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义军惨败的滦州起义

张廷谔 武昌起义后，各地响应，可惜北方革命势力较弱。北方军人中赞成革命最著名的是第六镇统制吴禄贞（绶卿）和第二十镇统制张绍曾（敬舆）。二十镇统制驻沈阳，辛亥年奉调入关，至滦州按兵不动，提出政治改革草案十二条，并与绶卿谋夹击北京。我返国后本想奔赴石家庄投吴绶卿，未到吴已被刺，转赴天津谋炸张怀芝未成，遂至滦州见敬舆。其时敬舆兵权已被罢，不久赴津蛰居，我则仍留天津观望。1911年12月31日，敬舆旧部第二十镇营长施从云、王金铭等在滦州起义，京师震动，不幸第三营管带张建功叛，施从云、王金铭、白雅雨等死难。张建功大搜滦州城，见无辫发者即指为乱党，枉死甚多。

2.吴佩孚大败张作霖——第一次奉直战争

董彦平 民国11年春奉直战争爆发，引发这次战争的原因有很多，但梁士诒（燕孙）的组阁为直接导火线。当时大总统为徐世昌，请奉张推举阁揆，张作霖乃荐梁组阁，事前曾得到曹锟与吴佩孚的同意。发表之后，津保系尚无异议，但直系的吴佩孚反对。吴佩孚认为大总统与东北本有渊源，现在奉张又推梁财神出来组阁，这样政权与财权均落于奉系之手，将来饷械一定先尽奉军用，直系注定要吃亏，所以绝不同意梁财神组织内阁。津保系对吴佩孚不能节制，段系的靳云鹏又从中煽动离间，双方遂成水火之势，终至发生战争。

战争开始时，奉军分东西两路进兵。东路有第二十七师师长张作相率二十七师全部，暂编奉天第三旅旅长张学良率第三、第四混成旅，及第七师师长李景林率七、八两师入关，沿京奉、津浦两线进攻。西路的主力则由原驻关内的奉军担任，即奉天暂编第一师及第十六师，前者师长为张景惠驻南苑，后者师长为邹芬驻西苑，这两支军队沿京汉路向直军进攻。交战不久，西路即溃败，十六师的旅长缪承良自戕死。未几，东路亦不支，全局溃败，张作相、张学良、李景林等退至山海关，重新部署，抵抗直军的进击。

当战争初起时，奉军即已注定失败，因为西路军的主要人物张景惠、秦华与津保系的关系很好，尤其与曹四（曹锐）的关系更为密切，所以根本就不想作战，以致失败。6月中旬，双方互遣代表议和，奉系代表为孙烈臣，直系代表为王承斌，签订和约，双方撤兵，以山海关为界，互不侵犯。

3.张作霖卧薪尝胆并发动二次奉直之战

董彦平 奉军经此创败之后，张老将回到东北，宣布东北自治，保境安民，成立东三省保安司令部，被士绅举为总司令，与中央完全脱离关系。又成立陆军整理处，将辽宁、吉林、黑龙江的军队一起改编训练，制订典范令，重新改造。秦华、张景惠因被视为亲直分子，不能回奉天，其余关内的军事人才，只要是反对直系的，均一概延揽罗致。陆军整理处的总监为张作相，姜登选（超六）副之。参谋长为张学良，杨宇霆（邻葛）为总参议。杨的权力最大，经管大小一切事务，张老将依之，言听计从，甚至大元帅府宴客开一桌酒席也要请总参议批准，所以有“站着的张作霖，坐着的杨宇霆”的流言。此外，李景林原为第七旅旅长，此次战败出关以后，升为第一师师长，他与郭松龄都是当时练兵的好手。其他一流的军事人才像闽人萧其萱（叔萱）、鄂人何柱国等也被东北请去，负责练兵。

