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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1年6月29日，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毛泽东的是非功过做出了正确结论，并完成了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领导集体班子的组建。新的中央领导班子主持工作后，针对国际国内形势，迅速着手进行农村改革。
7月18日，杜润生向国务院副总理、国家农委主任万里汇报农村工作时，万里对杜润生说，中央“75号文件”中的有些内容给极左的人和不实事求是的人撑了腰。比如说“我国多数地区集体经济是巩固的或比较巩固的”，农业改革在一些地区要突破人为障碍的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万里提出，要考虑制订新的文件。
7月31日，胡耀邦阅批了一期《国内动态清样》，并对万里说：“我考虑今年九十月要再产生个农业问题指示，题目可叫‘关于搞好明年农业生产的几个问题’。请考虑是否叫农口同志先酝酿一下，如杜（指杜润生）。再下去考察前，也可找他先谈一次。”
这年，杜润生组织了17个联合调查组，分赴15个省调查包产到户。来自安徽的调查组报告说：包产到户是“农村的曙光，中国的希望”。这一年全国有161万个生产队包产到户，占生产队总数的32%。调查中许多农民的淳朴话语给杜润生留下了深刻印象。江苏的农民说：“不怕累，就怕捆。”石家庄一先进大队的农民说：“原来是把大家都拴在一个槽上，挤在一起吃那一点草料，管吃不管饱，自己找点东西吃都不让，只能一起饿肚子。”农民实践探索出来的适合生产力发展要求的产权形式，却久久得不到承认，这场观念的交锋，在当时中国产生的思想冲击，让杜润生回味悠长。
8月4日，胡耀邦找杜润生谈话，布置了文件起草工作，并特别提出了文件要写政策放宽问题。胡耀邦指出：我国农业从1978年以来的好转，主要得力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出台的加快农业发展的25条政策，要继续放宽政策。最后要求文件能于11月上旬提交中央拟召开的工作会议讨论。
9月上旬，国务院领导布置国家农委召开安徽、浙江、黑龙江、贵州等省农口负责人和滁县、嘉兴等地区主要负责人参加的座谈会，就文件起草的问题进行了讨论。会上，滁县和农业部的同志发生激烈争论。当时，全国各地“包产到户”的队已占32%，争论的焦点集中在下一步该怎么办。一种主张是维持中央“75号文件”的框子，不再扩展；一种则主张只要农民愿意，就不要限制其发展。这一争论，涉及的深层次问题是“包产到户”究竟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
10月4日至21日，中共中央召开了农村工作会议，各省主管农村工作的负责人都到会参加。其间，中央书记处在10月12日还专门接见了会议代表，一起讨论了文件草稿。文件草稿肯定了杜润生倡导的土地家庭承包经营制度。
在讨论中，胡耀邦针对“包产到户”究竟姓什么的争论指出：现在有一个问题，文件需要讲清楚，这就是农村改革与“包产到户”，并未动摇农村集体经济。可是有些干部、群众总是用习惯语言，把改革说成是“分田单干”，这是不正确的。责任制用了“包”字，本身就说明不是“单干”。土地是最基本的生产资料，坚持土地公有没有变，只是“包”给农民，而不是“分田”，这应向干部和群众进行宣传解释，说明我国农业坚持土地公有制是长期不变的，建立生产责任制也是长期不变的。最后，文件草稿由各省带回去，经过省里讨论，并根据各省意见进行修改定稿。
12月21日，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通过了修改意见稿，并定名为《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纪要》。当这个文件在中央政治局获得通过后，杜润生找到胡耀邦等人，建议将这个文件安排在1982年的元旦发出，成为新年的第一号文件，以便引起全党和全国重视。胡耀邦等人当即表示赞同，胡耀邦随后签发了这个文件。
于是，1982年1月1日，中共中央批转了《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纪要》，指出农村实行的各种责任制，包括小段包工定额计酬，专业承包联产计酬，联产到劳，包产到户、到组，包干到户、到组，等等，都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生产责任制。这样，“中发[1982]1号”文件便诞生了，正式肯定了土地的家庭承包经营制度，结束了对包产到户长达20多年的争论。
▎杜润生一贯认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关键是培育一代又一代的新农民。图为他在为江苏农村题词
据杜润生回忆，一些中央领导起初不赞成包产到户。“一次，在甘肃召集农业农村工作会议，王任重会上又提反对包产到户，宣扬集体经济的优越性，报纸上也发表了。以后，王任重调离农业部，任中宣部部长。离任时，我俩恳谈了两个小时，最后他表示：作为过渡形式，他同意包产到户，前提还是应坚持集体化。他的认识此时已有变化，但已离开农口。”
“1982年这个文件的核心，是第一次以中央的名义取消了包产到户的禁区，尊重群众的选择，并宣布长期不变。文件的另一要点是尊重群众的选择，不同地区，不同条件，允许群众自由选择。”杜润生回忆说，“这个文件报送给中央，邓小平看后说‘完全同意’。陈云看后叫秘书打来电话说：这是个好文件，可以得到干部和群众的拥护。”
这一文件的重大意义在于初步说明了“包产到户”不姓“资”，并强调要进一步注重放宽农村政策。当时农民称中央的“一号文件”好比让他们吃了一颗“顺心丸”。这个文件发布后，到11月统计，全国实行“双包”的生产队占到78.8%。1982年的农业总产值比上年增加11.2%。
当时，胡耀邦说：农村工作方面，每年搞一个战略性文件，下次还要排“一号”。于是，此后4年，每年元旦都发一个关于农村问题的中共中央文件。
第一个“一号文件”打破了政策坚冰，但是很多实际问题接着涌现出来，亟待回答。比如允许不允许私人购买拖拉机，农民能不能倒买倒卖长途贩运。再比如雇工已经出现，政策是否允许，等等。今天看来，这些都不成为问题了，但在当时则属于争议极为激烈的大政方针。为了解决这些现实问题，杜润生又指挥部下展开紧张的调研，在各地召开一系列会议讨论研究，并且继续争取最高层的支持，起草新的文件。
