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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潘在剑桥大学毕业典礼上
这张图是我在剑桥大学毕业典礼上的一个镜头，充满着仪式感，毕业生会跪在学院德高望重院长面前，在亲友的见证下，接受最真挚的祝福。虽然当时院长说的是拉丁语，我也没听懂，但能感受到这是对我4年学业最崇高的认可，因为只有通过这个仪式才代表你真的毕业了，而这个仪式已经持续800多年了。
虽然大家看到我现在有很多光鲜的经历，但我只想坦诚地承认，在高中时代，剑桥对于我来说绝对是一个无法企及的梦想。我也特别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我是如何一步一步实现这个梦想的。
我出生在浙江省东阳市，在这里长大并顺利考入省重点高中——东阳中学。从东阳中学走出来的名人有很多，比如著名物理学家潘建伟、著名企业家郭广昌等。高一时我的成绩还不错，在年级前50名左右，考取浙江大学应该是板上钉钉的事。
虽然出生、成长在小城市，但我的家庭一直在关注国际教育，一方面是由于国内高考的升学压力确实很大，高一的功课就压得人透不过气来；另一方面，我的父母从商以来的经历让他们深刻地认识到拥有前瞻性国际视野的重要性。他们希望我能有留学的经历，认为这对我未来的长远发展有好处。一次偶然的机会，我的父亲在一份报纸上看到关于某剑桥国际中心的宣讲会广告，他独自前往宣讲会，听完后他的结论是出国留学最好是在本科阶段，选取A-Level课程体系对于中国传统体系升上来的学生最合适，并且有实力考入211类重点大学的高中生是极有可能冲刺到世界名校的。于是怀着对英国G5大学（注：英国排名前5的大学）的向往，我父母美其名曰“去上海旅游”，实则带我参加了某剑桥国际中心的入学考试。我当时比较懵懂，没有认真思考过出国的事，只是对英语感兴趣，日常会看看美剧和听听欧美音乐。一个月后，我收到了这个A-Level中心的录取通知书，我面临了人生中的第一个重要抉择。
十几年前，在很多人眼里出国留学就是有钱人去国外镀个金，国际学校就是所谓的贵族学校。而且，在当时A-Level课程体系刚进入中国不久，录取我的剑桥课程中心只有一届毕业生，这一届虽然成绩不错，但只有不到50个学生，所以这个模式还没有被完全验证。而在我的家乡，中考考入东阳中学，高考考入浙江大学，毕业后在杭州或者上海找一份体面的工作安家是一个传统意义上“人生赢家”的发展路线。
到底是选择一条非主流并存在不确定性的留学道路还是走传统意义的人生赢家路线呢？虽然我从小就很理性、有主见，但是因为对留学不够了解，而且社会阅历不足，我也不知道到底哪条道路更适合我。当时的我难以抉择，最后还是我的父母推动我做出了选择国际教育这个决定。在这里，我非常感谢我的父母当时能帮我一起做出这个决定，我的亲身经历说明了父母在孩子的成长过程中需要扮演的一个重要角色：在孩子因判断力和认知不足而无法决定的情况下，父母需要主动引导甚至主导做出决策。当然也一定要与孩子一起商量、达成共识再做出最终决定。
潘潘的母校——东阳中学