郭松龄在当时更显得头角峥嵘，他与张学良有师生之谊，关系甚好。张在军中任第三旅旅长，郭任第八旅旅长，三、八旅联合办公，张不问事，所有指挥训练均归郭一人负责。郭、张建交，始于东北讲武堂。民国8年，张学良考取保定军校，欲赴受训，张老将说：“何必去读别人的学校，我们自己办一个好了。东北在前清时代就有讲武堂，我们现在把它恢复起来，请名流来教就得了。”清末各省设立讲武堂之时，沈阳也设立了一所东三省讲武堂，由钱能训主持，规模甚为简陋。此次恢复以后，改名为“东北讲武堂”，延请关内名流来教书，郭松龄也从云南讲武堂回到东北，入东北讲武堂主讲战术。张学良为第一期的学生，就在郭教的那一班。郭为了不起的人物，治军、练军、参谋，样样都好，又能刻苦耐劳，学历与革命的思想都够，张学良对之颇为倾倒，倾慕礼敬，心想日后得势掌权，一定要请这位“郭先生”来。郭的发迹，实肇始于此。

张作霖恢复东北讲武堂之后，共办了三期，奉直战起停办。战败出关后，于民国11年冬成立陆军整理处，需要军事学校训练干部，于是次年讲武堂又恢复，接着办第四期。是年12月，我以第九骑兵团上尉副官阶带原职原薪入讲武堂第五期步科受训。时受训期限已延长为一年半（原为一年），民国13年秋江浙战争起，奉军准备入关，讲武堂停课，所以我尚未毕业即回部队参加战争。

江浙战争之起，肇于江苏齐燮元与浙江卢永祥之冲突，实则为直系与反直系之斗争，故有洛吴策动下的皖、闽、赣、苏四省联络之举。先是粤孙、奉张、浙卢本有联系，所谓“三角同盟”，且奉张自战败出关，两年来整军经武，未尝一日忘怀对洛吴之报复。及江浙战争起，奉系决议对直系用兵，遂有二次奉直之战。

奉张对直用兵之议既定，乃成立六军备战。第一军司令为韩麟春，姜登选副之，负责攻喜峰口；第二军司令为李景林，张宗昌副之，攻朝阳；第三军司令为张学良，郭松龄副之，攻山海关。一、三军联合作战。第四军司令张作相，第五军司令吴俊升，坐镇吉林与黑龙江不动，以备接应；第六军为新编骑兵，司令为许兰洲，吴光新副之，亦为各路后援。主要的精锐部队为一、二、三军，在前线打头阵。

第六军过老华河，至开鲁，攻打热河，与米振标部相遇。当时米部为毅军，主力为张二扁担张所率。我们第六军为混合编制，主要为奉天苏希林的骑兵旅、黑龙江梁忠甲的骑兵旅及独立雷团的骑兵团，顺着热河跑道向赤峰进军。攻打热河的主力是李景林的第二军，我们第六军的任务只是挡住了老毅军，不让其抄李的后路，老毅军兵力弱，本不堪一击，等到李景林与张宗昌率军攻入界临口，我们也很轻松地打到赤峰，占了热河。

在李景林部对面守界临口的为冯玉祥部，后面由吴佩孚派军监督。但冯玉祥根本没有打，至古北口即班师，李景林与张宗昌乃乘势入关，夜行二百里，到达天津，战局遂定。

至于山海关及九门口的战役，亦异常激烈，一、三联军死伤甚重，然卒拔城入关，直军全部溃败。至11月初，全面战争结束。

战争结束后，张作霖到达天津，奉军将领亦会至。未几，率军南下，划分地盘，于是李景林为直隶督办，张宗昌为山东督办，姜登选为安徽督办，杨宇霆为江苏督办。许兰洲像票戏一样票了一段，战争结束后即去职，第六军被编入李景林部，我被调充李部第三旅第六团第二营营长，驻直隶马厂练兵。

民国14年10月，直军嫡系孙传芳等组皖、赣、苏、浙、闽五省联军讨奉。先是孙传芳进攻上海，杨宇霆败走，继而占领南京，组织联军北进，姜登选亦自蚌埠撤兵，奉军遂尽失东南。11月初，奉军以督鲁之张宗昌为总指挥，与孙传芳等战于徐州，奉军亦大败。是役冯玉祥部国民第二军亦由陇海路东下攻奉，因之张作霖乃使郭松龄、张作相等率军入关，以牵制冯军。然郭松龄却通电主和，且倒戈反奉。

