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易、谦和、淡泊，他从不追求什么名和利

中等个，长圆脸，总是微笑着。钱学森吃过20年的洋面包，他的成就虽蜚声中外，可是他看上去就跟寻常百姓那样普通。正如夫人蒋英所说：“他其实很质朴、平易、谦和，这不只是我的印象，他与不同职业、不同年龄、不同文化素质的人都能谈得开。”

蒋英是我国现代著名军事战略家、军事教育家蒋百里的三女儿。蒋百里早年在杭州求是书院读书时，有一位同窗好友钱均夫——钱学森的父亲，两家往来密切；钱学森与蒋英青梅竹马，互有爱慕之心。哲人说，爱是彼此心灵的联盟。爱侣之间常常被对方美丽的东西所吸引，包括人品与学识。钱学森与蒋英便是这样。

为了钻研科学，他们推迟了婚期，钱学森到36岁才结婚。蒋英不但是钱学森生活上的好伴侣，也是他事业上的好帮手。蒋英说：“我们两个人都是事业型的，都把事业看得比爱情更重。他一生对金钱、对地位、对荣誉很淡泊。”

“他当年放弃在美国的优厚条件，坚决要求回到各方面都还十分落后的祖国，就是为了用自己的知识与智慧建设祖国，使人民幸福。”钱学森回国后，完全靠自己的工资生活。除了工资，他还有一些稿费收入，晚年也曾得到过数额较大的科学奖金。但他把自己这一生所得的几笔较大的收入通通捐了出去。1958年至1962年，钱学森有好几笔上千元的稿费，这在当时简直是“天文数字”，那时不少人都吃不饱肚子，但是钱学森对每一大笔钱都没有动心。他拿到这些稿费时，连钱包都没打开，转手就作为党费交给了党小组长。即使在平时，他和别人联合署名发表文章时，他也总是把稿费让给别人，说：“我的工资比你高，这稿费就请你一人收下吧！”

香港有关方面为表彰钱学森在中国科学事业上的杰出贡献，曾先后奖励他两笔奖金。第一次，钱学森让秘书将100万港币的奖金直接捐给了西北治沙工程。第二次又是100万港币。蒋英说：“我们都老了，是不是……”钱学森幽默地回答：“那好，你要钱，我要奖（蒋）。”不久，100万又如数捐了出去。

1964年，新疆建设兵团农学院的普通青年郝天护致信时任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所长钱学森，指出钱所长新近发表论文中的一个方程式推导有误。未料，一个月后钱学森回信：“我很感谢您指出我的错误！也可见您是很能钻研的一位青年。科学文章中的错误必须及时阐明，以免后来的工作者误用不正确的东西而耽误事。所以我认为，您应该把您的意见写成一篇几百字的短文，投《力学学报》刊登，帮助大家。您认为怎样？”

如此坦荡，如此关爱。“他的炽热回信对我的一生起了极其重要的影响，使我在艰难条件下也坚韧地崇尚科学矢志不移。”晚年白发苍苍的东华大学教授郝天护动情回忆。郝天护珍藏的这封信，只是钱学森半个多世纪以来写给千余人和单位的数千封亲笔信中的一封，从中能看到一个活生生的钱学森，能感受到一位科学家的科学精神。

当然，钱学森也写过“尖利”的信：“我对经济学只是个小学生，怎能滥竽充数，混迹于学术顾问委员会之中？学术是个严肃的问题，我决不应败坏学风呀！所以退回聘书，请谅！”这是他对一家出版社诚聘他为中国市场出版公司顾问的回信。生怕别人不按他的意见办，他还将聘书中“钱学森”3个字用红笔画了个大“×”。

“他这一生曾任不少要职，地位不可谓不高。但一般人不知道，他对这些‘官位’一点也不在意，要不是工作的需要他说自己宁可什么‘官’也不当，只是一名科技人员。他不爱出席什么开幕式、闭幕式之类的官场活动，只喜欢钻进科学世界，研究学问。在学术方面如有所得，就十分高兴。”蒋英讲得很平实，笔者听得很投入，心底不免升起一缕缕特有的敬意。

不知细心的人们发现没有，在钱学森的履历介绍上常有“任国防部第五研究院院长、副院长”的字样。事实上他是先当院长，后当副院长。岂不是降职了？其实，这就是钱学森和常人的不同之处。1956年，他向中央建议成立导弹研制机构，这就是后来的国防部第五研究院，钱学森担任院长。但是随着导弹事业的发展、五院规模的扩大，钱学森作为院长的行政事务也越来越多。当年45岁的钱院长虽然精力充沛，但他既要为中国的导弹事业举办“扫盲班”，又要带领大家进行技术攻关，还要为研究院一大家人的柴米油盐操心。有时研究院的报告和幼儿园的报告会一同等待他这位院长批示，他说，我哪懂幼儿园的事呀。为此，他给聂荣臻元帅写信要求“退”下来改正为副，专心致志搞科学研究和技术攻关。上级同意了他的要求，使他从繁杂的行政、后勤事务中解脱出来。“从此，他只任副职，到七机部任副部长，再到国防科工委任副主任等，专司我国国防科技发展的重大技术问题。他对这种安排十分满意。”