英国高中完整的课程体系包括GCSE和A-Level，通常需要4年时间完成，国内高一毕业的学生衔接上A-Level课程通常需要3年。当然，如果成绩优异，可以直接进入AS年级，学习两年就可以进入大学。我的入学成绩数学和英语是双A，在一番考虑后我决定选择直接进入两年制的A-Level课程学习，这也就导致同班同学都比我大1～2岁。和我同宿舍的三位同学，他们都是读完高二后进入A-Level学习的，不仅比我多读一年高中，而且他们来自上海、杭州、温州一二线城市，接受的英语基础教育比来自小城市的我好很多，所以我刚入学时就与同学有了巨大的差距。看不懂全英文的课本，听不明白外教的口音，这让高一曾经是班级英语课代表的我深受打击，再加上周围同学比我年长，自然心理成熟度更高，使得一直以来学业、生活一帆风顺的我在入学第一个月就一下子跌入了低谷。
我是典型的天秤座的性格，自尊心极强，追求完美主义，不能容忍自己落后，而且我还需要承担选择国际课程这条非主流道路付出的机会成本，所以我一度情绪非常低落，差点儿抑郁。在几个月后的期末考试中，我迎来了人生中最糟糕的一次成绩，除了数学以外的其他三门学科成绩都是C。虽然我高中的数理化基础很好，但由于英语能力不足拖了后腿，比如看不懂题目和无法准确表达意思等，在那一刻我后悔了，想回到原来的高中，不想继续我的留学梦想了。
巨大的心理压力慢慢地体现在我的身体上，就在得知成绩后我得了严重的荨麻疹，紧接着就是高烧一周。我父母眼看形势不对，带我去见心理医生，辗转几次看过不同的心理医生后，我遇见了改变我人生态度的张医生。
她在听完我的故事和困惑后，判定我没有心理问题，并直言这是正常的心理落差带来的冲击。她鼓励我去勇敢地承认自己的不足，接受不是每一件事都能像我预想的一样完美地发展，不是每一个人都能成为我的好朋友，不去纠结已经发生的没有做到完美的事情。她送给我一句话“生活是一场冒险”，这是我沿用至今的人生格言。我突然意识到我需要“往前看”，不必去纠结曾经可以做到100分但却只做到了80分的事情，因为80分就是当下我的真实水平。我要允许自己犯错，摔倒了站起来继续跑不就好了吗？没有人有捷径可走，路都是靠自己的努力和奋斗走出来的。
于是我开始了我的“冒险之路”。为了学好英语，我专门选了一门对英语阅读和词汇需求量最多的学科——A-Level History（历史），这也是彻底改变我英语能力的一门学科，非常推荐同学们学习。A-Level历史教材有500多页，而且正文字特别小，全是长句和长段落。一开始我看这本书，一行大概只能看懂3个词，我就把每个词都加上注释写在旁边，这样的速度看一页内容就要花上2个小时。我记得当时每天凌晨四点我就起床，寝室没电就躲在厕所里开着四个充电台灯背单词，看历史教材。现在去翻那本历史书就会发现前半部分都是密密麻麻的一片，但翻到后面，每一页的注释就会越来越少，慢慢地书就变得非常干净，最后不需要任何注释了。
通过几个月的学习，我的英语文章阅读速度得到了极大的提升，而且提升单词量后我学习其他学科也更游刃有余。A-Level历史的考试要求学生在3小时内根据阅读文章写4篇议论文，每篇1000词左右，考查学生能否在短时间内写出逻辑缜密、列举充分的历史事实作为论据，并用辩证的思维去解答问题。写作能力一般的我使用了笨办法，我把往年出现过的所有真题里的题目都像考试一样写了一遍论文，累计200篇左右，并且把相似的题都做了分析和比较，把每一篇论文的大纲和历史史实都烂熟于心，最后我在A-Level的考试中历史科目拿到了A＊并获得了全球统考中国第一名。
潘潘的高中历史课本（原版教材不能注释，专门做了打印版）
