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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二十六年8月10日，行政院第324次会议通过资源委员会拆迁上海工厂的提案，着由资源委员会、财政部、军政部、实业部会同组织上海工厂迁移监督委员会，以资源委员会为主办机关，严密监督，克日迁移，关于印刷业之迁移，由教育部参加监督。当即由资源委员会派林继庸、财政部派会计长庞松舟、实业部派代理工业司司长欧阳岑、军政部派整备科上校科长王衸为委员，以我为主任委员，驻沪主持一切迁移事宜。各委员于10日下午4时得知消息，即于当日下午6时在车站聚集乘车赴沪，其时国库应拨的款项尚未领到，资源委员会副秘书长钱昌照先生乃借拨56万元支票交我带去支用。8月11日，上海工厂迁移监督委员会在上海成立，举行第一次会议，并即召集上海的五金、机械化化学、冶炼、橡胶、炼气等各行业厂方代表，开会讨论办法，责令克日组织上海工厂联合迁移委员会，在监督委员会指导及监督之下进行工作，8月12日，厂方代表公推颜耀秋（上海机器厂）、胡厥文（新民机器厂）、支秉洲（新中工程公司）、叶友才（华生电器厂）、严裕棠（裕隆机械公司董事长严庆龄之父）、余名钰（大鑫钢铁厂）、吕时新（中新机器厂）、王佐才（中华铁工厂）、赵孝林（电机公司）、项康原（康元制罐厂）、钱详标（中国制钉厂）等11人为委员，经监督委员会认可，并指定颜耀秋、胡厥文、支秉洲为正副主任委员。上述11位委员均为当时上海工业界之佼佼者，号召力强，国家民族观念重。我晓以大义，请他们下定决心，率先提倡示范，先将自己工厂拆迁，其他各厂自然跟着效法。监督委员会决定先将机器、材料拆迁至武昌徐家棚集中，然后分配西上宜昌、重庆，北上西安、咸阳，南下岳阳、长沙。至于迁往广西、云南两处的工厂，则拟俟第二步由广东方面拆迁较为便利。上海南头一带工厂的机件，集中闵行、北新泾或南市起运。其现在闸北、虹口、杨树浦一带者，则先行抢拆至租界装箱，由苏州河或南市水陆起运。凡机件、材料、半成品、工具等，经审查准许迁移者，发给装箱费每立方尺0.35元，运费至武昌者53元，成品运费准发至镇江，每吨12元。各厂抢运机件如在危险地带，可不待检验径自装船运出，其应领费用，经殷实厂商作保亦可发给，俟到镇江或汉口再为检验证明。部署既定，即着手分头进行。
其时上海的风声已然极度紧张，敌兵巡逻市上，面目狰狞，战机一触即发，住在租界以外的人们，都赶着搬家逃命。在租界内居住，亦赶着把家眷迁往乡间或原籍暂避。忙碌纷乱中，我们简直找不着人。8月13日，上海的炮声响了。15日，敌机来袭，我机奋勇迎击，在空中大战起来。人心更是惶惶，军政部代表王衸以责任重大，要赶回南京任所，实业部代表欧阳岑亦要求离开上海，只有财政部代表庞松舟愿意留下来。我心想，监督委员会一旦离开上海，以后找他们开会不容易，一切工作立即陷于停顿。我遂要求他们将全权委托书交给我，在委托书上签名盖章后始能离去。此后，我以监督委员会主任委员名义全权处理上海工厂拆迁工作，不用开会，独断独行，反而感到方便。8月16日，敌机继续轰炸，大炸弹从空中掉下来，正中大世界，把热心国事任劳任苦的薛福基先生炸伤，不久他竟因伤身故。在炮火连天的时候，地方秩序相当混乱。这10日内我们遇着不少困难。
