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日本走上对外扩张之路

古代农业社会时期，中国高度发展的政治、经济、文化，在周边国家中一枝独秀。日本等邻国在中国最强盛时期，多次通过派出“遣唐使”等方式向中国学习。中日两国作为近邻，虽有过冲突，但更多的是和平相处。进入近代后，日本通过明治维新强国，企图取得称霸亚洲的地位，走上了不断侵略中国及其他亚洲国家之路。

1. 步步入侵中国

曾几何时，日本和中国同样面临着被西方入侵，几乎沦为半殖民地的命运险境。然而短短几十年内，日本经过明治维新，迈向现代化国家道路，不仅成功挑战中国，而且打败了欧洲强国俄国。被胜利冲昏头脑的日本，野心膨胀到居然想要称霸世界。日本将中国视为实现其野心道路上的垫脚石，它构想的“蓝图”是：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国，欲征服中国，必先占领“满蒙”。

1894年，日本对华发动了蓄谋已久的甲午战争，貌似强大的中国被日本打败。日本利用《马关条约》，向中国勒索了巨额赔款，并以此赔款再大力扩张军备。几年后，日本竟一跃成为八国联军主力，首次取得了与西方列强在华“并驾齐驱”的地位，终于实现了明治维新以来梦寐以求的“脱亚入欧”战略，并进而实施“入欧侵亚”的政策。

日本冒险发动甲午战争，企图独占朝鲜，占领中国东北，与同样觊觎朝鲜、中国东北的俄国之间的矛盾日益激化。

1904年，日本偷袭驻在旅顺港的俄国舰队，日俄战争爆发。战争以日本获胜，双方签订《朴次茅斯和约》而告结束。通过条约，日本攫取了中国东北地区所谓的“南满特殊权益”，确立了在东北亚的霸权地位。战争结束后，日本人认为，“豁出国命与俄国前后作战十八个月，牺牲十万生灵和二十亿国币，才将俄国逐出南满洲”，得到其支配权，所以对中国“满蒙”地区具有不寻常的“感情”，逐渐将中国东北视为禁脔，类似“满洲是日本付出20万国民鲜血之代价换来的”这样的言论，成了一些日本人的口头禅。

1914年6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日本即趁西方列强无暇东顾之际，以英日同盟为幌子，积极开展参战活动，企图抓住千载难逢的机会，推行其“大陆政策”。日本加紧部署对德作战，制定进攻中国青岛的方案。北洋政府先后试图努力通过宣告中立、谋划和平收回胶澳租借地，甚至与英日共同参加对德战争等方案，来避免山东危机，但均遭失败。日本驻华公使日置益照会中国外交部，蛮横无理地声称：“胶州湾问题与中国无关，日本希望中国政府对此问题持绝对消极立场。”8月15日，日本向德国发出最后通牒，要求德国将胶澳租借地无条件交给日本。德国予以拒绝，日本遂于8月23日对德宣战。9月2日，日军突然在山东龙口和莱州附近登陆，并趁机占领了胶济铁路，不但破坏了中国的中立地位，而且严重侵犯了中国的主权。袁世凯在会议上直接问陆军总长段祺瑞：“为保卫国土，军队可以采取哪些行动，可以抵抗多久？”段回答：“武器弹药困难，只能抵抗四十八小时。”无奈之下，袁世凯采取一边抵制、一边让步的政策对日进行交涉。当双方还在围绕山东问题进行交涉之际，日本方面突然于1915年1月18日向中国提出了“二十一条”。

“二十一条”的主要内容是：日本继承德国在山东省的一切权益；要求“南满”以及东部内蒙古的特权，旅顺、大连租期与“南满”铁路经营权之展期；中日合办汉冶萍公司；中国沿海港湾岛屿之不割让；聘用日本顾问技师等。日德战争甫经解决，日本即提出旨在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由此可见，日本对德宣战并非仅仅是为占领胶州湾，其根本目的是借此机会为根本解决中国问题开辟道路，实现独霸中国的野心。日本担心西方列强的干涉，要求中国保守秘密。袁世凯对于日本“动辄视中国如狗彘或奴隶”的要求相当激愤，授意中国代表团将“二十一条”内容和会谈情况故意透露给国内报馆和美英新闻媒体，从而给日本造成压力，迫使其不得不做出一些让步。5月8日，日置益对华发出最后通牒，要求中国接受除了第五号内容以外的“二十一条”全部内容。袁世凯虽心有不甘，但于9日被迫接受。这一天后来被定为“国耻纪念日”。