剑桥大学有一个特殊的招生环节，就是面试。虽然你可以选择在国内面试，但为了提高面试成功率还是推荐去英国参加面试。原因有两个，一是来国内的剑桥面试官大多是数学或者教育方向的招生官，如果你要申请别的专业，他们比较难以用专业的深度和角度做出筛选；二是面试的环节其实是教授挑选自己学生的环节，我常说一句话：“如果在面试的1小时内我已经不想教你了，我更不希望教你未来4年。”如此主观的招生流程当然需要你与未来的导师面对面博弈一番，为自己的录取增加更多可能。至于面试如何准备，后续文章会有具体的分析，这里我就不赘述了。我当年去面试的时候只有16岁，护照签证页上印着大大的“Child Unaccompanied（儿童无陪同）”的章，我丝毫没有做过任何准备，就只身一人就飞往了伦敦，行前我也没有办手机卡，包里只有一堆复习笔记和一叠根本花不出去的50镑面值的纸币。
到了希斯罗机场，我甚至不知道该如何去剑桥，索性直接冲到Information Centre（咨询中心）洋气地说：“One ticket to Cambridge, please.”（“请给我一张去剑桥的票。”）小哥疑惑地跟我解释说他这儿不卖票，买票要先去火车站或者大巴客运站。当时的我是崩溃的，为什么没人跟我说去剑桥还要坐火车啊？剑桥有那么远吗？我终于坐上了大巴，由于是一个人带着一个大箱子和背包，一路上护着包还不敢合眼，坐了4个小时的大巴车终于到了剑桥，那时已经是夜里11:30了。
下车后我才发现终点站附近是一片空旷的草地（剑桥的公园Parker's Piece），街上已经没什么行人，更不用说出租车了。要知道十几年前是一个人人都还在用诺基亚的时代，智能手机刚刚起步，更不用说谷歌地图了，找地方还停留在找人问路的阶段。我拖着箱子走啊走，12月的剑桥冷风嗖嗖，再加上漆黑一片、荒无人烟，一向无所畏惧的我也开始慌了起来。正当我快要开始绝望时，迎面开过来一辆车，我不管是什么先拦了再说。车停了下来，司机是一位留着胡子的大叔，经过我的一番解释，大叔表示“Happy to give you a lift.”（“我愿意载你一程。”）等我终于到了学院，推开门那一刻，白胡子porter（看守人）就开始唱起了学院专属的迎客赞歌，热情地唱着完全停不下来，丝毫没有顾忌当时已是半夜。porter's lodge（学院门房）里的暖气，老房子的木头味儿，异国他乡的歌声，友好但又带点儿搞怪的porter，这眼前的一切把我之前的慌张害怕一扫而空。
潘潘16岁时独自去英国面试
后来在剑桥的四天里，除了紧张的面试安排，我也没有过多游览剑桥，更谈不上品尝美食、体验当地文化了。因为看不太懂菜单，我误打误撞地吃了几餐不可名状的英国黑暗料理；因为怕迷路，我不敢走得太远，一直在学院附近转悠。在剑桥的大部分时间我还是闷在房间里，啃着从家里带的巧克力，默默地准备即将到来的面试。
其实我是一个反例，这次面试是我第一次只身一人到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先前也丝毫没有做过任何准备，有很多潜在的风险，不建议大家效仿。但正是这场面试让我在探索生活和学习的路上勇敢地往前跨出了一步，也印证了曾经在微博上红极一时的那段话：很多人都会问我出国留学学会了什么，收获了什么？我告诉你们，最重要的不是英语，也不是文凭，而是把我放到任何国家，任何我不认识的地方，我都有一种生存下去的能力，这种能力足以让人受益终生。
我前面提到刚开始接触国际教育学习时我的英语不好，从考了11次雅思的经历里大家就能感受到了。我的第一次雅思考试是在A-Level入学后的第三个月，当时我还没有领取身份证，就稀里糊涂地用身份证号报了名，结果考前一天我才意识到这个问题。当时唯一能证明我身份的证件就是户口本，于是我爸带着我连夜从上海赶回东阳老家取户口本，第二天一大早再赶往杭州考雅思。最终的结果大家可想而知：我因没有身份证被取消了考试资格。我很沮丧，由于我的不靠谱不仅拖累了家人，还让我失去了考试的机会。但经过这件事后，我再也没有因为证件或者报名问题影响考试、出行，对于考前准备也更严肃地对待。
