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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制石器在旧石器时代结束以后，有些器类还要延续使用很长一段时期，在有些地区可能要延续使用至整个新石器时代，甚至到了青铜时代初期，还能找到打制石器技术传统依然存在的证据。
西藏地区的新石器文化在这一点上表现更为突出，打制石器技术仍在普遍使用，磨制石器所占比例很小。卡若文化磨制石器占石器总数的 8.8% ，而已经有了冶铜技术的曲贡文化，虽然时代晚于卡若文化，可是所见打制技术似乎更为普遍，磨制石器只占到石器总数的 1.5% 。这种现象确实耐人寻味。
更值得注意的是，曲贡人对打制石器倾注了更大的热情，他们在许多器形的不同部位染上了鲜艳的红色。曲贡遗址出土的石制品有万余件，在重点观察研究的一千多件打制石器中，涂红石器在数量上要占到五分之一以上。这些涂红石器十分显眼，它们多数制作较精，有明显的使用痕迹。
涂红石器几乎包纳了所有打制石器器类，在数量上又以石核石器为多，石片石器稍少。由于器形的关系，石核石器上的涂红面积较大，而石片石器上的涂红面积较小。涂红的器类主要有敲砸器、砍斫器、切割器、刮削器和尖状器等，还有少数砾石器具和磨制石器上也涂有红色。
敲砸器和砍斫器上的涂红面较大，而且多涂抹在器表所保留的砾石面上，少数涂在石片疤上。石片石器上的红色多数涂在较大的破裂面上，以长圆形和长条形色块为主，似乎是直接用手指蘸色涂上去的，轮廓比较清晰。
曲贡文化涂红石器
石器表面涂抹的红色颜料，经化验分析证实为赤铁矿粉末（赭石），附着力较强，不易脱落。
遗址还出土了大量研色盘和研色棒，以扁平砾石为盘，以棒形和球形砾石为棒，它们是当时曲贡人用于研磨红色颜料的，色盘表面遍染红色。研色盘出土数十件之多，可见当时红色颜料用量相当大，也许不限于涂抹打制石器这一个用途。遗址还出土了专用于盛贮研好的红色颜料的小陶瓶，瓶形为鼓腹长颈小口，内壁沾满了红色颜料。另外还见到边缘打磨过的大陶片，它们是作调色盘使用的，表面遗有红颜色。
最初接触到这批涂红石器时，我有一种特别的新奇感，也有一种莫名的神秘感，这是一种少见的文化现象。我觉得涂红石器表现的是曲贡人的一种尚红意识，这是一个很值得探究的课题。
我在十多年前曾对史前时代宗教信仰方面的有关考古遗迹进行过研究，整理成一篇长文，名为《中国新石器时代原始宗教文化遗存研究》，其中的部分内容已独立成篇发表。
曲贡文化研色盘、研色棒
当时我对史前时代的尚红意识进行过初步考察，旧稿中有这样的句子：“灵魂不死的观念，是史前人类的发明，灵魂的表象即是鲜红的血。人们从被自己打杀的动物流血死亡的现象中，从同伴和亲人失血死亡的现象中，有了一个颠倒的经验总结：血是生命的主宰，所以血就是灵魂。他们认为，只要把血象征性地涂在一个物体上，那么这个物体就有了灵魂，就具有了一种特殊的神力。但是人们又发现，鲜血并不能永远保持鲜红，于是他们开始用赤铁矿粉之类的红色来代替鲜血。原始人喜爱红色，正是基于这种灵魂崇拜意识。”
在史前人的心中，红色是生命与力量的象征。旧石器时代的山顶洞人，把赤铁矿粉撒在死者周围，象征死者灵魂的永生。他们的兽牙、石珠、鱼骨等饰物，也被认为是有灵魂的，也都染上了红色。
在新石器时代，这种以红色施于死者的做法，在一些地区发展为染骨葬，人们在葬礼中将死者的特定部位涂上红色，希望其早日得到再生。欧洲格里马洞穴和阿伯克萨尔等地都发现过染有红色的史前人类遗骨，这一现象受到过研究者们的关注。
在中国新石器时代的一些墓葬中，也发现过许多骨殖染色或以红色物品随葬的证据，其中又以大汶口文化和仰韶文化的发现比较典型。
