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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事委员会工矿调整委员会自9月27日开会成立，即拟定迁厂整个方针，并指导成立厂矿迁移监督委员会。厂矿迁移监督委员会于11月14日成立，以工矿调整委员会、资源委员会军委会第三、四部，军政部、财政部、实业部等机关代表孙拯、林继庸、恽震、高惜冰、彭熙同、周介春、刘荫茀等为委员，并指定工矿调整委员会孙拯为主任委员，林继庸及高惜冰为执行组正副组长。15日，工矿调整委员会派林继庸及顾毓瑔往苏州、无锡、常州，金开英、朱谦、陈良辅往浙江，陈世桢、欧阳岑往山东各处抢运物资。然以为时过缓，形势恶化，多未果行。我召集苏、锡、常一带纱厂负责人，于11月17日在镇江会晤。是日清晨，我抵镇江，与省政府商洽迁移工厂办法。未几，苏州苏纶纺织厂沈灏，无锡庆丰纱厂唐晔如，公益铁工厂李国琛，常州大成纱厂刘国钧等均到，当即开会决议办法七项，由工矿调整委员会拟给津贴20万元交镇江中国银行经理王恩官及江苏财政厅长赵棣华核发。其时贸易、工矿、农产三调整委员会已设立联合运输处驻镇江，负责为童少生主任，由童主任分配船只车辆。部署既定，各厂代表即各返工厂着手进行。惜时间过迫，仅得无锡公益铁工厂全部及常州大成纱厂部分迁出。及至由南京退却时，我们把南京的京华印书馆等数厂拆迁，至于首都电厂，仅能把一部分物料迁出，其机件则来不及拆运。
厂矿迁移监督委员会鉴于上海迁厂时期政府无统一之通行证发给机关，因此大费气力，延误时机，特呈准军事委员会印就一种护照，名曰军事委员会货运特种护照。护照上由委员长署名。交由厂矿迁移监督委员会负责核发。后来又呈准行政院加盖“本照所载货物准予免税放行”字样于护照上，由财政部通令各地海关之照，此后各厂家的物资才可通过各驻防区无阻。又得着铁道部允许，凡机器、半制品、材料等项物资，得凭厂矿迁移监督委员会证明，于交付各铁路运输时，半价收费。是时南京下游情势日非，各厂的物资多半已到达武汉，工作重心亦由上海移至武汉。工矿调整委员会乃成立武汉办事处负责办理，于11月18日派我及李景潞为该处办事处正副主任。
11月22日晚，南京各部院职员大部分已到达汉口，工矿调整委员会武汉办事处随即成立。当时最紧急的措施是抢救镇江沿江至武汉一带之物资，及安置到汉口各工厂使迅速复工，免致工人麇集无事可做。一方面并计划分途向西、南、北三方迁徙。28日，工矿调整委员会派高惜冰先生往九江、芜湖，陈世桢先生往郑州、开封等处劝导迁移。九江方面迁出光大瓷厂、中华火柴厂等数家。芜湖方面迁出中国植物油料厂一家。开封方面迁出河南省农工器械制造厂一家。郑州豫丰纱厂当时尚无决定表示。12月13日晨，南京失守，马当防线即被部分布雷封锁。其时尚有轮船多艘，满载着大成纱厂、永利铔厂、中华辗厂、大中华橡胶厂、天原电化厂、天利氮氯厂、天盛耐酸陶器厂、天厨味精厂及中国工业炼气公司等厂的物资滞留在封锁界外。未几龙章造纸厂之第五、第六两组木船16艘亦到达马当口。驻军部队方面先前我们已交涉妥当，所以一遇厂家请求，即派领水手一一导入界内，俾得继续西上。及至马当防线完全被封锁时，工矿调整委员会派职员袁子英君探得尚有内港小道，经过一小段陆路，可绕入封锁界内，袁君乃由彭泽徒步绕过马当封锁线外，寻觅得厂家物资尚有留在华阳望江等处着，即与望江某帮中首领联络，发动农民，得有牛车数十乘，陆运数十里，往复搬运。全数到达后，再装木船，经扬子江，过小孤山西行至九江，再改装轮船至汉口，因此各厂沿途滞留的物资损失程度，得以减到极微。我们在汉口，时时以此项物资安全为念。因为少量机件的损失，每足以影响全厂复工的预期，所以每次得接电报，闻道平安过险，不禁喜形于色。各厂物资留在芜湖下游无法逾越敌人防线者，亦已分别指定地点，将船凿沉，以防资敌。
