其他电影厂制作的《美丽的大脚》《美丽新世界》《我的父亲母亲》《一个也不能少》《大腕》《我的兄弟姐妹》等反映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社会与文化发展变化的优秀影片。这些电影中除长影厂的两部电影为菲林片外，其余的八部全是DVD。说实话，我因为忙于应酬，跑前跑后，这几部电影我都没看全。在此期间，不少老朋友来看我，我还得不断接待他们。迄今为止，这几部电影我还都没看过。

可以看出，参加电影周的印度观众的层次较高，很多是文化名流。他们热情很高，自始至终兴致勃勃，每次看完电影，都要与中国导演或学者就电影的故事背景、产生的社会影响和在电影史中的地位等话题进行交流。不少普通观众看完电影后都会主动来到我们跟前跟我们握手表示感谢，谈谈观后感。总的来说，他们对中国电影的水平或艺术质量评价是相当高的，对电影中反映的中国社会的变化是相当关注的，评价也是积极的。尼赫鲁大学的一位博士研究生在观看《一个也不能少》之后，特意找到韩志君导演说：“我过去看电影从来也没有掉过眼泪，这次却不知不觉地热泪盈眶了。”毫不夸张地说，他们对中国电影所反映的中国改革开放取得的巨大成就羡慕不已。可以说，这次中国电影的展播取得了相当好的社会反响，为中国文化和中国的改革开放赢得了相当高的赞誉，为中国人挣了光。不言而喻，这次活动本身也扩大了暨南大学的国际影响，为暨南大学赢得了声誉。受暨南大学外事处委托，在德里期间，赵轶峰教授和我本人拜访了尼赫鲁大学的领导，转达了暨南大学领导对尼赫鲁大学的问候，并表达了合作交流的愿望。尼赫鲁大学对进一步将两校关系向经常性校际合作伙伴关系发展表示了浓厚的兴趣，并介绍了他们目前正在做的有关准备情况。后来，暨南大学校长刘仁怀院士率团访问了尼赫鲁大学，双方签订了合作谅解备忘录。

在此期间，中国电影代表团游览了德里和阿格拉，参观了著名的文化景点和历史遗迹，如印度门、红堡、莲花庙、胡马庸陵、泰姬陵等。印方组织者还安排了几次学术研讨会。来自学术机构、电影界、文艺界的印度学者、媒体人和电影人与中国学者围绕着中印文化交流、电影等话题进行了广泛的研讨和交流。

21日，“中国电影周”结束后，中国小组分两批安全返回中国。我是第二批回国的。赵轶峰老师带领封妮娜和刘烈雄两位回国后，我陪同韩志军导演前往印度文化名城瓦拉纳西和凯朱拉霍等地进行了观光考察，开心地游玩了几天。

5月1日，长春电影制片厂向国家广电总局提交了题为《关于在印度举办“中国电影周”的情况汇报》的报告，对这次国际交流做出了高度评价。该报告由长春电影制片厂抄送中国驻印度大使馆和暨南大学。

随后，法国查理·梅耶基金会也对这次促进国际理解与和平的文化交流活动做出更为全面的报道。至此，由赵轶峰教授主办的这次“中国—印度电影文化交流”项目胜利完成。

这个活动牵涉面广，各种手续申报、办理非常烦琐，也非常具有挑战性。从着手到结束，压力非常大。前后一个多月的时间，可把我累坏了，睡眠也严重不足。不过，最后结果不错，方方面面还是满意的。我觉得辛劳也得到了回报，也是值得的。当然，这个活动本身主要是赵轶峰老师从头到尾策划并落实的，他更辛苦，我只是当助手敲敲边鼓、跑跑腿、打打杂而已。