卡车、火轮、划子、挑工，是我们运输的工具。货车的主人，其热心爱国的，已把少数的车辆送到前方军队应用。其余的因恐怕拉差，宁可把车辆的零件拆去，闲放在弄堂里。其肯出租的，一定要很高的价钱和很稳当的担保。说起来也难怪他们，当时货车出了租界外，需要特别的入界照会才可回来。的确，有些车辆除了租界外，就为有力者扣去。就是装上机件的车儿，沿途亦常遭警察及流氓的拦阻，每次都要费很大力量才得平安通过。火轮船那时忽然也减少了数量。我们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找到一条轮船，先付租金，转眼间又为难民占领。如此的已不止一次了。好容易搭通了线索，方才雇得些划子、力夫。在杨树浦一带更必需要出高价钱雇佣白俄或高丽的力夫及司机，才可进出。长江下游江阴要塞已被封锁，火车太过拥挤，且开行无定时，车站机车头又都是轰炸目标，我们只好放弃陆路运输，专靠划子来工作。
驻防军队因为要清查汉奸，对于所辖地区的通路，均派兵拦守。各军队均要自发通行证或护照。内中不免有些奸人借此为发财之具。甚至由区内把机件搬出来亦要护照，护照上注明物件数目及人数。工厂的职员工友们，往往因为多带了一件被捕，而致全批物资被扣留。监督委员会首先与京沪警备司令部办事处取得联络，发给通行证，以便厂方职员率领人入戒严区搬运物资，由各厂高级职员及工厂联委会职员严密监视，并负完全责任以防汉奸。该办事处主任邢震南先生极明白情理，极有肩膀，经我将情势解说，便立即交给许多空白的通行证及盖印的白布章、木船与货车的旗帜等。各厂负责人凭着这个护符，便可入得戒严区域，以后再向每军每师去办此类交涉。
往事不堪回首，假如当时有准备、有计划，能有一个机关以公平的统制分配运输工具及主发通行凭证，则对于我们的工作必可增加许多便利，物资抢救出来的数量也必可大大增加。其时沪上各银行奉令暂停兑现，后来开放，亦限制提款，幸得财政部徐堪先生允许，我所带来的支配随时可向中国银行兑取现金，关务署并允许，可凭监督委员会的证明，准各厂迁移的物资免除关税及检验，待到汉口海关再行补验。各债权银行亦允经监督委员会证明，由主任委员负责担保，准其迁出，我在三日间竟负上担保五千余万元的责任。
困难犹如江水，滚滚不尽而来，监督委员会有两位委员已早于8月14日因公返京。我亦因连日奔走南市、闸北，左脚受伤中毒，伯特利医院石成志医生诊治之后嘱我休息，要把左脚悬挂起来，不可放下，否则恐成残废，须割去一足。各厂家相顾无言，我亦只得一只脚跳来跳去！但我不能中止我的工作。我在马浪路租了一家跳舞厅作为办公室，悬高左脚坐着办公，接应各方面来往的人物，工业界朋友们见我这样不屈不挠拼命苦干，心亦为之感动，工作更加用心，很多小事不再麻烦我了，有问题他们自己想办法解决。如此工作效率反而增加了，原来我常陪他们到各处交涉浪费了不少时间，现在他们分头工作，我则从中指挥，在万难之中，鼓励着各厂当事人的勇气。不要灰心，要冷静头脑，把紧张的情绪捺住，他们每当走投无路之时，常大发牢骚。对待他们只有忍耐，只有安慰，只有劝勉。当此千钧一发的时机，假如我们之意志稍现颓丧，我们之处理稍感畏难，则此后工作进行将必陷于停顿。厂家各人，打不破重重难关，均已失望，殆以为迁厂事必无所成。我们心念上海一隅的战事，不知能支持几时，岂有轻易放松一瞬的时间？监督委员会立即把上海联合迁移委员会的内部组织加强，并代为解决种种困难。幸得资源委员会负责者指导于上，各厂家又分头合作负责于下，工作虽是艰苦，但进行还算相当顺利。
