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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学森和蒋英婚姻美满，夫妻恩爱。虽然所从事的专业各异，但为祖国奉献、为人民效力的心一样热。钱学森钟情于蒋英，同时也钟情于他和蒋英共同酷爱的音乐。
“我从小喜欢音乐，他也自幼酷爱艺术，大学时代他是有名的铜管乐手。”钱学森与蒋英一样，喜欢听音乐，对世界乐坛名家的各种风格都十分熟悉，艺术品位很高。
在麻省理工学院学习期间，钱学森曾多次驾驶着那二手的老爷车，拉着三四个中国同学，到波士顿听交响乐团的音乐会。波士顿交响乐团每周都要演出一次，它那整齐的阵容、高超的技艺享誉世界，征服了无数音乐爱好者，也征服了钱学森。如无特殊情况，每个周末的音乐会他几乎都到场。为了听音乐会，钱学森宁肯节衣缩食。音乐给了他慰藉，也引发了他幸福的联想。每当他听到那悠扬的乐曲声，便情不自禁地想起身在异地的蒋英——远离家乡、远离祖国、在欧洲学习声乐的姑娘。
20世纪50年代中期，蒋英在中央实验歌剧院担任艺术指导。“为了满足广大工农兵的要求，我和演员们一起到大西北偏僻落后的地方巡回演出，并努力学唱中国民歌、昆曲、京韵大鼓，甚至京戏。”她穿上民族服装，扮作村姑，登台演唱，颇受群众欢迎。每当登台演唱时，蒋英总喜欢请钱学森去听，请他欣赏，请他评论。有时钱学森工作忙，不能去听，蒋英就录下音来，带回家，待他休息时再放给他听。
后来，为了照顾钱学森的工作与生活，领导安排蒋英先后在中央音乐学院声乐系、歌剧系担任领导并任教。蒋英只好放弃自己最喜爱的舞台生涯，用自己的全部心血培养学生。后来，蒋英成为造诣精深的音乐艺术家，是我国当代讲授欧洲古典艺术歌曲的权威。到了晚年，夫妇两人依然生活得富有情趣，非常充实。
“与我相比，他更喜欢贝多芬的作品，尤其喜爱贝多芬的第三交响曲《英雄》。”蒋英这么认为。在钱学森看来，贝多芬不是一个单纯的作曲家，在本质上贝多芬是音乐诗人，是音乐哲学家。他说：“贝多芬的最大成就，就是让音符述说哲学，解释哲学，使音乐成为最富于哲学性质的艺术。贝多芬总是用音符寓意托情，启迪人类的灵性，感发人类的道德和良心。”他时常陶醉在贝多芬的音乐世界里，同时被贝多芬的英雄气概所感染。看来，钱学森也绝非一个单纯的科学家，就如同贝多芬并非一个单纯的作曲家一样。
共同的爱好，使钱学森与蒋英的感情生活更加温馨和谐，多姿多彩，也使他们各自的事业相辅相成，相得益彰。“他还和我合作发表过一篇关于发展音乐事业的文章哩。”在蒋英的影响下，钱学森对科学与艺术的思考结合得更紧了。钱学森写了许多关于美学、文艺学和社会主义文化学以及技术美学等方面的文章，发表了许多独到的见解。
岁月流逝了钱学森的青春，虽然在科研一线已看不到他的身影，但钱学森的影响无处不在。晚年，钱学森的头脑，仍在思考着宏观、微观世界的问题，充盈着博大精深的智慧。蒋英向笔者透露：“他很重视培养有智慧、有创造性的人才，主张教育要利用高科技全面改进或改革。他这些年来，一直在设想并探索建立‘大成智慧学’，为之奉献自己的智慧和精力。”
钱学森是坚强的人。在80岁之后，他患上双侧股骨头无菌性坏死，不得不坐上轮椅，接着又患上腰椎楔形骨折，难以久坐，只能卧床静养。即便如此，他床前小桌上每天都摆满了书籍，他思维的触角感应着飞速发展的现代社会，还不时迸发出新的思想火花，就好像在他的时间表上永远没有晚年。
2009年10月31日上午，钱学森在北京病逝，他的思维终归停止了忙碌。他的儿子钱永刚回忆说：“10月29日吃晚饭时，父亲突然吐了一下。父亲是一位老年人，老年人的身体一旦有变化，我们就必须特别担心，这也是我们多年照顾他的经验。马上测体温，发现父亲体温有点高，当时就决定赶快送医院。只用了很短的时间，父亲就被送往附近的解放军总医院。这次与以前不同，一进去就报病危。医生很快给我的父亲进行检查，发现已是严重的肺部感染。可能之前已经出现了轻微的呼吸道症状，但他自己不觉得有什么明显不适，别人也没有特别细心地观测到，等送到医院时，炎症已扩散到肺部。哎，还是有点晚了。医院很努力，已经尽心了。父亲的肺部出现大面积感染，肺表面只有一部分能供氧，造成身体多个器官因缺氧而怠工，后来血压测不到了，呼吸衰竭，人进入了休克状态。最后走的时候并没有什么痛苦。可以说，父亲走得很安详，这也是我感到些许安慰的地方。”钱永刚说，父亲看书看到最后一天，一直到入院前几个小时都在看报纸，看文件。
这就是随和而淡泊、亲近而崇高、感情丰富而情趣多多的钱学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