这两天网上在传一个所谓渣男辱骂两位女士的视频。场景好像发生在北京的地铁里，也算不上有多火爆吧。从流传的视频上来看，那个男青年的确表现恶劣，两个女性的应对则非常得体，没有吐一个脏字，但不知他们之间的争执因何而起。从目前事态发酵的状况和进展来看，此“渣男”遭到了人肉搜索，网上又有了一件吸引眼球的热点或大事，举国上下都在声讨、谴责此男，一时半会儿还真消停不了。然而，此事本不至如此的。为何地铁里就没人出面圆场、劝阻一下呢？他们坐视事件恶性发展，听任该男恶劣表演，让他的丑行表现得淋漓尽致，似乎在看个有头有尾的小品，而且有人得到了一个比较完整的录像，最后分享给全天下，让世人体验道德的优越感。好像非得这样周围观众才过瘾。殊不知，当场没人制止和劝阻，但却心安理得地观战、录像，这本身就不是多道德的行为，这视频能有多少高尚的动机和内容？看着两个女性受欺负，为何不管不顾，只管看戏或忙于录像？扪心自问，出现了这场合，自己都在哪里？都在干啥？下次碰上了，自己咋办？没一个人提出这个问题，反倒忙于人肉搜索那个所谓渣男。在我看来，最该批评的还包括这一车厢沉默的观众。

这种场面我们可能都碰到过，现场的当事人或受气者往往希望有人仗义执言，替自己说话或是帮忙。可惜的是，近些年来，这种可能性越来越微乎其微了。真可谓人心不古，世风日下。

我这里想讲的是多年前，具体而言是2002年11月2日，我在印度科钦遭遇一个醉鬼纠缠的情形。刚好最近我又要去科钦，便把这段陈年往事翻出来讲一讲。其实也就是一笔流水账，当初所遇也不是啥大麻烦。

当时，我正在印度的喀拉拉邦戈特亚姆（Kottayam）地区的圣雄甘地大学作访问学者。戈特亚姆不是海滨城市，离海港城市科钦还有一百多公里路程。它被称为印度的梵蒂冈，是印度的基督教中心，基督教和天主教教徒或信众很多。那里还有另一个特点就是识字率百分之百，开创了印度识字率的最高纪录。这种识字率恐怕也差不多是全球最高的吧。整个喀拉拉邦识字率都很高，风俗淳朴，百姓善良守礼，安居乐业。在那里你可以看到一个完全不一样的印度。整个喀拉拉邦也被誉为人间天堂，所谓“God’s own country”——这是喀拉拉邦在印度的别称。不过，喀拉拉的本意是椰子之地：Land of coconut。那里濒临阿拉伯海，风景如画，青山绿水，河网密布，到处是湖泊，算得上是鱼米之乡。另外，喀拉拉邦被誉为全球第一个选举产生的共产主义政权。那里的人大多数信仰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是印度共产主义的大本营之一。不过，2002年正赶上印度经济的大萧条，让第一次到印度的我感到很不适应，所到之处看不到什么现代建筑。戈特亚姆市当时也显得像个落后小城，商业似乎不算发达，现代的时髦商品非常匮乏，尤其是缺乏数码、电子产品。尽管住在郊外的大学校园，但我很快熟悉了那座小城，步行两三个小时几乎就可逛遍该城的每一个角落。我当时想购买一个数码相机的存储卡，但被告知只有喀拉拉邦第一大城市科钦才有，那里有个索尼的专卖店。没办法，我决定去科钦购买，顺便逛逛。

科钦我曾无数次路过那里，也专门访问、参观过好多次，但这次去却挺费劲的，是坐长途大巴、在藏族青年学生T君的陪同下成行的。我们在那里玩了整整一天，晚上10点多才回到甘地大学。

T君是甘地大学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院的研究生，20来岁，在那一带一个学院读的本科，非常熟悉周边的环境。他为人谦和、低调，但也八面玲珑，善解人意，很会说话。T君深藏不露，非常随和，轻易不表达自己的观点，但他其实是很有头脑和个性的，有不少自己的体悟和观察。他乐意与我分享他的一些对印度社会的看法，有些观点估计他是不会跟印度朋友讲的。他一般是不会表露自己对印度或印度人批评性的意见的。他的英语很好，也见多识广，但他并不是一个喜欢死读书的书呆子。相反，他好像并没有什么学术追求，最后也没攻读博士学位，而是在印度北方他们的一个聚居点（settlement）成了一个类似于村官的基层干部。他当时一直没找女朋友。不过他说自己可能不会找印度女孩做女朋友。当地女孩几乎没有自由恋爱的，婚姻几乎都由父母安排。据他观察，印度妇女没有多高地位，她们善于从一而终，而且，一旦有人看上并追求她们，她们往往受宠若惊，但也可能会不知所措。当然，自由恋爱需要极大的勇气，一般少有人尝试。不过，自由恋爱也不被视为啥伤风败俗的事情。