4.兄弟阋墙——郭松龄倒戈

董彦平 民国11年，奉军战败出关以后，整军经武，重新改造，延揽军事人才，负责编制训练，因之杨宇霆、郭松龄、李景林、韩麟春、姜登选等均被重用而居要职。其中郭、李为日本陆大出身，其余则为日本士官毕业，因派系不同而互相歧视，遂酿为大学派与士官派的斗争。

民国13年，第二次直奉战争时，韩麟春、姜登选统率第一军，张学良、郭松龄统率第三军，一、三军联合作战，会攻山海关。当时即因指挥上意见不合，郭与韩、姜发生冲突，虽经张学良从中奔走劝解，然双方积怨已深，无法和好。战后划分地盘，李景林、张宗昌、杨宇霆、姜登选等均为督办，独未安置郭松龄，郭因之非常气愤，遂种下倒戈反奉的主因。

民国14年冬，郭松龄至滦州，决计反奉。他曾谋于李景林与冯玉祥，且得双方同意而后行动。先是郭与李景林谈判，要李让出直隶地盘，将来打倒张大帅以后，将热河地盘让于李。李未直接与郭见面，系派朱谊青为代表与郭接头，因对郭所提条件不满意，但亦未反对。郭认为既得李景林赞助而无后顾之忧，便于11月下旬赴包头密谋于冯玉祥，冯妻李德全与郭妻韩氏俱为教徒，且为密友，郭、冯以此关系勾结在一起。郭联冯的目的是在得冯军声援，合力攻奉，因之双方签约；李景林如抄郭军后路，冯军即取天津以作牵制；李景林去热河后，将京汉线让与冯军；郭军如失利，冯军即全力援助。

郭松龄得李景林与冯玉祥的赞助之后，即于11月22日在滦州发电，请张作霖下野，将军权、政权交与张学良。24日，又以诛杨宇霆为辞，二次通电对奉军声讨，因此郭张乃不免于一战。

当郭松龄通电反奉的前夕，即11月23日，姜登选由天津专车去东北见张作霖，说是有要事向大帅报告。本来是决定由朱谊青随行护送，但开车时朱尚卧床不起，经人再三催请，朱始终不起身，仅说：“我已赶不上姜督办的车了，请他先走，我随后自行乘车前往好了。”当时朱的卧室有卫兵站岗，别人是进不去的，但我和他是姨表兄弟，又是他的参谋长，所以我进出他的卧室，卫兵不会阻拦。我进去催他起床，他还是上面那几句话，怎么也不肯起来。当晚，姜登选在滦州车站被郭松龄扣押，随后枪杀，接着郭通电声讨张作霖，并整军出关。事后我才知道，郭松龄要倒戈，朱谊青一定知情，因为他曾代表李景林去见郭。郭松龄与姜登选是死对头，姜的专车一定要经过滦州，在滦州一定会与郭碰面，郭见了姜，纵然不会枪毙他，也一定不会有什么好事，何况在那个时候，郭一定会杀姜的。如果朱谊青随车护送，郭要杀姜，会不会一起杀朱，如果杀姜而不杀朱，朱也不敢一个人去奉天见张老将，因为这样他一定会有出卖朋友之嫌，既对不住长官，也对不住朋友，所以想来想去还是不去为妙，因此他一再推说赶不及姜督办的车而不愿起床。

当战争发生后，张作霖命张学良带兵至绥中部署迎敌，命张作相在山海关部防截击，此外，吴俊升（兴权）亦自黑龙江南下助战。郭军出关以后连败张作相与张学良的军队，12月下旬攻锦州，并陷新民，沈阳大震。如果这时郭松龄将炮兵改为骑兵，率师过浑河，进沈阳南门，即可占领沈阳，取得东北。但他没有这样做，主要原因是日本出兵阻止郭军，不准郭军过河。先是郭松龄举兵反奉，日本并无任何反应，既见郭军节节胜利，奉军连失要隘，日本恐张作霖失败后，失其在东北既得权利，故朝野咸主援奉，因是日本在南满增兵，阻止郭军，结果致使郭松龄失败。