厂家的生意经是不怕一时亏本，而最怕的是长期停工。他们领着大队的工友，空闲着无事，不独管理上及经济上发生困难，而在国难期间不能迅速替国家社会服务实令他们抚髀兴叹。我们为顾及汉的厂家迅速复工起见，即选择那些容易搬迁的机械五金工厂，暂在武汉开工，利用空余的堆栈，或租些民居暂作厂房，迅速架起车轴，安装机器。果然不到十日，已复闻机声轧轧锤凿交响的声音。又协助他们在兵工厂包下大批工程，足够他们几个月的忙碌。新民、合作、慎昌、新昌、上海、利用、镐锠、东升、新中、顺昌、美艺、精一、发昌、姜孚、精华、铸亚、新华、萧万兴、张瑞生、张兴昌、中国钢铁、中国机器等翻砂机器工厂，振华电气厂，合众电池厂，中华、中国、华昌等无线电厂，冠生园罐头厂，家庭工业社，源大制革厂，美亚织绸厂，迪安针织厂，梁新记牙刷厂，中国铅笔厂及各印刷所等共37家，皆是在民国二十六年内复工的。其后，华丰、三北、华生、华成、永丰、希孟氏、姚顺兴等27厂，亦赶速于民国二十七年1月内继续复工。这64家工厂，大多数一直工作到民国二十七年6月武汉情势严重时，才停工再度拆迁。他们停留在武汉的短短期间，不仅是满足了他们为国服务的志愿，且可借此补充机件、材料、图样，以作再迁后发展的准备。
对于那些因为机件笨重及不宜于停留武汉的厂家，我们则劝其迅速将物资径运宜昌，转往重庆。工矿调整委员会即派职员汪泰经前往宜昌组织运输站，以为协助。其时宜昌满堆积着物资，而且空袭危险。我们乃在宜昌上游20余里平善坝对过地点小红溪的地方，租地搭棚，以便存储物资。该处离开宜昌不远，隔了一道石滩，三面皆山，四无目标，倒是个比较安全的地点。厂家的物资运到宜昌后，一时赶运不及，都在那里暂时堆积起来。
当初有些厂家尚以为武汉还是比较安全的。民国二十六年9月间初到武汉时，即由驻汉代表支秉渊把到汉的厂家组织起来。后来厂家来得较多，乃成立迁鄂工厂联合会，公推颜耀秋、支秉渊为正副主席委员。为方便照料管理起见，我们拟在武汉设立一暂时的工业区，于是着手找地、购地。费了多日的工夫，才看中了武昌城外洪山、播其的一片空地。该地水陆交通尚称便利，地势较高，不致遭洪水淹没。工矿调整委员会决定出钱把该地段买下来分给各厂家使用。初时由厂家与地主进行交涉，不料每交涉一次，地价即高涨一倍，竟至无法成交。后来工矿调整委员会派代表出头与省政府及县府交涉，亦不得要领。那时湖北民情保守，对办工业亦无远见、政府方面，鄂省建设厅长石瑛、民政厅长严立三以及元老张难先都很保守，严立三一贯提倡农业，脱离不了传统以农立国的观念，主张农业至上的理论，官府中人竟谓洪山以产红菜苔著名，若议厂家们在那里办厂简直是助长工业打倒农业。因此我们的交涉结果，变成为工业与农业何者为重要的辩论。建设厅石厅长示意我们，说鄂省府已决定迁移鄂西的恩施，武汉此时实在不宜设厂。他老先生的高见，我们到后来才觉得有理，因为我们办交涉时，南京尚未失陷呢。
武昌洪山有一位地主艾玉溪，很愿意帮助工业在武汉发展，他认为鄂北将来发展工业，武昌可成为工业重镇，故对我们表示乐意协助，即与迁汉的新中工程公司议妥，以园地每市方4元，田地每市方119元的代价，把他所有艾中和堂的地段出让，并于12月18日签约。不料因此恼了长春观的道人侯永德，这道人是大地主，他以为取价太廉，大起反对，并联合附近的佃民，荷锄执斧，武力对付。这位道士神通广大，官府里面都有他的信徒。他们以“收复失地”为号召，我们虽曾用甚大的力量，竟敌不过这位道士。我们因为购地问题旷日持久，心急如焚，回想石厅长忠告我们的话越想越有道理，于是决定再继续西迁。还算我们觉悟得早，不然恐怕后来京口农场的惨案会在洪山先发，而厂家的物资就要损失许多，这是要感谢侯道人之赐啊！
