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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二十七年春间，中央政府将行政机构改组，把各有关建设的行政机构合并改组为经济部，翁文灏先生任部长。军事委员会工矿调整委员会，及其所属的厂矿迁移监督委员会，亦于3月初间并而改组为工矿调整处，属于经济部。
工矿调整处的组织分总务、业务、财务三组，及秘书、会计两室。业务组掌理：（1）关于工矿设备的迁移补充；（2）工矿动力的调剂供应；（3）工矿事业的协助发展；（4）工矿事业的合作互助；（5）工矿技术人员的征集调训；（6）工矿调整的设计、审议、考察及督导；（7）办理购地、劳工的纠纷等事项。财务组掌理：（1）关于工矿资金的筹措协助；（2）营运资金的保管出纳；（3）借款的审核订约；（4）借款抵押品的保管稽核；（5）借款本息的收回；（6）投资的调整、审议，及资金运用的其他事项。其中（3）（6）两项业务与业务组有密切的关系。根据其职掌规定，该处实为促进与辅导民营工矿业的主管机构。翁部长自兼处长，张兹闿氏任副处长兼财务组组长，我及李景潞氏分任业务组正副组长。总务组长是卢郁文。刁民仁任会计室主任。三组中，以业务、财务两组工作最为繁忙。
我于民国二十七年3月10日乘机由川飞返汉口。计此次在川留50日。此50日中，留在武汉的同仁，天天忙着苦劝武汉原有的厂家准备迁移，安置暂留武汉的厂家复工，并部署进行陕西、湘西、湘南、广西四处工业区的准备工作。
工矿调整委员会曾于民国二十六年11月28日派员北上郑州劝迁，虽未得结果，但我们仍念念不忘山东、河南的工矿业。在河南焦作，有中英合办的中福煤矿公司。其董事长系周树声氏，其总经理孙越崎氏，于民国二十六年底因鉴于形势日恶，即自动下令拆迁。其时当地士绅群起反对，控以擅自拆迁机件、扰乱后方、动摇人心的罪名。孙越崎氏意志坚决，排除万难，命令矿长汤子珍、张莘夫督率人员，拆卸全矿的锅炉、发电、鼓风、抽水、起重等等设备，及煤车、钢轨、机件、器材共2000余吨。张汤两矿长偕同职员300余人，工人700余人，分载卡车多列，经道清铁路转平汉铁路南下。民国二十七年3月初旬，该矿物资到达黄河北岸。其时当地驻军已下令将平汉路黄河铁桥炸毁，炸药埋布，待令发动，特将炸毁期延缓一日，俾得安全渡河。该矿的人员物资刚渡过黄河，陡闻巨大爆炸声，此有名的黄河铁桥即被自动毁坏。全体员工到汉口后，即分一部分前往湘南开发，一部分转运宜昌，继续西上。张、汤两矿长于离开焦作时，并将原矿毁坏，放水淹没。其时敌人尚未到达焦作，该矿留存房屋未毁，派有职员警长率同矿警多名看守。及后，敌人到达前，看守者即将矿内存余枪支，分散与当地民众，由矿警长率领抗战，于击毙敌军20余名后，乃转入敌人后方，发动游击工作，曾予敌人以大大的打击。该矿在机件到达四川后，即与天府煤矿合作，后来并协助嘉阳、石燕、威远等煤矿，用新式方法开采，以供四川全省用煤的需要。
民国二十六年11月底，工矿调整委员会曾派陈世桢劝导郑州豫丰纱厂拆迁，未成功。27年2月间，工矿调整委员会再度命令郑州豫丰纱厂负责人到汉商酌迁移。该厂于2月19日奉到命令，即决定拆迁。其时敌军已到达黄河北岸，距郑州仅10里，地方人士复阻挠拆迁。该厂董事长霍宝树，总经理束云章，经理潘仰山，厂长郑彦之，董事张鸣岗、毛翼丰等，苦心应付，委曲求全，始得如愿。即将全厂纱机56448锭，并线机5600锭，布机224台，发电设备共合3500千瓦及锅炉机件等，共重9000余吨，完全拆卸，分装大小机箱11.7万余件。经过两月的努力，始得全数付运。取道平汉路南下，于4月底全数运达汉口，即分运沙市、宜昌。3月13日，该厂负责人霍宝树、潘世经、张鸣岗、毛翼丰等，以地址选择问题邀我讨论，会中大起争辩。当时他们的意见，拟以大部分纱锭迁往湖南常德。我表示反对，并将新近在四处搜集所得关于棉产、气象、运输、纱布、销场等项调查统计，向彼等说明，力主其全数迁川。霍宝树指着我说：“林继庸，你扯大炮。”我毫不示弱回答：“霍亚民，我的大炮是要响的，不但要响，而且要中的。”我并且表示：“豫丰纱厂迁川，是政府之决策，如果你敢违背，我可用动员法办你，你赶快把迁湘的念头打消。”经过反复的讨论，大计乃决，随即发动全数继续西上。该厂除分得一小部分轮船吨位外，并陆续订雇柏木船360余艘以为运输工具。