大汶口文化的曲阜西夏侯墓地，三分之一的死者骨架上遗留有朱红颜色。洛阳王湾的仰韶文化墓葬中，人骨涂红现象也很普遍。华县元君庙墓地 M440 中的 6 号人骨，在下肢骨上涂有红色。其他文化中也有类似发现，如齐家文化的临夏大何庄和永靖秦魏家的墓葬中，有的人骨的头颅骨和上肢骨上涂有红色，或者留有红色布纹痕迹，有些骨架下还压着两块染着红色的白石。
在南方地区也有类似的发现。广西南宁地区的贝丘遗址，在墓葬中见到人骨周围撒布赤铁矿粉，让人很自然地想到这当是旧石器时代传统的延续。
在器具上涂抹红色的做法，在山顶洞人以后的新石器时代，也得到了继承和发扬。我们在一些新石器时代遗址，找到过石器涂红的证据。例如，江苏新沂花厅村 M109 中随葬的一件磨制穿孔石斧，正背两面都涂有红色；安徽潜山薛家岗墓地出土的磨制穿孔斧、钺、刀上，孔眼周围都绘有红色花果图案，为新石器时代石器涂红最为慎重的例子。薛家岗文化涂红石器的装饰意味稍浓，所绘图形规整，不过研究者们一般并不从装饰意义去思考，而是关注前面已经指出过的它应具备的特定的含义。
曲贡文化研色盘、研色棒
从中国范围内已有的发现看，史前时代石器涂红现象并不多见，尤其是在打制石器上涂红，除了曲贡遗址，更是前所未见。我以为，曲贡人在大量的打制石器上涂抹红色，可能是为了赋予石器以力量或生命，他们是想让这些石器发挥更大的作用。曲贡人将这种尚红意识较多地倾注在生产工具的制作上，体现了他们在同大自然的抗争中从物质和精神两方面所做的努力。
苏联学者托卡列夫在研究各民族的宗教形式时指出，旧石器时代发现的在石块上涂红的现象当与宗教和巫术有关。他列举的例子是阿齐尔洞穴发现的 200 多块涂色砾石，那些小块砾石上用红色绘出平行条带、圆形和椭圆形图案。
法国学者勒鲁瓦-古昂在所著《史前宗教》一书中，也多次讨论红色崇拜问题，他这样写道：“旧石器时代晚期的墓葬有个惯例，即挖上一个坑穴，在死者身上撒上红色的赭石。从英国到苏联，在 27 个受到相当精确的考察的实例中，有 17 个实例证实了这一事实。在某些实例中，尤其是在摩拉维亚，尸体只有头部带有红色赭石的痕迹。”赭石在旧石器时代还被用于涂抹作为居所的洞穴，“有些大面积的岩壁都涂有赭石颜料。在墓葬中，涂在尸体上的赭石颜料肯定具有某种意义，在格里曼底尼格罗人种的墓葬中，唯有男性尸体被涂上这种颜色……但也发现过女性尸体涂有赭石颜料的墓葬”。
赭石对史前人来说，确实是十分重要的，可以用于粉刷居室、铺垫墓穴、染红人骨、涂抹石器和饰物。曲贡人除了涂抹石器，是否还将他们大量生产的赭红颜料运用到其他方面，我们在发掘中没有找到证据来说明这一点。不过，我们可以由相关文献做出推测，至少可以提出红色颜料在当时可能还有两个用途：刷房和涂面。
吐蕃时代的文献《玛尼宝训》提到，当时的雅鲁藏布江边山坡上有丘墓，“旁作屋，赭涂之，绘白虎”。这是说以赭红色粉刷墓地的祠堂建筑，并绘有白虎图案。其实在朗县列山墓地我们甚至还见到，墓葬巨型封土堆四壁用草拌泥抹平后，也都涂有赭红色，这可能是级别较高的墓主才有的一种标志。现代藏区的宗教建筑也都涂有红色，这传统不仅可追溯到吐蕃时代，也许还能追溯到曲贡人的时代。
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唐墓壁画
《玛尼宝训》还提及吐蕃女子“以赭涂面为好”。《新唐书·吐蕃传》也有类似的记述，并记载有文成公主“恶国人赭面，弄赞下令国中禁之”。禁而未止，这习俗竟一直流传至今，今天在高原仍能见到漂亮的赭面女子。在《于阗教法史》中，吐蕃人被称为“赭面人”，可见这风俗之盛。
有意思的是，这赭面风俗还曾传入唐都长安，成为女妆时尚。白居易有《时世妆》诗云：“元和妆梳君记取，髻堆面赭非华风。”所咏正是这种风俗流传的证据。吐蕃的赭面，或说出于信仰，或说出于防晒，一时还不会有确定的结论。我们将这风俗的源起，往上追溯到曲贡人的时代，这个可能性应当是存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