宜昌县商会主席蔡云程先生来电。欢迎我们到宜昌去设厂，情词恳切，我们念及武汉既无所恋，更何有于宜昌？蔡主席的盛意我们只好感谢，待战争完结时再作讨论。
湘省地形优越，物产富饶，人民聪颖勤朴，本是发展工业的理想地区，早在民国二十三年，资源委员会即决定开湘南为一工业区。但湘省府方面对于厂家多抽一种所谓“产销税”，于工业发展颇有妨碍。我们曾托人往湘建设厅说项，如果能够减免这种特殊税，则有许多工厂愿意到湘南发展。12月19日，胡安恺先生到汉，转述余籍传厅长的意见，谓产销税无法减免，因新厂可邀准免，则原有之厂家亦必援例请求，影响于省府预算，新主席到任未几，万端待理，对于帮助工厂迁湘办法尚未顾及云云。其实省政府之预算是可以补救的，工厂多，开工生产行销市场后再抽税，不至于影响政府之总预算，为什么一开始就抽税给厂家以打击？这种制度就像“吃母鸡而不吃鸡蛋”一样不合理。但几经交涉，劳而无功，这就是以后一般厂家对迁湘兴趣索然的主要原因。
回想到民国二十五年12月间，我曾奉资源委员会派往赣、湘、鄂一带视察工业，觉得湘鄂两省，照交通、原料、销场、人工等条件而论，工业应当有特殊的发展才对，为何弄得这般零落？在汉口眼见得码头工人的利害手段，在长沙又听得工业家在产销制度下呻吟着，才恍然大悟。这次交涉又碰了壁。工厂南迁长沙之兴趣，为之索然。至于江西，民穷财尽，青年被拉去当兵，留下的是老弱妇孺，人力、物力、环境极差。
湘、鄂、赣三省工业环境本很优良，但由于湘省产销税制度之不合理，鄂省码头工人的蛮横，以及共产党曾在赣省兴兵，使这三省工业应发展而未发展，真是可惜。此种种障碍，使得厂家设厂吃尽了苦头，到处碰壁。不过，在我们走投无路的时候，幸而还有些地区欢迎我们去设厂，使工业发展显露一线曙光，正所谓“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有一位老先生来访我们，他手抚着雪白的长须，道貌岸然，令人肃然起敬。问他，知是云南省政府委员周惺甫先生，其来意是欢迎工厂到云南去发展。我们殊为感动。但因为由汉迁滇运输困难，恐不易办到，只得答应稍待，再发动留沪的企业家及由粤迁出的工厂分一部分到金马碧鸡之间创办实业。
关于四川的实业情形，中国工程学会实业考察团于民国二十三年所撰的调查报告，曾供给我们许多宝贵的参考材料。该考察团团长胡庶华任省立重庆大学校长后，即创办工学院。设土木、机械、电机、矿冶四系。又增设地质系，与四川地质调查所合作，发现白市驿煤矿及涪陵、彭水铁矿。我们对于四川的实业情况，已有相当认识。既然川省有煤有铁，加上都江堰之水力，广汉一带的田地出产丰富的农产品，以及四川7000万的人力，这些都是发展工业最理想的条件，因此我们对四川很感兴趣，并着手进行。我在上海时，曾数度与四川工业界的推动者刘航琛、卢作孚、张澍霖三位先生商洽入川设厂事。刘航琛与我是老同学，过去在汇文大学、北京大学均为同班同学，他在四川拥有很多工厂、银行，可说是四川省最大的企业家，其人雄才大略，对四川工业之发展很有贡献。张澍霖是四川人，博学多才，与人谈话亦手不释卷，用力至勤。