其时济南有名的陆大铁工厂，由经理陆之顺自动拆迁，带着全厂员工学徒60余名，机件100余吨，辛苦艰难，经由津浦、陇海、平汉三路，仓皇到达汉口。工矿调整处闻讯，即派人前往抚慰，并劝令迁川。一班齐鲁子弟，热血满腔，闻令即转向西行。陆经理手持耶稣圣经，沿途为之讲解，以慰藉彼等悲愤抑郁的情绪。陆经理以圣经领军拆迁，在工厂拆迁史上别具风格。3月22日，工矿调整处召集武汉三镇的机械业厂家30余人，讨论迁移问题。催促各厂准备一切，一俟政府紧急命令到达，即须于数天内离开武汉。工矿调整处尽力协助迁川工厂之外，并规定工厂迁桂、迁滇协助办法。按照桂省的地方情形及原料之供给，对于纸、糖、麻织、硫酸、橡胶、机器、罐头、印刷等项工厂，皆颇相宜。除由武汉迁一部分工厂往广西外，并拟利用留沪未及迁出之工厂，及由粤省选择些厂家，搬往广西设厂。当时估计拟迁桂机件器材5000吨，其无力自筹运输及购料、建筑、安装机器等项费用者，可由工矿调整处拨贷，预算需170万元。滇省颇宜于纺织、电器、机器、五金、制药、制纸、颜料、油漆、冶炼及煤矿等业，拟由沪、港、粤三处，选择工业及企业人才迁往，以树立西南工业之基础。估计迁滇机件器材亦为5000吨，预算略如桂省所需。其欲迁往湘南、湘西、贵州、陕西等处的，则到时斟酌其需要情形，再作预算。
民国二十七年4月6日，粤省府吴主席铁城致电经济部，以市头、新造、顺德厂敌机轮流轰炸，所有电机、锅炉、糖甑、工场、宿舍等处均受重大损失，开榨工作不得不暂时停顿，拆迁则运输困难，费用甚巨，请筹划善后办法前来。翁部长以粤省各厂规模较大，殊有助于后方抗战应用，即于7日电复建议四事：（1）可迁者从速迁移，例如造纸厂可迁湘西南，糖厂可择要移四川、广西。（2）肥料硫酸等厂可与永利化学范旭东先生商量合作办法。（3）重要工业地区应与军事机关联系，增加防空设备。（4）派林继庸即赴粤面商工厂迁移具体办法，地方有可协助之处自应设法助成云云。我接到命令，即于12日由汉飞港，14日清晨抵达广州，开始进行工作。
在抗战开始以前，广东的工业经陈济棠将军及林云陔主席、农工专家冯锐等努力创建，甚具规模。已成立的有糖厂及副产酒精厂六所，日产白砂糖460吨；盐酸苛性钠厂一所，日产苛性钠6吨，漂白粉7吨；硫酸厂一所、日产硫酸15吨；肥料厂一所、日产磷肥20吨，阿摩尼亚（氨）10吨，硫酸铔60吨，60度步美表硫酸17吨，硝酸铵7.5吨；纸厂一所，日产白报纸50吨，水电均自给；麻袋厂一所，日产麻袋7000只；水泥厂一所，日产水泥3600桶，电力设备俱全；又有丝织棉毛纺厂一所；饮料厂一所；电力厂两所，其新建的一所有发电量4.5万千瓦。其方在筹备中的，尚有钢铁及平板玻璃厂各一所。各厂的规模均甚宏伟，其中尤以电力厂及硫酸铔厂两家最值得注意。我心念如能把粤省16厂迁入后方。其功效实胜于迁移民营小工厂100家。为着急家乡患难，裕军国需要，我抱着满怀希望，踏上了西濠口码头。
在广州时敌机无一日不来轰炸，粤人泰然处之，各机关照常办公，茶楼酒馆均不闭门。我四出接洽及参观工厂，亦不为警报所阻。连日访晤建设厅长徐景唐、省营工业经理处副处长张仲新、管理组组长伍琚华、军垦处经理梁君锡、省府秘书长欧阳驹、财政厅长曾养甫诸氏，并晋谒吴铁城主席、余汉谋、香翰屏两总司令，又约晤省营工业管理委员会委员胡继贤、陈耀祖、黄新彦、洪起、朱宝筠诸氏，及各厂主管人员刘宝琛、黄炳芳等。经过几次说明与商洽之后，我以经济部代表名义草拟得迁厂大纲18条，各厂迁移办法11条，于4月19日送交粤省军民当局参考采纳。
粤省迁厂大纲18条中，其较为重要者有：（1）厂由粤省府自行迁移于他省或本省他处安全地点，其主权仍属于省政府。如需迁移经费，可由经济部垫支，将来由省府清还，或以作股本合办亦可。（2）厂由经济部商酌迁移他省，由该省政府与粤省政府合资经营。粤省府以已付机件的价值作为股本。如须经济部贷给迁移及营运费用，将来如得各方同意，该项贷给费用可作为合资经营股本。（3）粤省政府将该厂之机件、材料，决定相当价值让给于某公司或某机关或其合资经营的机关。（4）凡迁移之厂须多雇工匠，秘密进行。拆卸工作所需木板、铁钉、铁条、木糠、木丝等件，均即须大量征集，各费均可算入迁移费内。各工作人员如因公伤亡，其医药、抚恤各费亦可算入迁移费内。（5）迁移所需船只，由粤省府准备，所需铁路车辆，由经济部商由交通部尽量提前拨给。（6）各厂之现任技术员工均由新厂继续录用，如将来粤省重办该项工厂时，将重调回任职。（7）经济部贷出的款项，分3年归还，第1年期满还2成，第2年期满还3成，第3年期满还5成。如有必要，得商请经济部延长还款期间，但至多不得超过6年。利率为周息6厘，每12个月付息1次。凡民营厂矿请求借款，须有殷实迁移3家作保，各工厂得连环互保。（8）经济部工矿调整处对于迁移厂矿复工所需的材料供给，经已准备，另有规定办法。各厂迁移办法11条中曾将某厂迁移何处，与何方合作，如何经营等项均曾一一规定。
