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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3月，首届中国经济学奖颁奖典礼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该奖被认为是中国经济学的“诺贝尔奖”，是中国规格最高的经济学奖项。21位专家组成的评委会参照“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评选程序，经过对候选人资料的认真审核与反复磋商，最终投票产生了首届中国经济学奖“杰出贡献奖”的4位获奖人——薛暮桥、马洪、刘国光、吴敬琏，每位获奖者获得30万元奖金。
中国经济学奖是国内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授予个人、对个人长期成就进行奖励的经济学奖项，其宗旨在于通过奖励在经济理论、政策及研究方法等领域作出杰出贡献的中国学者，促进中国经济理论研究的繁荣和政策制定水平的提高，普及经济领域的基础知识，为我国经济的健康发展作出应有的贡献。马洪受之无愧！
马洪是我国著名的经济学家之一，其主要研究领域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经济改革、经济结构、经济发展战略、工业管理和企业管理，横跨经济学和管理学。他是中国市场化取向改革的积极倡导者和推动者之一，也是较早提出和支持“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点的学者之一。让人惊诧的是，马洪当年并不是学经济学的，他说，“我是先从事经济工作的，是没有办法才走上这条船的”。
马洪，原名牛仁权，曾用名牛黄、牛中黄。很小的时候，牛黄总是沉默寡言，村里的人常常看到他一个人玩泥巴、爬草堆或沿着一条蜿蜒的小沟渠慢慢前行，后来人们才渐渐地发现这是一个不爱讲话只爱动脑子的孩子。
尽管小时候牛黄不动声色，却机灵得很，用大人的话说是“不吱声的小调皮”。谁要是欺负了他，他准会不声不响地采用巧妙的手法进行报复。有一次，一个比他高一头的男孩欺负了他，他当时没有说什么，等到傍晚的时候，他爬上路边的一棵大树，等到那男孩放学经过时，用一颗带刺的果实向他砸去，那男孩被突如其来的果实刺得直叫，却不知“暗箭”来自何方，急得哭了起来，牛黄过后却悄悄从树上下来，大模大样地走了。
小牛黄常常默不作声地扎到成人堆里听他们聊天，尤其喜欢听人讲打仗的故事、周边发生的新闻。他一边听着，一边用手在地上画着什么。有一次，父亲问小牛黄：“你将来最想做的事是什么？”牛黄笑了笑，说：“读书！”
▎著名经济学家马洪
18岁那年，牛黄来到了革命圣地延安。在延安时，为派往外地做秘密工作的需要，当时的中央组织部部长陈云为牛黄改了名字，即马洪。当时，马洪进入延安马列学院，接受马列主义的启蒙教育。
尽管马洪不爱说话，但人缘很好。冬天的时候，同学们见他晚上在灯下读书穿得很单薄，便主动把自己的棉袄披到他身上；有的同学从家里带了一些好吃的，会悄悄放在他的桌上。同学们都喜欢跟他在一起，尽管他不善言辞，但他偶一发言，便会让人大吃一惊。马洪的言谈中有着很深厚的理论素养，有一种摄人心魄的力量，他是一个沉默却让人心生敬意的“书呆子”。
“是为了抗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是为了闹革命，搞政治斗争，根本没有打算学什么经济学。那时学院里有一门政治经济学，我也非常喜欢，特别是马克思的经济理论观点，把商品、剩余价值等分析得那样深刻透彻，逻辑思维是那样的强。当时想的是弄清革命的道路，认为反帝反封建的政治斗争是第一位的，没想到我渐渐对政治学着迷了。”马洪说，其实，政治斗争的基础就是经济，目的也是经济。这一时期的学习，为马洪以后搞经济工作和从事经济学理论的研究打下了基础。
后来，马洪加入过共产党所领导的牺盟会，参与了同蒲铁路总工会的筹建，并被推荐为同蒲铁路总工会负责人之一。不久，他加入中国共产党。
此后，马洪在延安中央研究院工作，担任过政治研究室研究员、学术秘书，并担任过延安《共产党人》杂志编辑、宁城县委书记。随着解放区的扩大，中央冀察热辽省委任命他为冀察热辽分局秘书处处长。不论到哪里，他都没有停止思考，他把自己的所学、所见、所思，诉诸笔端，不断在党创办的《新华日报》《共产党人》《群众日报》等报刊上发表文章，宣传党的方针政策。
1948年6月，马洪调中共中央东北局政策研究室工作。当时，东北的工业经济在全国最为发达，产值占全国解放区企业的90%。他研究了苏联的经济理论，又牵头进行调研，结合当时东北经济的实际情况，研究出一套全国经济改革的可操作性范式。当他把调研成果向时任东北局组织部部长、东北财经委副主任张闻天汇报时，张闻天十分兴奋，要求马洪尽快把自己的成果撰写成经济论文报告，向中央汇报，以便向全国推广。
于是，马洪根据张闻天的意见，把厚厚的10多本调研资料一一进行了更理论化的分析，经过若干个日夜的努力，撰写了《东北经济的构成和方针》。在这篇经济论文报告中，马洪首次把东北经济划分为5种成分：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个体经济和“秋林经济”。张闻天看到这份报告，感到思路清晰、事实可靠，既有很坚实的理论分析，也有很实在的调研数据，特别是对5种经济成分的划分更是令人耳目一新，的确是一篇很有价值的论文报告。于是他立即向党中央汇报，并由专人呈送毛泽东。
毛泽东看了这个报告后非常高兴，也十分重视。他认为这是多年来难得的一份真实的、有价值的经济论文报告。于是，毛泽东记住了马洪的名字。
1949年3月，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召开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做了一篇生动而务实的工作报告。工作报告中参照了马洪那篇报告的成果，指出了“中国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转变为社会主义社会”的战略思路。这次全会采用了马洪所归纳的5种经济成分，只是因为“秋林经济”不太好理解，而改为“国家和私人合作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这便成了即将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几种主要经济成分的划分。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也写入了这5种经济成分。一直到半个世纪后，党的十五大、十六大报告中还涉及与这5种经济成分有关的类似概念。由此可见马洪对经济成分的划分之超前性与其理论在中国经济改革中的借鉴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