我们到了汉口，四川省刘湘主席亦扶病到汉，刘湘虽是军人出身，但很注重工业，与广东的陈济棠同是注重工业发展的军人，他心念四川工业的将来，特电邀四川工业专家胡光先生于12月18日由川飞汉，向我们解说四川的资源及设厂的环境。12月28日，四川建设厅长何北衡先生亦由川来汉，继续敦劝。翌日，愿意迁川的工厂代表20余人，与何北衡厅长开始讨论，对于运输、厂地、电力、劳工、原料、销场、政治、金融、捐税等商题，均详加研究。何厅长并申述四川急需纺织、炼铁、炼铜、机器、玻璃、制革、造纸、酸碱及其他化学工厂。何北衡先生的辞令当时很能给厂家一番感动。四川省政府随后又派钢铁厂杨厂长芳毓来汉敦促其事。
从民国二十六年12月29日至次年1月2日，工矿调整委员会曾两次召集武汉各纱厂负责人开会讨论纱厂迁川事宜。因鉴于沪、苏、锡、常一带的纱厂被毁的被毁、资敌的资敌，后方军民急需被服，必须保存实力，我们决定第一步最少须迁出纱锭五万枚，即宣布震寰及裕华纺织共须迁出三万锭，申新纱厂须迁出两万锭。其时武汉各纱厂正在利市10倍，一如苏、锡、常各厂于未失陷时的情况。他们哪里愿意迁移，只推说恐怕运输没有办法，但是政府的态度相当坚决，势在必行，所以他们只得唯唯答应。裕华纱厂董事长苏汰余先生于1月5日亲自飞渝觅厂地以为准备。原来苏先生老早就有意在四川办纱厂，所以裕华倒有决心作局部的迁移。
武汉三镇除了上述三纱厂外，尚有复兴、官纱、泰安等纱厂。复兴纱厂机件祖自汉口第一纱厂，该厂因欠有英商安利洋行债务900余万元，产业归英人所管，须商得债权人同意乃能移动。市政府吴市长前往英领事馆交涉数次，都无结果。我们曾下手强迫迁移，英领事馆闻知风声，竟派大批军队在厂守护。政府不愿与英军冲突起来，以免引起外交交涉，影响中英邦交，所以该厂卒未迁出。湖南官布局纱厂是张文襄公首办的，因情形特殊，归市政府保管，我们虽想拆迁，但市政府不肯与日人交涉，我们亦未动手。
工厂内迁一举，在抗战发生以前，人们几以为是不可能之事，但自从上海尝试发动以来，颇能造成一种趋势。工厂内迁之气氛，当时已弥漫武汉，只需登高一呼，即可立有应声。在民国二十七年正月中旬，民营各厂家已经准备即可迁川的，有大鑫、顺昌、上海、大公、制革技术、中华无线电、华生、龙章、天原、天盛等41家。大鑫钢铁厂的负责人余名钰是前厂的中坚分子，早年留美学矿业，是一位工程师，有学问有见识，且善于言辞，往往三言两语就可把困难的问题解决，将纠纷平息，且其思想周密，计划周详，他虽是联合会的副委，但厂家唯他马首是瞻。我们两人见解很相近，都认为上海迁来之工厂应一鼓作气再西迁，所谓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如果以后再拆迁，就费事了，故我们推动武汉工厂迁重庆，他首先响应。
我们首先感觉棘手的，是运输及购地两项问题。轮船本来就是不够的，因为过了宜昌，川江滩急水浅，只有浅水木船可用。若在枯水时期，更要较轻的大马力浅水轮船才能够行驶。所以许多江轮只能驶到宜昌为止。我们脑子里忽然想起川江的柏木船来。这些在十多年以前曾雄霸川江的柏木船，虽然已经给浅水轮船打倒，在此抗战时期，急不暇择，我们何妨开开倒车，把它再复利用，回想我们由上海至苏州一段运输，又何尝不是靠着划子呢？李白有《朝发白帝城》诗：“朝发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这是三峡通航的铁证，可见柏木船担任运输工具的历史由来已久。若说川江水急滩险，则久留在宜昌听候敌人轰炸岂不更险？且军事形势时有转变，谁能预料得着？万一武汉紧急，更何从措手？我们请教过走惯川江的老内行，又盘算了许久，乃决定设法利用柏木船以为运输辅助。至于购地问题，则拟趁川省刘主席留汉就医之便，请他表示意见，以免又蹈武昌购地之覆辙，刘主席慨然于病榻之旁命胡光先生草拟电文一通，至省府邓秘书长汉祥嘱“务必尽力协助迁川工厂购地，万勿任令地主刁难”。两项难题，于是都有了解决希望。