独资经营的厂家，关于迁移问题，尚容易决断进行，至于有限公司组织的迁厂举动却惹起法律问题。董事会简直是开不成，股东会更无从说起。监督委员会于是下令给各厂的负责人，必须服从政府的命令，将厂中机件拆迁，一切责任自有监督委员会代为向其董事股东们负担。当时最顽强的要算龙章造纸公司的常务董事傅筱庵，他与日本人勾结，以日寇作其后盾，起先拒不迁移，监督委员会曾下令由该厂总经理庞赞臣全权负龙章造纸厂拆迁之责，并一再警告傅筱庵，如在期限内未拆迁，将其工厂炸毁，绝不以厂资敌，傅筱庵知道无力抗拒，只好放手。后来龙章造纸厂内迁重庆，改组为中央造纸厂，并兼制钞票纸，成为后方规模最大的造纸厂，在抗日期间，对后方的文化事业贡献很大。
淞沪战事日益加紧，工厂迁移的风气亦日渐造成。最初虽经苦劝而不肯动弹者，后来竟有人自动前来要求加入工厂拆迁的行列。小型工厂拆迁较易，动作亦较迅速，宣传的作用很大，一传十，十传百，造成一呼百应的趋势。工厂拆迁蔚为社会风尚，变成一种时髦。好像谁不搬迁，谁就表示对抗战不力，被认为准备做顺民、做汉奸。故一大型工厂搬了，必有十数个小型卫星工厂随之。监督委员会为争取时间起见，对于及早迁移者所给装箱费、运费、旅费、生活费之外，并允向政府商请低利贷款给建筑、复工等费，协助征地、用电、承接工作，减免苛细杂捐，购储材料原料，以减少其复工困难，务必使各厂于到达指定地点之后，迅速复工生产。其延不迁移者，则在一定期限之后，将酌减其应得津贴。同时并将迁厂种类加增，不仅只限机械、化学、电气、冶炼等业，其有合乎后方抗战需要，及具有一技之长，而得监督委员会核准者，亦准发给同样待遇。其不合紧急需要，而自愿随政府迁移者，监督委员会亦酌量给予方便。上海市社会局长潘公展又代为普遍通知各厂及各同业工会，嘱其到监督委员会接洽，我复重托各厂之努力分子，四出劝导，工厂联合迁移委员会派李若膺驻苏州，金履端、邹友仁、蒋逸聪驻镇江，李守中驻武汉，各处设站接应。资源委员会复派陶寿康、施才两员驻镇江，李荃荪、吴至信两员驻武汉，执行监督并负责照料。凡工厂联合会及各站职员，有因公受伤或死亡者，由监督委员会担任营养抚恤，此表示政府对西迁的重视，也使他们免却后顾之忧。
1937年8月27日是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这一天马雄关德顺昌机器厂、颜耀秋的上海机器厂、胡厥文的新民机器厂、胡叔常德合作五金厂等四家之机件，共装船21艘，并技工160余人，由各厂重要职员高功懋、刘元义、邵仁理、金祥宏等分别率领冒险由苏州河运出。翌日，余名钰的大鑫钢铁厂、支秉洲的新中工程公司、沈鸿的利用机器厂、胡允甫的精一机器厂、李翊生的启文机器厂及姚兴昌铁工厂之机件及工人，亦由各厂派员负责职员吴仲甫、李翊生、安得璋、沈鸿、胡允甫、徐亚坤分别率领，继续运出。其运输方法简述如下：用木船伪饰以树枝及茅草等，每艘相距半里许、互相照应，循苏州河，用人力划出，途中如遇敌机来袭，则泊于江边芦苇丛中暂避，抵苏州河后乃雇佣小火轮拖原船至镇江，再换装江轮直驶汉口。苏州镇江两处已设有运输站，与当地军运及政府机关取得密切联络，并与上海时通情报。那时因江阴已被封锁，铁路又侧重军运，吾人只得由苏州河一条路运至苏州，或取道南市由松江转苏州。
此次运输方法尝试成功的消息传来，中国建设工程公司、慎昌铁工厂、中国窑业公司、中华铁工厂、益丰搪瓷厂、镐锠铁工厂、汇明电池长、朱亚铁工厂、中国机器厂、美艺钢铁厂、达昌机器厂、三北造船厂十三厂的物资各由本厂职员雷志僪、黄生茂、谢正宽、载怀三、装阿大、董吉甫、钱惠康、孙九鼎、孙传德、汪友直、王春芳、孙士桥等分别率领，均按照此法急剧陆续运出。不料9月8日起，驻防苏州河的军队突将乌镇路至北新泾一段航路封锁。在此段内船上各厂的物资漂泊河中，进退不得，彷徨两日。我与工厂联合会主席颜耀秋先生驰往闸北遍觅驻军主管人员交涉，所遇均多方推托。