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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年9月18日晚，北京中和戏院锣鼓喧天，座无虚席，许多来自政界、商界的名流正在观看由著名京剧艺术家梅兰芳领衔演出的《宇宙锋》。这是一场东北军政要员们为辽西特大水灾募集善款的义演。病后初愈的东北军领袖、少帅张学良亦携夫人于凤至前来观看。正当张学良沉浸在艺术享受中时，侍卫副官悄悄告诉他，接到东北急电，沈阳发生事变。张学良的神色瞬间变得凝重起来，急忙转身匆匆离座。
中国历史的轨迹，由此开始转变。
九一八事变标志着日本长达十四年侵华战争的开始，也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起点。九一八事变由此在中国历史，甚至世界历史上定格。
发动九一八事变的主角，就是关东军的骨干军官、作战参谋石原莞尔和高级参谋板垣征四郎。石原莞尔是 “世界最终战争论”的始作俑者，早在1929年的一次演讲中他就提出，世界最终战争将决定是由日本的天皇当上世界的天皇，还是由美国的总统成为世界的领导者，这是人类历史上空前绝后的战争。石原认为，为了保证日本在世界最终战争中取胜，日本应当举全国之力，不惜一切投入战争。但是，由于日本国土面积小，资源匮乏，如果与美国抗衡，必须开发“满蒙”，这是日本取得世界最终战争胜利的根本，也是唯一的途径。从这个意义上讲，“满蒙”就是日本的生命线。石原的“满蒙生命线”论与日本军部分离“满蒙”、侵略中国东北的方针是一致的，所以大受军部欢迎，很快成为其向中国东北扩张的主要理论依据。1929年5月，板垣征四郎赴中国东北担任关东军高级参谋，他与石原本是旧识，板垣到关东军任职，是石原的战略理论能落实为关东军作战计划的一大契机。
1928年底，张学良在东北易帜后，开始在东北进行新建设。主政后的张学良开始整顿军队，将东北陆军由40万精简为30万，并从德国等西欧国家购买了大量新式武器，试图建设一支现代化的新式军队。与此同时，张学良还积极发展海军和空军，东北军的力量得到提升。
当时东北的日本关东军仅有1万多人，想以此来挑战张学良，势必要精心准备和筹划。在板垣的支持下，关东军自1929年7月起展开了一连串的参谋演习，模拟石原“以寡击众”的战术演练。关东军在东北制造了各种大大小小的战争冲突，不仅为发动九一八事变打下了基础，而且在精神上麻痹了东北当局和南京国民政府。
在日本关东军和东北军的大大小冲突中，任何一次冲突都有可能升级扩大，那么日军为什么要选择“九一八”这个时机呢？
在中国内政方面，东北宣布易帜后，中国完成了自辛亥革命以来形式上的统一，表面上结束了军阀割据的混乱状态。但实际上，以蒋介石为首的南京国民政府能实际控制的区域只不过苏、浙、皖、赣、闽数省而已。在国民党政权内，除了中央政权外，又有阎锡山、冯玉祥、李宗仁等地方实力派，几乎处于半独立状态。为了削弱地方实力派，将政权收归中央，完成真正统一，蒋介石大搞“削藩”，引起各实力派的反抗，导致新的混战不断。
1930年爆发了蒋介石为一方，阎、冯、桂为另一方的大规模的中原大战，历时7个月，双方动员百万以上兵力，死伤30多万人，战火波及20多省。蒋介石的南京国民政府方面在系列内战中最终获胜，但作为中央政府，连年不断对地方实力派的战争和对工农红军的围剿战争，几乎耗尽了国家的财力，牵制了全部的军队。特别是在中原战争的关键时刻，在蒋介石请求下，张学良率领20万东北军入关助蒋，使东北防务大为减弱。中原大战后，张学良开始长驻北平，工作重心也由沈阳移至北平。张学良带着精锐部队离开东北，对于一直对东北抱有觊觎之心的日本关东军来说，是一个难得机会。积极鼓动侵华的日本众议院议员永田善三郎就得意忘形地说：“张学良把大批东北军调进关内参加内战，东北防务非常空虚，如果日本略一举手投足，‘满蒙’天地不仅非张学良所有，恐怕已非中国所有了。”
除了中国内部政治动荡之外，摆在关东军眼前更为有利的条件是中国正在发生自然灾害。
1931年夏季，中国普降大雨，遭遇了巨大洪灾，长江和淮河流域因暴雨而水灾肆虐，中国中部有8省2市受灾，长江中游的汉口决堤，总计造成14万人被淹死、25万人流离失所，损失达20多亿元。水灾不断扩大，长江下游的首都南京也成了洪水重灾区。多地因灾害与救灾不力，而发生民间骚动。蒋介石前往灾区视察，感到灾区的惨景是触目惊心。南京国民政府为救灾不得不出动200万人的军队。救灾不仅需要人力，也需要巨大的物力和财力。然而，南京国民政府财政收入仅仅应付巨额军费支出一项，便已捉襟见肘。为了救灾，南京国民政府除了发行赈灾公债外，不得不对外举借外债，而美国在此之前已发表了对外金钱援助的方针，是必须以该国裁减军队为条件。
图1-4 1931年中国空前的大水灾
与此同时，全球性的经济危机几乎袭击了所有资本主义国家，西方列强受到大萧条的沉重打击，各国自顾不暇。关东军的好战分子判断，如果此时在东方挑起战事，西方即使有心也无力干预。因此，关东军选择了“九一八”做赌博式冒险，发动对东北军的挑战，力图一举占领东北全境。