翁主任委员派我于民国二十七年1月22日由汉飞渝。各厂负责人吴蕴初、庞赞臣、颜耀秋、瞿冠英、厉元咎、苏汰余、仵舜五、石光荣等16人，共代表14家工厂，已先我到重庆。1月25日，我召集各厂代表在沙利文饭店开会，讨论进行事宜，并责令即着手筹备组织迁川工厂联合会。4月17日，该会正式成立，公选颜耀秋、庞赞臣为正副主任委员，马雄冠、林美衍、余名钰、吴蕴初、李奎安、胡西园、庄茂如等为委员。这个联合会后来发挥了很大的作用，直到现在，台湾的工业总会也还是根据联合会而来的。在此之前，有总工会、商会之设，工业则附属于总商会，这是极不合理的，因为政府有很多工业上的措施及法令是与商业无关的，而且工业附属在商业之内，中间隔了一层，极感不便，故在联合会之下又设中华工业协会，后来演变成中华民国工业总会，追溯渊源，都是由联合会而来。我筹备组设“迁川工厂联合会”之用意，是想借此加强厂家之组织力量，为今后在四川发展工业奠定巩固之基础。
前上海工厂迁移监督委员会委员庞松舟、欧阳仑亦到渝，欢聚之余，幸使命之不辱，复偕同前往川江航务处、川建设厅驻渝办事处等机关，交涉在南岸圈地搭棚，以备各厂物资到达时暂为存储。我抽着闲暇遍踏渝市各地，预勘设厂地址。
论及为工厂择地一点，当时我们曾费了一番研究功夫：在平常时期，只需考虑交通、电力、原料、销场、有关各业联系、技术及研究协助、劳工招募、金融周转、地方捐税、地方治安、灾荒、劳工生活、天气影响、人事、地势、用水、地价、疾病及治疗、出水及防气等环境，在抗战时期，更需要特别注意国防及空袭问题，在迁厂时期，复工的时间问题，又高于其他一切。在重庆附近竟找不着一片完好的平地，江水的高低线，相差竟达百尺，上述各项条件有些是勉可适用的，其余如天气影响、地势、疾病各点，是无可选择。我们只能考虑到空袭安全、迅速复工、以及有关各业的联系三点。我们要把山城的重庆建成一个崭新的工业区，以为抗战时期的军需民用供给的重镇。
为谋安置到渝工人使迅即得到工作起见，我们只得让厂家先就市区内租些房子，安装机器，暂时先行部分复工，一面再寻觅建厂地点。为谋各厂空袭安全起见，我们不主张各厂疏散太过僻远。我们以为远乡僻镇并不比较附近市区安全。大工厂的兴建，当然最好是在山谷之间而又交通便利，可以把重要机器藏在山洞内。但是这种现成的好地方究竟不容易找。若是找得也要让给国防事业最关重要的工厂去用。所以我们只找在市区附近三四十里的地方，交通稍为便利，地势稍得隐蔽，有开凿广大防空洞的可能，各厂布置疏而不密，而能互相联系便得。因为若矗立荒僻之区，毋宁杂设于城区附近，还可得城市防空的力量来保护，从前在卸甲甸的永利铔厂，因为离开南京太远，孤立无防护，目标愈显著，敌人低飞投弹，一而再，再而三，竟把该厂毁了。至于在南京市区内的金陵兵工厂及首都电厂，反平安无损。这些事实，已经很明白的教训我们了。我们十日来，在城区附近选择了十几处荒地，作为工业区。预备把有关各厂作有计划的分配，使他们各自联系起来。因为购地艰难，各厂所占的地皮不多，厂户只能疏疏的建筑，向高处发展，因为地皮虽有限制，天空是无限制的。各工业地区环拱着重庆市，预料在不久的将来，稍加发展，便能自然而然地互相关联而建设成一座大重庆。我们主张工厂杂设于城市附近，曾一度引起国民参政会参政员之质询，花了不少口舌去解释，后来还是照我们所定的原则去做。