原先我也没有邀T君陪同我去科钦。他头天晚上说是要去另外一个地方办事，没说去那里。但当天一大早在路边停车点我刚好碰到了他。他说也要到科钦去办事，正好同路。T君或许并不是要去科钦办事，他只不过是临时修改计划，陪同我走一趟。他本来建议一位尼泊尔青年陪我前往的，但尼泊尔青年走不开，他便主动代替，甚至提前很久在马路边等我。说实话，我当时并无感激之心，现在回想起来感到羞愧，我应该感谢他的陪同才对。我有时喜欢独往独来，这并不是一个多好的习惯。我此前也无意邀谁同行，包括那位尼泊尔男孩。我后来一直后悔在那几个月里没有拉T君一起在周边多玩些地方。他是喜欢游玩的，有时间陪我，也非常乐意效力。尼泊尔男孩也天天待在校园，除了读书，闲着没事儿。我们三个也曾一起出游，但是次数不多。尼泊尔男孩相对更喜欢读书一些，他最后以他们那一届研究生第一名的成绩毕业，我一直到现在都与他保持联系，也在加德满都见过他多次。他们家与尼泊尔王室关系密切。

科钦离甘地大学有150公里的样子，通火车，也有客船，但坐汽车（bus）更方便，顺路车很多。当时单程车票只需10卢比，现在只相当于人民币1元，当时也不到2元。印度的公交网络是很发达的，交通非常便捷，车票更是极其便宜。

我这里说的科钦实际上是由两个姐妹城市组成：一个是科钦，主要是港口；另一个叫安那库拉姆，是座老城。不过，在中国印制的印度旅游图上，只有科钦一个地名，而没有安那库拉姆。在印度的地图上，两座城市是分开的，都有其名。这两座城市现在实际上已经连为一体。叫科钦的那座城市原来只是一个港口，但现在越发展越大，商埠林立，人口越聚越多，成了一个经济中心。它成了印度西海岸著名的港口城市，每天的货物吞吐量在印度名列前茅。另外它还有一个国际空港与全世界相连。因此，安那库拉姆反而成了它的附庸。我这里所说的科钦实际上就是大科钦市：科钦港区加安那库拉姆。

说科钦是大城市也只是相对而言。它比戈特亚姆大得多，是喀拉拉邦的主要大城市之一，其人口和经济地位在该邦是数一数二的。不过，与德里、孟买、加尔各答、钦奈、海德拉巴、艾哈迈达巴德等城市比起来它却小多了。然而，即便如此，它的市区人口也有一二百万，在印度也算是有名的大城市。

我和T君一大早在甘地大学门口坐上车，两个小时左右就到了目的地。印度司机喜欢开快车，两个小时跑150公里算是慢的了。我们先在安那库拉姆下车，坐船直接去了港区，即小科钦。我们一天的时间里主要在那里玩了；在安那库拉姆我们没怎么玩，只是吃饭、购物。

科钦实际上位于一个天然潟湖的出口。几个小岛错落有致地形成了一个包围圈，将海挡在外面，里面的湖就成了天然良港。潟湖周边地区的货物出海都要经过那里。该港自古就是一个经济中心。那个潟湖形状像个丝瓜，面积不小，周边有好几个城市，戈特亚姆也处在潟湖的东南角，科钦则处在湖的西北角，刚好对角。从戈特亚姆坐船可以直接去海滨，当然也可以直接去科钦，但那要慢多了。

科钦显得繁荣而干净。那里略有一些高楼大厦，一些商店的门面和内装潢还算体面。值得赞赏的是，那里的环境没怎么受到污染，建筑也不拥挤。那里的湖水非常干净，岛内岛外垃圾不多，岛上建筑物错落有致，到处可见到树林和草地。不过，那里的海滩比我在附近其他地方见到的海滩要差很多。毕竟，科钦大城市，生活污水的排放不可能不污染海水。但是，能维持在那个水平已经很不容易了。

科钦有很多外国殖民者的历史遗迹。那里有很古老的犹太人的教堂和葡萄牙殖民者在16世纪建的教堂。那是我们参观的重点。我们还看了荷兰殖民者的墓地，这些都是T君带我看的。T君对科钦非常熟悉，那些景点都是他看过的。

