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西藏农牧文明的起源

卡若文化的经济生活，发掘主持者童恩正先生在报告的结语中曾做过这样的推测：从卡若遗址出土的石器中铲、锄、刀、斧的数量较多可以看出农业是一个重要的生产部门，主要农作物为粟米；当时已有家畜饲养，家畜只有猪一种；卡若人还使用石矛、镞、球等狩猎工具，猎获狐、獐、马鹿、狍、藏原羊、青羊、鬣羚等。

后来霍巍先生和石应平先生也就卡若文化的经济形态进行了研究，提出了很有见地的认识。石应平先生通过对卡若遗址不同用途石器的分类统计，论证了与畜牧和农耕生产活动有关的石质工具数量最多，而与狩猎活动有关的工具却很少，说明农牧经济已是卡若人的主体经济形态。他还根据卡若遗存的分期研究，认为“卡若遗址早、中期的经济形态是以锄耕农业为主并辅之以狩猎活动和家畜饲养，中期达到鼎盛。而从早期到晚期，与畜养活动有关的因素始终持续增长并在晚期占据了主要地位，但仍经营着部分农业生产，这似乎意味着其经济形态正在发生转变，可能正是原始畜牧经济的生长点”。

卡若人的农作物为谷子，遗址发现了一些保存很好的植物种壳，经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的专家鉴定是农作物谷子。童恩正先生在《昌都卡若》中这样写道：“卡若遗址发现的农作物是粟米，粟米性耐干旱，是黄河流域的传统农作物，南方较少种植。卡若文化的粟米，很可能是从马家窑文化传播而来。”这种传播的可能性是存在的。

让我们有些不解的是，卡若遗址出土的动物骨骸没有明确支持研究者关于卡若人畜牧经济确立的论证，我们不知道卡若人大量饲养的到底有哪些家畜。卡若遗址出土了一些猪的骨骸，鉴定者认为其个体比野猪小，牙齿构造比野猪简单，都属老年或幼年个体，所以确定为饲养的家猪。卡若的家猪的饲养可能也受到了黄河流域新石器文化的影响，当然考古所获的资料还不算丰富，目前要做出十分肯定的结论还做不到。卡若遗址出土的动物骨骸数量仅次于猪的是牛骨，研究者没有具体的鉴定分析，我们不知这些究竟是什么牛，是家牛或是野牛，是黄牛还是牦牛。在将所有哺乳动物划分为饲养和猎获两个类别时，鉴定报告竟忘掉了大量牛骨的存在，将它排除在这两类动物之外。卡若遗址出土的羊骨，有藏原羊和青羊两种，鉴定者明确指明它们都是猎获物，表明卡若人放牧的家畜中没有羊。如果我们武断一点来判断，卡若人规模放养的家畜可能非牛莫属了。

我们曾对曲贡人的经济形态做出过这样的推论：选择拉萨河谷地带聚居的曲贡人，已经有了以农耕为主、畜牧为辅的经济生活传统。曲贡人有大量的砍伐类石器，可用于砍伐灌木丛、开垦河谷地带的土地，还有不少切割类的石器，可用于谷物的收割。特别引人注意的是，曲贡遗址还出土了大量的石磨盘和石磨棒，它们是捣碎谷物的必备工具。这些磨盘多数形体很大，有的一个人搬动非常费力，它们原先可能是放置在居址内固定位置上的，不会经常挪动。磨棒一般为椭圆状的馒头形，正好握在掌中。这种磨具的臼窝很深，一般都经过较长时间的使用，应当是用于捣碎谷物的，它们让我联想到曲贡人的主食可能为面食。

当时种植的农作物品种并不清楚，可能是青稞之类。孢粉分析的结果表明，当时的气候比现代要湿润一些，较有利于农作物的生长。过去藏汉文献记述西藏腹地的农耕文化出现很晚，曲贡遗址的发掘证实，西藏腹地农耕文化的出现，不会晚于距今 4000 年前。

曲贡人在农耕之余，还驯养家畜以补充生活来源。曲贡遗址出土的大量兽骨中，经鉴定属于家畜的有牦牛、绵羊和狗。牦牛和绵羊这两种家畜遗骸的出土，表明农牧结合的经济模式在西藏地区很早就出现了。当然这两种高原家畜驯化成功的年代，肯定要早于曲贡人生存的年代。

曲贡人在农牧之外，另一个重要的经济来源是狩猎。遗址不仅出土了大量的狩猎工具，也发现了许多野生动物的骨骸，有马鹿、麝、野猪、藏野驴和涉禽等。在灰坑中还发现了一些鱼骨，表明渔捞也是当时的一种辅助经济手段。

与畜牧经济相关联的发现，值得说道的还有梳形器，它有排列均匀的小齿和便于抓握的手柄，多用石料精磨而成，先后出土十多件。梳形器表明曲贡人有了建筑在畜牧经济基础上的毛织工艺，他们已经能生产毛毯之类的御寒产品。类似的梳形器在新疆、甘肃和青海地区的古文化遗址中也有一些发现，这不是偶然的现象，它表明古代西部民族拥有相似的毛织工艺。

我们知道，西藏高原由于其特殊的地理因素，决定了它发展农耕文化的巨大难度。用现代的眼光看，整个西藏地区适宜农耕的土壤面积也是很小的，就是这样少的土地，由于受地形、水源和气候的影响很明显，开发的难度也是很大的，所以研究者对西藏农耕文化起源的年代估计一般都比较保守。根据《卫藏通志》的说法，西藏雅鲁藏布江河谷地带的农耕文明是公元 2 — 3 世纪时才开始出现，主要栽培作物是青稞等。还有资料表明，西藏农耕文化是随着文成公主的入藏而在唐代时出现的，这个说法就更为保守了。卡若文化和曲贡文化的发现，让我们看到了西藏农牧文明新的源头。我们可以由已有的考古发现将西藏农牧文明的起源追溯到距今 5000 至 4000 年前或更早。谷子、青稞的种植和牦牛、绵羊、狗、猪的驯养，这是目前我们所知的高原早期农牧文明的主要内容。这样一个经济模式和生业方式传统的建立，奠定了古代高原文明发展的基础，也奠定了高原居民经济生活模式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