在整日轰炸情势之下，范旭东、侯德榜两先生连日为着进行硫酸铔厂迁移事忙手，亦曾与我共同出入五羊城，日无休憩。我当时满以为如此恳切商榷，当可得粤政府谅解。翁部长因公到了香港，我乃于4月25日往港请示，并出席温溪造纸公司董事会议，静候粤省府佳音。岂料4月29日粤省代表徐景唐来港，谓奉省府命令，粤省厂矿暂不迁移。我听了这个消息，真是有如晴天霹雳，想到3个星期来的努力，废于一旦、计划付诸东流，为之痛心不已！当初我衔命到广州，原是抱着很大的希望，满以为办成此事，既可服务桑梓，又可报效国家，但在事实上，事与愿违。5月4日，我奉有特殊使命，即往越南河内，与法人拉氏商洽其化学工厂迁滇事宜。5月22日转往昆明，为迁滇工厂略作布置。6月7日，我返抵香港，致函粤省府秘书长欧阳驹氏，拟再入广州一行，重商旧案。后来得知事已无希望，不得不放弃念头。自此经过了四个半月之后，敌军于10月25日入广州，省营各厂除沪江及石井两厂外，均尽资敌。民营工厂除捷和钢铁厂一部分迁桂，及协同和船厂，平安福、冯强两橡胶厂，华南制钉厂等数厂的技术人员在港谋复工外，其余均未及迁出。大好资源于此伟大之抗战时期中竟未得其用，思之痛心。迁厂之举，虽未成功，但吴主席及欧阳秘书长竭力协助，其意足感。6月8日，家父以73岁的高年，由乡扶病来港与我会晤，勉我尽力国事，勿以家园为念。我因年来为国奔走，并无停息，数次家园在望，都不得两三日的闲暇返里省视，竟劳动老父跋涉来会，又万不料这次是与老父最后的见面，往后我到重庆，家父即告弃养，我一直未能善尽人子之责，思之愧然。6月10日，我与法人拉氏飞汉复命。拉氏与经济部洽商迁厂事，由于我们算盘打得太精，双方讨价还价，谈不拢，拉氏遂离开中国，他两家化学工厂亦始终未能迁来。其实就事论事，办事情有时要因时因地制宜，不能太斤斤计较，该用钱的时候是不能过于吝啬的。常有人问我，用什么方法来拆迁工厂？我说用“三少爷”的办法，所谓三少爷的方法就是遇到该花钱的时候绝不吝啬，不给厂家添麻烦。6月10日我回到汉口时，别离武汉，又复两月。工矿调整处同仁在此时期工作较前更为繁重，如安置在武汉及重庆的工厂复工，技术员工的征集，购备材料，对于工厂拆迁的策动，运输工具的准备，运费保险费的酌减及筹措，外厂的招徕，新厂的设立，工作分配的计划，四川原棉的栽种，鄂棉运川，武汉存铁的收集并分运川、湘、桂等等问题皆兼顾并进。而收购汉阳兵工厂及其他各厂之废铁一万吨一事尤其重要，后来重庆患铁荒，铁价飞涨，我们将这些铁平价出售，使铁价3月内无法提高。
民国二十七年夏，敌人军队渐由皖北南犯。我空军在武汉外围上空虽歼灭了整队的敌机，然武汉的安全仅靠着马当口田家镇两防守线。其时当地的人们怀抱着念头，以为武汉虽保不住，但是战事不会永远继续下去的，终必有议和的一日，到时，我军战而胜，武汉必复为我有，且有变为首都的可能，若战而败，割地求和，最多是割去了上海、南京，甚至九江、芜湖，但是武汉及其西南一部必须给回我们。他们的推论，以为武汉既注定是我们的，则武汉必须留回工业基础，以为将来繁荣之资，敌军来时，他们把厂门一关，返乡休假，敌军去后，他们可以回来重理旧业，此时何必庸人自扰，徒劳拆迁？人们又迷信威尔斯“未来世界”的预言，以为敌人攻到武昌必遭天灾人祸，我们必可不劳心而覆灭敌军。但是我们的立场，以为工厂必须拆迁，各业负责人必须遵从政府的命令以取进止，后方军民需用厂制品至急，渴盼厂家速到后方生产，以应需求，武汉非安全地，战祸难免，水患更难免。我们更判定敌军对于沦陷区的工业，目前虽取怀柔政策，市以小惠，不久必尽其压榨的能力，使之欲生不得，求死不能，终必至令彼等含羞蒙耻，脸上现出汉奸的金印，面颜认贼作父，帮助营养着敌军，为我国民族遗留大祸！所以我们只认定武汉的工厂必须拆迁，物资必须运走，各厂现时必须加急准备装箱材料，及预备进行步骤，一遇到情势转变，务必能于数日内完成任务。我们必须求自力更生，我们要从艰难困苦中，在后方创造工业基础。
6月29日，马当防线一度告急。委员长手谕拆迁大冶各厂矿。6月30日，经济部召集有关机关谈话。7月1日，大冶各厂矿，拆迁联合办事处成立。参加者有经济部、交通部、武汉行营，鄂建设厅等各机关，及大冶启新华记水泥厂、利华、源华两煤矿等，决定下列办法：（1）经济部代表为主任，交通部代表为副主任。（2）分配运输吨位估计利华煤矿机料2000吨，煤38000吨，源华煤矿机料5000吨，煤30000吨，启新机料4000吨，象鼻山官矿机料2000吨，共机料13000吨，煤68000吨，机料尽先起运。（3）分配机料运输地点，利华运汉转川，源华运汉转湘，启新之大型机械直由水路运湘，其他零件运汉转湘，官矿机料暂定运至宜都。（4）工人安置，技术工人酌令随行，其余工人交兵站总监部分配服役，老幼工人发资遣费。（5）运输事宜由交通部负责。并定于7月5日起各机关代表在大冶启新厂内办公。