1983年1月，中共中央发布第二个“一号文件”《当前农村经济政策的若干问题》。文件要求继续完善和稳定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要求搞活农村工商业，放宽农村流通领域政策，促进农业生产向商品生产转化。农民完成统购统派任务后的产品，私人也可以经营买卖，可以进城，可以出县、出省。允许农民个人或合伙进行长途贩运。允许农民个人购买农业机械。对农村工商个体户的政策，参照城镇个体经济的政策执行。农村的基础设施，也可以由农民个人或合股兴办，实行有偿使用。
1984年1月1日，发布第三个“一号文件”，即《中共中央关于一九八四年农村工作的通知》。文件宣布了一个农民极为关切的内容：“土地承包期一般应在十五年以上。生产周期长和开发性的项目，如果树、林木、荒山、荒地等，承包期应当更长一些。”文件要求疏通城乡流通渠道，允许农民资金自由流动，发展农村商品生产，放宽农村雇工政策。对于雇工超过规定人数的，“可以不按资本主义的雇工经营看待”。文件要求制止对农民的不合理摊派，减轻农民负担，鼓励农民进入城镇务工，改变“八亿农民搞饭吃”的局面。这是鼓励农民脱离耕地进城务工的最早的文件。以上文件发布之后，温州纠正了当初压制农民搞私营经济的做法，给“八大王”恢复了名誉，称赞“八大王”是发展商品经济和搞活流通的能人。
1985年1月1日发布了第四个“一号文件”，即《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活跃农村经济的十项政策》。十条中，最重要的是第一条“改革农产品统购派购制度”，标志着农村经济进入商品经济发展新阶段。
1986年1月1日，发布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一九八六年农村工作的部署》。这是第五个“一号文件”。1985年，农产品产量下降，农民收入增长缓慢了，一些人对农村改革产生了质疑。针对这种情况，文件强调了要坚持改革、依靠改革解决农业生产中遇到的问题。文件重申要以农业为基础，提出了增加农业投资和水利投资、提高和改善农业技术、加强服务等一系列政策措施。
这五个连贯发布、指导农村改革和发展的“一号文件”，其主要精神分别是：1982年，正式承认包产到户的合法性；1983年，放活农村工商业；1984年，疏通流通渠道，以竞争促发展；1985年，调整产业结构，取消统购统销；1986年，增加农业投入，调整工农城乡关系。五个“一号文件”可圈可点，总的方向是一步步消除“左”的束缚，解放农民和农村生产力，从而为中国农村的现代化奠定了最初的政策基础。作为中共中央书记处农村政策研究室主任兼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杜润生主持起草了这几个有关农村政策的文件。每年年初布置调查题目，秋季总结，冬天起草文件，次年年初发出。
杜润生认为：我国农村人多地少，小农经济是我国实现农业现代化的主要障碍。我国唯有实施城镇化战略，将农村的剩余劳动力转移到二、三产业中去，才是实现农业现代化的唯一出路。为此，杜润生首先提出了农村城镇化这个大的战略问题，他极力主张大办乡镇企业。中央1984年的四号文件和五个“一号文件”中的第三个“一号文件”就是解决这一问题的。自1982年起全国各地的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大批农村青年农民离土不离乡到乡镇企业里务工。这样一方面增加了农民的非农业收入，另一方面又为农业的规模、产业化经营创造了条件。加快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实施城镇化战略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实现农业现代化的必由之路。
杜润生由于长期从事我国的农村工作，有深厚的“三农”工作底蕴。他反复强调农研室的工作一定要代表最广大农民的愿望和要求，要推动和促进农业生产的发展。因此，农研室逐步形成了“三个一”的工作方法：一是组织大批工作人员深入农村调查研究（每年用半年时间下乡），了解农民在想什么，干什么，他们有些什么要求；一是代中央起草一个文件，根据农民群众的愿望和要求提出当年的农村改革方针政策；一是每年召开一次农村工作会议，讨论修改文件。真正做到鼓励发表不同意见，真实反映农村情况。
20世纪80年代，五个“一号文件”启动了中国农村发展的第一个重要时期。主要拉动力是农民首创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它极大调动了农民生产积极性，集中释放了压抑已久的农村社会生产力，一举解决了中国人吃饭问题。从1980年至1985年，农民收入年增长率超过10%。这五个“一号文件”之后的一段历史时期，中央每年都要对“三农”工作进行研究，出台相关文件。特别是1993年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成立以后，每年都要召开中央农村工作会议。
杜润生这样总结当年五个“一号文件”的历史使命：“中国农业的进一步改革，受制于城市国有经济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用当时的一句话来讲，就是对于中国农村改革，一切‘便宜’的项目已经出台，不触动深层结构，再不能向前进一步了。正是这个原因，农村改革初期一系列‘一号文件’的历史使命也告一段落。……中国农村改革并未终结，还需从国民经济全局改革中寻找前进道路。”晚年的杜润生已倦于回顾自己对“包产到户”的作为，他说那是农民自己的发明。
2004年以来的接连几个中央“一号文件”，以科学发展观为主线，以多予、少取、放活为方针，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为目标，对农民实行免税和直接补贴，开启了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新阶段，实现了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战略转变。受一系列惠农政策的支持，我国“三农”工作出现重要转机，粮食连年丰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