我的第二次考雅思是AS年级寒假，成绩总分是6分，其中写作和口语只有5分和5.5分。这个成绩在当时对于一个高二学生来说是很一般的，如果和现在国际高中的孩子相比应该属于英语学渣了。在意识到真实的实力差距后，随着心理状态的调整，我先后背完了三本词汇书，每天坚持练习两个小时的BBC听力，甚至睡前也会听一些美国的脱口秀节目来保持语感。那半年是我英语水平提升最快的阶段，我疯狂地吸收着新的知识，并且在学习A-Level历史的过程中极大地提升了写作和阅读能力。终于在高二暑假的第三次考试中我取得了7分的成绩，其中写作和口语都是6分。这个成绩对我来说考雅思可以暂时告一段落，我可以专心准备学科考试以及剑桥的笔试和面试了。
一年后，我拿到了剑桥大学的预录取通知书，预录取的语言条件是总分7分，单项不低于7分，我的“屠雅”之路重新开始了。剑桥大学要求学生达到语言成绩的时间是8月底，留给我准备的时间是半年，我一开始信心满满，找了市面上培训机构里最厉害的名师，有针对性地上写作和口语课。有了剑桥大学预录取的光环，再加上雅思名师的加持，我的第四次雅思成绩也达到了新高：阅读和听力9分满分，写作和口语都是6.5分。紧接着我一鼓作气又考了两次，把口语提高到了7分，写作止步于6.5分。在我考完第6次的时候距离提交雅思成绩只有不到三个月的时间了，我也不由得慌张了起来。当年雅思考试一个月最多只能预订两场考试，我就一口气把剩下3个月里所有能报的考试都预订了。考到第九次的时候，华南师范大学考点的监考老师拿着我的身份证说：“诶，同学，你上次考试刚来过吧？上次考试成绩都还没出来，你这次又来啦？”但最后几次考试我的成绩就像复制粘贴一样，完全没有任何进步，我最终最好的成绩就是9、9、7、6.5，其中写作和口语分别都上过7分，但不是在同一次。当我经历完11次雅思考试以后还没达标，剑桥大学的梦想眼看就要破碎的时候，我并没有心灰意冷，强烈的求生欲让我鼓起勇气和剑桥大学谈起了条件。
我尝试着给剑桥大学写了一封信，给大学列举出我的优势和对剑桥的渴望，看是否可以商榷降低语言条件破格录取我。这类操作现在被熟知为appeal或者argue，是大学申请中常见的操作，但在当时是史无前例的，没有人知道该怎么做，信里的内容该写点什么。我自然也不知道该怎么写，就抱着试一试的态度，写出了这封即使现在看来都可以被称为教科书式的argue letter（见下页）。
最终剑桥大学降低了语言要求破格录取了我，不知是由于当年招生人数没饱和，还是招生官确实被我的自荐信所感动，但我确实是幸运的。我在整个过程中展示出的是对目标的determination（决心），为了达到这个目标我考了11次雅思，直到最后还不放弃地去积极争取，这份对目标锲而不舍的精神是所有学生在高中阶段就应该磨炼的。在你发自内心地想要得到某一样东西的时候，你的努力和你爆发出来的潜能是不可估量的。
潘潘高中毕业合影
潘潘写给剑桥大学招生官的argue letter
从我高中的求学经历不难看出，我一直在碰壁。我认为一个人能否成功，很大程度取决于他在这个阶段的逆商成长。换言之，如果一个人能在学生时代经历足够多的挫折并调整好状态突破困境，那他未来会更从容地面对新的挑战。
在高中阶段遇到的困境和压力让我学会了主动探索，为达到目标寻找各种解决方案。在一次次雅思考试失利后，我尝试过与剑桥大学沟通是否可以接受GCSE English As First Language（EFL）的成绩，当时我已经考到了A的成绩（剑桥大学往年的要求是B）。很不幸在多次询问招生老师后得知剑桥大学在我申请的当年（2011年）起不再接受EFL成绩，而牛津大学则从2014年起不再接受EFL成绩。