四川省府接到刘主席为给予迁川厂家购地方便事由汉口发来的电报，经省务会议议决成立迁川工厂用地评价委员会。以重庆市长、江北县县长、巴县县长、市公安局局长、市商会会长、建设厅驻渝代表、建筑专家关颂声、工业专家胡光、军委会代表林继庸等九人为委员。该会经过一番筹备，于3月5日成立并召开第一次会议。翌日复开会决定征地施行办法。川省府省务会议又议决：“凡迁川工厂厂地印契准免收附加税三成”以示优待。该办法后来陕西省亦仿照施行。不久，川省府又一度将附加税减收至五成。迁川工厂用地评价委员会成立后，初时确曾给予厂家购地以许多方便，而胡光氏尽力尤多。至于减免印契附加税一举，各厂家蒙受利益更大。四川复旦中学校长颜伯华先生，慨然将其猫儿石祖田，靠嘉陵江边一段地皮200余亩，以公允价值，让售与龙章、天原、天盛等厂，尤足以示人模范。
关于购买厂地还有一件事值得一述：有一天裕华纱厂的苏汰余来找我帮忙，他在南岸窍角沱找到一块地，其地三面环山，面临长江，是设厂的好地方。此地为四川土豪范资生所有，苏汰余为了买这块地，请李奎安与范氏商谈，但每谈一次，范就将地价提高一次，没法再谈下去，请我想办法。我去看过这块地，觉得窍角沱三面环山，掩蔽良好，确是设厂的好地方，因此我决定与范氏交涉。首先我研究范式的社会背景，知道他来头不小，不易应付，不能用正常方法与他交涉，必须略施手腕。计策已定，我立即印了军委会第三部少将组长头衔的名片，专程拜访他，他见到名片后立刻延见。我进了门，看到范氏的住宅占地颇广，室内金碧辉煌，墙上挂满了杨森、刘湘、刘文辉赠送的匾额，气魄是很大的。一层层地往里走，到了一间小楼，见到范氏坐在鸦片床上，我们对烟灯而坐，他敬茶后又请我抽鸦片烟，我虽不会抽，也不得不装模作样抽了一口，这是我生平抽得最难受的一口烟。抽了烟，我开始提到正题，我说：“我是军委会派来的，专负设厂之责，我看中了窍角沱这块地方，因为那里三面环山，附近居民少，我想在那里办个炸药厂，听说别人曾与你交涉过要买这块地，如果你们谈妥了，我可以找别的地方，如果还未成交，请你不要卖给他，将这块地卖给我，请你考虑一下，日内答复我。”我谢过他的盛意招待就走了。过去我劝厂家搬工厂，都是用诚恳的态度，坦白的言辞打动他们。但对这位土豪，用诚实的方法与他交涉，我知道是不会有结果的，我不得不说了几句谎话，运用了一些手段，这实在是不得已的，至今犹耿耿于怀。当我回到办公室时，李奎安正在等我的消息，我将经过情形告诉他，他气得瞠目结舌，我说：“你回家后，问题自然会解决的。”果然，他未到家，范氏已派人等他，见到他立刻拉他到范资生那里磋商，以原定之价格即时成交。李奎安后来到我处，曾为此事大笑不止。他年纪大，我真怕他会笑死。
工厂购地及搭盖堆栈两事进行告一段落后，我们心目中急需进行者为发动柏木船东下，以辅助疏通留存宜昌的物资。我于到渝之次日，即往访水道运输管理处主任童少生，他一再拖延，事情无结果。未几童主任调往宜昌，该职由民生实业公司秘书长李邦典代主任，李主任口口声声愿意帮忙，间日常来我处面告寻找柏木船的结果，他来时大多是汗流满颊，气喘喘然，使人一见面知曾为此事四处奔忙者。李代主任的热诚使我感激万分，但他努力所得的结果，却令我非常失望！他今日说已代找得一艘，过两日又说已找得两艘，但是日前所找得那艘，又给逃去了。如此日复一日，2月已尽，3月又来。我焦急异常，心念枯水时期将过，若届4月底洪水发生，柏木船上驶将愈加困难。2月18日至22日等，我连连催促费尽许多唇舌，只订得30艘木船下驶之约，又因宜昌童主任来电坚嘱其慎重从事，李主任忽又慎重起来，于是我们所订的木船合约更难履行。