经济部代表李景潞偕同工矿调整处职员柯俊等于7月5日赴大冶石灰窑象鼻山等处开始筹备拆卸装箱工作。工矿调整处并于同日派专员张传琦、组员袁子英先赴湖南预为部署一切。李景潞氏到达大冶，访悉该处工人颇无纪律，各厂当局意见复不一致，源华、利华两矿工人不愿意做拆迁工作，终日结队持枪巡行示威，矿主则拟先将存煤先运武汉变换现金。象鼻山官矿因人才两缺，且值鄂建设厅新旧厅长交代时期，无从请示，石矿长眼见难关到临，业已避去。启新水泥厂同仁尚肯遵奉命令，积极进行。李氏即定计划，先将怠工之工人安排，商由当地驻军征工人服军役，工人乃愿受赀遣散。于是由汉口调来铸亚、华成两家技术工人，及起重匠等百人负起拆卸任务，再决定拆迁步骤，将两矿之发动机、打风机、水泵、起重机、运输工具等，依次序先后拆卸；旋将象鼻山官矿石矿长寻出，允予代为负责解决困难。适新任鄂建设厅长郑家俊氏视事，复另派干员携带款项到矿会同矿长督饬员工积极拆迁，并电请李景潞予以协助。李氏又电调武汉行营关大队长到矿，组织爆炸队，即将大冶铁厂炼铁炉爆破，并在各矿隧道内埋置炸药，以示彻底破坏的决心。而利华、源华两矿的负责人见状，大为感动，随亦自愿拆迁。其时敌军前锋行将抵阳新，风声鹤唳，草木皆兵。敌机飞经矿上，往来不绝。象矿已被炸两次，白昼只得在场内做拆卸装箱工作，黄昏时将机件抬往河边，晚间运上船。机件置船底，煤屑铺船面。因汉口方面答应调来的船屡不见到，只有尽将当地各厂矿自备之拖船7艘、木船65艘征发利用。后来又得到各厂矿派员赴汉雇得大木驳船数十艘，轮流抢运，计水泥厂运出2500吨，源华1400吨，利华900吨，象矿机件则由鄂建设厅转饬鄂航业局调派拖轮铁驳船，并征雇木驳船多艘，前往抢运，计共运出900余吨，各厂合计运出5700余吨。各厂矿中以水泥厂及象矿之机件抢运最为彻底，利华之挂车及机件均已拆出，唯留山内一部分未拆。源华则只拆得一半。最后决定放弃该地时，乃将所余物料沉于江中，或加以爆炸。大冶各厂矿拆迁联合办事处副主任刘小勋君亦于8月5日赶到大冶救治，李景潞柯俊两员于8月8日返汉口。当彼等临别大冶时，源华、利华两矿井内水深已及第二层，预料不久将遭淹没，此后恢复非经过半年之时间恐无希望。大冶厂矿拆迁工作，至此完成。
大冶各厂矿之拆迁工作从7月5日开始，到8月4日全部结束，8月8日工作人员全部撤退到汉口。在迁厂过程中，经济部代表李景潞氏担任重要之角色，厥功甚伟。
大冶各厂矿拆迁中有一段插曲值得一提。当各员在大冶拆迁时，敌机往来低飞侦察，每见抬运机件者，即用机枪扫射。初时颇有伤亡，后来敌机来时，各船人员即将舱板揭开，露出铺面之煤炭，表示并无机件在内。敌机乃舍之。一日，有敌机因飞行过低，坠于石灰窑码头江边，机上人员化装逃去，民众愤恨异常，以石掷机，机体无完肤。李景潞氏急指挥工人将机内引擎取出，以起重机吊置岸上，覆以树枝。未几敌机果来追寻不得。至夜深人静时，该巨大引擎已被运至轮船上，又逢一路顺风，翌日已送达武汉航空委员会点收。这是在艰苦中值得引为笑乐的一件快事！
武汉厂矿之拆迁可分为二大类型：一类是由外埠迁汉后再迁出者；一类是武汉原有再他迁者。根据民国二十七年七八月间之调查统计，前者共170余家，后者计150余家。
当时由外埠迁汉之工厂，已离汉再迁者有：
（1）机器翻砂铁工冶炼工业共61家：大鑫、顺昌、合作、美艺、上海、新民、精一、大公、中新、公信、美孚、利泰、精华、振华、中国实业、中国建设、中国机器、福泰、东生、徐兴昌、周锦昌、新昌、达昌、镐昌、协昌、荣昌、慎昌、启文、大来、萧畹兴、陆大、大同、广利、永利、康元、洽生、启新、兴明、公益、中性、陈信记、华中、强华、姚顺兴、瑶台、鼎丰、华丰、永峰、张怀记、毛有鼎、江南、四方、精益、吴善兴、永泰、河南农工器械、新种工程、中华辗钢、中华铁工、六河沟、铸亚等厂。
（2）造船工业：三北及招商局等厂。
（3）电焊工业：华光、华新、张瑞生等厂。
（4）电器及无线电工业：华成、华生、中国无线电、亚浦耳、永利、合众、亚光、昌明、孙立记等厂。
（5）蓄电池工业：公记、金刚、谭泮、汇明、中国等厂。
（6）化学工业：永利化学工业、天原电化、天利硝酸、天盛耐酸陶器、天厨味精、家庭工业、指挥化学玻璃、久大精盐、龙章造纸、中国铅丹、大中华火柴、炽昌新制胶、大新荣橡胶、工商宜记橡胶、中华橡胶、中兴赛璐璐、科学仪器药品、中国工业炼气、民乐、电木、益丰搪瓷、光压锰粉、光大瓷业、中国窑业、华记水泥等厂。
（7）医药品工业：新亚、中法、海普、民康等厂。
（8）文化工业：商务、京华、华丰、开明、生活、科学、大东、长兴、老益、丽华等印书馆所，中国铅笔厂及各报馆等。
