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名气最大的军校

蒋鼎文 黄埔军校是民国13年5月正式成立的，起初是不分科别的（当时的云南讲武堂是分科的），只是分成4个队，学员有400多人，大都是招来的，其知识程度参差不齐，大都是对革命向往的青年抱着一腔热忱而来投考的。第二期虽然分科，但是物质条件匮乏，设备是十分简陋的，战马和训练用的大炮都没有，骑科、炮科没有办法从事实际训练，虽然分科等于不分科。但是黄埔军校很注重精神教育，对于三民主义的理论和救国救民的道理的灌输是十分注意的，这也许是日后能够发挥革命力量的伟大因素之一。以我自己为例，一出陆军学堂便任少尉，以后在军政府和护法政府时历任为中校和上校参谋。但黄埔军校成立时，我却担任第二区队的中尉区队长，军阶上降低了这么多而能心甘情愿。军校政治部主任是戴季陶，党代表为廖仲恺，军校总教官是何应钦。另外，像汪精卫、胡汉民、邵元冲和总理等人也常到军校来演讲，当时的政策是容共的，周恩来也在军校讲课，讲的是《法国大革命史》。总理每一次讲的都很长，令人疲倦。讲得最好的要算汪精卫，他演讲时，委员长都聚精会神地听。把汪精卫的演说一字不漏地记下来，便是一篇好文章。我对汪氏的才华和风度一向很敬佩，后来他抗战初期当了汉奸，我心中非常难过，很替他可惜，像这种书生，前半生有这样的光荣历史，为什么会铤而走险入到汉奸一途呢？蒋先生对他可以说是可师可友的。至于胡汉民便是另一典型了，胡氏风骨凛然，见识高超，也是国父所重用的人才。我常常想，如果蒋、汪、胡三位先生能够打破成见、通力合作，党国的前途和命运不是这样的，可惜以后闹了多少的意见，党内发生了多少次的裂痕，党国的前途也遭受到不少的戕害。我以后才知道有什么“革命军人联合会”“孙文主义学会”等组织，其实那时除了共产主义分子活动之外，也还有其他党派的分子在军校中，如无政府主义分子等。以后当福建省政府主席的李良荣就是因为在黄埔积极从事无政府主义的活动而被开除的。黄埔军校也有俄国顾问，驻军校的是一位蔡顾问，夫妇两人都当顾问。以后我东征当团长时，蔡太太就在我团里当顾问，她会修理机械，身上有许多疤痕，都是俄国大革命时代的枪伤，传说张静愚和缪斌都曾和她有染。

丁治磐 当时想建立几支新队伍，非常重视军事教育，以培养干部。从黄埔军校六期开始，招生条件提高为高中生，素质较前有所改善，人数也多，比黄埔第一、二期（学生许多是小学生，素质参差不齐）要好多了，但师资仍不甚好。

白崇禧 当蒋公在黄埔建立军事政治学校时（后改为黄埔军校），教官中许多都是共产党，学生中有青年军人联合会，是共产党分子之组织，以吸收黄埔学生为主，后来国民党见情势不妙，才组织孙文主义学会。

劳声寰 特委会结束前后，陆军军官学校第六期在南京招收插班生，我应考入学。黄埔军校前三期在民国13年招生，6个月的教育就毕业了。民国14年再招第四、五期学生，但未录取的很多，一概被编为学生军，到了民国16年将学生军列为第六期，又另招了第七期。此年冬张黄广州事变，在校的第六、七期学生多半逃离了广州，以避加害。此时蒋总司令下野，但他关怀学生，还命浙江省军事厅收容逃出的学生，因此有四五百名学生到浙江，被分为第六、七期两个大队，由宣铁吾、贺衷寒分任大队长。民国16年冬，徐培根等校务委员在南京筹备复校，这些学生便开赴南京，可是学生人数太少，12月遂招收插班生。又此次招生系有意打破各省军官学校的界限，将原各省军校学生送南京甄试，所以湘、鄂、江、浙各招有一大队学生，我应试入学，因为我是现职连长，依照规定带薪就学。

