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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西藏，我们首先想到的可能是珠穆朗玛峰，还有冈底斯山和唐古拉山，一片冰封的世界。在某些研究者看来，在冰峰叠嶂的雪域，没有孕育发达的原始文化的条件，西藏的人种与文化可能都是由外部移入的，而且这种移入是很晚才发生的事。事实果真如此吗？
曲贡遗址出土的石磨盘
根据人类学家的研究，现代藏族中至少存在两个可以辨识的基本的人类类型，概括称为长颅型和短颅型，前者分布于西藏东部，后者主要分布于西藏南部。东部类型形体高大，我们熟知的康巴人就是典型的代表。我曾由北部翻越巴颜喀拉山去过康巴地区，与康巴汉子合过影，他们腰挎佩刀，足蹬皮靴，头上盘着长长的发辫，剽悍中透射出刚毅与智慧。曲贡遗址出土的一具人的完整头颅骨，人类学家鉴定认为属中长颅型，接近现代藏族人的东部类型。可以确定曲贡人是拉萨河谷地带的原住民，他们创造的文化为高原腹地的古代土著文化。高原的原始文化并不是由外部移入的，而是在本土孕育发展起来的。
选择拉萨河谷地带聚居的曲贡人，已经有了以农耕为主、畜牧为辅的经济生活传统。曲贡人有大量的砍伐类石器，可用于砍伐灌木丛、开垦河谷地带的土地，还有不少切割类的石器，可用于谷物的收割。特别引人注意的是，曲贡遗址还出土了大量的石磨盘和石磨棒，它们是捣碎谷物的必备工具。这些磨盘多数形体很大，有的一个人搬动感觉还挺费劲，它们原先可能是放置在居址内固定位置上的，不会经常挪动。磨棒一般为椭圆状的馒头形，正好握在掌中。这种磨具的臼窝很深，应当是用于捣碎谷物的，它们让我联想到曲贡人的主食可能为面食。
遗憾的是，当时种植的农作物品种并不清楚，可能就是青稞之类。孢粉分析的结果表明，当时的气候比现代要湿润一些，较有利于农作物的生长。过去藏汉文献记述西藏腹地的农耕文化出现得很晚，充其量不过是公元二三世纪的事。曲贡遗址的发掘证实，西藏腹地农耕文化的出现，不会晚于距今 4000 年前。
曲贡人在农耕之余，还驯养家畜。曲贡遗址出土的大量兽骨中，属于家畜的有牦牛、绵羊和狗。曲贡家牦牛个体不大，细角，是迄今所知的最早的家牦牛。牦牛在英文里念作 yak ，发音与藏语完全相同。从语源学的角度追溯，牦牛确实是起源于西藏高原的，但是我们过去并不知道，野牦牛的驯育是什么时代的功绩。曲贡遗址的发现提供了确切的答案，家牦牛的驯养在曲贡文化时代就已经完成了。出土的绵羊骨骸为藏系大角绵羊，体形很大，当是由西藏野生盘羊驯化得来。牦牛和绵羊这两种家畜遗骸的出土，表明农牧结合的经济模式在西藏地区很早就出现了。当然这两种高原家畜驯化成功的年代，肯定要早于曲贡人生存的年代。
曲贡人在农牧之外，另一个重要的经济来源是狩猎。遗址不仅出土了大量狩猎工具，也发现了许多野生动物的骨骸，有马鹿、麝、野猪、藏野驴和涉禽等。在灰坑中还发现了一些鱼骨，表明渔捞也是当时的一种辅助经济手段。
与畜牧经济相关联的发现，值得说道的还有梳形器，它有排列均匀的小齿和便于抓握的手柄，多用石料精磨而成，先后出土十多件。它既不像梳，也不是锯，用途令人费解，我请教过许多人，回答都是“无可奉告”。后来有个意外的机会参观拉萨地毯厂，看到工人们编织地毯所用的打纬器具，正是一柄类似曲贡遗址所见的梳形器。这一定就是答案了，梳形器表明曲贡人在畜牧经济基础上已有了毛织工艺，他们已经能生产毛毯之类的御寒产品。类似的梳形器在新疆、甘肃和青海地区的古文化遗址中也有一些发现，这不是偶然的现象，它表明古代西部民族拥有相似的毛织工艺。
曲贡遗址出土的梳形器
梳形器之谜的迎刃而解，使我感到很是意外，也让我深受启发。我想作为一名从事史前考古的专业人员，民族志是我们必须涉猎的领域，如若不然，我们所获得的许多史前遗迹和遗物中，将会有相当多的一部分永远得不到应有的、正确的诠释。
磨盘、牦牛、藏绵羊和梳形器，是雪域存在早期农牧文明的几个重要证据，这应当是曲贡遗址发掘的重要收获之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