科钦是欧洲殖民者最早抵达的印度城市之一，16世纪就已经被葡萄牙人和荷兰人占据。而在此之前犹太人、阿拉伯人和中国人早就在此经商、定居。这些人都留下了大量的历史遗迹，而这些遗迹现在都比较好地得到了保护。我发现印度人对于西方殖民者态度很有趣。他们对当初的殖民者相当宽容，并不渲染太多的仇恨。他们有的人提到那些历史遗迹时反而有几分自豪的样子。事实上，喀拉拉地区在印度独立之前一直有三个土邦（princely states）存在，并不直接隶属于英属印度管辖。

在所有的景点中，我们最先看到的是著名的“中国网”（China Net）。那是科钦非常著名的一景，由于位置显著，游人很难错过，我刚到甘地大学就有很多人向我提及。所谓“中国网”就是吊在海滨和湖边的一种巨大吊网，坐在船上就能看见。那些吊网有十几个，非常大，每边都有一两丈宽，而树立的网竿则足有20米高。据说吊网是好几百年前中国船队留下的遗迹。也可能是当初中国人教会了当地人制作并使用这种形式的吊网，因而当地人便在海边树立了这种巨大的吊网以示纪念或感谢。这种网如今已经成了当地旅游业的标志，水边随处可见。

公平地说，在喀拉拉邦，除共产主义的信仰之外，中国还因历史上与喀拉拉的关系而受到广泛的尊重或好感。应该说，历史上的中国人留给喀拉拉人的全是美好的记忆。可以说，在喀拉拉邦，历史上受中国文化影响甚大。中国与那里的贸易至少持续了十好几个世纪，商船往来不绝。中国商人在那里的活动远比中国僧人的影响大。中国的茶叶、丝绸和瓷器的输入大大改变了那里的经济水平和生活方式。那里的人至今称茶为“Chai”，与中文“茶”的发音很接近，而与英语之tea大相径庭。而这一词也是全印度的通用语。到了明代，庞大的官方舰队的到来更是令当地土王、酋长对朱明王朝俯首称臣。然而，中国并不搞殖民统治，而是积极地帮助当地百姓发展经济，造福一方，这与后来的欧洲殖民者的作派形成极大的反差。而当时，郑和率领的舰队比后来的葡萄牙人、荷兰人以及英国人的船队都要强大得多，有足够的实力施行武力征服。然而，中国人并没有进行全球的殖民征服，也无建立海外殖民帝国的野心。这在有些人眼里似乎不可思议，当作千古之谜来看。这没有什么奇怪的。因为中华文明是拒绝输出武力和血腥的，对外也是不欠债的。应该说，中华文化的对外传播大都是积极的，促进了世界文明的进步与发展。在我看来，喀拉拉人民对中国是心存感激的，否则不会几百年后还对中国念念不忘。因为自明朝永乐帝之后中国从官方的角度与喀拉拉已经失去了联系。有人试图抹掉印度人民对中国的一切美好记忆，然而喀拉拉人民始终对中国难以忘怀，实在是难能可贵。这也是我们的祖辈积德行善的结果。所谓种瓜得瓜，种豆得豆。我们应该珍惜这种良好的国际声誉，并将其发扬光大。

印度有人认为中印文化交流印方一直是顺差：出多进少，甚至是“单行道”，包括相当一部分中国人也这样看。这其实是一种不该有的误解。中国对印度的文化输出也相当多，四大发明多是通过印度传到中东和欧洲的。印度对中国的文化输出主要是佛教。我们应该感激印度文化对中国的输出，然而，中华文化对印度输出的也都是积极、健康而实用的东西，而且物质的东西与精神的东西并重。而印度对华的文化输出多是精神性的东西，其作用可能被人夸大了。有的中国人甚至认为印度文化的对华输出副作用大于积极作用，这可能有些言过其实，应该批评。不过，印度的宗教文化本身就有一定的局限，对中国文化的影响没必要太夸大。就商品或物质文化的输出而言，古代中国对印度乃至全世界绝对是顺差，中国的丝绸、茶叶、瓷器及其他商品的输出是连贯而有组织的，对印度经济的发展所起到的作用绝对不容低估。而精神文明的输出，包括科学技术的输出，中国对印度或许也应当与印度对华的精神输出等量齐观。中国人在喀拉拉大地留下的历史遗迹和文化遗产足以证明这一点。