（9）建筑工程：馥记、扬子、六合、建业等厂。
（10）纺织工业：大成、豫丰、美亚、迪安、苏州、五和等厂。
（11）矿业：中福、利华、源华等矿。
（12）其他工业：芜湖中国植物油料、中国制茶、青年协记制烟、冠生源罐头、梁新记牙刷、希孟氏钟表、亚洲制刀、中国制钉、三星实业、金刚制鞋等厂。
此类合计170余家。
武汉原厂再他迁者计150余家。
民国二十七年7月17日，最高机关议决留武汉各政府机关人员须于5日移往重庆。工矿调整处得知武汉情势将届严重关头，益加紧督促拆迁工作。除四川、湘西两处已派有人员前往部署外，复派专员姚文林赴湘南及广西，刘益远赴陕西，组织广西及驻陕办事处，预为部署，并派技术员杜毓汉、柳国泰押运大批硫磺、生铁等物资材料赴湘、桂留供各厂应用。武汉原有之民营工厂、除纱厂、打包厂、面粉厂数家外，仅有周恒顺机器厂、中国煤气车制造厂、汉中制革厂等厂稍具规模。工矿调整处决定武汉三镇工厂拆迁选择标准如下：
纺织染厂类：（1）国人经营之纱厂应全部拆迁。（2）拆迁之纱厂所有布机应一律随厂拆迁。（3）小型织布业亦设法协同内迁以增生产。（4）染厂之拆迁与地点之分配均以能适合该地方需要而定。
机器五金工厂类：（1）资财在5000元以上规模较大者，则令其单独迁移。（2）设备虽较简陋，但能制造兵工厂器具或能承担某项器材之一部分者，则饬其自作合组，共同迁往一处联合工作。（3）所有原动设备尽量拆迁。（4）凡不拟迁移之机器工厂其优良之技术工人则协助其迁往后方给予工作。（5）各厂所有生铁废料尽量迁往后方备用，以免资敌。
其他各类工厂：凡资财在5000元以上者，设备较新者，后方有需要者，设备工具与其他工业有关系者，该项技术工人为后方所缺乏者，均应一律拆迁。
武汉原有工厂拆迁标准决定之后，工矿调整处即派遣已受训练之青年技术员10余名，分头四出劝导督促，及协助拆迁进行。当时各厂遵命着手拆迁者有：
（1）化学工业：汉中制革、建华油漆、华中制药、沪汉玻璃、汉口玻璃，中国植物油料、汉昌肥皂、太平洋肥皂、国民酒精。
（2）机器翻砂工业：肘横长、胡尊记、秦红记、晚声记、陶馥记、复鑫祥、洪发利、永利、润新、毓蒙、联华、振华、周顺兴、黄运兴、徐顺兴、周义行、李生性、杜顺兴、田顺兴、利兴、顺丰、新华、鼎泰、苏裕泰、周福泰、谢元泰、胡洪泰、杨正泰、陈永泰、李万泰、联益、邓兴发、汤洪法、方兴发、王鸿昌、周锦昌、洪昌、顺昌、胜昌、正昌、福裕、益民、汉口、中国煤气机、瑞丰、福顺、仲桐、大荣、瑞生、中国、美丰、张乾泰、山泰、隆泰、李锦泰、盛泰、宝泰、鸿泰、谢洪兴、和兴、华协兴、张鸿兴、汤义兴、华森、义复昌、仁昌、江源昌、范兴昌、李兴发、恒兴益、聂醒龙、刘洪盛、大丰、黄福记、周庆记、赵锦记、韩云记、金炳记、陶国记、合记、兴顺、德昌永。
（3）织染工业：隆昌、亚东、和兴、国华、周济、成功、华商、林裕丰、仁记、玉记、正记、兴记、保记、富记、汉记、王四记、洪升四记、李二记、张合记、殷合记、傅春记、同兴、华兴、洪兴、祥泰、林胜利、吴在明、杨福盛、新盛、协盛、新记、麟笙。
（4）其他工业：五丰面粉、南洋兄弟烟草、华兴制帽、七七印刷、武汉印书、振兴饼干等厂。
合共150余家。此项工作于民国二十七年8月中旬完成。
7月17日起至8月中旬，一个月之间，拆迁工作颇觉顺利。负责任的青年技术员柯俊、孙东根、李文森、杨名理、张恩溥、单喆端、立宪纶、钱人仰、李换庭、李和亭、庄万联、陶守咸等，均能不避繁劳，不畏强项，日夜努力。至8月中旬，武汉的工厂已渐告搬清，路上行人亦日渐减少。其时尚存在武汉的工厂，只有裕华、申新、震寰、复兴等纱厂四家，及省营的纱麻、布、纸与修船等数家，及特殊关系的工厂数家。汉阳炼铁厂及扬子江炼铁厂的拆迁工作，已由政府另设迁建委员会办理。既济及武昌两水电厂，因近工厂多迁移，实无留守理由可以借口。新任鄂建设厅长郑家俊氏于6月29日接事。郑氏原任汉阳兵工火药两厂厂长，曾于极短期间内，将该厂全部设备，以及钢窗屋架等悉数拆运湖南，故到厅后，决排除万难，将省有之纱、麻、布、纸及修船数厂拆迁后方，期于短期内复工生产。工矿调整处从新中、华成、铸亚三厂之技术员工中，选择得技术优良者百余人留汉，分由青年技术员率领，准备随时动手，逢厂即拆。
工矿调整处的工作重心是放在民营厂矿之拆迁工作上，至于国营、省营之厂矿，一方面是权不在我，一方面是以财力所限，我们仅能站在协助之地位，相机支援。以下再将省营厂矿拆迁之责，积极从事拆迁工作。郑氏当严令鄂纱布丝麻四局整理委员会积极办理，一面函请工矿调整处，对于迁陕机件，予以运输上之协助，并派该会负责人刘光兴随时与工矿调整处洽商一切。
