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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的工商业向来就在沿海一带发展，尤以上海天津两处为最。因为交通、原料、电力、技术、市场、金融、税收、劳工等种种条件的优越，又受着数十年帝国主义治外法权的孕育，所以工业特别发达。根据实业部民国二十六年9月底止的登记：在上海合乎工厂条件的（即工厂有50个工人，10匹马力以上者）有1279家。广州市虽是我国有自主权的最繁盛的都市，但只有较大的工厂164家，比上海差得太远了。天津则因八一三事变之前已经沦陷，没有确实的统计数字。其他各地，工厂少得可怜，微不足道。上海的工业固然发达，可惜我国没有强大的海军、空军，不然，上海倒可以媲美黄金世界的纽约！只因为没有国防保护，所以忧国者只盼望能学就《西游记》上所述那种移山倒海的法力，把上海整个搬到内地去，好好地从头整顿起来，以便国难临头时为国家做个军需及人才供给的重镇。20余年来帝国主义的侵略淫威，只在所谓安乐窝里睡觉的人们梦境上微微的印了些感觉，九一八事变打了人们一记耳光，记得那时热心国事的人们高喊着抗日，但是一到局势紧张便纷纷把家眷赶快迁进租界内逃命，又记得汪精卫那时尚以革命者自居，曾大声疾呼救国奋斗，但自己却住在租界内不肯踏进南京一步。上海——具有伟大吸引力的上海租界！一般自号爱国志士，且不愿离开上海，若想劝已有工业根据的企业家把工厂从上海迁到内地去，岂是一件容易的事？
“一·二八”的火光和炮声，照灼着人们的眼帘，震动着人们的耳鼓。我那时方加入第十九路军总指挥部担任技术工作，为着军用品的供给，曾有一个时期与上海的工业界共同尝受辛苦危难。各项军事用具得着厂家们的帮助，颇能迅速地完成交货。差不多需要什么就能立刻办到什么。当时十九路军在上海抗战，很能够光荣地打了些胜仗，厂家们着实给予伟大的帮助。因此我对于军事与工业的联系，有了个更深刻的认识。想到内地的工业是如何的幼稚，我们将来或须在内地抗战，若是没有各项工业帮助，会感觉到如何的不方便呢？！
资源委员会曾于“一·二八”战役后成立。当局者目光远大，把所设计的重要工厂一律摆在内地。兵工署亦开始感觉到非往内地设厂不可了。浙赣铁路及粤汉铁路两条大动脉，正由曾养甫、凌鸿勋两氏及其同事们全力建设。陕、川、黔、滇、湘、桂、粤、闽、苏、浙十省的公路网已逐渐贯通。其他民营事业方面，在后方比较上值得述及者：在四川，有刘航琛、胡光诸氏排除万难把重庆电力公司的两个大发动机及四川水泥厂、华兴机器厂的设备，加紧筹划进行，卢作孚氏亦将其民生实业公司增强组织，杨芳毓氏正在竭力完成钢铁厂的设备；在云南，缪云台、金龙章诸氏正筹划设立云南的第一家纺织厂；在陕西，韩威西氏与其友人致力实业，惨淡经营；此外，长沙有发电厂及纱厂、机器厂各一家；四川有面粉厂三家、纸厂一家、机器厂两家；陕西有纱厂一家、面粉厂两家；贵州有纸厂一家；江西有机器厂一家、陶瓷厂一家；湖北有纱厂五家、面粉厂三家，较具规模的机器厂四家及水泥厂一家。在全面抗战发生以前，虽仅有此数厂，然因他们所处地点的优越，所以在后来八年抗战过程中，确已尽了伟大的力量，尤以各纱厂及重庆的电力厂、水泥厂、民生公司等为最。