既然语言成绩有可能过不了，就得准备Plan B，我的第二选择是帝国理工学院。当时帝国理工学院破天荒地需要我参加线上面试，当然现在申请帝国理工学院的理工科专业基本100%都需要面试了，但在当时还是非常少见的。这就直接导致没有人知道会面试什么内容以及如何准备，于是我主动给帝国理工学院的招生处打电话，询问需要准备面试的内容，做了充足的准备后顺利通过了面试，也完成了选宿舍等入学前准备，为可能落榜剑桥大学做好了万全准备。
潘潘入读剑桥大学大一
直到最后出国前我还遇到了突发情况。我和剑桥大学商榷语言成绩条件的事耽误了几天时间，导致我收到正式录取确认信的时候距离开学只有半个月的时间，我紧急提交英国签证的申请，可就在我计划好出国的当天早上我还没有收到签证。如果错过了开学手续（Matriculation）办理可能会导致我要延迟一年入学。那一天我记得很清楚，2011年9月27日，早上8点我就来到了英国大使馆，在大使馆门口一直敲门问询我的签证情况，工作人员表示在正常走流程，需要等待。百般无奈下我到处找人帮忙，终于通过我们高中的外方校长的关系联系到大使馆的管理层，提前把我的签证批了下来。我从大使馆拿到新鲜出炉的签证直奔机场登机，在过海关的时候工作人员看到我签证生效日期是9月27日（登机当天）时还和我开玩笑说：“Good timing.”。
剑桥大学开学典礼合照
总结来看，提升逆商是高中阶段的必修课，一旦经历过足够多的挫折，你在困境面前就会显得从容淡定，就能在有限资源下发挥自己最大的能量去解决问题。随着逆商的提升，你的学习和生活渐入佳境，那距离你设定的目标自然也就一步步靠近了。
我的留学之路始于高一暑假的一次夏令营，虽然只是短短的两周语言课，却让我对牛津这座城市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有两个画面至今让我记忆犹新：一个是一群牛津大学的学生穿着庄重的黑色长袍结伴去参加毕业典礼，另一个是初晴的午后，三三两两的牛津大学生捧起书在庭院里学习。正是这两个画面和牛津浓郁的学术气息深深吸引了我。而十分幸运的是我的住家（homestay）是牛津大学的一位退休工作人员，一位十分温柔、亲切的女士，在两周时间里给我和室友讲述了许多关于牛津的奇闻逸事，我们探讨了许多中西方文化的话题，这为我打开了一个全新的世界，在我心中埋下了一颗求学牛津的种子。
回国之后，我开始尝试说服我的父母送我出国。一开始来自父母的阻力很大，毕竟在那个年代，出国更多是“镀金”的代名词，而我不仅是家中三代单传的独子，还以全市前十的成绩考取了当地最好的重点高中，高中成绩也稳定在全班第一和年级前十名左右，因此无论是父母还是老师都非常不能理解我的想法。
最终转变的契机是一次家庭聚会。父亲一位朋友的女儿被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注：英国G5校之一）录取了，这让我们第一次感到世界名校也许并没有那么遥远。我们开始思考我在体制内的基础是否能够帮助我在英国取得更好的成绩，甚至冲击牛津大学这样的世界顶尖名校，最终父母同意了我的请求。
下定决心的时候已经是高二下学期，我们开始匆忙地研究如何留学。在那个国内几乎没有国际学校、信息极度闭塞的年代，我们选择了英国的一所国际学校。理由特别简单，中介推荐，而且这所学校前一年出过一个被牛津大学录取的中国人。我已经不记得那位学姐叫什么了，到最后也没有机会认识她，但在当时，这位完全陌生的学姐就是我的榜样，我想要效仿她走一条一样的路。然而年幼无知的我没有想到，这是一条无比崎岖的路，我即将去往的这所学校居然是一所升学率极差的国际高中，校内一个英国学生也没有，全都是中国人、越南人、俄罗斯人、泰国人和少数其他国家的学生。