最值得一提的是，中国人还在那里传播了武术，使中国武术在那里播种、生根、发芽、开花、结果。喀拉拉邦在印度被誉为武术之乡，这与郑和的船队的文化传播大有关系。现在不少人都在说中国武术源自印度，并从菩提达摩身上找源头，这其实是个美丽的误会。印度武术其实来自中国，而不是相反。有印度专家也特意跟我谈到了这一点。印度真正的专家知道印度武术是咋回事。

印度文化基本上是围绕着宗教文化发展起来的，它有很多普世价值，但有时也充满了神秘主义和愚昧落后的东西，不似我中华文化之富有乐观向上、积极进取、经济实用之精神，亦缺乏恢宏广博、全面发展之内涵。中国历史上政治、经济、军事、教育、文化艺术都齐头并进、综合发展，居于世界领先水平，综合国力在18世纪以前几乎一直冠绝全球。而印度文化却稍欠协调，某些领域极发达，有些领域却极落后、弱小。中印两国人民不能数典忘祖，但也不能太念念不忘其对世界的文化输出。现在中印两国人民需要思考我们当前在文化上能给这个世界贡献什么，而不能过多沉醉于历史的辉煌。

科钦在中国历史文献的记载里多次出现。在郑和的时代，它的中文名字是柯枝，跟今天它的当地发音完全一样。科钦的名字今天称为柯奇或科奇才对，因为印度政府最近对这个带有殖民色彩的名字有调整，换上了柯奇的名字。柯枝其实更符合柯奇的发音。科奇也好，科钦也好，跟柯枝都是一回事。这个城市早就存在，历史上是一个小国的首都。它自古就是阿拉伯海滨连接印度洋海上丝绸之路的一个贸易中心。

在我们排队购买从安那库拉姆去科钦港的船票时，遇到了两女一男三个韩国人。我们自然地互相注意到了对方并友好地打了招呼。因为在印度人中间，大家都是非常醒目的。他们是韩国一个医学会的，来此是为了参观一个印度香料和草药市场。说白了，就是来印度买草药的。那个男的是一个医生，有医学博士的头衔，自我介绍系韩国传统医学世家。他将韩国的传统医学称为韩医，其实就是中医或汉医。他脖子上挂着一个巨大的数码相机。我们到了岛上后合影留念，然后就分别了。他们许诺将拍到的数码照片发给我和T君，但后来并没有寄来。我与T君给他们分别去了电子邮件，也没有回音。

第一次去科钦，玩得还是挺开心的。T君是个非常称职的导游。美中不足的是，在轮渡上，一个当地醉鬼向我寻衅，惹得我很不痛快。那个人有40来岁，个子不高，也较瘦弱。他在排队买票时就听到了我与韩国人的交谈，知道我是中国人，也了解了T君的身份，然后就一直在那里跟我们絮絮叨叨说话，但我们谁都没怎么搭理他。他上船后不顾礼貌，跑到我的跟前粗鲁地打断我与韩国人的交谈，气势汹汹地向我提出了一连串的富有挑衅性的政治问题，引起了众人的瞩目。我无视他的存在和提问，继续与韩国人交谈，试图使他知难而退，别自找没趣。不想此举激怒了他。他挥拳撸袖，宣示他的愤怒；又时而对我怒斥，时而卡腰断喝，一副想给我点厉害看看的样子。见我只管侧身与韩国人交谈，对他仍不理睬，他干脆动手拉我，非要我回答他的问题不可。那些问题互不关联，跨度很大，让人觉得莫名其妙。他的两个不太敏感的问题是：一、中国为什么走资本主义道路？二、中国干嘛听乔治·布什的？当然，他还有更具挑衅性的敏感问题，让我在公众场合很难接腔。