郭松龄的另一失败原因是军心不稳，士气不振。郭军原为奉军，张老将父子对部属及百姓并不算坏，因此认为郭松龄回师倒戈师出无名，所以军队都不愿打仗。铁路沿线车站水塔均遭破坏，火车无法加水，不能前进，以致行军缓慢。又加张学良到阵前喊话，向郭的部署将领点名招降，因此军心动摇。

12月23日，吴俊升率骑兵突袭郭军后方，郭军回援不及，内部大乱，以致惨败。郭松龄率其妻仓皇避于新民白旗一菜窖中，卒于24日为吴俊升所获。总计郭松龄自倒戈反奉至新民被俘，为时仅有一个月。

郭松龄如果为一、三联军所执，也许会把他放掉，但碰上黑龙江来的吴俊升，就毫无办法了。郭的发迹是靠与张学良的一段渊源，兵败被俘，自知性命难保，故写了一封很长的遗书，犹言身后托张学良料理。吴俊升把遗书拿了去，说道：“如果把遗书交给大帅，小六子的命就没有了。”吴俊升到了沈阳，张学良到车站迎接他，他把郭的遗书交给张学良，张看后汗流浃背。当郭被俘时，有人主张解回沈阳审判，但郭的死对头杨宇霆怕见了张老将发生变化，故主张就地枪决。于是郭及其妻被杀，尸体被运至沈阳小河沿陈尸三昼夜，以儆效尤。郭松龄夫妇死后，郭的部属将领都纷纷弃甲投降，听候处分。当时张学良怕张老将杀他，不敢见面。对于这批投降的军官，老将想不出处理的办法，就问吴俊升，因吴是勤王的人，张老将问他：“兴权，你看与郭鬼子（郭松龄绰号）造反这班人怎么办？”吴张口支吾，仅以手作刀势，意思是要张老将把这批人统统杀头。但郭部原是奉军，其军官是张家的人，这等于是张家的家务事，所以要杀头的话说不出口来，仅以手示意，而口中则“唔唔”直叫。在张作霖个人来想，与郭鬼子造反的这一班人如果都被杀了，未免可惜这部分力量，但不杀又怎么办呢？最后他找张作相来商量。张作相说：“要造反的是郭某一人，他下命令，部属怎么能够不听？所以大帅不能统统处罚他们，不如全部交给学良去处理好了，他对这班人清楚，应该知道作如何处置。”张学良接过这班军官以后，命其官复原职，既往不咎，所以郭松龄的残军不久就又整编好了。这批军官都是奉军的基本干部，张学良保全了这批人，无异于延续了奉军的生命。但奉军经过这次战役之后，大伤元气，而张氏父子对其部属也不再信任了。

5.奉军河南大败靳云鹗

董彦平 民国16年，奉军又入关与靳云鹗作战，我从外事处调任第二旅第七十七团团副，开往河南作战。靳云鹗为靳云鹏的弟弟，但兄弟二人派系不同，云鹏为皖系，云鹗为直系。当时奉张与洛吴已经合作，以对付冯玉祥，但靳云鹗不听吴子玉的命令，于是奉军开到河南与靳云鹗作战。最激烈的一役是在京汉线，双方用铁甲车相攻。靳方为其猛将高汝桐，奉方则为韩梦熊。当时的铁甲车前面都装置挂钩，及两车相遇，奉方将靳军的铁甲车拖过阵来，高汝桐被擒（其他记载则谓高中弹死），靳云鹗遂败。时北伐军张发奎部已抵黄河南岸，于是奉军又与张部打起来。张部号称铁军，很能打仗，双方不分胜负。不久宁汉分裂，张发奎撤兵，张作霖亦至北京就海陆军大元帅职，河南没有战事，我部奉命撤退到黄河北岸。就在这时，奉军内定选拔我去日本陆军大学深造，并调升为总部上校参谋，准备去日。