吴昊老师在嘉兴一中十周年校友聚会上
留学不是享受生活，而是经历磨难的修行，这句话用在我的身上特别准确。
经历了十个小时的颠簸，我终于带着所有行李抵达了伦敦希斯罗机场，却在出关的时候被机场警察带进了一个小黑屋。由于我的学校和中介极其不靠谱，我居然没有做肺结核检查就出发了，所以一下飞机就被拉去做检查。一阵折腾后，在二次出关的时候我发现自己的护照居然不见了。虽然警察很热心地帮忙寻找却始终找不到，我们都推测是碰到了机场扒手。据说有一批专业扒手专门盯着完成入境手续的护照，而我在慌乱中被盯上了。机场接机的出租车师傅到了，我依然去往了牛津，就读我的语言学校。
麻烦还没有结束。失去护照的人就是一个没有身份的人，学校登记也好，警察局注册也好，一切都困难重重，银行开户也没办法完成，而我身上只有父母给的随身用的零花钱，甚至如果当时生病了我都没办法看病。于是，解决身份问题成了我的最高优先级的事情，而且我必须在去托基（Torquay，我的高中所在地）之前完成一切，否则麻烦还会继续。抵达牛津的第一周，我就在学习之余完成了补办攻略，在那个没有智能手机的时代，带着我的诺基亚砖块机和纯手工制作的地图，两次往返牛津和伦敦，每一次都是早出晚归穿梭在陌生的街道和陌生的人群中。终于，花费了不到两个月的时间，我依次完成了官网说要至少3个月才能完成的护照和签证补办。
这期间我遇到了第二个挫折。我在高二的时候英语考试是全年级第一，平均分50多分的卷子我可以拿到90多分，再加上夏令营的经历，让我对自己的英文十分自信。果不其然，在入学分班考试中我取得了高分，被分入语言班里最高的雅思7分班，并且是高分班中唯一的中国人。然而真正开始上课我才意识到，原来我只是语法好而已，我学习英语就像是学习数学一样，一切都是公式，而我的阅读速度、听力水平和词汇量都远远弱于同班的欧洲同学。语言班开学的前两周我对上课充满了恐惧，再加上护照事件的影响，我整个人都抑郁了。但我同时也是一个不服输的人，我不能接受自己就这么失败下去。每次下课我都会问任课老师下一次课的授课计划，晚上回家提前把单词都查好，材料提前听一遍读一遍，虽然很苦，但也让我的英语在后面的一个半月里突飞猛进，甚至在结班的时候已经能跟上欧洲同学的节奏。
最后一段挫折是在我去往托基Torquay之后。那天晚上，我和室友拖着两个大大的旅行箱和双肩包从牛津坐车到托基。凌晨抵达找不到出租车，我们硬是负重走了三公里上山，凭着毅力和室友走走停停。从此我在英国开启了吃苦的生活：吃1.5英镑的面包，喝50便士的牛奶，睡0.8米的小床，爬两公里山路去上学，走两公里去廉价超市买东西。
这些年工作不易，无论是坐地铁40分钟上下班，还是和伙伴们一起加班吃外卖，或是一次又一次搬家，从30平方米老破小到自己的三室两厅，每每还是感慨在英国受尽了苦难，以后把我放在任何一个地方我都会好好活下去。出国前我不会做饭，在国外为了给房东秀厨艺，看百度知道和各种美食视频，后面厨艺愈发精进，养活自己不成问题。回国后给家人做了第一顿饭，赢得满堂喝彩。最初留学的这段经历让我不惧怕任何未知和困难，我常常想，这大概就是留学带给我的最大价值吧！
吴昊老师大一时的宿舍