鄂省官麻局、造纸厂、修船厂及武昌水电厂等机件，由鄂省建设厅长郑家俊饬拆迁宜昌上游，并派建设厅技正兼科长魏文悌、技士萧鸿勋督导办理。郑氏复亲赴各局厂巡视，指示方略，召集员工，晓以大义，因以于万难中迅速完成任务，一方面派员于宜昌上游卅里之平善坝预建棚屋，为存储转运所。时值武汉外围战事日亟，三镇复迭遭敌机狂炸，水运壅塞，船只缺乏，经建设厅多方征雇，督饬各厂员工日夜拆装抢运。计麻局全部机件360余吨，均运抵宜昌。白沙洲造纸厂机器，原残缺不全，停工已久，郑氏为谋配备补充，俾拆迁后即能生产起见，经饬官麻局拨予蒸汽引擎一套及附属设备，并商由工矿调整处自谌家矶造纸厂拨让零件不全之制纸机一套，连同建设厅新购之小型造纸机，合计160余吨，分载大小木驳船6艘，驶离武汉。其中大者2艘，行驶较迟，抵调弦口，适长江封锁，几经周折，冒险越封锁线，始得全部运达宜昌。修船厂原属鄂行业局，时该局轮舶均担任军运与疏散人口，及维持武汉水上交通，行驶频繁。常须修理，故修船厂迟至10月上旬，始克着手拆迁，犹保留一部分机器，装设轮趸上，以为临时修理场所，迄武汉撤退前数日，方随轮船运宜昌，全部机件材料300余吨，均安全到达，复于宜昌觅地装设开工，仍积极从事修船工作，一面改造行业局之拖轮两艘，俾航行宜昌万县间载运客货，嗣以宜昌空袭频仍，郑氏复令该厂迁移入川，改组为机械厂归建设厅直辖，除修船外，兼营一般机械修造业务。武昌水电厂，属武昌市政筹备处，以供电及财力人力关系，机件拆迁稍迟，运抵宜昌后，始奉命移交鄂建设厅接收保管，已不完整，嗣由建设厅连同象矿机械转运鄂西建屋存储以备利用。官纱布两局运抵陕西机件，计3000余吨，约可配备完整纱锭15000，布机约千套，郑氏令组湖北纱布局，以刘光兴为主任，并派郑顺仲为工程师兼副主任率领留用员工经川赴陕整理机件，计划复工。尚有一部分布机，80余吨，以平汉路车辆不敷分配，赶运不及，于武汉弃守前数日装船改运宜昌，适调弦口封锁，乃绕道沅江安乡辗转而达宜昌。后来该项布机与官麻局存宜昌机件，由工矿调整处协助并迁入川，组设湖北麻织厂，制造帆布、官布、麻布袋等。造纸厂机件亦由宜昌再迁入川，组设湖北造纸厂，该两厂均已先后开工。综计郑氏于武汉极度紧张之时，未及3月，拆卸抢运省有各厂矿机件材料6000余吨，于万县陕西设立工厂4所，就中大部分机件之迁运工矿调整处均曾极力协助，中央与地方双方推诚合作，迅赴事功。张文襄公在鄂时辛苦经营的生产工具，才得保存并能发挥致用，这是始料所不及的。
谈到鄂省省营厂矿之拆迁，又使我回想到广东省工厂拆迁失败的事情来：粤鄂两省之厂矿情形大致相同。鄂省省营厂矿拆迁成功，而粤省则归失败。这是因为鄂省有一个建设厅长郑家俊氏从中领导，而粤省则缺少像郑家俊那样的建设厅长。郑氏当湖北省建设厅长时，年纪不过三十来岁，有魄力，勇于负责，故鄂省省营厂矿在其领导下，拆迁得相当成功。
谌家矶有造纸厂一所，该厂机件购于前清光绪年间，其压光机铁承架上铸有“大清国度支部官纸厂总办刘世珩、帮办李经滇监造，美国伯格利恩苏位尔公司制造”两行大字。该厂于民国十九年间为大水淹没过一次，此后并未开工，只派看管员一人看守。9月初旬，工矿调整处派业务组副组长李景潞，技术员柯俊，率领新中工程公司领工林君，及工人三十余人，前往拆卸。入门，见机器庞大，废缺不全，灰积草蔓，满目荒凉。李副组长凭吊良久，乃下令，限一个月拆完装箱运出。为奖励林领工起见，允许于如期装运之后，赠给厂房屋顶铁架子全座。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各人共同从事，把大造纸厂机器烘缸20只，车架齿轮等，及压光机、加光机、切纸机、打包机各座，连同水管、大马达等，共300余吨拆下。该厂建筑所用木料，极为巨大。各人锯取楼板及木柱以为机器制箱之用。其时既济水电公司亦在拆迁，因其锅炉、电机过于沉重，遍搜武汉，找不着大木以作吊杆，乃取谌家矶厂内之12寸洋松3根送与之，既济电厂机件得此，乃能起运。厂内尚有制钞票纸小机一套，以零件不全，乃以转赠鄂建设厅，俾配合白沙洲纸厂机件为用。至10月中旬，武汉情势益紧，留下打浆机、蒸球及锅炉，已来不及拆，林领工亦只得舍弃其所应得之铁屋顶而去。机件300余吨，装上木驳，运至汉口，装载“凤浦轮”，于10月23日驶出开往宜昌、辗转入川。这副行年50的机器，后来经工矿调整处派专门委员陈彭年一番修配，改名“建国造纸厂”，竟能雄长川西的造纸业。