在我准备赴日之时，奉天成立模范队，命令我去负责筹办，于是我被调回奉天。先是奉军向日本订购了一批军械，后来日本反悔，拒绝交付。当时东北有个浪人荒木五郎，他原来是日军炮兵的将校，因触犯军纪被开除军籍，到中国来做浪人，奉天遂请他做军事教官。他得悉日本拒付这批军械后，就对奉天当局说，他有办法要回这批军械，但必须要成立一个军事教育机构，以表示这些军械买来不是为作战用的，而是为发展军事教育。于是奉军便成立模范队，发表荒木五郎为队长，我为副队长，终于讨回这批军械，并着手招考中学毕业学生，到是年11月间，模范队便在沈阳北大营正式成立。

6.家仇国恨集于一身的张学良

董彦平民国17年5月，革命军北伐接近平津，奉军撤兵，张作霖偕吴俊升与莫德惠等乘火车出关，6月4日在皇姑屯车站猝遇爆炸，时三人同在一车厢，当车抵皇姑屯之前，莫德惠因有事离开，走入另一节车厢，故爆炸之时幸免于难，而张、吴则当场惨死。

当时奉军大部分尚未撤出关外，张学良亦在关内未归，东北群龙无首，恐为日本所乘，因此在张作霖被炸之后，即将其尸体运回奉天帅府，对外佯称未死，密不发丧，并天天请医生至帅府治疗，张作霖次子学铭佩红领结，不戴孝，时时对外报告病情。而日本领事馆亦常常派人至帅府探病，实则刺探消息，参谋长臧式毅、奉天省长刘尚清出面应付一切。不久张学良偷渡出关。回到奉天，他是穿了士兵制服，混在三等车厢里回去的。日人对张的归来感倒十分惊异。

张学良回到东北以后，鉴于国难家仇，遂下令奉军全面北撤，并命张宗昌缩编，归服中央。当时张宗昌的军队最多，他不遵从奉军的命令，不缩编，也不撤退，继续与南方抵抗。中央派白崇禧带兵攻打张宗昌。张不能支，向山海关撤退，但被奉军堵住去路，不准他出关。张大个子（张宗昌绰号）供着老帅的遗像，终日跪哭，并不停地骂张学良与杨宇霆：“我是元帅的忠实干部，张学良与杨宇霆这两个小子，现在如此做法，又如此对我，实在是不忠不孝。”最后张宗昌部瓦解，残部为中央改编，张本人及其亲信数十人遁避大连。

民国17年12月3日，东北易帜，挂了青天白日满地红的国旗。这件事曾引起张学良与杨宇霆之间的冲突。杨不主张换旗，他认为奉军有山海关这道天险可守，只要将山海关的大门一关，与日本调整外交，就可实行东北自保。即使非换旗不可，也应稍待，看看情势再说。张年轻气盛，认为中国非统一而不能富强，要统一非实行三民主义不可，非响应蒋总司令不可，故坚决主张换旗。

张、杨之间固以易帜问题而生龃龉，实则二人有根本不能协调之处。张作霖被炸身死之后，在东北继起而统帅其权业者有三人，一为张作相，一为张学良，一为杨宇霆。三个都有资格做东北的领袖，张学良的势力固属不小，但他也不敢自作主张，还得看看大家的意思，况且杨宇霆的势力也不弱，至于张作相是旧派人物，势力更大。这样一来，对东北政权究竟属谁，就很难决定，最后议定由三人开会商议。开会时张作相亲自到场，杨宇霆未出席，派了邢士廉为代表，张学良亦未出席，也是派了代表去的，但记不清代表是谁了。双方的代表见了张作相，张作相说：“现在是民国时代，子承父业，已谈不上了。不过大元帅的子嗣如果真无才能也不必论，但张学良年富力强，又有作为，可以做到李世民的地位，他与元帅是父子关系，有继承上的宗法条件，所以最适合继承元帅的政权。至于杨宇霆与我都是元帅的旧部，有势力，有地位，要继元帅而统领东北政权未始不可，但与张学良相比，则少了宗法的条件，所以我们应该推张学良为领袖。”时张学良为东北边防司令长官，张作相为吉林督办兼省长，因之张学良之于张作相，在公为长官，在私为盟侄，当然有资格、有理由说这种话，至于邢士廉仅为杨宇霆的代表，当然没有什么话讲，只有听人家的吩咐而已。

