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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近代和当代西藏，佛教作为全民宗教，是人们确立信仰的一个基本出发点，我们知道这个传统早在吐蕃时代便已经确立了。在佛教传入吐蕃之前，高原居民信仰的是本教，这是一种原始宗教，是在史前时代开始形成的一种精神生活规范。过去研究者对西藏原始宗教的考察，都是根据记述很不系统的藏汉文献，自卡若遗址和曲贡遗址发掘以后，人们才获得了直观的资料，对西藏原始宗教的内容有了真切的认识。
在创造物质生活的同时，生活在史前的藏族先民不断丰富自己的精神生活。他们有原始的宗教仪式，有表明自己信仰的特殊方式。在曲贡遗址发现的相关资料较为丰富，这些资料有尚红、人祭、牲祭和埋葬遗存，在陶艺上也有表现。
曲贡人在大量的石器上涂有红色，石器的砾石面上和石片疤上都能见到红色，有的石器是通体涂红。曲贡涂红石器比例很大，占全部石器的五分之一以上。遗址同时还出土了大量制作红颜色的研色盘，还有专用于盛储红色颜料的小陶瓶和借作调色盘使用的大陶片。按照这样的生产规模估计，曲贡人制作的红色颜料可能还会运用到更大范围的器物上，而不限于涂红石器。经鉴定，这些石器上的红色颜料为赤铁矿粉末，色泽鲜艳耐久。
过去在中国和世界其他地区的史前遗址中也发现过一些器具涂红和人骨涂红的例证，不过像曲贡人这样在大量的打制石器上涂红，以前还没有见到过。红色在史前人的眼中，是生命与力量的象征。曲贡人崇奉红色信仰，在石器上涂红，也许是想赋予石器以力量，这体现了他们在同大自然的抗争中从物质和精神两方面所做的一种努力。
史前曲贡人尚红的传统，给后来高原居民的精神生活带来了深远的影响。吐蕃时代的文献《玛尼宝训》有吐蕃“以赭涂面为好”的记述，在《于阗教法史》中，吐蕃人就被直呼为“赭面人”。《新唐书·吐蕃传》也有吐蕃人“衣率毡韦，以赭涂面为好”的记述，而且还提到文成公主“恶国人赭面，弄赞下令国中禁之”。这种以赭石涂红脸面的风俗，自然不会因为文成公主的不喜欢而真正禁绝。不仅如此，这种风俗甚至还由雪域传播到长安，成为女妆时尚。白居易有诗云“元和妆梳君记取，髻堆面赭非华风”，所咏《时世妆》正是指此风俗。事实上这一风俗在高原一直流传到了当代，在西藏一些地区仍保留着妇女赭面的风俗。
艺术在史前时代是人类表达信仰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形式，曲贡人就通过陶艺表现自己的信仰。出土的两件陶艺作品非常引人注意，一件是浮塑的猴面，另一件是捏塑的鸟首。猴面是陶器上附贴的装饰，高高的额头，圆圆的双眼，长鼻阔嘴，泥塑形象非常生动传神。另一件鸟首为圆雕，也是陶器上残损的部件，像是器盖的盖钮。
曲贡遗址出土的鸟首
曲贡文化涂红石器
曲贡文化石研色盘、研色棒
猴与鸟都是古代藏族怀有特别感情的动物，通过陶艺表现它们的形象，不会是寻常的艺术品。在藏族具有创世纪意义的神话中，有妇孺皆知的猕猴变人的传说。这传说在《吐蕃王统世系明鉴》中可以读到，说的是有一只受观音点化的修行猕猴与罗刹女结为夫妇，养育后代。饥饿的猴群在观音的帮助下以五谷为食，肤毛脱落，学操人语，从而由猴变成了人类。虽然这传说中明显融入了佛教成分，但它的起源当是很早的，原本与佛教不会有什么关系。藏族古代的这个猕猴变人的传说，培养了藏族先民对猕猴的特别情感，我们或许可以从曲贡猴面艺术品的发现中将这个创世纪神话追溯到遥远的史前时代。更进一步说，猕猴变人的传说可能保存着藏族远古动物崇拜的影子，也许是图腾制时代遗留下来的一个遥远的回忆。
动物崇拜对于藏族而言，不仅表现在猕猴上，也表现在其他一些动物如鸟类上。如对于秃鹫，因为它是天葬中的重要角色，是引导死者进入天国的神鸟，所以倍受藏族人的敬重。在天葬流行之前，高原的秃鹫在人们心目中就已经具有了非同寻常的地位，我们在西藏朗县列山吐蕃墓葬的发掘中，就曾发现作为殉牲的秃鹫遗骸。在曲贡遗址的灰坑中还发现了作为牲祭的秃鹫骨架，可以将高原人与这种特殊的高原鸟的联系上溯到更为久远的年代。曲贡出土鸟首陶塑因为残损过甚，不能判断鸟的种属，还不能确定是否为秃鹫，但至少它不会是寻常的鸟，它也许是飞翔在曲贡人心灵中的吉祥鸟。
曲贡人有牲祭习俗，以动物作为牺牲，祭祀心中的神灵。发掘时在灰坑和地层中，我们发现了完整的狗的骨架和秃鹫的骨架，这应当是当时的牲祭遗存。另外在两座灰坑中还发现了完整的人的骨架和环切的颅盖骨，这可以认定为人祭遗存，而且说明当时的人牲还不仅仅是偶尔为之。当然，我们不能确知曲贡人进行这样的人祭与牲祭是基于什么动机，不能确定当时祭祀的对象究竟是什么。对于一些重要的神灵，如天神、地母等，古代人类常用贡献生命的方式来表明自己的虔诚，人祭正是这种虔诚最高的体现。
古代民族无不生活在自己创造的多神的世界里，人们用自己造出的众多神灵统摄着心灵，打发着艰难的岁月。曲贡人自然也不例外，他们也拥有自己的精神生活天地，他们有原始的宗教仪式，有表明自己信仰的特殊方式。人牲在各地的原始宗教中都有表现，它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宗教现象。高原本教中也有人牲祭典仪式，这从曲贡遗址的发掘中得到了印证。
还值得提到的是，卡若遗址曾发现过一些石台和石圆圈遗迹，它们的用途没有得到解释。由于这种遗迹看不出有日常生活方面的用意，我们有理由将它们纳入精神生活领域进行考察，也许它们是卡若人的一种固定的祭祀场所。
我们知道，西藏地区现在流行的处理死者的方式是天葬，它是与藏传佛教相关的一种特别的葬仪。但西藏在吐蕃时代是盛行土葬的，“入土为安”的观念与中原并无二致。那么高原的土葬风俗又起源于什么时代呢？曲贡遗址的发掘表明，曲贡人实行的已经是土葬制度了。
埋葬制度体现了灵魂不死的观念，曲贡人采用埋葬的形式安置亡灵。他们将墓穴掘成方形或长方形，用选择过的石块垒成墓室，石块垒成的墓室象征死者生前的居所。葬式有曲肢葬和二次葬，有单人葬，也有合葬。合葬墓以实用陶器随葬。曲贡人的石室葬，是西南地区所见的年代最早的同类葬制，是目前所知的这一地区石葬的最早渊源。
曲贡遗址发掘的三座墓葬中的五位死者，死亡年龄最大的为 45 岁，最小的为 3 岁，平均年龄为 24 岁。虽然这个统计有明显的局限性，但在一定程度上还是能体现当时生活的艰难状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