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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拉萨附近也考察了几处古文化遗址，其中最吸引我注意的还是北郊的曲贡遗址，它是我计划进行发掘的一个重要目标。但是这个遗址的内涵不大容易一下子了解清楚，没有足够的可资对比的资料来为它定位，尤其是年代无法大体确定，这让我难下决断。正是这个原因，我反复几次踏勘了曲贡遗址，它真让我欲罢不忍，欲定又不能。
曲贡，在藏语里是“水塘”之意，“曲”就是水，“贡”则是堰塘。曲贡村因早先有个大水塘而得名，现在水塘早已消失，但村名依旧。曲贡村位于拉萨河谷的北部边缘，在拉萨城正北约 5 公里处的色拉乌孜山脚下，东面不远处就是黄教名寺色拉寺。由遗址南眺，可以清晰地望见雄伟的布达拉宫；登上布达拉宫北望，更可将遗址一览无余。
曲贡遗址是 1984 年由西藏文物普查队发现的，发现者就是我的另一位同窗更堆先生，他是第一代藏族考古学者之一。根据普查资料和我几次现场调查的感觉，大体可以确定这是一处史前遗址，大量的打制石器与磨制石器及玉器共存，磨光黑陶与夹砂红陶同见，初步判断遗址包含有时代早晚不同的遗存。值得重视的是，这个遗址位于雅鲁藏布江中游地区，它的主要内涵应当代表了西藏古代文化的一个重要的断面，很有发掘价值。但是，当时有人认为曲贡的主要遗存可能要晚到唐至明清时代，这个说法还有相当的权威性。这使我心里出现了一丝不踏实，因为我不希望在西藏第一次发掘的目标处在这样晚的时段内。对于西藏地区的考古研究来说，我觉得更有学术意义的还是史前遗存。
在离开拉萨返回北京的前一天，心存疑虑的我又一次来到曲贡村，我实在不忍心放弃它。本来抱着一种侥幸心理，希望有点新的线索，果然有了重要收获，在村民挖取沙土新暴露的地层断面上，意外观察到非常重要的地层堆积关系。我发现在地面散落的大量红陶片，与磨光黑陶可能并不属于一个时代，遗址的下层堆积中没有见到典型的红陶片。更重要的是，在另一处因取土而破坏的地点，还发现了一处居住遗迹，这是一个方形建筑基址，有石块砌成的壁面，居住面上散落着大量的木炭与草木灰。一见这黑黑的木炭，我眼前顿时发亮，我们从事史前遗址发掘，采到了木炭标本，就等于是拿到了判定年代的锁钥。采集到足够的木炭标本，我心头涌出一种如获至宝的感觉。
回到北京，不待身体缺失的氧气补足，还没有完全摆脱那种眩晕状态，我抓紧将木炭标本送到了碳- 14 实验室。没过几月，实验结果就出来了，这个实验室编号为 ZK - 2334 木炭的标本，年代测定为距今 3115 年。我知道这个数据代表的只是曲贡遗址上层遗存的年代，它的下层的年代肯定还会更早一些。就是这个年代数据也已经让我觉得很踏实了，它至少是在前吐蕃文化的范围以内，表明曲贡遗址的主要内涵是属于史前的。不用说是这个年代数据坚定了我的信心，由此我便下了决断：我们在西藏开展考古工作，就从曲贡遗址做起。
在我初入西藏一年之后的 1990 年夏季，考古工作终于迈出了实质性的一步，我带着国家文物局核准的考古发掘证照，带领着新组建的西藏考古工作队，又一次踏上了西进雪域的旅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