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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润生是山西省太谷县阳邑村人，出身于一个破落的富农家庭。“祖父原来是经商的好手，但家业传到我父亲手上时，已日渐式微，几笔失败的生意使得家道中落。”更悲哀的是，杜润生13岁丧父，14岁丧母，小小年纪就饱尝了丧亲之痛。
面对生存的压力，杜润生发誓要好好读书，将来重新整顿家业，使祖辈的事业发扬光大。他在舅父的帮助下读完了小学，于1927年考入太原国民师范学校。时值北伐战争结束，三民主义未能实现，各党派都宣传自己的主张。杜润生曾寄希望于国民党改组派，但其成员在野时讲革命，一旦当了官就腐化，令青年们大失所望。蒋介石对内加紧镇压革命，九一八事变后却对日军采取不抵抗政策，反动面目原形毕露。经过冷静的观察，杜润生感到真正为中华民族实干的只有共产党。在抗日救亡运动中，杜润生很想靠近共产党，但苦于找不到组织。他与其他青年自发组织了一个“九一八读书会”，发动群众抵制日货，开展抗日宣传。后来，学校成立学生会，他积极参加，并成为骨干。
在共产党的影响下，太原学生运动纠正了自流现象，把斗争锋芒对准国民党反动分子。太原国民师范学校校长梁先达和教育所所长苗培成，是国民党山西省党部委员，压制学生抗日运动，于是学生们发动驱逐梁、苗二人的斗争，组织了包围省党部的请愿活动，杜润生是学生代表之一。军警当场开枪，打死1人，打伤10余人，杜润生也受了伤。惨案教育了民众，也更加坚定了杜润生参加共产党的决心。1932年10月，杜润生先后加入了共产党的外围群众组织抗日反帝同盟会和社会科学家联盟。
驱梁学潮发展到反对当时统治山西的军阀阎锡山，于是遭到镇压，杜润生被通缉，他只好到乡下躲避一段时间。1933年他来到北平，后考入北平师范大学文史系，一面学习，一面从事学生运动。1935年，因被同乡告密，杜润生遭到逮捕，关押数月后被释放出狱。在“一二·九”运动中，他是学联代表，后任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总队区队长、总部宣传部长。1936年夏季，杜润生加入中国共产党。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杜润生在太行山地区参加抗日游击战争，投身根据地政权建设。他历任晋冀豫抗日义勇军三支队队长，太行区党委宣传科科长，冀南太行太岳行政联合办事处教育处处长，晋冀鲁豫边区政府委员，太行山六分区专员和二分区专员，太行区党委城市部太原城委书记，太行行署副主任等职。
解放战争中，杜润生随刘邓大军南下，参加了挺进大别山的战斗。后来，他投入淮海战役，参与领导所在地区的土地改革运动，先后担任中共中央中原局秘书长，中共中央华中局秘书长，中共豫皖苏地区四地委书记。
新中国成立初期，他担任中共中央中南局秘书长兼政策研究室主任，中南局军政委员会土地改革委员会副主任。在领导中南新区的土地改革运动中，杜润生提出了分阶段进行土改的主张，即普遍发动群众、剿匪反霸、建好农会组织，再转入分配土地。他还提倡下乡参加土改的干部与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以利于党的基层组织建立在贫苦农民的阶级基础上。
▎中国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倡导者杜润生
1950年初，中共决定召开全会讨论土地改革。这一年，为起草土地改革报告，37岁的中共中央中南局秘书长杜润生两次被召到中南海，杜润生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第一次见到毛主席。毛泽东得知杜润生是山西人后，说：“自古三晋之地，人才辈出，三皇五帝，建都、打仗在此发迹。八路军也是在山西壮大的。”毛泽东还指着杜润生说：“你们杜家出人才，历史上杜预、杜佑、杜甫等，有好几位姓杜的。”毛泽东这一番话，让杜润生感到一下子拉近了与主席的距离，消除了陌生感。接着，杜润生向毛泽东汇报了中南地区土地改革的打算。遵照毛泽东的指示，杜润生将有关打算写成报告送中央研究室，毛泽东曾亲自批示。
杜润生回忆说：“通过两次会面，我感觉毛主席平易近人，很和气，注意听取别人的意见，具有既坚持原则，又从善如流的大政治家风度。”“毛主席同意了我们一条意见，否定了我们的另一条意见。”
多年后杜润生反思土改，他说，在土改中消灭富农的政策需要重新评估，“我们应承认，当时土地改革对保护劳动者财产利益，没有严格依法执行，留下了不利影响”。
杜润生在土改中的表现给毛泽东留下了深刻印象。1953年，杜润生被上调北京，担任刚刚成立的中央农村工作部秘书长一职。邓子恢任部长。在他们向毛泽东报到时，毛泽东即明确交代，农村工作部的主要任务是推行中央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配合国家工业化的发展，逐步引导农民走向集体化的道路，完成对个体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同时还要求他们与农业、林业、水利和合作部门的党组建立经常的联系，代表党委对他们的工作加以具体指导，同时要深入农村进行调查研究，为中央制定“三农”工作的方针政策提供依据。
在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初期，按中央决议推进农民的互助合作，邓子恢和杜润生提出的一些意见，毛泽东开始也是接受和支持的。但后来农村建立合作社的发展势头非常迅猛，他们跟不上毛泽东决策的变化，和毛泽东出现分歧。主要表现在：第一，毛泽东主张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速度要快，他们则主张慢一点，在不同的发展阶段要控制建社的数量；第二，在中南局土改结束以后，他们提过给农民经济活动的自由，就是商品交换的自由、借贷自由、雇工自由和租佃关系的自由，即“四大自由”，毛泽东认为这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派的主张，缺乏清算；第三，关于合作社的形式，他们主张搞多样化，不要限于一个形式。所有这些，毛泽东都不接受，认为是右倾错误。
1955年7月，毛泽东在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指出：在全国农村中，新的社会主义群众运动就要到来。我们的某些同志却像一个小脚女人，东摇西摆地在那里走路，老是埋怨旁人说：走快了，走快了。不点名地批评了邓子恢和他领导的中央农村工作部。1955年10月，中共中央召开扩大的七届六中全会。会上，毛泽东及中央主要领导人点名批评了邓子恢和杜润生。全会上，邓子恢和杜润生被迫分别做了检讨。
七届六中扩大会议结束后一年时间，中国农村就基本实现了“合作化”。从1953年起计划15年完成的事情，3年时间就完成了。而邓子恢和杜润生却被“闲置”起来。几年以后，中央撤销了农村工作部。
被解除职务的杜润生本来要被放到基层，中央组织部部长安子文惜才，将其留下。1956年，杜润生被调入中国科学院工作。在这里，他接触了许多科学家，把不同科学综合进了自己的农业发展思想中。其间，他主持起草过曾被誉为“科学宪法”的“科学十四条”。
“文化大革命”中，杜润生成为科学院第一批被打倒的人，开除党籍，撤销公职，而且扫地出门，被赶到一个破旧的小屋中暂住。尽管遭受严重折磨，但是他对中国的革命和建设事业有充分的信心，从不悲观失望，“对农村问题总是念念不忘，一面自我检查，一面作为旁观者不断反思，向历史实践寻找答案，渴望水落石出，看出究竟”。
这番经历给了杜润生静心博览群书、学习马列经典著作、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和体察民情的机会，塑造了他此后参与和领导农村政策研究的风格。晚年，杜润生在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评述中，反思自己最初赞同的理由和做过的讲话，并未因为后来经调查研究便不再“跟风”而文过饰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