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在计划经济时代，研究咨询机构多是大学里设立的社科研究院所、各省市自治区成立的社科研究院所和党政机关内部设立的政策研究机构。它们大多偏重于纯学术、纯理论的研究，或者偏重于服务和服从于各级领导，具有明显的诠释领导讲话和诠释既定政策的色彩。其共同的局限性，就是长期以来脱离社会经济发展的客观实际，理论与实际严重脱离。1989年2月，在马洪的积极倡导和亲自组织下，综合开发研究院（中国·深圳）经国务院批准正式成立。当时他会同一些经济学家和社会活动家，明确提出以“民间性、自主性、开放性、公益性、综合性”为研究院的办院方针，从而实际上开始了我国咨询研究机构社会化、市场化的改革试点。
步入晚年，马洪这位权威的国情研究专家不服老，从南方特区到东北大地，从长江三角洲到西部草原，处处留下了他的身影。他调查的资料堆满了办公室，有人形容他是身背资料走四方的经济学怪杰。对此，马洪说：“我凭什么发言？我凭什么让人们相信我的发言？我必须走四方，然后九九归一！”马洪当时虽然年事已高，仍孜孜不倦地探索强国富民的真谛。随着理论研究的深入和改革开放的发展，他的一些思考、观点和建议或许会被实践超越，但这丝毫不会影响他对中国经济学理论研究和经济政策咨询工作的卓越贡献。
发展新经济谨防泡沫！这是马洪在深圳举行的“2001全球脑库论坛”上的提醒。他指出，在经济转轨时期，应当特别关注同新经济的某些特点相联系的泡沫经济现象。他说，泡沫经济现象在虚拟经济中表现得最为突出。
马洪分析指出，在以欧美为中心的发达国家和亚洲主要国家的范围内，日本经济的竞争力已大幅度降低。20世纪90年代初日本泡沫经济破灭后，日本政府曾10次采取刺激措施，相继注入1万多亿美元，但一直未能实现经济的持续回升。日本之所以能够在“二战”后迅速崛起成为全球的经济强国，其重要原因就在于日本当时建立了一套能够促进其经济发展的新体制和新机制。但是，这些制度没有随着发展的需要而进行相应的改变，于是成为经济和社会改革的阻力。马洪说：“泡沫经济在世界各主要发达国家中是普遍存在的，它在日本和东南亚的出现不过是较欧美略早了一些而已。这是新经济发展的一个副产品，颇值得世人警惕。要维护社会政治和经济的稳定，就必须建立新体制新机制，并要有正确的政策支持。否则的话，世界经济是很难走上自律增长的轨道的。”
这位中国经济学界的泰斗认为，“新经济”的提法本身需要进一步讨论，但他并不否定新经济所具有的优势使其成为整个社会经济发展的一种力量。马洪说，东南亚金融危机中，泡沫经济首当其冲，这场金融危机使我们更进一步认识到，旧有的经济结构以及相关的其他结构已经过时，必须对此进行根本性的改造——但这个改造的过程将是漫长而痛苦的，是要付出代价的。
2005年1月，第二届中国港口经济论坛在天津召开。马洪向大会提交了书面发言，他说，在贯彻落实党中央提出的建成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更具活力、更加开放的经济体系的历史进程中，港口经济正日益显现出其旺盛的活力。“要积极探讨和研究如何增强中国港口经济整体推动力，提升港口经济国际竞争力，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以及区港联动的未来发展方向问题，在对外开放的新格局中，对环渤海地区港口经济的发展及其对区域发展的推动作用进行总结。”他认为所有这些研讨内容必将深化港口经济的理论内涵，促进港口经济实践的协调发展，进而丰富中国经济社会以港口经济为载体的制度创新进程。从深化港口经济内涵、扩大港口经济实践和效益的角度，他认为还应当认真总结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中国港口经济发展的经验和教训。言辞之中，饱含一腔兴国之情、报国之志。
从坚持和完善中国基本经济制度、坚持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高度，党的十六大报告集中全党和全国人民的实践经验与政治智慧，旗帜鲜明地提出两个“必须毫不动摇”：必须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必须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同时强调，要把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和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统一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中，不能把这两者对立起来。各种所有制经济完全可以在市场竞争中发挥各自优势，相互促进，共同发展。马洪认为，这样的认识和表述，应当是我们讨论中国国企改革问题现实和理论的重要基础——尽管可能不是唯一重要的基础，而且不应对其予以形而上学和僵化封闭的理解。