其时江上敌舰炮火直对着闸北一带乱射，弹片横飞，距鼻咫尺，中弹的房屋，随着脚跟倒下来，几葬身瓦砾堆中招屡屡。是日傍晚，始交涉得有头绪。封锁算是已得解除，但因盘查过严，厂家咸感不便。未几，京沪警备司令部办事处刑主任镇南调任，后发给护照，又经一度延阻。9月中旬，银行及各界联合组织上海市运输委员会，在兵站取得民船二百艘及大小轮船30只，其分配办法分军用、国防及银行物资、政府物资、民用物资，依次序先后迁运。工厂机件被列入第四等，不能得着帮助。又经俞鸿钧市长代监督委员会向张文白司令长官处领得护照一百张，又为捷手者领去，后经几许交涉，始蒙发给一张，但是无论困难如何，仍阻不住厂家迁厂的决心，只有上下一心自寻解决办法。
上海工厂迁移工作经各厂家团结的结果，渐上轨道。我心念着青岛的工业，以为亦应着手迁移，曾于8月13日发电南京，请资源委员会提议派员前往主持。苏州、无锡、常州一带的纱厂甚多，战时尚未波及，亦可着手发动拆迁。资源委员会曾于9月中旬派顾毓瑔前往苏州、无锡一带劝导。但是各纱厂当时赢利甚厚，大家都抱着宁可现在多赚钱，等待事到临头再算的观念，所以未能推动。资源委员会又曾派孙越崎、陈良辅、刘兴亚、周茂柏等四员往河北抢运物资，但因军事转移，仅运出材料一批，该处的厂矿未能迁出。
上海的文化界的意念与纱业中人的恰是相反，我与他们开会讨论两次。预料明年春季后方各省将感觉教科书缺乏，他们却自动地着急起来，商务王云五先生尤为热心，我乃在极端困难之中，抽出吨位，速将商务、中华、正中、开明、大东等书局的中小学教科书500吨先行运出。随即将印刷厂多家及中国铅笔厂的机件物料先行迁出。9月中旬教育部代表梁明致君曾到沪一行，我乃与梁君共同拟具协助文化工业迁移费用预算，电京请求追认。在抗战初期，大后方的青年学子就靠这500吨教科书，才有书可读，学业不至于中断。等到这500吨教科书用完，内迁的工厂已次第开工生产，教科书已不虞匮乏了。
上海有些小厂家平常靠着较大的工厂分接工作。他们工厂虽小，但是他们急工赴义的决心倒甚大，他们有些人听过我的训话，知道敌人快要到来，各大厂家均已预备西迁，以粉碎敌人破坏我民族工业的阴谋。他们心里明白了，他们的目光在发亮，他们的血管在沸腾着。有一位厂家急急忙忙跑回家去对老娘孩子发表他的意见，随即召集他厂内的学徒工人演讲一番，即下一个命令：“搬！”全体动员，漏夜收拾。把笨重的机件托给知交的大厂家代为保管，他们肩负着包裹到我的办公厅来领证明书。我诧异他们的决心及动作何以如此迅速。他们把经过告诉我，我心里深为感动，我伸出个大拇指称赞他们，他们接得证明文件，说声“到汉口再见”，就头也不回，大踏步，肩着行囊走了。这种剑及履及的精神，光明磊落的态度，真可令一般麻木不仁的资本家愧死。华成、华生两电器厂，中国、中华两无线电器厂，此时已将机件拆装完毕，急忙用船划走。龙章纸厂已处于炮火集中之日晖港，且其中一千千瓦时整套发电设备，及造纸厂之大烘缸两个，每个重12吨，均以体积庞大，搬装困难，延至最后始能装船运出。
9月初，资源委员会秘书长翁文灏先生新从欧洲返国。为调整工业以应抗战时期之军需民用起见，翁、钱（昌照）两先生拟有整个计划，一方面扩大各厂矿的内迁，一方面增加了内迁厂矿迅速复工的保证。政府于9月中旬成立贸易、工矿、农业三个调整委员会，直属于军事委员会。翁先生兼任工矿调整委员会主任委员。资源委员会于9月20日向行政院建议拆迁吴蕴初先生所办之天利、天原、天盛、天厨四厂及造船文化各工业，请求增加迁移经费。9月23日第330次院议，交工矿调整委员会召集军、财、实、教四部，及资源委员会审定办理。