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小我似乎与杂交水稻结下了不解的情缘

年过九旬的袁隆平，脸庞因经年累月的风吹日晒而布满沟沟壑壑，那是一种农民的沧桑感和知识分子的忧患意识的复杂组合。在他的办公室里，常年放着三样东西：草帽、毛巾和西装。因为他每天都要查看试验田，戴上草帽、毛巾就走；而作为中国工程院院士、水稻专家，他又要经常接待各方人士，所以，穿上西装，他又回到知识分子身份。

出身知识分子家庭的袁隆平对水稻的痴迷远远胜过一般农民。袁隆平6岁时，在武汉郊区的一家园艺场参观，看到繁茂的花果挂满枝头，那红红的桃子，绿绿的葡萄，让他欢喜极了，植物王国就成了令他心驰神往的地方。“从那时起，我开始喜爱上了农业。不久我做了这么一个梦：我们种的水稻，像高粱那么高，穗子像扫把那么长，颗粒像花生那么大，我和几个朋友就坐在稻穗下面乘凉。那时我就想：长大一定从事农业工作！”

然而，现实并非如想象般浪漫。1959—1961年三年困难时期，严酷而沉痛的现实，使从西南农学院毕业分配至湘西教书的袁隆平感到深深不安。此刻，他清醒地认识到，中国必须走水稻高产之路。

20世纪60年代早期，袁隆平发现了一株长得非常粗壮的水稻秧苗，但他当时并不知道这是一株野生杂交水稻。第二年，他播下了这些种子。但没有一株长得像前一年那么高，并且长得零乱不齐。失望中的袁隆平想到，纯品系水稻不会产生分化，由此想到这肯定是杂交稻。他意识到发现的这株秧是第一代天然杂交稻。可是，袁隆平1964年第一次提出杂交水稻的概念时竟引来嘲笑和讥讽。

最初，他按照米丘林、李森科“无性杂交”学说进行教学和科学试验。按当时的全球普遍观点，水稻作为自花授粉的植物没有杂交优势，所以任何实验都毫无意义。但袁隆平不信这是禁区，对这些学说产生了怀疑，而沿着当时被批判的孟德尔、摩尔根遗传基因和染色体学说进行探索，这是需要很大勇气的。

从此，袁隆平迈开双腿，与他的助手们走进水稻王国的茫茫绿海，去寻找天然的水稻雄性不育株。1970年的一天，他们在海南岛一片沼泽地的小池塘边发现了雄性败育的野生稻——“野败”。到1972年，第一个雄性不育系和保持系培育成功了，继而育成了恢复系。1973年实现了“三系”配套，第一个具有较强优势的杂交组合“南优2号”获得成功，并立刻显示了它的增产效应，亩产达到623公斤，单产比常规稻增产20%左右。

袁隆平一下子轰动了世界。西方国家称杂交稻为“东方稻魔”，并将其与中国四大发明并列为“第五大发明”。水稻的高秆变矮秆是第一次绿色革命，西方媒体称袁隆平掀起了全球“第二次绿色革命”。中国农民说，吃饭靠“两平”：一靠邓小平（责任制），二靠袁隆平（杂交稻）。袁隆平的成果不仅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中国人的吃饭问题，而且被认为是解决下个世纪世界性饥饿问题的法宝。后来，袁隆平被全世界尊为“杂交水稻之父”。

自20世纪70年代推广袁隆平的杂交水稻以来，中国每年可多产粮食数百亿斤。2019年，杂交水稻种植面积已占中国水稻种植面积的50%，杂交稻谷产量占中国稻谷总产量的近60%。数字的背后是袁隆平的辛勤耕耘，且一耕就是半个多世纪。年过九旬了，可无论刮风下雨，袁隆平依旧每天上、下午各下一次地。他说：“只要地里有一棵稻子，我就坚持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