原来民生实业公司有资本家独占的念头，欲以民生公司独霸川江，故对柏木船业者多方打击，于是曾盛极一时的柏木船，因受浅水轮船竞争，渐归淘汰。轮船公司曾费去一番大气力，才能解决争端，把柏木船的家长、掌艄等重要职工，尽量收入轮船公司服务。这项处置甚合物竞天择的原则，实是未可加以批评的。起先我并不知内情，欲利用柏木船担任运输辅助工具，在民生公司看来，此举等于间接扶植柏木船行业，然而“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民生公司是不愿意的，故而多方阻挠，派李邦典作为缓冲，李阳示热心合作，阴则拖延时日。但在抗战时期运输能力未能加增，而在宜昌等待上运的物资却平白地大量涌增，后来估计共违约20万吨，实非原有轮船力量所能胜任。那时约略国计民生、招商、三北、太古、聚富、怡和等公司轮船的运输能力，在洪水时期共计月达七八千吨，若在枯水时期，则月仅两三千吨而已。
又因军事进展情形莫可预测，甚至更想各厂物资即可久留宜昌无恙，亦必影响各厂复工的时期。所以我们不独渴望柏木船能尽一部分力量，甚至更想再往后开倒车，而利用驮运。明知发动柏木船下驶之后会使轮船公司将来发生难以收拾的困难，亦是无可奈何之举！
自3月1日起，我不再乞求于主管机关之水道运输管理处，乃转与川江航务处何静源处长商洽。3月3日，何处长召集木船帮会议。成都、嘉阳、载盐、綦江、金棠、合穿、保河、和渝、叙渝、渠河等所谓大小河各帮帮长主席俱倒。那时估计各帮共有可供应用的柏木船2000余艘，但他们只允于第一次腾出140艘应用。我即于3月8日代表签订合同。同时因武汉发生煤荒，我即代表燃料管理处在川购得煤炭5000吨，并约川盐局付盐，统交柏木船满载下驶。又在军事委员会重庆行营借兵分船押运，以保安全。日前曾与中央信托局商定木船上驶物资保“运输兵险”及“平安险”的办法，以坚厂家们的信任，计保险额每千元取费20元，保险期间30天。我继往成都，与四川省政府商酌津贴厂家的保险费，提议厂家仍照轮船载货保险费扣实付资，其因雇佣木船而致增加保险费用之差额完全由四川省政府负担，以示优待迁川工厂之意。四川省政府于3月7日省务会议通过：“凡由木船上载迁川工厂矿物资的保险费每20元由川省府津贴15.95元，其余4.05元由工厂负担。”川省府津贴之保险费在宜昌于上载时发给。后来经我们再三商酌，中央信托局于3月22日，答允将木船运输机件之兵险及平安险保费减至每千元收12.5元，并将保险期间展至50天。
这次木船运输的发动，因为时间过迟，且受了种种牵制，不久洪水发生，厂家的物资颇受了些损失。后来因为武汉的风声更紧张，宜昌待运的物资堆积更多，我第二次由武汉飞渝，于9月15日又订约雇佣300艘，并预留200艘，连同各厂家自行订雇木船在内，在这次川江运输中，统共运用木船850余艘，共计上运物资2.5万余吨，事后统计损失物资约0.12万余吨，约合木船上载物资总数5%。失事之后物资下沉水底，过数日水退后，又可捞回若干，其沉在江内深处者，待至枯水时，水枯物露，亦可得回若干。厂家物资多是五金钢铁之类，为水淹尽，空气的氧化作用因而减少，不甚锈蚀，所以木船遇险后，物资损失的程度，得以减至极微，并不如人们当初所想象的险恶。最后当沙市情势紧急时，我们复缩短航程，将物资先行抢运至秭归或巴东，轮回搬运。
柏木船在现在看来，虽已成为历史陈迹。但在古时曾独霸川江，在交通上确曾尽过一番力量。到了抗战期间，虽为民生公司取代，但潜在的势力还是有的。至厂矿迁川，用柏木船担任运输，柏木船又重振声威，在厂矿西迁中担任重要的角色，厥功至伟。