9月27日工矿调整委员会会同各机关为工厂迁移事在京开会讨论，决议增加迁移费5216万元，通过了各厂息借款项原则，并议决以后工厂迁移原则，其原则简述如下：（1）沪战以前，当时厂家多怀观望，为奖励起见不得不从优一律给予津贴，现在愿迁移者众，前订办法自不适用。（2）另定迁移之工厂分为军需及普通两种，其在国防上确有需要，如机器、化学、冶炼、动力、材料、交通、器材、医药各厂及矿场，于原料、动力、人工等方面均可有供给办法者，由政府按其个别情形酌予补助。全国各地补助总额暂定500万元，其息借办法由工矿调整委员会临时个别决议之。（4）其他普通工厂则不补助迁移费，唯其精巧技术制造能力经主持机关认为有特别援助之必要者，筹定息借办法办理之。（5）所有上海迁移善后与以后工厂迁移适宜由工矿调整委员会主持之。
监督委员会主持上海工厂拆迁工作，所定的办法及所用的手段，很多是因时因地制宜的。非常时期用非常之手段，理所当然。但这些办法不能普遍适用于全国。故当上海工厂拆迁工作告一段落，工矿调整委员会代之而起，亦是时势所然。
监督委员会因鉴于战线日渐紧逼，为催促各厂物资早日运出起见，曾规定：自9月27日起，尚未起运者其工人川资及生活费缓发。自10月11日起，原料运输补助费减给半费，运至镇江。
这时适逢军委会改组，除原有的第一、二、五、六部外，特别增设第三、第四部。第三部主管重工业，第四部主管轻工业。第三部部长由翁文灏兼任，俞大维、钱昌照为副部长，以下分设四组：（1）地质组，组长翁氏自兼。（2）化学组，我担任组长，金开英为副组长。（3）机械组，杨继增、李景潞分任正副组长。（4）电气组，辉震任组长。组长是少将衔，副组长是上校衔，我担任化学工业组长，亦得了少将官衔，以后对我发生了一点作用。
我因军事委员会第三部成立，被任为化学工业组组长，于10月6日奉召返京商洽。9日，我在京召开监委会第二次会议，议决俟工矿调整委员会主办之厂矿迁移机关成立后，即移办交代。会中首次结识翁文灏、李景潞、张茲丰诸先生。14日由京赴汉口，安置到汉各厂。21日由汉返京。23日由京返沪继续办理工厂迁移事宜。10月26日，闸北失守，苏州河一段顿被截断，各厂物资只得取道内黄浦江运往松江，经苏州、无锡至镇江。至11月5日，敌兵在杭州湾乍浦登岸，迨平湖告警，松江又受威胁，乃改由怡和轮船运往南通州，转民船经运河至扬州、镇江。这段运输比较以前各道更觉艰辛。以后迁移者则唯有取道香港或宁波转往各处。10月28日，我复被召返京。30日，我在京召开上海工厂迁移监督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亦即为该委员会最后一次会议。11月1日，我赴镇江视察运输状况，觉尚良好。我军于11月12日退出上海。随我在上海工作的人员钱文达、林世华、王序端三君，均于上海沦陷后安全退出。12月2日，常州失守。6日江阴炮台被陷。11日南京情形混乱。13日南京失守。上海及附近各工厂物资沿着长江迁移的运输，直至12月10日镇江运输站撤退，乃告一段落。
在上海工厂迁移监督委员会期间，除去协助公营及国营的工厂不计外，计共迁出民间工厂146家。其机器及材料重量已安全抵达武汉者共1146万余吨。技术工人2500余名，各厂行业类别及数量如下：
机器五金业66家
造船业4家
炼钢工业1家
电气及无线电业18家
陶瓷玻璃业5家
化学工业19家
炼气业1家
文化印刷业14家
纺织染业7家
饮食品业6家
其他工业5家