“二十一条”的签订，极大激怒了中国人民，全国各地掀起了更为猛烈的反日、反袁斗争。1919年1月，第一次世界大战战胜国在法国巴黎召开“和平会议”。中国以战胜国身份参加和会，提出取消列强在华的各项特权、取消“二十一条”等正义要求。但帝国主义列强拒绝了中国的要求，竟然将德国在中国山东的权益转让给日本。此消息传到中国后，激起了中国人民的强烈反对，最终激起青年学生的五四运动。5月4日，北京高校的3000多名学生代表冲破军警阻挠，云集天安门广场。他们打出“誓死力争，还我青岛”“收回山东权利”“拒绝在巴黎和约上签字”“废除二十一条”“外争主权，内除国贼”等口号。

1919年5月19日，北京各校学生同时宣布罢课。天津、上海、南京、杭州、重庆、南昌、武汉、长沙、厦门、济南、开封、太原等地学生，也先后宣告罢课，以支持北京学生的斗争。6月5日，上海工人开始大规模罢工，以响应学生。面对强大的社会舆论压力，中国代表没有在和约上签字。五四运动成为中国现代历史的重要里程碑。

1923年，在中国人民的强烈要求下，北洋政府宣布废除与“二十一条”有关的各种文件。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因为欧洲各国经济不景气，日本亦陷入金融恐慌、经济危机加深状态。为了向中国大陆开辟商品市场，并输出资本，日本对华政策的重点在于巩固并扩张其在“满蒙”的权益。1920年代末，日本军部不断进行关于中国“满蒙问题”的探讨，认为中国的兵力根本“不值一提”，用半年时间便可以完成对中国的备战。军方还分析认为，对中国来说，“满蒙”地区乃“外化之地”，所以不会“投入国力”，拼死一战。而西方列强虽会反对日本侵占“满蒙”，但各有顾忌，不至于会武力干涉。基于这样的形势判断，日本陆军商定了“占领满蒙”的方针。

随着国民革命军的北伐和中华民族的觉醒，已视东北为囊中之物的日本统治者颇感威胁。以1927年4月“南京事件”为契机，标榜“强硬外交”的日本陆军大将田中义一上台组阁。田中内阁成立不久，便于6、7月间召开“东方会议”，参加会议的都是所谓“中国通”的外交及军政要人。此次会议上确立了日本侵华的指导性政策，简言之，即要干涉中国内部事务，反对中国的统一，攫取中国东北。

针对当时国民革命军挥师北伐，统一中国的形势，田中内阁采取反对和敌视态度。为了霸占东北，田中打算在中国造成蒋介石统治长城以南、张作霖统治长城以北的局面，即使中国处于分裂状态。1928年4月，蒋介石指挥北伐军一路所向披靡，进入鲁南，张作霖则军事上不断失利，从长江流域退到黄河北岸。为了阻挠北伐军进入华北和统一东北，田中内阁决定不惜出兵来阻止北伐进程，4月起，日本海军竟在青岛登陆，而在青岛的日本陆军亦即开进济南。

5月3日，日本军队以“保护侨民”为借口，突然对驻扎在济南的北伐军发起了大规模的军事攻击，并对平民实施了惨无人道的烧杀劫掠，造成中国军民死亡 6123 人，伤 1700 多人，并对中国妇女实施奸淫，造成了骇人听闻的“五三惨案”。

5月3日凌晨，在睡梦中的北伐军总司令蒋介石被电话叫醒，南京国民政府外交部长黄郛说他在日本司令部，要蒋赶快派汽车去接他。

蒋介石感到奇怪，问黄郛大半夜怎么跑去日本司令部了呢？黄郛说日军包围了他住的交涉署，他去日本司令部交涉，本以为可以通过他认识的日军司令官、第六师团长福田彦助，对其晓以利害，结果连参谋副官都没见着，日军反而要他在一份文件上签字。文件上说当天是北伐军要来抢日本人的东西，打日本人，所以才起冲突的。黄郛当然不肯在混淆是非的文件上签字，日本人就拿出手枪摆在桌上，说：“除非你不要命，要命就要签字！”黄郛回答：“我是中国外交部长，你们不能这样无礼。”日本人蛮横地叫嚣：“我不晓得你是什么东西，哪里认识你是外交部长。”黄郛没有办法，被迫在文件上批了一个“阅”字，才被放回来。日军明知道黄郛是国民政府的外交部长，却仍对其肆意侮辱。

日本包围北伐军交涉署，抢夺文件。山东特派交涉公署交涉员蔡公时（曾留学日本）表示严重抗议。日本军官竟然要他跪下来，蔡公时严词拒绝。日本人就用手枪打死蔡的一个同伴，再问蔡跪不跪。他坚决不跪。他们又再打死了一个中国人，再问他跪不跪。待到十几个中国人一个个都被日军打死了，蔡特派员仍不跪。日本军官又叫两个兵拿枪来敲他两腿，使他跪下来，把他的脚膀都敲断了，最后倒下。蔡公时大骂“日本军阀”，日军惨无人道地剪掉了他的舌头，剜去他的双眼，割掉他的鼻子，再用手枪打死他。按照国际法，两国相战不斩来使，但日军却野蛮残暴地杀害了中国外交官。