他见即便是拉我我仍不理他，有点激动，最后他干脆动手推我。旁边的韩国人和T君也一直劝他不要纠缠我，让他走开，但他仍是一副无赖相。旁边的印度乘客都面无表情，麻木地观望着，没有人制止他，也无人支持他。我发现，在这种场合，印度人无人趁势起哄，但仗义执言、打抱不平的也不多。他们虽然对那人的行径很看不惯，但是没有人批评他。这或许就是印度式的宽容吧。那人独自表演了一会儿，见没有任何人配合，可能觉得自己有些下不了台，于是闹得越发起劲了。我实在忍无可忍，站起来当胸推了他一下，将他推了个趔趄。我厉声命令他离我远点，警告他别用手碰我，否则我就不客气。他看我凶了起来，一时有些呆傻，露出一副怯懦、猥琐像。他可能并不胆大，不太崇尚暴力，只是酒壮了胆。事实上他似乎被我吓住了。其后，船上的工作人员过来将他拉开，他便变得老实了。不过，刚消停不到三分钟，他又走过来打扰我，对我口称先生，并声称他是一个穷人，让我回答他莫名其妙的毫无关联和内在逻辑的问题。我不得不再次发火，高声呵斥他，让他走开。船员也不得不再次过来将他拉开。非常有意思的是，那艘船上的工作人员在拉他的时候对他也非常客气，没有对他有一句申斥和一个野蛮动作。过了一会儿，那人似乎又缓过劲来，再次鼓足了勇气，嚣张地咆哮起来，似乎在谴责什么。后来，船上一个工作人员只好站在我与那人中间，阻挡他接近我。T君也从旁边不断地阻挡他向我的进攻。我当时一直稳坐在我的座位上，对他仍不理不睬。他竟因此越发来劲，几次试图突破阻拦向我扑来。我几次站起来想给他两下子，但旁边的韩国人拉住了我。这当然是对的。身在国外，卷入暴力冲突会有大麻烦。况且，那人也没啥恶意，完全犯不着对他动手。

后来在下船时，他又拉住T君，一副质问的样子，似乎很奇怪T君为何跟我同行并护着我，还问他是怎样学的马拉雅拉姆语。T君两次用力将其推开以摆脱他的纠缠，一次差点将其推倒。我们到了岸上之后他倒没再来骚扰我们。在我们与韩国人拍照合影并留下通信地址之后，他才凑过来，试图想继续搭讪，看没人理他，便无趣地离去。据那位和韩国女子坐在一起的印度女孩讲，这个醉鬼在排队买票时曾对其进行性骚扰。T君说他在买票的时候就已经发现此人是个醉鬼，因为他身上酒气熏天。他说此人上午就这么醉醺醺的，不知道到了下午或晚上又会醉成什么样子。我曾经认为印度人喝酒的不算多，酒鬼也不多，当时我还是第一次在印度的公共场合碰到喝醉酒的人。不过我后来了解到喀拉拉的穷人不少嗜酒如命，每到下午，酒铺柜台前排起长队，常常是一醉方休，烂醉如泥。在那里，酒是政府专卖的，消费是严格控制的。鉴于穷人酗酒现象成了严重的社会问题，当地政府曾长期禁酒，不允许私人经营酒业。为此，共产党与国大党在喀拉拉邦长期较劲，相关政策摇摆不定。尽管当地曾禁止酒业私营，但地下交易仍在进行，一些有许可证的专营酒馆或酒店仍有酒卖，一天到晚喝得烂醉的酒鬼到处可见。

与这个酒鬼之间的纠葛是很煞风景的一幕，算是那次科钦之行的一个遗憾。当然，那也算得上是最大的收获。这种情形很难碰到，也无伤大雅，算得上是一次难得的经历吧。他也算不上是个坏人，只是有点酒意，在公共场合想表现一下。他能说些英语，按说应该受过一定的教育，文化水平还是不错的。我对他其实没啥恶感，只是当时在船上被他纠缠觉得很难堪，一度想跟他过两招。

我当时去科钦的主要目的是为我的数码相机购买一个存储卡（记忆棒）。上午曾在安那库拉姆的轮渡码头旁边的一个商业区里搜寻了老半天，但是并没有找到我需要的东西。据说那是科钦最大的商业区。下午我们吃过饭后，便又开始搜寻，最后在天已经擦黑的时候终于找到了索尼公司的专卖店“索尼世界”，里面有我需要的存储卡。不过，那个存储卡价格之高让人咋舌。一个32MB的存储卡竟然索价75美元，64MB的还要翻倍。问为什么这么贵，答曰为关税的原因。这一块存储磁卡，在中国只相当于75元人民币，在印度却要翻好多倍。要买，觉得太贵，不值；如果不买，别处买不到。而且，科钦之行有点专门为此而来的意思，于是我咬咬牙买了。我误以为这价格有诈，决定投诉他们。我索要了发票和收据，还照了相，最后悻悻地离去。我们开头就要发票和收据，他们开头没给我，可能是忘了。后来我不得不再次掉头回来索要，为此浪费了一个钟头。