第六期在南京上课共一年半，在民国18年6月毕业。由于我选读工兵科，先奉调交通兵团当排长，旋调军校教导团当连长。

刘安祺 民国13年冬，快过年的时候，我跑到各乡去征求几个同学的意见，一起去考黄埔军校。当时我带了另三个同学——赵逢觉、李大中、赵毓岭，四个人一起去上海。抵达上海后，到国父的上海办事处——法租界环龙路44号——参加初考，试场在地下室，我们四个都幸运地被录取了。当时主持招生的是陈果夫先生，他担任上尉办事员。我们考取之后，每人发了6块钱和一张统舱铺船票，坐了四天三夜的船才到广州。

到了广州，和来自全国各省的370多名青年一同参加考试，我功课不好，以第73名的成绩侥幸录取，从此开始了我的革命生涯。

到了黄埔，为了替学校吸收人才，我曾秘密写信给高魁元、陈子敬、吴鸿远，叫他们来考。这三个人都来了，可是魁元的父亲听说和我一起去的同学一个被打死、一个病死之后，就跟我父亲要儿子，吵得不可开交。后来魁元官拜一级上将，又当了国防部长，也算光耀门楣，想到当年老太爷为他投考而担心，便觉得有趣。我于民国13年12月考上黄埔三期，受了三个月的入伍教育后，进入官校步兵科成为正式学生。学校功课在军事学术方面特别注重战斗技术和初级战术的磨炼，教官不是日本士官学校出身就是保定军校出身。政治教育也相当重要，重点在三民主义的诠释上。文武教官都是一时之选，尤其政治教官，都是全国著名的人物，像廖仲恺、胡汉民、汪精卫、恽代英、高语罕、邓演达等，后面几个都是共产党，但当时他们尚未公开自己的身份，我们也不清楚。我们的校长是蒋公，教育长是王柏龄少将，何应钦是总教官。何先生是日本士官学校毕业的，原来在贵州当旅长，从贵州被征召到黄埔，先是当总教官，后来又当了教育长。担任组织工作的党代表先是廖仲恺，后来是丁惟汾，当时有“蒋家的天下，丁家的党”这么一句话。丁先生也是山东人，山东人在黄埔表现得不错。那个时候陈果夫是秘书阶层的人，在办公厅工作，我们平常说二陈如何如何，其实客观而言，他们对党确有贡献，所以蒋公信赖他们不无道理。

当年我在黄埔军校最敬仰的是蒋先生、廖仲恺，我的入伍生连长王根僧中校、学员队长范荩和总队长严重（立三）。王、范两位先生都是保定军校出身，也都是江西人。总队长严重是黄埔三杰之首。这三杰分别是严重、王柏龄和邓演达，可惜邓演达后来组第三党，反蒋反得很厉害，严重也同情邓演达，随后离开黄埔。王柏龄过世得早，没有来台湾。严重是位了不起的将军，真革命，自奉相当俭约，带兵真符合曾国藩所说的“如父兄之带子弟”，陪学生生活、陪学生吃饭。他会同情共产党可能还是和思想、观念有关，这些人总认为党和旧社会的习性分不开，是资产阶级的保镖，其实当时我们心中也有这种感觉。

我们第三期成为正式学生的时候，学校的处境十分险恶，除了北洋军阀混战之外，武力的反革命分子环伺于广东黄埔岛的周边地区，而且学校经费十分拮据，下个月的伙食这个月都筹不成。筹款主要是由廖仲恺先生向侨胞、海外企业家以及当地政府同情国民党的官员要求帮忙，相当苦，没有他，学校简直维持不下去。

当时军校中有所谓“三大政策”，即联俄、容共、扶助工农，在此影响下，学生被分为两派，一派是青年军人联合会，势力比较小，但他们表面上尽量不暴露身份，只在暗中争取党员；另一派是孙文主义学会，我就加入了孙文主义学会。国共斗争从那时起便暗潮汹涌。