津、沽、青、济等处的工业已不堪回首！山西及广东两省的工业，曾经当局者奋其全力，锐意经营，以及永利化学工业在卸甲甸伟大的创造，均足以表示国人之能力。然而择地不慎，无补时艰。其最堪太息痛恨者，则为数十年曾有先觉哲人，目光如炬，早料及抗战需要，在后方已为吾人预留下许多良好的工业基础，如左宗棠氏在皋兰所创办的机器毛绒两厂，张之洞氏在武汉所创办的丝、麻四厂及铁、针、钉、玻璃等三厂，又盛宣怀氏所经营的汉冶萍三矿厂等，而吾人不能发扬光大之，卒至人亡政息，使优良工具变为历史上的陈迹，真是吾人的奇耻大辱！“一·二八”的炮声只惊醒少数人的好梦，大多数的人们仍旧酣睡。上海吸引力更复加厉，种种建设的计划，均在那里促成上海的繁荣，民间企业界有了成见，有了苟安的心理，又不能用科学制度来管理他们的事业，谁肯离开上海把工厂迁入内地去！让我再述一件事实来看看当时一般人的想法吧。当我苦劝一位大企业家内迁，经过一小时的时光，把国际利害同民族安危的史迹及推论，反复陈述了之后，他的回答是：“林先生，不要太兴奋啊！记得‘一·二八’大战那时，我们的工厂总共停工还不足十天呢！”不到黄河不死心，火山一日不爆发，他们也乐得在火山口上嬉游一日，若是同他们讲道理，说利害，他们便会口若悬河地发出偌大的道理回答。因为积习难返，所以我们在七七抗战以前推动工厂内迁的尝试，不得不认为失败。
尝试失败后，得了一个结论——推动厂矿内迁及集合国内企业界与技术人才跑入内地来埋头苦干，是我国实业界划时代的革命事业，非有急剧的环境变迁及巨大的势力推动，断断办不成，这一机会，一直等到七七事变抗战后才露出来。
敌人在卢沟桥发动战事没几天，政府即成立了总动员设计委员会，由何应钦部长主持，分为几个部分，其中资源部分，由资源委员会召集。民国二十六年7月28日，我出席机器和化学工业组的会议。在会议中曾讨论到全面抗战时期军需供给的问题，我即把握着这个机会，提议把上海的工厂迁移到内地去。当时议论纷纷！有些人以为这事是应该办的，但是恐怕不易推动，眼看着上海这方面战争就要开始了，有些人以为现在民有的力量，即国家的力量，能将他们的生产机器搬进内地，固然是更好，再不然若能够带同这些工业界的主干人员跟着政府一起也有用处，我们不妨尝试，尽我们的力量去做，国家因此多花些钱，亦是值得。我认为民间工厂的规模确是比不上国营工厂，但是搬进内地去亦有其用处，且现在各民营机器厂亦多接受国营兵工厂的订货，即如我们国营兵工厂的规模亦比不上克虏伯、斯柯达等厂，但是我们的兵工厂搬进去亦有助战事的进行啊！结果我们决定去试作接洽。7月28日下午，资源委员会曾派庄前鼎、张季熙两员及我前往上海与各工业界领袖商洽。其实上海的情形已相当紧张了，29日约得上海公用局徐局长佩璜及工业界胡厥文、项康原、薛福基、吴蕴初、支秉洲、颜耀秋诸先生筹商迁厂办法。诸先生均曾参加“一·二八”抗战工作，此次聚首一堂，重谈往事，权衡时局，义愤填膺。我的建议甚得他们支持，胡厥文先生尤为热心，自动的向各方面奔走拉拢，汗珠儿湿透了他的大胡子也不肯少息。胡先生的大胡子是有来历的，记得“一·二八”抗战时，胡先生受了我的委托，兼旬工作，胡须绕颊无暇剃除，我笑谓彼且留起胡须来做纪念，待我们打到东京去，再剃不迟。事隔五年余，已髯长尺许了。7月30日，胡厥文先生召集上海机器五金同业工会举行执委会议，邀我等出席讨论，当时曾大大地辩论了一场。大鑫钢铁厂余名钰、上海机器厂颜耀秋、新民机器厂胡厥文、新中工程公司支秉洲、中华铁工厂王佐才诸先生当时均表示愿以身作则，将自办的工厂随着政府一起走。即日商得迁厂原则，我即于当晚协同上海机器五金同业工会代表颜耀秋、胡厥文两位返京复命。