汉冶萍之汉阳钢铁厂为张之洞所创办。张氏虽有魄力，也知道炼钢炼铁之重要性，但是如何炼法？他却无具体方案。吾人观其向英国订钢铁厂一座，即可知之钢铁厂一座运到即可，至于如何去发展它呢？却没有注意到。同时他有一怪癖：即凡其创办之厂矿，一定要设在政府所在地附近他目力所达之处。汉冶萍是这样创办起来的，谌家矶纸厂的机件之所以未开箱，就是因为该厂离政府所在地较远，他看不到，故未开办。关于汉冶萍之汉阳钢铁厂之拆迁，是由鄂省迁建委员会主其事，该会复将民营之六河沟铁厂之炼铁炉价购拆卸内运。又六河沟铁厂尚有存铁，亦由工矿调整处商洽价购生铁1200余吨，由技术员李文森押运宜昌转川。另派技术员钱人仰往汉阳铁厂取废铁500余吨运湘，复派业务组副组长李景潞、技术员孙东根率同华成电器工人往汉阳拆迁2500千瓦汽轮发电机一座及锅炉3座。李副组长一如奖励谌家矶纸厂拆迁前例，允许华成经理周锦水，于如期拆运之后，给予厂房屋顶铁架全座。周经理系电器工程专家，亲自督导，将电机及锅炉次第拆毕。因冷凝器深埋于地底水泥中，复命领工绰号小胖子者率工人协力撬开深厚的洋灰，取出冷凝器。至10月20日，已拆得机件180余吨，装上木驳船，预备于翌日装载于三北公司公司之“凤浦轮”运宜昌。不料天原电化厂由外洋购配之“三效蒸发器”全套重数十吨，适于21日晨由香港抢运至汉口，坚请工矿调整处代为运出。其时武汉江中只剩凤浦一轮，李荃孙、柯俊两员商酌之下，以天原无蒸发器必难复工，工矿调整处无发电机则尚可另为设法，两者不能兼顾。又闻京口将行封锁，武汉情势万分吃紧，不得已乃将发电机的吨位让给天原，发电机则用木驳载运。凤浦轮拖不动，欲另觅小轮拖带，复遍觅不得，乃于23日晨将木驳船风放先行，凤浦轮于23日下午开出。后来该木驳风行至城陵矶，为敌机追及炸沉。这个以性命血汗换来的发电机，在抗战期间竟无利用之日，至今思之，犹堪痛惜。周锦水经理亦以铁屋顶拆运不出，为之恨恨不已。然天原电化厂得因此而保存物资，后来在渝卒能复工，所产盐酸、烧碱、漂白粉等，足以供给后方皂烛、造纸、染炼工业需用，而天盛耐酸陶器厂、天厨味精厂，亦赖以维持恢复，对于后方化学之树立，关系甚大。
关于民营四大纱厂之拆迁：自从6月16日以来，我们无时不在督促武汉的纱厂做拆迁之准备，如承接军纱之赶速完成，木板、铁条、铁钉等之购置；当时不必需用的机件之拆装，拆移地点之勘查，厂地之购置，建厂工作之筹划等等。裕华、申新两厂已在重庆购得厂地，并进行平土、打样、电力、筹备等工作。大成纱厂则因于民国二十五年春间，常州大成纱厂与无锡震寰纱厂合作，震寰以所置纱锭厂房租与大成，由大成出资经营，改用大成名义，而震寰分享其利。大成任刘国钧、刘丕基为经理厂长，震寰以刘寿生为副厂长，于民国二十五年冬间开始营业。一年以来，颇能获利。抗战后获利愈多，彼此之意见分歧亦愈甚，难以合作，致对于拆迁工作未能积极准备。8月5日，委员长手令限期拆迁武汉各纱厂。7日，工矿调整处再召集各纱厂，宣告限日起停工清花工作，赶将未完工作加紧完成，并克日开始拆迁，否则实施炸毁，并商洽妇女指导委员会派俞庆棠、沈兹九、黄佩兰各员负责安置各厂女工。10日，工矿调整处命令各纱厂加紧拆迁工作，以免炸毁，并派技术员工驻厂协助及督促，按照所定工作进度每日具报，并指定裕华厂全部迁川，申新、大成两厂则分迁川陕。其时关于工人之迁徙及遣散问题，曾发生数度风波，复兴纱厂又以持有英国军队为护符，违抗命令。12日，复兴纱厂工人全部罢工。申新纱厂正在拆迁，尚未及半，而地方军队忽在硚口建筑工事，把铁路掘断，厂之四周，绕以战壕，以致运输工作大受影响。大成及震寰的主持人复自相龃龉，码头工人高抬工价。12日，敌机大炸徐家棚、刘家庙一带。虽有我军克复黄梅消息，然敌军三面包来，武汉已呈不稳状态。为解决上述困难起见，工矿调整处联合着政治部、交通部、武汉行营、卫戍司令部、市政府、新生活运动总会、妇女指导委员会、赈济委员会共同办理，立即紧急处置。关于震寰纱厂机件的拆迁，由工矿调整处严令大成刘培基负责，震寰不得阻挠，复兴纱厂的拆迁，由市政府吴市长再与英商安利洋行商酌劝导。工矿调整处派组员李荃孙、交通部派平汉路车务处副处长杨格，负责接洽工厂运输吨位及平汉路车辆事宜，所有拆迁机件之员工，一律发给符号，俾免征役。随同迁移之童工、女工及工人家属，赴陕西者由平汉路局一律准免车费。女工、童工的编组率领及训练，由妇女指导委员会担任，所需交通工具及沿途食宿，由工矿调整处及赈济委员会办理。工人疏散费，每人发给20元，其8月份上半月工资一律以15日计算。各厂工人之救济会，责成申新负担15万元，大成7万元，裕华14万元，复兴35万元。合计得71万元。码头工人工价，一律以裕华纱厂所定者为标准，其路程远近，照百分比例增减之。
工矿调整处派技术员单喆端、孙东根、李宪纶、杨名理、李焕庭、李文森等，每人率领一队技术工人，分头四出督拆。福新面粉厂首先拆卸、把厂中的3000千瓦发电设备全套及磨粉机件拆出，随着申新及震寰两纱厂的大部分纱锭，连同鄂省官纱、官布两局，吕方记、恒顺两机器厂及东华、善昌新两染厂的机件，合共9000余吨，及工人等，由工矿调整处驻陕办事处刘主任益远技术员李焕庭等负责运送率领，循平汉、陇海两路径往陕西，归刘主任就近安置。裕华纱厂全部纱锭机件发动设备及申新、震寰两纱厂的一部分纱锭机件合共3000余吨，则由工矿调整处专员盛今傑及技术员李文森、杨文理、李宪纶等督率，分运沙市、宜昌，候船入川。