说实话，校长认为他的基本力量还是在学校，他虽然很忙，但下的功夫真多，尤其是在一、二、三期的时代（这三期其实几乎同时），他那么忙，但一个礼拜总会来几次，和同学谈话、为学生盖被子，嘘寒问暖，工夫下得很深，所以同学和他多半都有感情。有好几个时期，他下野或者闹任何政变，能再起来都是因为学生的一致拥戴。像何敬公不大重视黄埔学生，多重用日本士官同学或贵州同乡，陈辞公则多重用保定八期，老先生颇不以为然。

黄埔第一期6个月毕业，我们第三期一年毕业。一年之中，历经两次东征和讨伐杨刘的战役，同学死伤不少。沙基惨案时我也在场，有不少同学被打死。此外，还有一些同学因为水土不服而病死，所以毕业的时候到大校场的只剩800多人。毕业典礼时，老先生亲自点名，那时我晒得比现在还黑，因为是北方人，身材比别人的高大，人也长得粗犷，所以老先生特别把我叫出来，问我是哪儿的人，当场一共挑了十四五个同学，准备派我们去当署连长（代理连长）。

吴开先 凭良心说，在北伐初期，蒋先生的态度是很公正的，他自己也有领袖风度，尽量保持不偏向任何一方。可是黄埔里头是有派系的，像左倾的“青年军人联合会”，这个就是由周恩来领导的。国民党则相对组织了“孙文主义学会”，这个机构先是由汪精卫领导，因为他是军校里的党代表，后来就是戴季陶。等到国父去世的悲痛时期一过，大家又有各自为“大”的现象了。汪精卫就觉得他比蒋先生大几岁，又很自负，领袖欲很强，这种性格上的不合，也是分派系的原因。汪精卫不仅不能和蒋先生合作，也不能和胡汉民先生合作。

刘士毅 黄埔军校原在广东，现首都既设在南京，故军校也要迁到南京。军委会乃委我为筹备主任，筹备一切迁校的事宜。校舍、教职员、教材、招生等都没有什么困难，最令人头痛的却是失业军官的收容问题。原来那时很多军队，因为北伐作战损失较大的部队，以致缩编或裁减人员的关系，造成很多军官失业。尤其在蒋先生下野之后，黄埔出身的军官流落街头，颇为狼狈。军委会乃命令我，将这些失业军官收容入军校再受训练，一共有1500多人。这些军官因身份与普通学生不同，乃在军校内成立军官研究班，首由黄慕松任班主任，编为总队及若干大队与中队。

2.桂系的军校——黄埔军校第一（南宁）分校

劳声寰 我以中学毕业生从戎，即任排长，但深感军事学识之深切重要，有意往广东投考黄埔军校，此时第四期招生，但同时中央政治军事学校（亦即黄埔军校）第一分校亦在南宁招生，朋友辈劝我不必舍近求远，遂转而投考第一分校第一期步兵科。民国14年冬开学，校长是俞作柏，民国16年春毕业。

该分校招生规定，由部队少校级军官以上保送，区分为学员班和学生班，学员班带职薪受训六个月，学生班不论是否有军籍，一律受养成教育一年六个月。共招收学员班步兵科两中队，学生班步兵科一中队，政治科、炮兵科、工兵科各为一中队，共约900余人。校长为陆军少将俞作柏，教育长陆军上校萧樾、政治部主任陆军上校胡朝俊。

刘士毅 民国20年，九一八事变以后，白崇禧先生因为知道我过去在南京筹办过军校迁校首都时颇有建树，遂邀我到广西南宁负责主持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广西第一分校。当时，广西与中央之关系颇不愉快，两广成立了西南政务委员会，有人怀疑广西一省成立这么大一个军校，训练这么多干部，恐怕别有用心。其实白先生见及九一八事变后，他深信日本侵华的野心由来已久，如不及早准备，一旦战争发生将措手不及，所以要办军校。白以副总司令身份兼军校校长，我是副校长兼教育长。第一分校由民国20年冬至26年抗战时止，共办了四期（第五期至第八期），共训练学员约两万余人。当时，广西不但训练了很多陆军干部，还训练了一小部分空军，开办了兵工厂。

