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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七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从华北、华东、华南全面向中国发起疯狂进攻，上海及其他沿海近代工业集中的地区面临日趋严重的威胁，工厂被迫在战火中大举西迁，这一举动被称为中国工业发展史上规模最大的“中国实业界的敦刻尔克大撤退”。
这一举措也与抗战时期经济发展的状况有关，当时内地各省地广人稀，几无工业基础，难以满足抗战之物质需要，从头建设又为时过晚。最好的办法是将沿海的工厂迁至内地，这样既可以增加抗战的物资力量，又可以避免沿海地区沦陷后工厂为敌所用。全面抗战爆发后，上海大鑫钢铁厂总经理余名钰首先致函国民党当局，“呈请政府协助内迁”。
中华国货联合她会代表300余家工厂上书国民政府，要求政府迅速组织工厂内迁。在民营工厂要求内迁的呼吁下，资源委员会要求下属的8个组分别开会讨论。1937年7月28日，机器化学组召集会议，在讨论全面抗战时期军需供给的问题时，林继庸提议，将上海的工厂迁移到内地去，“以应兵工需要”。
这是国民党官方有关工厂内迁的最初倡议。8月10日，行政院第324次会议决定“以资源委员会为主办机关，严密监督，克日迁移”。
国民政府迫于形势，开始着手实行经济撤退，转移工业经济重心，在内地重建国防工业基础，以支持长期抗战。
在这场工厂内迁运动中，林继庸是首倡者，被誉为“迁厂之母”。他积极地推动工厂迁移，督导内迁工厂尽快建厂复工，支援抗战，做出了重大贡献。
口述者简介：
林继庸（1897～1985），号仲庸、荷达，生于广东省香山县。1913年和1919年分别在北京大学理工科预科及天津北洋大学采矿系肄业。1920年到美国纽约伦斯勒理工学院攻读化学系。1926年回国，任广东化学工业委员会委员、复旦大学教授、理学院院长兼化学系主任。1932年日军侵占上海，爆发淞沪战役，被十九路军聘为技术顾问兼技术组长，参与制造化学武器支持抗日。1933年为避免日军搜捕，曾前往欧洲游历。1936年回国任资源委员会专门委员兼工业联络组组长。1943年任新疆省政府委员兼建设厅厅长。著有《民营厂矿内迁纪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