起初A-Level课程的学习十分顺利。我在首次雅思考试中小分上7，直接满足了牛剑的最终要求。数学奥赛和物理奥赛取得了多块金牌和银牌，双双进入了冬令营选拔赛。唯一学起来比较吃力的是经济学。即使当时我的雅思已经达到7分的水平，面对一门文科起初还是不太能掌握答题的要领。不过这个也没有难倒我，我再次采取了读语言班时期的策略：在老师上课之前我就已经完成了书本阅读，把不认识的单词和需要记忆的概念都提前学习了一遍，课后也做了完整的学习笔记。最终，我在AS年级的考试中，顺利完成了数学和半门高数并取得几乎满分的成绩，物理科目更是在其他同学都只取得C以下成绩的时候拿到了满分，经济方面也拿到了96%的好成绩。虽然学校不太好，但基本靠着自学也顺风顺水。
吴昊老师和高中同学留影
英国大学申请是在毕业前一年的10月份提交的，那时候我陷入了专业选择的困难当中。一方面，对宇宙充满好奇的我，内心最喜欢的是物理学，每每谈及相对论和量子物理都会让我心潮澎湃。另一方面，物理学在近几十年都没有重大突破，我对自己能在科研的道路上走多远是没有信心的，而数学作为基础学科似乎有更多的延展性。最终在家人和老师的鼓励下，我选择了数学和统计专业，从一开始就放弃了基础科学的梦想，期待往社会实践的方向走得更远。这个选择至今我也不好说到底是对是错，但是对我的一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我也在这里衷心希望未来的孩子们可以有更多的引导和更多的时间探寻自己喜欢的、擅长的和有价值认同的专业，如此一定会是更稳妥的选择。
吴昊老师英国物理奥林匹克竞赛获奖证书
2008年10月29日是当年牛津大学数学和统计专业笔试的日子，我在考试之前随手刷了几套旧题就去参加考试了。考试题目很灵活，没有对我造成太大压力。经过近一个月的等待，我终于收到了牛津大学圣约翰学院（St. John's College）的面试邀请。我的高中邀请了两位来自美国总部的老师给我做模拟面试，问了我一系列哲学问题：“你为什么喜欢数学？”“你认为数学是发明出来的，还是被发现的？”“那么，数学是真理吗？”我已经不太记得当时回答了什么，只记得面试完之后校长告诉我，面试官们认为我是个数学天才，一定会被牛津大学录取。
2008年12月8日，我迎来了第一场正式面试。推开门有两位老师在等待着我，他们给我写了第一道题，之后是又一道题，再一道题，还有一道题。我当时懵了：为什么牛津大学的面试是做题？网上看到的那些古灵精怪的面试题难道都是假的吗？最终这场面试在教授的引导下，我还是磕磕绊绊地把结论都找了出来，但是不祥的预感开始笼罩在我的心头。之后的两天里，我又迎来了我的第二场和第三场面试，这两场面试我的表现正常了许多，题目都顺利解出来了，但依然有些不安。我开始困惑，面试到底是要考查我什么？如果只是做题的能力，那么我在数学和物理奥赛中取得的成绩都已经足够证明我的实力了，哪怕在当年做个排名我也是前20之列。我开始自我洗脑，教授们一定会选我的，毕竟我的成绩是那么地完美！
随之而来的果然是拒信，当我收到拒信时，过去一年多时间里建立的自信都崩塌了。我不死心，和很多被拒之门外的求学者一样，我找到了当时给我进行第一场面试的面试官，给他写邮件，恳求他再考虑一下。我想着他一定是没有看清楚我取得的优异成绩，否则他不会这么残忍。但是那封邮件石沉大海，教授再没有理会我。
之后的半年里，我开始打游戏，只有在考试前一个月才开始紧急地看看书和刷刷卷子，心不在焉地完成了剩下的A-Level考试。考完试回国后做了一份实习，考了驾照，剩下的时间都在荒废中度过。
2009年10月，在牛津大学申请即将截止的前一周，我做了一个影响我人生的决定：我不甘心失败，我要证明当初他们的决定是错误的！于是，我赶忙邀请我的高中数学老师帮我写推荐信，联络了多个学校后找到了可以以独立考生身份参加笔试的考点，一周之内搞定所有申请材料，终于在10月13日提交了申请。这次我申请的依然是牛津大学的圣约翰学院数学和统计专业，但是填写了跳级大二年级的请求。