我后来给索尼公司印度总部写了信投诉，他们责成班加罗尔的分部过问。根据他们的回答，科钦“索尼世界”的价格无诈。我不得不自认倒霉，就此罢休。我因此对印度的贸易保护主义有了直接的认识。这种贸易保护不利于刺激消费，也不利于它的经济发展，吃亏的是消费者。由于印度没有太多的出口，所以它敢无限制地加收关税。因为它不怕别国的关税报复。因为印度到处都是贸易壁垒，外国产品很难打入印度市场。由于当时印度国内民众收入低，很多高档商品消费不起，经济发展很慢。当时，在印度，空调、电脑、手机、相机都不太普及，汽车用户也不多。当然，很多穷人连冰箱、洗衣机之类都没有。不过印度当时电视机比较普及，几乎家家都有。所以印度拍电影和电视剧是赚钱的行当。电视的普及是印度电影业繁荣的基础。在印度不仅有孟买所谓的宝莱坞，另有好几个城市都有发达的影视制作工业，从业人员相当庞大。喀拉拉邦也是有自己本土的电影业的。

当时我在印度也没有手机，但武装了笔记本电脑和数码相机。而德里的中国人，似乎人人一部手机，笔记本电脑和数码相机并不一定有。后来我回到德里，也没有买手机。当时一位朋友预言我不得不很快买一部手机，因为德里的中国人离开手机没法生活，聚会和介绍工作很不方便。但我硬是没买，也凑合着生存下来了。我临去印度前，有人建议我买一个，但我觉得没必要。我小弟曾要把他的手机赠送给我，但我拒绝了。我当时对手机是排斥的。在印度当时手机很贵，质量又差，我觉得用处没那么大，还是不想买。不过，其他朋友都有手机，常常互相邀约、聚会，能提供不少揽活儿的机会。某些有手机的朋友当时不少赚外快，忙碌得很。我也曾偶尔当过替补，挣过一点儿美元。有朋友穿越整个德里来找我，为我提供挣钱机会，让我感动。不过第一次打工挣钱是我在一个中国商品展览会上自己揽到的，结结实实忙碌了两天，还曾跟着他们去了泰姬陵免费参观了一下。那是我第一次去泰姬陵，竟然是全程免费。后来我又去过好几次泰姬陵，好像也都是免费，都是陪团去的。

在科钦街边一个停车点看到一个怪人，实际上是一个皮肤若鳄鱼皮的病人，其人还戴个眼镜，有一个女的陪同，可能是他的妻子。此人病症没有以前见到的其他特殊类型的病人严重，但也够让人感到恐怖的。据T君讲，这些人并不传染，他们有的还有家庭和孩子。但是，这似乎应该是一种血液病。

在科钦我们还吃了一顿难忘的“中国饭”。我们中午在岛上随便吃了点东西，下午5点钟的时候来到一家气派的中国餐馆准备大餐一顿。那个餐馆据T君讲非常有名，价格也的确不便宜。我点了两荤一素三道菜，给我们两个一人要了一份鸡汤和一份鸡肉面条，一共五道菜。这一顿饭在当时无论如何是相当丰盛的，但是我并没能大快朵颐。我只是消灭了我的汤和面条，对其他菜基本上没动筷子。那些菜我尝了尝，就不再碰了。其中一份“糖醋鱼”给我的印象很深，其味道很奇怪。我问T君那鱼味道怎样，他连称好吃，于是那些菜便全归了他。他不一会儿便风卷残云般地将那些菜全部吃掉了。晚上回到戈特亚姆，在T君的引导下，我们又在一个高级餐馆饱餐一顿。那顿饭我感觉比在科钦好多了。

当天的旅行可谓高潮迭起，奇遇不断。晚饭后在去车站的路上，夜色里，我们见到了一个非常奇特的场景，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然而，由于此事不是一种积极的现象，还是不说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