钱学森考虑的是科研工作，而不是自己因此会失去什么权力，降低什么待遇。这种精神贯穿在他的一生之中。钱学森出任中国科协第三届主席的经历也是曲折的。1984年底，中国科协二届五次全国委员会一致通过建议由钱学森担任第三届主席，可他本人不同意。会议的日程是由副主席钱学森致闭幕词。文稿写好了，请钱老审阅。他看了稿子后表示，这个稿子原则上他同意，但最后要加一段话，向大家说明他不能出任第三届主席的理由。如果同意加这段话，他就念这个稿子；如果不同意，他就不念，请别人致闭幕词。科协的同志只好表示：“钱老，您念完这个稿子，可以讲一段您个人的意见，但不要正式写进这份讲稿。”于是，钱学森同意致闭幕词。但是闭幕会这一天，当他在说明自己不适合担任下届主席时，会场上连续地鼓掌，使他没法接着讲下去，有人站起来插话：“钱老，这个问题您个人就别讲了。”大家对插话又热烈鼓掌。后来，杨尚昆、邓颖超、方毅都出面找他谈话，劝他出任科协第三届主席，钱学森最终同意出任下一届科协主席。1991年，当他任期满后，在换届时，他坚决不同意连任，并推荐比自己年轻的人担任下届科协主席。

大家知道，钱学森是全国政协第六、七、八届副主席。当然，第六届他并不是换届时选进去的，而是中间增补进去的。但钱学森并不算这个细账，在七届任满时，他就给当时的全国政协负责人写信，请求不要在八届政协安排任何工作，说“这是我身体条件的实况”。但是这个报告没被批准，直到1998年全国政协八届换届时，钱学森才从副主席的位置上完全退下来。这便是不要地位、要作为的钱学森。

于荣誉，钱学森也是如此。在中国从事科研工作的人大多都想争取一个“院士”的称号，这个称号在1993年10月前叫“学部委员”。然而，钱学森在1988年与1992年曾两次给当时任中科院院长的周光召写信，请求免去他学部委员的称号。收到钱学森的信后，周光召与严济慈一起做他的工作，讲“学部委员不是个官位，是大家选的，任何领导无权批准您的请辞报告”。于是，钱学森只得放弃这个想法。在采访中，夫人蒋英如是说：“一个科研人员，如果满脑子都是金钱、荣誉、地位这些东西，即使他很聪明，也成不了大器。”的确，科学是需要人们无私奉献的，是要耐得住“寂寞”的，古今中外，概莫能外。

1991年10月16日，国务院、中央军委授予钱学森“国家杰出贡献科学家”称号和“一级英雄模范奖章”。“国家杰出贡献科学家”，这是过去从未有过的高规格新提法；“一级英雄模范奖章”，此前一直是战斗英雄、生产一线劳模的专利，从来没有向科学家授予过。授奖厅里掌声雷动，大家急切地等待着、猜测着：钱学森会怎样表达自己激动的心情呢？

在崇高的荣誉面前，钱学森仍然像平常那样朴实、谦逊、平易、诚挚。在致“答词”中，他没有讲人们通常会听到的“感谢话”以“礼尚往来”，而是劈头就说了一句让人万万想不到的话：“今天我不是很激动。”为什么呢？

是不是他有点不识时务，有点迂腐？不了解他的人有点搞不懂，而了解他的人却说，这是实事求是的，因为他已经激动过三次，有一次就在不久前——

“我第一次激动的时刻是在1955年，我被允许可以回国了。我手里拿着一本在美国刚出版的个人写的《工程控制论》和一大本我讲物理力学的讲义，交到老师手里。他翻了翻很有感慨地跟我说——你现在在学术上已经超过了我。我钱学森在学术上超过了这么一位世界闻名的大权威，为中国人争了气，我激动极了。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这么激动。

“建国10周年时，我被接纳为中国共产党党员，这时我的心情非常激动，简直激动得睡不好觉。这是我第二次心情激动。

“第三次心情激动，就在今年。今年，我读了王任重同志为《史来贺传》写的序。在这个序里，他说中央组织部决定把雷锋、焦裕禄、王进喜、史来贺和钱学森这五位同志作为解放40年来在群众中享有崇高威望的共产党员的优秀代表。我能跟他们并列，心情怎不激动？！

“有了这三次激动，我今天倒不怎么激动了。”

这些话在人民大会堂如此庄重的场合讲，乍听起来似乎有些不合时宜。然而细品一下，他又说得多么坦率、多么得体、多么贴切，又多么深刻啊！他看轻的是个人名利、荣誉，看重的是祖国，是党，是人民！

钱学森作为科学巨匠，有着科学家独具的胆识与勇气。“他从不媚俗，从不隐讳自己的观点。在诸如全国政协、中国科协等举行的会议上，他总是大力提倡生动活泼的谈心活动，倡导科学道德与科学民主。” yzhKXe/wt/lxupo2RUwHJTIIHNbeSqE3/iBdwiHJCBM/gFuoE9QDWVZnV94wLl+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