11月4日的笔试一如既往地顺利，11月30日我再次拿到了面试邀请，12月14日我又见到了曾经拒绝我的教授。这一次面试的题目比前一年更难了，但我发挥得很出色，甚至还有时间和教授闲聊。我告诉教授我去年来过但是没有得到他的青睐。我告诉他，这一年我很努力，在新学校里第一次大考就取得了TOP 3的成绩。教授对我表示了肯定和祝福，但我的感觉依然不太好。事后我才明白，也许这就是气场不合吧。
12月15日，在我的第二学院基布尔学院（Keble College）我遇到了一位完全不同的面试官，一位来自德国的德高望重的教授Prof. Gesine Reinert。她的面试设计得很巧妙，先是通过一个小实验考查我对统计学的理解和灵活性，而后出了一系列考查基本功的练习。面试结束后她告诉我，她很高兴能面试我，期待未来我们能再见。
吴昊老师和高中数学老师Hazel在圣诞节的合影
稍后我在圣约翰学院St. John's又完成了我的第三场面试，一切都很顺利。正当我准备在牛津城中逛逛时，我收到了第四场和第五场面试的邀约！第四场面试依然是我的第二学院基布尔学院Keble College，面试我的是一位应用数学方向的大佬，作为一个物理学爱好者，我很顺利地完成了面试。期间教授追问了一些细节和推导证明，都是我平时学习中很喜欢做的事情。第五场面试说来则有些随意，我的面试官在我完成第一题的时候居然出门接电话去了！是他的博士生完成我后面所有的面试，而且面试的速度非常快，我完成整套预设的面试居然只用了15分钟。教授回来的时候发现我和他的助手在闲聊，就问她发生了什么。助手很尴尬地告诉他“我们已经完成了，面试非常顺利”。于是我就这么稀里糊涂地与教授和他的助手道了别，结束了我在牛津大学的最后一场面试。
吴昊老师与Keble学院院长合影
吴昊老师获得牛津大学无条件录取通知书
12月24日，我收到了来自基布尔学院Keble College的邮件，这是一份来自我梦校的圣诞礼物。我终于对自己有了一个交代。
其实我的申请到最后依然闹了个乌龙，我以为自己申请了跳级大二，学院事后澄清是系统错误，按道理我是不能提交这样的申请的。按照牛津大学的规定，所有本科生都必须从大一开始学习，无一例外。当然我最终还是选择了接受offer，并在之后的半年里依然认真完成了学业，给自己的这段插曲画上了一个完美的句号。
毕业前夕，吴昊老师和父母在大本钟前合影
回过头看，面试官们的风格各不相同，很多时候缘分和气场也是重要的不可控因素。我事后也问过当年录取我的Reinert教授——她在之后的三年里指导了我的统计学课程，她告诉我，的确是看中了我的沉稳和缜密，所以额外邀请了她的两位朋友对我增加了面试，否则当初圣约翰学院St. John's又要把我拒之门外了。同时她也很欣慰我的表现证明了她的选择是正确的，我在大一的时候就被评为年度最佳本科生，大二的时候在统计系的联考中也取得了高分，连续两年获得一等奖学金。
吴昊老师作为数学系的代表，获得牛津大学Keble College年度最佳本科生
两年时间里经历了整整8场面试，我经常向我的学生自嘲，我大概是全球面试场次最高的纪录创造者了吧！也是这8场面试让我深深体会到英国顶尖大学的申请中成绩因素的占比不到一半，面试官考查更多的是学术热情、抗压能力、举一反三的能力、沟通能力等决定未来能否在一个高强度学习环境中生存下来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