各厂迁移物资当上海失陷时，颇有损失。载天利氮气厂机件各船10月27日方开始陆续驶出，开至北新泾时即逢我军转移阵地，内有4艘被军队拦截充浮桥之用，后经大力交涉，用旧船交换始得释出。又逢敌机轰炸，天原厂门口有装载未毕之木船一艘被沉于河中。龙章造纸厂机件1300余吨，雇用民船46艘，编成10组。其第一至第四组得安全到达镇江，转装江轮。第五、六组到达镇江后，已不及转装，即由原船由镇江划至汉口。最后之四组到达镇江被敌军拦截，退回上海。当时在扬州附近仙女庙地方，尚有数厂物资被截，欲进不得，但在日后，各物多能间道安全退回上海。
当上海方面工厂迁移进行急剧之时，青岛方面忽然发生毁厂运动。其经过事实，真是悲壮！其计划之周密，殊令人佩叹！其破坏之彻底，尤其令人痛快！原来敌人处心积虑，谋以经济侵略亡我中华。其最毒辣一着，为把握住我国棉毛工业的命脉。青岛的日人纱厂，实为彼进侵我棉纺织工业的大本营。彼等多年经营，在青岛沧口、四方两处，设立内外、富士、公大、隆兴、宝来、大康、上海、同兴、丰田等大纱厂九间，合其纱锭52万枚，投资达2182亿元，工人215万人，青岛的环境，如交通、原棉、劳工、气候、生活等条件，均极合于纺纱工业。此外日人尚设有啤酒、火柴、榨油等工厂多家。青岛市政清洁，风景佳胜，日人久以之为殖民乐土。各纱厂之建筑均甚坚固，如同堡垒。墙壁、楼板均装有自动洒水救火设备。平日防护甚严，外人不易入内窥察。因在青岛驻有日本海军，且享有特殊权利，故日浪人平素行为强横，滋生事端。幸我青岛市政府沈市长成章善为应付，始告相安。当时敌人对于侵略手段，各方主张不同：陆军以为三个月内可以解决战争，主张急进，海军目光稍为远大，主张缓进。商人们则因产业关系，不欲战争波及青岛。陆海军人间意见因此不和。
民国二十六年8月13日，敌军既在上海发动战争，驻青岛陆军人员亦欲同时在该处发作，但是恐怕其海军人员不合作，乃于该日暗杀敌海军人员4名，说是我国人所为，以激其海军。敌海军人员果中其诡计，于事情发生一小时内，即拟派兵入市。经沈市长向其司令官严重抗议而止。敌驻青岛总领事西春彦偕其副领事随即来到市政府，态度异常强硬，限期缉凶盗窃。沈市长大怒，责以“凶手何人？凭证在何处？信口雌黄，有失外交官身份，本市长奉令守土，如有扰乱治安者定予严惩”等语。西春彦领事闻言气结，忽患中风，倒于椅上，面色如死灰，以酒灌之，乃醒，不能再谈，其副领事扶之去。沈市长因敌寇故意挑衅，乃调兵布防，决心应战。敌寇多方利诱威胁，不为所动。敌方因军力不充足，为避免冲突及保护其青岛巨大财产计，乃筹划撤离。未几，敌国驻青岛侨民及其外交官与海军军舰等全部自青岛撤退。该处侨民忍痛离开青岛，其情状极为悲伤。其时敌寇越上海前进，逼我首都，山东北部的敌人亦蠢蠢思动。
敌侨已退，战祸已逼，沈氏乃布置各纱厂之破坏工作。以青市保安大队、陆战队及各纱厂原有技术员工2000余名合组破坏队三个大队，委派郁仁治、马锡年、秦国弼等分别负责主持，并规定破坏方法三种。即：（1）精巧机件如锭子之类，以人力破坏之。（2）房屋及轻机器之类，以火烧之。（3）锅炉及重机器如水管之类，以炸药毁之。当经筹备炸药多吨及洋油引火物类等，并取厂存大量棉花，以布紧缚于机器上，布条联系，使各机相接，各房相连。分置引火物如汽油、煤油之类于布纱附近，准备应用。机器的下方满堆着干柴。锅炉水管及房屋机器的底下则开掘孔穴埋藏炸药。又除去壁中及板楼内的救火水管，连各厂大水池之总水管一并毁去。掘地沟通连九厂，沟中放满引火物及发火电线。各队员皆能奋勇工作。沈氏掌青岛时，平素尽力提倡民众教育，市民工人多习国术，所以各护厂队员中多为工人，此时亦甚得其用。沈市长常往各厂亲自巡视工作进行，经过一个多月，工作始得完毕。此时唯有静候命令一发，九厂即可立成灰烬，抢救者虽有回天之力亦无能奈何。