我先已奉命由汉飞渝，协助迁川各厂复工，及筹划新厂建设。工矿调整处职员多人亦分赴宜昌、沙市、桂林、湘西、贵阳、昆明、陕西等处工作，撤移大武汉工业的艰巨工作集中于副处长张兹闿、业务组副组长李景潞及组员李荃孙、技术员柯俊、孙东根诸位的身上。诸位任劳任怨，逢厂即拆，毫不耽延。于拆完民营工厂之后，复取得汉口市政府同意，将市政府负责保护之特殊冰厂、小电厂、榨油厂等一并拆迁。技术员单喆端拆完电厂，即将电机用木船押运湘南。技术员孙东根拆得冰厂机件、钢管等24吨，装于三北公司青浦轮上，于10月20日开出。他们拆得性起，竟欲把武汉三镇拆个精光，其无法拆除者，则予以技术上的破坏。
一位技术员最后退出到重庆时，向我谈及他的感觉，他说：“我们都是体格健壮、意志坚决的青年人，来自不同的战区，临时参加此项迁移的工作。在工矿调整处担任技术员，待遇低微，仅能维持生活，工作危险，甚忙碌，然我们并不感痛苦。我们能将前方物资多向后方迁移一些，免资敌用，即觉得自己为国家多尽了一些责任。每日所接触的人群，是厂主、工程师、码头夫、工人、木船主、军队等，由于与各种不同阶级的人群接触，可增加许多社会常识与经验，在工作中，曾受过不少的欺骗与障碍。例如工厂主持人员的主意，有些真是志愿随政府一起走到后方继续制造生产的，有些则想尽办法以违抗政府的命令，有些竟想把机件窃存洋行堆栈以求避难一时，有些甚至利用时机投机生产，有些码头夫、工人、木船主又是如何刁难，想出种种理由，以求达到其抬高工资之欲望。工作时遇到种种困难，皆须谦和、敏捷、小心、勇敢、公正、随机应付，方能完成使命。得着长官们的指导，各员分工合作，增加了个人办事能力与工作效能。拆迁机件，需要经过绘图、标记、拆卸、装箱、登记、搬运、装船、领护照、报关、办保险等手续。白昼忙于工厂的督迁，及机器拆卸装运工作，又要时往码头各处不停奔跑，夜间则须预备计划及工作报告。工作是忙碌，精神倒是痛快！”他又告诉我，他们真想把武汉拆个寸铁不留。
工矿调整处留武汉人员于10月22日撤退时，分乘小火轮两艘沿江上驶，把无法前进的木船拖出险地，并督促其启碇开行。工矿调整处副处长张兹闿偕同职员孙东根、张恩溥、崔联翔等于22日离汉，赴宜昌转渝。业务组副组长李景潞于23日晨偕技术员单喆端乘车赴湘转桂，督促各厂早日复工。华成、新中两厂工人亦已分队前赴湘南。申新纱厂厂长章剑慧于24日晚乘最后一次飞机飞蓉转渝。武汉三镇遂于民国二十七年10月25日晨沦陷。
这次路过武汉起运的内迁厂矿，其经工矿调整处协助及登记有案者共304家，物资5018215吨，技术员工达万余人，分迁川、湘、黔、桂、陕及其他各省。各业之家数及吨位如下：
厂矿 家数（家） 吨位（吨）
纺织染工业 71 26150.4
机器五金业 122 7314.3
电器无线电业 17 3051.5
陶器玻璃业 10 2851.7
化学工业 31 1725.5
印刷文具工业 22 2149.1
食品罐头工业 15 1723.9
煤矿业 7 4832.8
其他工业 9 383.3
共计厂矿304家，机件物资共50180余吨。
工业建设的重心自民国二十七年6月起，已由武汉渐移至重庆。武汉撤退后，除却沙市尚有数厂外，已无厂矿大迁移可能。当时所应尽力办理者为如何使各厂矿恢复生产工作，如何建立新厂矿与所迁各厂密切联系，而尤为急要者是如何抢救留滞在宜昌的物资。工矿调整处于民国二十七年3月间曾派汪泰经氏赴宜昌设站照料各厂物资转运。5月初间，汪氏调往重庆，改派专员盛今杰及职员施才、钱文达前往。7月下旬，政府各机关人员继续西移，在宜昌候轮者人数逾万，大屋小户租赁一空。兵工署及民营厂矿物资络绎于途，在宜昌江边堆积如山。及至武汉撤退，宜昌岌岌可危，情形更觉混乱。各轮船公司之轮船已多为兵工、军需两署及政府机关统包装运军需要件。某轮船公司竟高扯外国旗以为规避。其时由宜至渝运费，兵工器材每吨30元，政府机关物资每吨42元，各轮船于是想出沿途加煤、腾出装煤吨位的办法以装运商货。每吨商货黑市运费竟达360元。我于9月15日在渝发动木船东下抢运宜昌物资，并派赵星艺、刘逢湘、童登厚、张祖赐四员分赴嘉陵江各船舶所催取木船。至10月间，各木船陆续启程。那时各机关有力者遇船即抢，船夫无法抗拒风声传播，木船多逗留黄陵庙附近，不肯再往东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