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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曲贡遗址首次发掘就要进入尾声时，我们突然有了意想不到的新发现，在我的发掘日志上记录这个发现的时间是 1990 年 9 月 15 日。
由于时差的关系，上午的发掘在 10 时才开工，要持续到午后 2 时才结束。那天临近中午的时刻，在太阳正开始以它最大的威力散发能量时，发掘也在紧张有序地进行着。我正盯着面前的探方，观察着地层上的些微变化，突然身后传来呼唤我的声音，待回过头去，同事古方已经站到了面前。只见他将握着的手掌慢慢展开，我看到那掌中竟是一枚带着铜锈的箭镞！要知道当时的发掘已进入遗址堆积的底层，按照一般的判断，是不应该有这样的铜器出现的，会不会是地层扰动出了问题？
铜镞出自古方负责的 103 号探方，它埋藏在 12 号灰坑内。古方说这个灰坑的层位很清楚，确属遗址的下层，没有见到扰乱的迹象。铜镞是由民工从灰坑中取出来的，古方在拿到它时心里也直犯嘀咕，难怪他马上将这意想不到的发现告诉了我。我们雇来帮助发掘的民工，多是来自曲贡村与附近其他村子的藏民，由于他们多数都不懂汉语，我们还得依靠翻译员进行交流。虽然语言上有障碍，但发掘工作的进展却非常顺利，藏民们在发掘中非常认真，细小的文化遗物都逃不过他们的眼睛。眼看他们将探方内的蚂蚁用铁锨小心翼翼地铲到“安全地带”时，耳听他们劳作中齐唱民族歌谣时，你会感到莫名的新奇；看着他们用大筛细心筛取泥土中的碎小文化遗物的神态时，看着他们将一件文物标本欣喜若狂地从地层中捧出来时，你又会生出无言的感激。曲贡的发掘，有这些藏族民工的功劳。
这枚铜镞是与大量的打制石器共存的，它在雪域高原的腹地出土，确实是一个让人难以置信的发现，我们作为发掘者，没有做好接受这个发现的思想准备。也难怪在一次新闻发布会上，一些藏族学者对这个发现也感到不易于接受，因为人们在过去努力构建的藏学体系中，并没有留下一个合适的位置来容纳它。
这枚铜镞形体端正扁平，短铤，边锋微弧，刃缘锋利，长 3.7 厘米、宽 1.4 厘米、厚不到 0.1 厘米，造型明显是仿自更早的骨镞。遗址还出土过一件形制相近的磨制玉镞。铜镞送交北京科技大学冶金史研究室进行了鉴定，经用扫描电镜结合 X 射线能谱仪测定，铜镞为锡铜合金，含锡量为 12.51% ，含铜量为 83.67% ，属于配比相当规范的青铜。同时进行的金相观察证实，铜镞为铸造青铜组织。这个结果让我感到意外，我在发掘现场见到它时，被它平薄的形态迷惑，直观地认定它应当是通过锻打的工艺制成的，原料则不排除为自然铜。冶金史专家对这枚铜镞最终的鉴定结果是：铜镞系铜锡合金铸造而成，原料为冶炼所得，不是自然铜。
当拿到专家对铜镞的鉴定报告时，我有点不相信自己的眼睛，心情之激动自不待言，我为自己因此铜镞表现出来的对西藏古代文明的发展程度估计过低而惭愧。后来我在一篇先后刊发在《中国文物报》和《人民日报》等报纸上的新闻稿中，是这样评述曲贡的重要发现的：
曲贡遗址青铜镞的发现意义重大。首先是它的时代与中原夏文化和早商文化相当，但这肯定不会是西藏地区开始使用铜器的时代，应当还能追溯得更早一些。其次是铜镞为消耗品，以铜铸镞表明当地当时的青铜冶铸业已有了相当的发展。其三是铜镞合金成分配置合理，表明当时已有较为发达的冶金科学理论。其四是铜镞形态较为原始，遗址中还见到形状相同的玉镞，表明它应属当地产品，不大会是传入品。据此可以初步推定，在距今 4000 年前后，生活在西藏高原的藏族先民已经迈开了跨入青铜时代的步伐。
曲贡遗址出土的铜镞
由拉萨曲贡遗址的发掘，自以为应当可以做出这样的判断：西藏腹地雅鲁藏布江中游地区在公元前 2000 年的时代，已经开始向青铜文明的门槛迈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