3.迁到南京的陆军大学

于达家 眷在一起，又不打仗，高兴上学就上学，不高兴就请假看看戏、电影，民国18年很快地就过去，但是好景不长。

第二年（民国20年）4月，陆军大学要我们参加参谋预演，这是必须参加的，否则就不能毕业。当时我在南京编战史的工作将告一段落，因此向参谋处长报告，交了卷后，便回陆大去。陆大参谋预演的课程是到东北作实地观察。这时我的薪水底缺是320元。是年到东北去还算舒服，但张作霖已死，东北治安坏到了极点。我们从唐山下车，沿卢龙山海关抵达东北。到锦州时，我们想出外去看看。我们是以陆大学生的身份去参观的，当地的警备人员警告我们不要走远，走远了他们保护不了，可见治安之坏，在东北待了一个多月便回北平。适值九一八事变爆发，是年底，我终于在陆大毕业。

黎玉玺 民国31年2月，我入陆军大学参谋班受训。我国陆军大学原系三年学制，成绩卓著，但自抗战爆发后，国军急剧扩张，早期自陆大毕业的军官不敷遣用，因而成立了两个参谋班，一在甘肃天水，一在广西桂林，分别名曰陆军大学西北与西南参谋班。此两参谋班毕业学员以派任高级司令部作战与情报幕僚，或师长、团长为主，而以现职团长、师长调训者最多。在该班受完训的毕业生，于抗日战争中贡献甚大。我于2月23日报到开学，迄8月22日毕业。全班90人中，除了我一人出身海军外，其余的都是陆军军官，课程包括基本战术与应用战术、军制学、参谋业务等。在半年受训期间，我对于参谋业务和战术修养，都有系统的了解，参谋文书作业也更加娴熟。

4.军事交通技术学校

徐康良 我进入军中，并非是少有大志，实因当小学教员，过着流浪生活一般，在万般无奈、走投无路的时候，偶阅《申报》载有军事委员会新设立军事交通技术学校，在各大都市招考高中或旧制中学校毕业学生。考试科目除了为中、英文及三民主义外，其余的两门为数学（代数、平面几何、三角）及物理、化学、历史、地理等均免考。广告上申明考取入学后除了全部免费供应膳宿衣着外，尚有零用钱可领云云。

军事交通技术学校为当时军事委员会交通处所创立，其受训主要人员为无线电通信人员，故复试入学后，约有300名学生被编为学习无线电通信工作，约有150名被编为有线电通信及机车铁道运输工作。那时，国民革命军前线尚在徐州一带，军队联络难求迅速确实与保密，那时小型无线电收发报机，正是运用到军中的时际，所以创设学校，期以一年甚至半年之训练，即分发至各部队工作运用。

主办学校之负责人员，大都为中国科学社社员，执教者无一人为半吊子出身，全是具大学教授、讲师之职位被调来军中任事，如教务处长王崇植先生乃是电学专家，且为当时中国科学社社长，名望极高。校长李范一先生亦为当时国内科学家一时之选。教育长朱世明上校为清华留学生大学卒业后转入西点军校之优等生，开学时彼尚滞留美国未归，二三月来校任职，每晚10时后军装整齐，巡视学生的寝室，来去的时间比洛来克斯手表的标准时间还要准，日间则到各讲堂听课，与学生同食宿。朱先生实为当时之文武全才，彼亦为中国科学社之社员也。尹仲容乃民国17年春亦为军事交通技术学校之助教尹国镛其人。校办公室主任为徐恩曾先生，也是抗战期间交通界之大亨也。