柏木船是一种平底船，大者载重20万傤，小者2万～3万傤，平常以10万傤为多。每万傤约合517吨。上傤之重量仅及下载时之60%。下行时日可行300里，甚是迅速，李白诗“千里江陵一日还”即指此而言。上行时则至无一定，在静水无风时，日可行50里；有顺风时，张帆每小时可行50里；遇急滩时虽尽百余二百纤夫之力每小时可上行约2丈；有时竟寸尺难前。过巫峡时，峭壁数百尺，无容足地，纤夫不能上岸拉纤，只有驻水候风，或缓行，有风一天可过此80里的巫峡，但是常常有驻候至五六天始得遇风，黄昏或大雾不能行，水涨时更不能行，须候至涨定乃能前进。由宜昌至重庆水路全线共长1300里，经过秭归、巴东、巫山、奉节、云阳、万县、忠县、酆县、涪陵、长寿等10县，沿途经过獭滩洞、青滩、滚子滩、泄滩、牛口滩、庙基子滩、东洋子滩、兴隆滩、抓滩等险滩，不下75滩之多。各滩又有枯水滩、洪水滩之分，各滩之险以青滩及泄滩为最。我常得木船遇险之电报，大概不是说青滩就是说泄滩。以10万傤的柏木船为例，船上有家长一人管后舵，凡开船停船，均听其指挥；掌艄的一人即领江，导船避险就易，避浅就深，管理前舵，以助后舵拐湾；搬艄的约10人，摇桨并帮助搬舵；纤夫约30人，在岸上拉纤前走。船上有桨10根在前方，橹2根在后方，均分列两边。用楠竹皮编成的纤，其口径约115寸；用茨竹编成的，径约1寸；各长数十丈。过滩时须用4根纤。纤须干燥乃可用，故须时时更换。木船编成各组上行，每组由4艘至7艘编成，沿途协助。过滩时各船上之纤夫并力牵一船过滩，依次以及他船，过急滩时，因纤夫不足，及地方环境关系，更须雇佣当地纤夫。每逢过节、过滩、过镇，他们打牙祭，各人得鱼得肉，大吃一顿。一路全程上行约需30～40天，下行时约需10～15天。
一位乘坐木船上行的朋友对我说：“当过滩时，只留家长、掌艄及搬艄的在船。我们跟着纤夫在岸上走，有时帮着拉纤。岸石为东去的江水年年冲滚，生出许多奇怪的洞洞。石角为竹纤划着许多深痕。我们沿途攀着奇形怪状的石，或爬或走，向前行着，搬艄的立在船头，以手高低左右的指挥。家长传令缓拉、快拉，有传达的数人，传达至纤夫，紧急时，则敲鼓停拉。滩水的高低差，常及两尺，因水位不平，船头为纤拉住，常往上斜，为状甚险。水急时，更须缓拉，以免水涌上船，发生危险。耳听着水声如雷，如万马奔腾，如吃人的怪魔，张开巨口，喉咙在那里作怪声；睁眼下看巉岩数百尺，汗流满背，血向上沸，口嘘着热腾腾的气，同声嚷着成调不成调短促而苦痛的歌声，一行人众佝偻着，体向前倾，合力往前拉，半小时的挣扎，往往不能前进半尺。险滩处约长三五丈。滩前、滩后各长约1/4里。须待过尽，方告平安。平常每过一滩，需要两到三小时的努力。在拉滩过程中，四根纤断了一根是常有的事，若是第二根纤断了，即须立即将其余两根一齐砍断，任船下流至静水处，以免危险。纤夫只得重回原处，再从头拉起。若不巧遇着小火轮经过，木船即须跟着轮后分水处避浪。小火轮每急急开足马力而行，浪涌来，水入船，船往往翻身下沉，这是最危险而常遇的事。又若遇大石挡路，须将纤搬过石头再拉。停船时，最怕的停在淘金旧址。水退时船陷入淘金穴中，进退不得，船底碰着石尖，石尖套入船内，水涌入，船破，船主哭，无奈何把两船并作一船，待雇得空船乃得分载。到巫峡，候洪水退，五昼五暮，巫峡如故。过峡时因壁陡，无容足地，不能上岸，只好随船上驶，夔门、巫峡，削壁千尺，只见一线天，昼难见日，夜难见月。前途山峡阻塞几疑无路可行。每逢夜间停船，念及艰苦困难，静听江水滔滔，心中充满着我民族冤仇血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