不久。敌军从蒲台渡过黄河，山东受了威胁。敌人占了青州胶济路段，韩复榘逃遁。敌人又进占潍县，青岛岌岌可危，沈氏乃疏散市民学生等计30万人于后方，其穷困不能迁者约共5万人，特为迁居安全地带，代备粮食及燃料。布置既毕，沈氏乃遵照预定计划，于12月18日下午7时，下令破坏全部日本纱厂。郁、马、秦三大队长奉令同时发动。火光冲天，炸声隆隆，九厂齐发，立刻成了一片焦土。火光经过15日始熄。我国境内棉纺工业的一个大恶疮，乃得除去。大火时，敌机时来摄影，但是始终未在青岛投弹。因他们尚梦想着可以侥幸地保存其残余的产业。
总之，青岛的工厂是毁之者多迁之者少。仅国人所办的华新纱厂、冀鲁制针厂等，事先得沈氏协助迁出。关于青岛的毁厂运动，我虽未直接参与工作，但间接与沈氏及其部属联系过，我派了杨庆燮。杨君事迹极为英勇，不可不提。原来资源委员会向外国购得汽油五千桶，忽接得电报说该批汽油经已运往青岛，迅速派员前往接收抢运，此时敌军已逼近青岛，危在旦夕，资源委员会急忙请我派员前往处理。我即选择一位青年杨庆燮应命。资委会立即派杨君兼程前往青岛办理。杨君抵达青岛，火速将物料搬上专用火车，立即开车，即日敌军飞机追到，用机关枪扫射，幸亏时已入夜，火车急速飞驶，深夜已离险境，安全转运武昌。资委会即送交军部接收该批汽油，连同杨君一并接到那边工作。
南京将失守时，该处亦拟举行毁厂运动，事虽未成，但颇值得一述。南京上游对江附近卸甲甸地方设有永利亚厂，规模宏伟，设备精良，技术人员众多，其设备安装均由厂中本国工程师完全负责。该厂在范锐（旭东）、侯德榜两氏辛苦主持之下，于民国二十六年3月开工生产，日产硫酸亚150吨，硝酸40吨，技术及业务均蒸蒸日上。民国二十六年11月间，该厂因承制军用化学品，未能停业，又遭敌机三次低飞轰炸，只拆迁得一小部分机件及铁工部全部机件。及至12月初间，范旭东氏在汉口，心念其一生心血在塘沽所造的每日纯碱厂量达200吨的永利碱厂已为敌人把持，现所剩下仅有的亚厂不可再为敌人所用，乃派多才多术的林文彪博士及张镕、王杰如、寿乐、程秀标等专门技术人员共9名，由汉口于12月8日，乘最后一次下驶的太古公司的黄浦号轮船东下，计划入厂内再将重要机件拆运，其不能拆运者则予以技术上的破坏。船抵离南京数千米的三洲河口时，前面已发生战事，不能前进，当晚芜湖被抢，工人在轮船上眼看下关一带发生大火及美国炮艇巴纳号被敌机炸沉。船停泊在三洲河口，一连三日，工人身处硝烟弹火进退不得。情势愈益危急。林氏等9员分三批冒险由裕溪口上岸，意欲冲入厂内完成任务，及至，厂已为敌兵占领，知已无望，只得徒步转往合肥，经六安至麻城，后由公司派汽车到麻城接返汉口。亚厂随着碱厂的命运，同样陷于敌手。
1912年以来，阎锡山主持山西省政，太原因未受战祸波及，故政治较为安定，工业建设亦稍具规模。太原的西北制造总厂、西北的实业建设公司、西北治钢厂是其著者。
西北方面的迁厂运动，其壮烈不减于上海一役。民国二十六年11月间，平绥线方面因晋军李服膺贻误戎机，致丰镇、大同等地沦陷敌手，敌军复由石家庄西向攻娘子关，并与忻口方面之敌会合夹攻太原，太原告急。太原西北制造总厂总办张书田氏不顾一切，即自动下令将全厂机件拆迁南下。全厂职工及眷属千余人，通力合作，费了数日夜的力量，拆得机件千余吨，并协同蒲铁路第五及第六号火车头两座，抢运至风陵渡，欲由此南渡黄河。风陵渡为同蒲铁路之终点，地处黄河转弯之处，水流湍急，泥泞深至数尺，且无码头。白日敌机盘绕，只能于夜间进行工作。