交涉过程中，福田彦助竟然倒打一耙，说是中国军队违背声明，给日军及日侨造成了损害，荒谬地提出中国军队“须在日军阵前解除武装”“严禁一切反日宣传”等无理要求。北伐军方面据理力争，并对进攻的日军予以还击。在双方力量悬殊的情况下，国民党中央为了完成北伐统一，决定采取隐忍妥协的方针，绕城北上，避免与日军直接冲突。5月9日，北伐军奉命撤出济南，绕道北上。日军开进济南城。

在北伐军试图渡过黄河时，日军曾分股前来袭击，以图阻挠，但是北伐军坚持冒险强渡，到达北岸，继续进军华北，使日军阴谋落空。6月上旬，北伐军开进北京，15日，南京国民政府正式宣告南北“统一告成”。

蒋介石认为，济南惨案是日本加给中国的“国耻”、“军耻”与“民耻”。从此之后，他日记中每天都要先写下“雪耻”二字，一直坚持几十年，可见此次惨案对蒋介石的刺激之深。

2. 皇姑屯事件

日本制造济南惨案，并未能阻止国民革命军北伐的进程。田中内阁为了确保东北，逼迫在军阀混战中入驻关内的张作霖尽快退回东北。张作霖时任中华民国海陆军大元帅，是北京政府的主宰，面临来势汹汹的北伐军，不得不收缩华北防御。但张并不想退回关内，反倒希望借助日本支持，继续留在关内。日本则趁机进一步索要在东北的权益，要求铁路筑路权，要求张承认“商租权”和“营业权”等。张作霖不甘完全沦为日本的傀儡，对日本的苛刻要求也不敢完全接受，表示不能做“叫子子孙孙抬不起头的事情”。日本和张作霖之间的矛盾日益加剧。

针对如何统治东北，使“满蒙”同中国本土分离的问题，日本统治集团内部分成了两派意见：一派主张用“内科方法”，即对张作霖行贿和恫吓兼施，逼他就范；一派主张用“外科方法”，即直接用武力解决张作霖，占领东北。首相田中义一倾向于前一种，希望通过操纵张作霖，把东北置于日本的控制之下，但是关东军中以高级参谋河本大作为首的强硬派，却主张除掉张作霖，制造动乱，趁机占领东北。

一面是日本的逼迫，一面是济南惨案引起中国民众的极度愤怒，已对日本失去信任的张作霖面临着抉择。他最终决定通电表明“停战息争”，撤回关内。离开北京前，张作霖曾收到了日本人暗杀的情报，他虽然认为这是谣言，但也在回关内的日期上一再更改，谨慎行事。然而，日本关东军仍然准确地弄到了张作霖回沈阳的列车时间。

1928年6月3日，张作霖的列车离开北京，当安全驶入关内后，车上的人们都松了口气。4日凌晨5点多，沈阳车站已做好了欢迎张作霖的准备，东北各军政要员纷纷莅临，等待着专列的出现。

本以为已安全驶入关内，沈阳站已近在咫尺，张作霖和前去迎接他的东三省边防司令兼保安总司令吴俊升轻松地聊着天。可在车行至皇姑屯东1000米、京奉路与南满路交叉路口时，关东军的河本大作下达爆炸的命令。突然，随着火车汽笛的呼啸，传来了震天巨响声，滚滚黑色烟柱直冲上天，把迎接的人群惊呆了。马上要驶入沈阳站的张作霖列车，还是未能逃脱日本关东军精心设计的爆炸。随着埋在铁轨上烈性炸药的轰隆巨响，专列的第9至12车厢被炸得粉碎，碎片甚至飞散到几十米以外的路上，张作霖就在第10车厢。吴俊升被炸得血肉横飞，当场死亡。张作霖也身受重伤，被炸断一只胳膊，倒在血泊中。张作霖被抬回帅府后，抢救无效，于当天上午9点30分死去。奉天当局为了稳定和控制局面，决定秘不发丧，帅府上下一切照旧，与企图前来打探情报的日本人极力周旋，等待着张作霖的儿子张学良从关内赶回，执掌大局。

皇姑屯事件后，如果东北出现日本关东军所期望的混乱局面，那么，三年后的九一八事变就可能会提前爆发了。

“东北王”张作霖被日军炸死，但东北的局面却与关东军所预期的相反，背负父仇家恨的张学良顺利接管东北政权，稳定局面后，断然拒绝了日本的威胁，开始与南京国民政府联络，并于1928年12月底断然宣布东北“改旗易帜”，服从南京国民政府的领导，南京国民政府允许张学良在东北有一定的军政特权，中国完成了形式上的统一。 IIEbE8WORSdMFKWm4A6U3d090tiPZltbza1EpE54nb8vnKFd57gaYG4TPJU+P6w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