过了数日，康元制罐厂项康原先生，中国工业炼气公司李允成先生，大中华橡胶厂薛福基先生及天利、天原、天厨、天盛四厂主人吴蕴初先生，均先后来函表示愿意迁移。薛福基先生并亲自入京来与我计划一切。8月9日，资源委员会建议于行政院务会议，以上海市区为我国各工厂集中之处，现值吃紧关头，市区内各工厂都愿意迁移内地，为政府效力，以充实军备，俾长期抵抗之力量得以增厚，预计将工作母机2000部连同工具，并择炼钢、炼气、制罐、制橡胶轮胎及制防毒面具等重要生产设备，迁至后方指定地点复工生产，需补助迁移款项50万到60万元（旧法币）。并于同日总动员设计委员会小组会议议定迁厂事宜，由资源委员会派员赴沪全权负责主持一切。议决后，我再度去上海，临行前，杨继曾拉着我的手说：“继庸兄，你能够搬出两个工厂就很能干了，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啊！”这句话直到现在我还记得清清楚楚。
当时我们曾预想到工业动员是件困难的事，将来工业复工时其困难更要增加，横在目前，我脑子里想到要措置的事体，至少有30余项，可分为三个步骤：
第一步：拆迁时，动迁、选择、拆卸、装箱、报关、运输、保险、设站、检验、接收、各厂未复工前工人的安置、对付在变化中的环境。
第二步：迁到集中地之后，又须分配省区、择地、购地、组厂、安装电力、分配机件、材料原材料的添补供给、工作分配、经济筹划、技术员工的增添及训练、工作母机的补充、应付军事逆转时的危机。
第三步：在国营工厂未复工之前及其后，应制造何种产品？除却军需品之外，民间日用品应如何顾到？各厂本身的管理问题，如何能在混乱的时代中使其合理化？交通的困难是无法避免的，应如何补救？各地区的政治人事等问题如何应付？各项工业纵横的联系如何能紧密联合，勿失却其中的每一环链？
我们因而推想到新厂的设计与配合。又想到将来战事完结之后，如何能使已迁及已成立的各厂永远留在大后方。不独要把他们的生产工具及资本留下来，更要把现有的企业界技术界人员以及由他们训练成功的新的一辈人才都留下来，更进而吸引未来欲来的各方面的人才，把他们一同拉进后方。我们中部、西部、西北各处应当有几个新的“上海”，平白地建造起来，以为第二次抗战时期的准备。这些念头、这些希望，当时都曾略略草拟。虽是各种方案要随着军事的进展方能举办，但是这个政策必是要首先决定的。
在我的脑子里，却从来没有想到如何把这些工厂重复迁回到上海去。相反的，我却想到：将来战事完结之后，应当如何组织机关前往大阪、神户、长崎、横滨等处，把敌人的重要工厂拆迁到我国后方来，以为赔款的抵偿；将来各厂家能得着较新颖的机械工具，及较精良的技术时，我们现在所迁入的机械，将会成为老大废物，应如何把这些老大废物迁入康边、青海、新疆、滇西等较为深入的内地去，作过渡时期的建设。
我根据办工厂的三个条件来草拟迁厂草案，那就是要顾到安全、方便、有利三个原则。要做到安全，事前必须有一周详的计划。所谓方便，就是不要找厂家的麻烦，虽然政府补助不少，他们也愿意搬。商人以赚钱为目的，所谓“砍头生意有人做，亏本的生意无人干”，就是这个道理。譬如现在香港，很多人在“火山口”开厂，他们何尝不知道危险，但因为有利可图，他们还是冒险做。抗战前夕，他们千里迢迢，长途跋涉，将工厂拆迁到内地去，就是受了这三个因素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