他们取拆下来的铁轨铺于泥泞中，以马拖木、立桩、钉板，拟建临时码头数座。转眼间河流横扫，码头底脚已为水涮去。他们不因此而气馁，人抱木杆，没入水中，再接再厉，继续打桩，那晚的月色十分暗淡，积雪增加了寒威，风声如同虎吼，景况至为凄厉，工作亦更艰苦。张总办立马河边，亲自督导，合力以性命相搏。经过几许困难，码头才得草草树立，机件人马，由此分批下船，鱼贯渡河。全体离岸后不满两小时，敌人之炮弹已飞来，但幸一行人众均已安全到达彼岸。他们在南岸稍作休息，整顿行旅，即经由陇海铁路运输西行至虢镇驻扎。厂方以所需钢铁材料尚缺，复先后派遣处长彭述宗、厂长李宝钧、王宝善、于邑萄，职员高金泉、费文广、赵鹏举等，分道往漯河、偃城、许昌、巩县一带采取铁轨钢料。经过拆卸、截剁、集中及装运之后，又得数百吨。张氏以虢镇地点不合时宜，决定他迁，命令全体取道南行。职工男女千余人，机件材料2000余吨，一路浩浩荡荡，卡车、骡车、背荷、肩挑，同时赶着两座庞大的火车头，由川陕公路前进。入大散关，盘旋曲折翻越2000多米高的秦岭，通过留坝，至褒城。由此分两路：一路转往陕南，一路继续南行，攀登古称蜀道难之牢固、五丁、七盘诸关山而入川。这一次的长途迁移，在川陕路上确是一件伟绩。其伟大只有稗史上所载秦时蜀人遣五丁、驱金牛、开路由秦入蜀的一段传说差可比拟。吾人从陆游“楼船夜雪瓜洲渡，铁马秋风大散关”及韩愈“雪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几句诗里可以想象当时艰苦的情状，当他们到达目的地后，即各就所获的古庙，修改设厂。把带来的火车头固定地脚，升火发动，以供全厂的动力。又把带来的钢轨，加以锻炼，作为原料，从事于机械的制造。职工男女经过此次患难之后，皆视工厂如家庭，共同爱护，努力工作，该厂自此立下根基，以崭新的姿态，在机械工业上发挥伟大的能力。
至于西北实业建设公司及西北制钢厂由山西拆迁而来，详情不得而知，主其事者为彭士弘先生，可请其补述。
1937年11月，浙江省政府因鉴于时局紧张，认为杭州各工厂有内迁之必要，乃由建设厅拨款10万元，派工厂检查官陈奎，会同杭州市铁工业同业工会主席赵嗣宗、常务委员胡四兴等，就杭州规模较大之铁工厂武林、大来、协昌、胡金兴、应镇昌等五家，选择重要机件，负责拆卸、装箱、搬迁至杭州钱塘江码头，再改由水道向钱塘江上游搬进。不料机件运抵江干时，敌人已到杭州市近郊。当时情势紧急，军队民众均大批向钱塘江上游撤退，船只极感缺乏。该项机件仅能运出50余箱。运至富阳时，敌人已追踪而至，只得将该项机件漏夜赶运兰溪，然后再改由陆路运入浙江内地。杭州之林长兴织带厂等六厂，联合迁移，由林崇熹率领，得航空委员会协助，幸能于杭州失陷前安全迁出运入四川，这是厂矿内迁最幸福的一批。浙江省建设厅又鉴于宁波、温州两地工厂亦由内迁必要，复组织宁波温州工厂迁移委员会，派邱达雄君为主任委员主持其事。该委员会曾派黄爵俊、周寿笺、杨烈卿、蔡孔耀等五人分向宁波顺记铁工厂等及温州大华针织厂、毓蒙铁工厂等商洽迁移。初时浙江省政府原有出资联合各厂组织联合铁工厂之议，后因各厂商不愿在内地经营，而愿将机件价让，乃由建设厅会同有关机关组织评价会，依照价格将内迁之机件收购。省政府又增派浙江铁工厂工程师金维楷、张桂萌等前往搬运镇海威达、宏远两炮台之废炮弹4000余颗，及沪杭甬铁路局白沙机器厂之机器两具，并购运宁波顺记铁工厂机器五部。此后浙西行署又曾负责抢运长兴煤矿材料机件一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