▎薛暮桥（二排右三）、马洪（二排右二）、周叔莲（后中）等访问美国
深化国有企业改革，“深化”的重要内涵之一就是国有企业的产权改革。国有企业产权改革必然涉及公有制尤其是国有制的多种有效实现形式。“多种”和“有效”强调的是，应使国有企业产权实现样式具有“多元化”与“普适性”的本质特征。2000年以来，除少数由国家独资经营的企业外，通过积极推行股份制、实行投资主体多元化、推动垄断行业改革、发展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大公司大企业集团、进一步放开搞活国有中小企业，以及深化集体企业改革、促进多种形式集体经济的发展，从而使混合所有制经济在我国蓬勃发展起来。对此，马洪感到十分欣慰：这既是深化国有企业产权改革的必然结果，也是继续深化国有企业产权改革的重要前提。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市场取向、渐进方式”的历史进程，已经全面深刻地改变了企业组织与经理人员和职工之间的关系，这不仅表现在传统的国有企业与经理人员和职工之间的劳动关系出现多样化特征，而且表现在民营企业、外资企业以及中外合资企业等企业形态中高度市场化雇佣关系的迅速发展。有关研究表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企业不同的劳动雇佣关系模式，对企业绩效会产生重要的影响。企业所有制性质不仅影响经理人员获得报酬的水平，也影响经理人员职责范围和行为方式。用“激励—贡献模式”来观察，不同所有制形式的企业在采取不同类型雇佣关系模式的同时，也表现出组织对经理人员贡献期望与组织向经理人员提供激励的水平差异。2000年以来，在国外人力资本理论与实践逐渐成熟和完善的同时，我国企业人力资本产权性质的制度安排也取得了一定程度的进展。承包制、租赁制、股份合作制的先后实行，以及职工持股、股票期权、经营者年薪制、管理层收购等试点工作的有序展开，不断深化着包括国有企业在内的企业收入分配制度、企业绩效评价体系以至企业产权制度的改革。马洪说：“当然不必讳言，中国国有企业产权制度改革实践正处在探索前进阶段，国有企业产权制度改革与企业经理人员贡献的关系，理论上和实践中有许多具体问题需要更深入的研究。如怎样界定‘成熟的股权激励方式和员工持股政策’？把管理层收购试点探索限定在国有中小型企业范围内，是否可以完全避免‘使所有权和经营权趋于合一’？又如，怎样理解企业高级管理人员持股与长期激励效果的关系？再如，怎样看待当前国有企业规范改制和产权转让过程中，存在的对土地确权定价不规范、对知识产权与技术专利以及商誉等无形资产不评估或评估后不入账、部分企业转让产权不进入市场或进入市场但未实现竞价转让的现象？等等。”马洪强调，正确处理产权制度改革与企业经理人员贡献的关系，是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的“重中之重”，存在困难与风险是很正常的——“改革有险阻，苦战能过关”。
20世纪80年代，中央提出在20世纪末达到小康目标后，按照中央部署，马洪组织动员了几十个部门的自然科学家和社会科学家，开展了“2000年的中国”研究，展望了到2000年实现小康目标的情景和路径。这项宏大研究成果对于凝聚共识、谋划发展蓝图，起到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马洪认为：“生活水平是指社会供给广大居民用于生活消费的商品和服务的数量与质量状况，在很大程度上标志着居民物质需要的满足状况。而生活质量则全面地综合地反映了居民生活需要的满足程度，既包括物质生活需要，也包括精神生活需要，必须使用包括人均收入、卫生与健康、文化教育、环境状况等在内的综合指数来衡量。”因此，我国经济学家和经济工作者从我国国情出发建立了一系列的指标体系，全面地界定与衡量小康生活水平。
马洪研究经济有半个多世纪，他曾说：“经济学说起来挺深奥，但归根到底，目的还是使老百姓的生活富裕起来、老百姓的生活好起来，我作为一个经济学者才有意义。”看到小康社会建设的全面推进，这位资深的经济学家心情异常激动，他说：“我们国家的目标越来越明确了，这是大快人心的事，经济学的贡献由此可见一斑了。”
马洪对经济学科发展和决策咨询研究都作出了重要贡献，但他却十分谦虚。他说：“经济学是个领域广阔的科学，我所涉足的范围是有限的。尤其当前正进入新经济时代，这个时代的许多新知识对于我尚属空白。因此，我认为自己算不上是经济学家，更谈不上什么‘著名’，给一个经济学者的称呼我已觉荣幸。”
2007年10月28日，马洪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87岁。斯人已逝，风范长存。生者对逝者的最好纪念，便是踵武前贤，发扬其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开拓精神，以他为典范，一步一个脚印地推进小康社会的全面建成，让经济学人的研究成果惠及全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