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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澜壮阔的中国改革事业，发端于农村。改革开放以来，围绕农业、农村、农民问题，中央出台了一系列重要政策文件，包括数个中央全会文件和10多个中央“一号文件”。在不同历史阶段，中央农村工作文件准确把握保护农民物质利益、尊重农民民主权利、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的改革主线，加速了城乡协调发展的历史进程。这些有关“三农”的中央“一号文件”，记录了农村改革前进的步伐，闪烁着农民首创精神的光辉，也彰显出中央对“三农”问题的重视程度。
改革开放初期，中央农村工作文件起草时一般都是先分门别类下去调研，还常常委托地方和外单位调研，广泛听取干部群众的意见。起草、汇报、研究政策措施……最终由决策层定下来。
1982年1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第一个“一号文件”，对迅速推开的农村改革进行了总结，并对当年和此后一个时期农村改革和农业发展做出了具体部署。之后，连续4年的中央“一号文件”都是关于农村政策的。1982年首个“一号文件”突破了传统的“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体制框框，明确指出包产到户、包干到户或大包干“都是社会主义生产责任制”。这个文件不但肯定了“双包”（包产到户、包干到户）制，而且说明它“不同于合作化以前的小私有的个体经济，而是社会主义农业经济的组成部分”。那么，首个“一号文件”
▎杜润生在江苏如东考察
是如何诞生的呢？
中国改革发端于以包产到户为标志的农村改革。然而，十一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议》仍规定“不许包产到户”。改革起点的两个标志事件竟然是不等式，其中斡旋的推手便是杜润生。
“四人帮”被打倒后，阴霾散去，当农村工作需要他时，杜润生第一时间站到了工作岗位上。国家新成立了国家农业委员会（简称“农委”），杜润生因为有农村工作经验，被任命为副主任。虽然身心都遭遇重创，平反后的杜润生只是感慨浪费了10年时间，他只争朝夕地工作，争取为党多作一份贡献。
对于年已66岁而重回阔别23年之久的农业口，杜润生曾这样回忆：“为什么调我回农口呢？我想可能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议要加强农业，纠正过去‘左’的东西。……1955年，我犯右倾错误，当时中央组织部部长安子文批评我：农民观念数你强，了解情况材料数你多，就是政治上弱，看不清大风向。现在风向在变，也许因此而调我到新成立的农委工作。”
初回农委工作，有同志好言相劝，要杜润生紧跟党中央，接受邓子恢当年的教训，不要搞包产到户。另外一些同志则说，包产到户势在必行，只是个时间问题。虽然长期离开了农口，但身离心不离，依然熟悉农村情况、敢于替农民讲话的杜润生毅然选择了支持农民这一伟大的创举，坚信“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在高层，包产到户依然是一个非常敏感的问题。1980年在中央长期规划会议上，杜润生借机提出先在贫困地区试行包产到户。他说：“贫困地区要调那么多粮食救济，交通又不便利，靠农民长途背运，路上就吃了一多半，国家耗费很大，农民所得不多。建议在贫困地区搞包产到户，让农民自己包生产、包肚子，两头有利。”
这个建言得到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姚依林的支持，随后邓小平也发话表示赞同——在另一次谈话中，邓小平还赞扬了安徽肥西县的包产到户和凤阳的大包干。
1980年9月，杜润生受中央委托，在中央召开的省委第一书记会议上发言，为国家农委代中央草拟的《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几个问题》的文稿作说明，着重谈处理好包产到户问题。杜润生在发言前，包产到户问题会上发生了激烈的争论：公开赞成的是辽宁的任仲夷、内蒙古的周惠、贵州的池必卿等，这是少数；多数表示沉默；有的还坚决反对。反对的人说：“包产到户是条独木桥。我们不走这条独木桥。”池必卿则针锋相对地说：“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走我的独木桥。”
据杜润生回忆，会议休息当中，一位同志拉住他说：包产到户，关系晚节，我们有意见不能不提，留个记录也好。意见严重不统一使得会议无法继续。
随后，杜润生发言，只有2000多字。他的发言深入浅出，言简意赅，共分8条，对包产到户的由来、性质和好处都讲了，其中最突出的是他海纳百川，把各方的意见兼容并包，机智地选择了避开争论，在最易统一双方认识的三个问题上做文章：
一是强调尊重农村干部勇于探索和农民群众自主选择权。对农民，他很有针对性地说：“必须坚持社会主义方向，但要从实际出发，联系农民，照顾农民要求，以便于更好地引导农民前进。”“如果群众自发搞包产到户，就应积极去领导，而不可顶牛或放任自流。”“不该搞而搞了的不要硬纠。”“还有些是需要搞而没有搞的，任群众自主选择，以免与群众对立。”对干部，他说：“鼓励解放思想，调查研究新情况、新问题，勇于探索，言者无罪，兼听并收。”
二是他既阐明包产到户、包干到户是社会主义经济的一种责任制的道理，但又不强加于人，明确提出：“这个问题上一些不一致的认识，可留待实践中解答。”
三是他阐明在全国各地都程度不同地暗中搞起来的包产到户，是解决长期以来没法解决的燃眉之急——温饱问题——的好办法。他说：“集体经济办不好，群众不积极。群众不积极，集体经济更办不好，形成恶性循环。包产到户可以作为一种对恶性循环的突破，不失为较好的选择。调查表明，实行包产到户后，大多增产。”
当时哪个省的一把手敢说自己省里没有温饱问题要解决的呢？于是，听了杜润生的发言，相持不下的各省一把手们，对包产到户问题采取了妥协折中的态度，很快通过了代拟稿。
最终形成后来著名的“75号文件”（即《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几个问题的通知》）：在边远山区和贫困落后地区，群众“要求包产到户的，应当支持群众的要求，可以包产到户，也可以包干到户”。还提出：非边远山区、贫困落后地区“已经实行包产到户的，如果群众不要求改变，就应允许继续实行”。这就改变了此前中央文件规定的“两个不许”（不许包产到户，不许分田单干），也比随后中央文件规定的“一个不许”（不许分田单干）“一个不要”（不要包产到户）大大前进了一步。
这年12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邓小平发表讲话肯定了“75号文件”的制订，但当时农村改革刚刚开始，“只有三分之一的省干起来”，其他“就有不同意见”，没能执行。特别是中央领导班子的调整尚未完成，指导农村改革的思想不尽一致。一些报纸甚至发表文章批评“包产到户”。因此，“75号文件”受到局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