张学良做了东北的领袖，名分已定，但其时张作相仍为父执，而张作相待之亦犹如子侄，在外面为长官部属，但关起门来，张学良要跪下给张作相磕头的。杨宇霆就不同了，他是外人，但却不知检点，见了张学良就喊“汉卿”，且勾肩搭背开玩笑，使张不堪，常荫槐亦复如此，因此张与杨、常之间裂痕日深，使张非处置他们不可。

时常荫槐为黑龙江省长，与督办万福麟不睦。万总认为自己是督办，常是省长，一切应该惟命是从。可是常看不起万，处处与他为难，例如万有的亲友要放一个县长，可是常总不答应，因此万见了张学良就哭，总是说常的坏话。

先是吴俊升在时，向奉天兵工厂定购了一批军械，钱已付清，而武器未提，双方订有合同，随时可取。及常荫槐发表为黑龙江省长，以办山林警备队为名建军，要提这批军械，遂奉总办杨宇霆之命将武器提去。事为张学良所知，认为杨、常图谋造反，非常气愤。此外，还有一件事也使张学良对杨宇霆不满，即民国18年春，杨宇霆在小河沿的公馆为他的老父做寿。文武官员去拜寿的很多，张学良也去了。当张进门时，杨正与人推牌九，没有理他，已是很不开心，又见自己的亲信部属都到了杨府，由是觉得杨功高震主，益感愤怒，因此决意铲除杨、常。

张学良在杀杨玉霆与常荫槐之前，曾与张作相商量过。然心犹不能决，遂执一银元于头上，使落地卜之。当时其妻于凤至在家，张叫于看如钱落地，正面在上就是要杀，否则不杀，于惧甚，急上床，以被蒙头不敢视。三次执钱的结果俱是正面，遂找张景惠入府商议处决杨、常。议决后召杨、常入府枪杀之。随后又命人去请秘书长郑谦，时郑有病，但以来人意甚急，不知何事，遂赴帅府。至后，张学良对郑谦说：“杨宇霆与常荫槐被我毙了，请拟个电报发表。”郑闻言甚为惊愕，说：“你说什么？”于是张又重说一遍，郑便对张大骂：“你懵啦？你糊涂！你爸爸绝不会如此做，真是鲁莽灭裂，我怎能为你拟电报？”说罢即离帅府，因气愤病情加重，不数日即去世。张学良于郑谦走后，又急召军事厅厅长荣臻至，执荣手于自己胸前谓：“荣臻，你看我的心还跳不跳？”请荣臻快拟电报，荣遂找人商拟电报发表。

李文彬 朱益之（培德）曾对我讲张学良杀杨宇霆、常荫槐之经过，他说，白崇禧增派代表欲联合张学良反蒋，学良道：“我们都是军阀，蒋先生是革命的，何况现在江山又在国民党手中，倒蒋后，谁有资格当领袖？恐怕李宗仁、冯玉祥、阎锡山等人都当不了。所以还应合舟共济，拥护蒋先生，以维持统一的局面。”代表回报白崇禧，白因联张不得要领，乃转而向杨宇霆、常荫槐下手。事为学良所悉，一面佯装不知，一面用计以除之。一日，乃藉请杨宇霆、常荫槐吃饭之名而杀之。故杨、常之死，与白崇禧有关。 d6CzGTmq3mjZxFeSH0vI9un0a79H1A3ddjRKL/A90GcoY3A/ywdEHzYPuu3Vscr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