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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每有人提起朱镕基，马洪的脸上总是泛起一丝得意的笑容，他为自己的部下成为如此栋梁之材而高兴。马洪生前回忆说，朱镕基“工作很勤奋，对自己要求很严，对别人也要求很严，不怕得罪人，能坚持原则”。
1951年，新中国不足两周岁，工农业生产还没有恢复，正是百废待兴之时。这一年，在学生中威信比较高的朱镕基以学生自治会主席的身份，带领几百名有理工背景的清华大学毕业生奔赴东北。当时，朱镕基被安排到东北人民政府工业部，不久后被委任为计划处生产计划室副主任。
朱镕基在东北工业部期间，除取得初步的经济工作经验外，还因为工作表现引起了很多人的注意，这些人都很欣赏朱镕基的人品和才气，其中包括后来成为朱镕基直接领导的吕东、袁宝华等，而对朱镕基来说，最重要的伯乐当属后来成为著名经济学家的马洪。可以说，这次“邂逅”对朱镕基的人生经历影响巨大。
马洪比朱镕基大8岁，时任中共东北局委员、副秘书长。马洪的职务要比朱镕基高许多，在工作上，马洪是朱镕基的上级，马洪对他十分赏识。马洪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当时朱镕基工作很努力，人很聪明，很正直，很有发展前途”。
1952年12月，东北工业部撤销，而此时，中央正在酝酿成立国家计划委员会（简称“国家计委”）。由于懂经济的人才十分缺乏，而东北人民政府已积累了几年的经济建设管理经验，从东北调一批既懂经济又有一定工作经验的专业干部进京，是当时中央领导人的愿望，于是“地方干部支援中央”的政策出台。据马洪回忆，1952年，东北局有100余人奉命进京，作为地方支援中央的干部，“我和朱镕基是其中的两个”。
马洪从东北调到北京后，出任刚组建的国家计划委员会委员兼秘书长，朱镕基则先后在国家计委燃动局和综合局工作。马洪与朱镕基的接触，是到北京以后才逐渐增多的，相互之间的了解也不断加深。朱镕基后来升任国家计委主任办公室副处长，马洪是其顶头上司。马洪说，“在计委工作的时候，朱镕基的表现也很出色，是当时工作最出色的干部之一”。
马洪在国家计委工作的日子里，中国经历了初步工业化，而国家计委作为计划经济管理的核心部门，无疑处在中国工业化的风口浪尖上。由于计划经济所固有的特点，国家计委几乎要执掌整个国家的经济生命线。自然，这段时间的历练，对马洪熟悉中国经济是非常有用处的，他近距离地感受到了中国经济脉搏的跳动，对今后经济思想的形成影响不小。
提起20世纪50年代那段不愉快的经历，马洪依然记忆犹新。1958年春，当朱镕基被打成右派时，马洪已经在3年多前被列为“高岗反党集团”的骨干，先后被下放至北京市第一和第三建筑公司工作。这一段不愉快的经历，使他们惺惺相惜。
“文化大革命”后，马洪带头组建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不久便调朱镕基为该所室主任。有关朱镕基的右派问题，马洪说：“朱镕基是在工经所时得到平反的。1978年春天，中共中央下达文件为右派分子摘帽。这一年9月决定为错划为右派分子的人平反。就在这个时候，中国社会科学院宣布为朱镕基等一批当年的受害者平反昭雪。朱镕基被还以清白之身，并恢复了中共党籍。”
日后，担任国务院副秘书长的马洪成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创建人，并担任该中心主任多年，为中国的经济改革出谋划策。马洪说，朱镕基担任国务院副总理之后，“对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工作很支持，有些要求他都亲自帮助解决”。
在国家计委工作期间，马洪参与了国民经济“一五”计划的总体设计，是新中国经济体制的创始人之一。在“大跃进”之后的调整时期，作为国家经济委员会政策研究室负责人，1961年7月马洪作为主要执笔人之一起草了《国营工业企业工作条例（草案）》（即《工业七十条》）。该条例草案实施后，大大提高了当时国有企业的生产力，收到了良好的效果。4年之后，马洪等又对这个条例草案进行了全面的修改，使之更完善。没想到，“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工业七十条》成了被批判的靶子，说它是一株修正主义的大毒草——张春桥、姚文元指使人对《工业七十条》进行笔伐。首当其冲的马洪受到不公正的批判，被停职检查。
对于“条例”的谩骂与攻击，毛泽东并不知晓。其实，毛泽东个人对“条例”是肯定的。“文化大革命”后，邓小平曾对薄一波说，毛主席直到临终时，还把一本有些破损的《工业七十条》摆在枕头边。主席在经济工作中是比较讲究实事求是的，《工业七十条》为中国的经济建设作出了如此大的贡献，他老人家高兴还来不及，怎么会批评呢？马洪等主笔的这个条例，可以说在“文化大革命”前乃至改革开放后，对我国的经济建设与发展都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