1990年，张学良在与历史学家唐德刚的谈话中，回忆说：“因为奉天与日本的关系很紧张，发生了中村事件等好几个事情。那时我就有了关于日本方面的情报，说日本要来挑衅，想借着挑衅来扩大双方的矛盾。明白吗？我已经有了这样的情报。所以，那个不抵抗的命令是我下的。我下的所谓不抵抗命令，是指你不要跟他冲突，他来挑衅，你离开它，躲开它。”
长期以来，人们一直批判蒋介石采取不抵抗主义，片面依赖国联，致使东北沦丧。当事人张学良不论是在日记中，还是在后来公开谈话中，都承认不抵抗命令是他自己下的，并不是蒋介石给他的命令。那么蒋介石为什么长期愿意为张学良“背黑锅”呢？不抵抗主义完全和蒋介石没有关系吗？
1928年的济南惨案，日本赤裸裸武力干涉国民革命军的北伐，对蒋介石是一个巨大的打击，从情感上来讲，蒋内心对日本充满了仇恨。但是，曾经留学日本军校的蒋介石，深知中日之间军事实力的悬殊，在相当长一段时间中，他对日本挑衅引起的冲突均隐忍妥协与退让，济南惨案也可以视为蒋介石对日不抵抗主义的开始。蒋这样的对日思想和方针，也传递给了张学良。所以，即使九一八不抵抗命令是张学良本人所下，作为南京国民政府首脑的蒋介石也不能完全脱了干系。
九一八事变前的两三个月间，东北先后发生了“万宝山事件”与“中村事件”，日本借机煽动与扩大事端。张学良在1931年9月初曾致电东北当局，“对于日人无论其如何寻事，我方务须万方容忍，不可与之反抗，致酿事端”。这也是他后来面对九一八事变时的方针。九一八事变发生时，张学良等人采取不抵抗主义，在中日间力量悬殊的情况下采取避战，有其现实的必然选择性，避免了中日战争的全面爆发。但是，也正是中国方面的不抵抗，使日本关东军轻而易举地获得了东北，大大刺激了日本的侵略胃口和野心。
1931年9月18日晚22点20分左右，日本关东军在沈阳中国驻军北大营附近柳条湖炸毁了一段南满铁路，并伪造现场，反污蔑中国军队破坏路轨。在制造爆炸的同时，日军独立守备队开始袭击北大营，驻沈阳城等处的日军兵分南北两路，向中国军队驻地北大营进攻。是为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
图1-5 九一八事变中被关东军炮火摧毁的中国北大营营房
张学良听到这一消息，虽然震惊，但只认为是日本的又一次挑衅而已。他在北平向东北部属下达了不抵抗的命令，希望不要扩大事态。大部分东北军选择撤退，甚至被动挨打，北大营8000名守军被数量远少于自己的日军击溃。张学良没想到的是，这一失当措置，要付出那么惨重的代价：张学良和他的东北军彻底失去了家乡。
日军占领北大营得逞后，开始在东北全线出击：几天之内，日军先后攻占沈阳、四平、营口、凤凰城、安东等铁路沿线18座城镇和长春、吉林等重镇。至11月中旬，关东军攻陷齐齐哈尔。在国民政府与东北军都无意与日本全面开战的情况下，东三省仅仅历时4个月零18天就全部沦陷了，而中国军队在主要城市所做的武装抵抗，前后加起来却连18天都不到。沈阳、长春、吉林等中心城市的守军不是弃城而去，就是不战而降。
虽然当局采取屈辱的不抵抗政策，丧权辱国，但在日军侵略面前，仍有部分东北军民进行了殊死的抵抗。
九一八之夜，南满铁路发生爆炸，北大营第七旅第六二〇团团长王铁汉以为又是地雷爆炸，因为日本经常搞这样的小动作，他也习以为常，并未特别注意。但是5分钟后，北大营西墙外边传来了手榴弹及断断续续的步枪声，紧接着就是炮响。王铁汉这才感到事态不同寻常，便电话联络其他团部，了解情况，后来得知第六一九和第六二一团都已分别撤退。到午夜时分，王铁汉接到上级电话指示“不抵抗，等候交涉”，此后便失去联络。王铁汉认为“等候”不等于“挨打”，所以令士兵们就营房的简单工事，做好战斗准备。当19日凌晨，日本步兵前来攻击时，王铁汉第六二〇团的两个营果断自卫反击，然后撤出北大营。王铁汉部击毙日军士兵20余人（另有40余人说）。王铁汉部的反抗，打响了中国人民十四年抗日战争的第一枪，具有重要意义。中国人民不屈的抗日活动，是与日本侵华过程相始终的。
除了王铁汉部的对日反击外，东北讲武堂部分学员和沈阳城内公安警察部队也拒绝执行不抵抗命令，对日军展开最坚决的抵抗。在辽宁省警务处处长兼沈阳市公安局局长黄显声和沈阳县警务局长兼公安大队长张凤岐的领导下，2000余名沈阳警察顽强抵抗侵略日军三天后，才退出沈阳城。
东北军部队组织的抗战仅有嫩江桥战役和双城堡—哈尔滨保卫战。在江桥战役中，黑河警备司令兼步兵第三旅旅长马占山奉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张学良命令，代理省主席职务，统帅黑龙江部队，奋起抗击日军。从11月4日到19日，历时16天。关东军在飞机和火炮的掩护下，向守军发起猛攻，双方展开激烈战斗。江桥抗战引起国际舆论的关注。
在这几场短暂的抵抗战役中，东北军部队作战不可谓不顽强，但是东北军和关东军的实力确实有较大差距，经过短暂的惨烈战斗即告失利。这些抵抗日军的火苗虽小、虽弱，但他们反对当局的不抵抗政策，是令国人骄傲的最早抗日力量。抗日的星星之火不熄，必然会发展为燎原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