军事交通技术学校设于南京市，学校课程以专门技术性质课程为主，纯军事性的术科很少。在学不及半年，学校奉命并入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第六期交通兵科，时间约在民国17年秋冬蒋总司令第一次下野复职之后。归并入官校之时，有不少同学不愿为陆军军官而请求退学，约占全部人数的十分之一。原来的校长、教育长均去职，交通队大队长由军事委员会交通处处长邱炜兼任。继续开学，由总司令亲临点名。官校第六期交通兵科于民国18年5月在南京毕业。

5.军校教育总队

劳声寰民国21年夏，我奉调军校教育总队受训。此时徐培根与桂永清负责教育总队的教育，徐毕业于德国的陆军大学，桂毕业于德国的步兵学校，而从民国18年冬以后，政府雇用了德国军事顾问，购置了德国装备，我们在教育总队所学的是德国式的新战术，受训半年结业，这也是军校高等教育班的前身。

6.宪兵的建设

张法乾北伐奠都南京后，大约民国21年，谷正伦先生奉命正式成立宪兵司令部，积极筹划策订中国宪兵的各种规章制度，创立现代之革命宪兵。至民国26年抗战发生时，我宪兵之建制及各级主管姓名如下：

宪兵司令部　司令　谷正伦

副司令　陈楚雄

参谋长　萧山令

政治部主任　张炎元

总务处　徐志道

警务处　丁昌

军械处　徐某

军需处　朱迈昌

军法处　（已忘）

军医处　蔡静浦

宪兵特务营　张法乾

宪兵一团　张镇

二团　罗友胜

三团　袁家佩

四团　吴天鹤

五团　文重孚

六团　夏之时

七团　（已忘）

八团　方涤遐

九团　谭煜麟

十团　陈烈林

教导团　李楚藩

补充团　刘炜

宪兵训练所（即宪兵学校前身）司令兼所长设有甲级学员队（军校毕业转科教育）、乙级学员队（宪兵士官深造教育）、军士队

依据国民政府颁布宪兵令，宪兵主掌军事警察兼掌司法警察，民国26年除宪兵二团、教导团、补充团驻防南京外，其余各团分驻在全国各重要城市，维护军队风纪及地方治安，或担任特种勤务以及统帅护卫、车站码头、机场警卫等。宪兵特务营辖宪兵三队，担任首都各地区宪兵队勤务，另辖骑兵队、三轮装甲机车队，迫击炮队任机动勤务。

7.大搞特权的税警团

劳声寰 民国25年3月，委员长忽然调我到税警团去充任第五团中校团副。税警团是宋子文创办的，他有政治野心，团内设有特别党部，设有政治部，总团长是温应星，华侨、美国西点军校出身。总团下分四个步兵团，另有十几个独立营，各省缉私队在外。由于宋子文有筹款的能力和方便，装备极佳，有坦克、飞机以及轻重武器，一切自成系统，这是宋子文有意培养的政治本钱。但就整个国家军事上的统一立场来看，这是莫大的讽刺，迟早必须重新整顿，被纳入国家军事体系之内。这件事让宋子文与委员长之间一定弄得很不愉快。无论如何，民国25年3月调我们去税警团便是整顿该团之始，派去的是少将、上校、中校、少校各两名。温应星欢迎我们去。我们依照陆军现行编制加以重编为六个步兵团，炮、工、辎等团（另有十个独立营和缉私队不统属于团），随后，中央派黄杰去接替温应星为总团长。

我们到税警团后，先办干部教育，成立教导总队，分军官队、军佐队、军士营集中训练，注重思想和战术的教育，我任第五团中校团副，兼军士营营长，从下士到上士都由我负责训练，确实达到统一编制的目的。不久黄杰到任，在军令指挥上与国军部队已确实统一了，只是仍保留税警团的名义。 KAq0BU1ZpjIrLvjjJHfbfzmvqbvxSqUx3Bqpk9Le84eik+Uel1L2H1YvL2aFFD0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