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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门自古以来就是伟大祖国的神圣领土，自公元1557年开始，葡萄牙人向明朝求得澳门的居住权，已有400多年的历史。但澳门问题与香港问题不尽相同，鸦片战争前，当时清政府仍然对澳门行使主权。英帝国主义侵占香港之后，西方列强开始瓜分中国，葡萄牙看到有机可乘，也陆续强行侵占了整个澳门半岛以及附近的路环和氹仔二岛，并于1887年12月1日，迫使清政府签订了中葡《和好通商条约》，条约规定葡萄牙“永居管理澳门”。澳门从而正式沦为葡萄牙的殖民地。从这个意义上讲，澳门问题和香港问题一样，都是西方帝国主义强加给中国的不平等条约的产物。
1984年12月，中英两国政府首脑签署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香港问题结束了，邓小平就做了一个指示，说澳门问题要提上日程了。
在解决香港问题的同时，对澳门问题，中央已经有了一个解决的思路。1984年国庆节刚过，邓小平说：澳门问题也按照香港问题的解决方式，用“一国两制”“澳人治澳”来解决。邓小平强调，不能让葡萄牙把澳门殖民主义的尾巴拖到下一个世纪。
由于香港问题的解决提供了良好的范例，澳门的回归显然轻松了很多。1979年中葡两国建交时，双方就已共同肯定澳门是中国领土，至于归还时间与细节将在适当时间由两国政府谈判解决。
已有丰富谈判经验的周南，作为中国政府代表团团长，全程参与了中葡关于澳门问题的四轮谈判。周南说，关于收回澳门的时间，曾有过早于香港、与香港同时、晚于香港三种考虑，但最晚也须在20世纪之内收回。在中英草签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不久，邓小平在北京会见了港澳国庆观礼团。他在回答澳门客人提问时首次表示：“澳门问题将会像香港一样，同一个时期，同一种方式解决。至于是早解决对香港有利，还是迟解决对香港有利，我还在考虑，现在想听听大家的意见。”
中葡两国关于澳门问题的四轮正式会谈期间，穿插了两国副外长的相互访问，以及在每轮会谈之后中方邀请葡方代表团去外地访问，在访问中进一步交换意见，这在当时被外电称为“旅行外交”。周南说：“为了缓解谈判的紧张情绪，当时，每谈一轮，领着葡萄牙人到中国的一个地方转一转，一边旅游，一边通过私下接触就一些问题进行磋商。比如一次去承德，一次去泰山，一次游长江三峡。利用这种会外的比较轻松的旅游的方式，再私下交换一些意见，就更加容易沟通了，可以解决一些有困难的问题。”借这个机会，周南才第一次踏上了故乡曲阜的土地。“当时，我领着葡萄牙人上了泰山，看了曲阜。对于故乡深厚的文化底蕴，我虽然早就知晓，但在目睹之后，依然颇感震撼。山东历史上出了许多文化名人：孔夫子、孟夫子、王羲之、王渔洋、蒲松龄、郑板桥……”
1986年3月18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与葡萄牙共和国在同一时间向新闻界公布了双方政府关于澳门问题谈判代表团的名单。从谈判开始到达成协议共历时10个月。
这年6月30日，第一轮会谈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举行。会谈在轻松的气氛中开始了。中方代表团团长周南说：“不久以前，我们到意大利的水城威尼斯，坐上一只叫作‘贡多拉’的小木船，那时潮水已经退下来，就在小船上听着那桨声，使我想起了一位中国诗人孟浩然的两句诗‘潮落江平未有风，扁舟共济与君同’，这真是一种美的享受。所以我希望阁下和各位朋友在紧张的工作之余，每次都有机会到我们国家参观一些地方，看看中国的景色。”第二天印行的《澳门日报》记录了这段“轻松的谈话”，并从引用的诗句中猜测会谈在风平浪静中进行，中葡谈判将会比中英谈判顺利一些。
第一轮会谈截至7月1日，一直在北京举行。中方代表在谈判中坚持三项基本原则：一、一定要在本世纪末，即2000年以前收回澳门；二、在恢复行使澳门主权的前提下，保持澳门的稳定和发展；三、在恢复行使澳门主权之后，按“一国两制”的指导思想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三十一条的规定，在澳门设立特别行政区，继续实行资本主义制度，50年不变。
这次会谈的内容是中葡对会谈总议程（中国对澳门行使主权的有关问题、行使主权后的安排、过渡时期的安排）达成协议。首轮会谈结束，发表了短短140字的新闻公报：“……会谈在友好融洽的气氛中进行，双方商定了会谈的全部议程，并就一些实质性问题交换了意见。双方对首轮会谈的结果表示满意，并决定于9月份在北京举行第二轮会谈。”
第二轮会谈于9月9日至10日在北京举行。会谈中，中国代表团提交中葡《联合声明》的附件，并做出相关说明。周南这次引用了晋代画家顾恺之倒吃甘蔗的典故，说：“晋朝有个大画家，叫顾恺之，很喜欢吃甘蔗，而且吃法与众不同，是从尾部到头部，倒着吃的。有人问他为什么这样吃，他说这叫‘渐入佳境’。”结果，有报刊从中猜测，看来谈判已进入实质性阶段，否则怎么说“渐入佳境”呢？二轮谈判结束后的新闻公报中这样表述：“双方在友好融洽的气氛中继续就各项议程的实质性问题进行了讨论，并取得了进展。”至此，人们有理由相信中葡关于澳门问题的谈判，必然会向双方都比较满意的方面发展。
10月21日至22日，重要而关键的中葡第三轮会谈在北京举行。会谈前，周南以刘禹锡的诗句“晴空一鹤排云上，便引诗情到碧霄”来暗示这次会谈将取得重要的进展。事实上，通过这一轮会谈，双方代表团已在各个主要问题上达成原则协议。会谈结束时宣布成立联合工作小组，开始会议文件的审议工作。但是，事情的发展并不是一帆风顺的。
11月17日，周南应邀访问葡萄牙。当时周南在外交部的职位是外交部副部长，而葡萄牙却由外交部部长亲自迎接，这是不符合正常外交礼仪的，这也引起了周南的警惕。
“当天下午举行理论会谈，没有出现任何问题。当天晚上有个招待会，第二天中午又是总理家宴招待。在谈到澳门问题时，我们讲，现在谈得很顺利，很快就可以签订正式的协议了，对方也没有提出任何问题。那天下午是总统苏亚雷斯接见，不要任何人陪见，葡萄牙方面就他一个，中国方面就我一个。”受到葡萄牙总统的单独约见，这在外交场合中并不多见。心生疑虑的周南猜测不出葡方意图，只能前往赴约。“我就觉得有点奇怪，只允许再加我们驻葡使馆的一名葡萄牙语翻译，就我们3个。见面的时候我还是很客气，首先感谢总统百忙之中接见我，然后报告了一下我们双方的代表谈得很融洽，如何如何。这时候他打断了我，说澳门的回归不能在本世纪（20世纪）内，这个时间太短了，要到21世纪的适当时候（再回归）。”
一听此言，周南很吃惊，这个事情邓小平过去已经讲过了，要在本世纪（20世纪）内解决。于是，他立即表示不悦，回答苏亚雷斯说：“听到阁下这样的讲法我很惊讶，因为贵国的谈判代表、特命全权大使，都同意了在本世纪内交还澳门，怎么你们又提出异议？”苏亚雷斯仍辩解：“如果我们的代表团团长这么说了，那么那只是他的个人意见，并不是我们政府的决定。”此时的周南知道自己的态度一定要强硬下去，不能给葡萄牙人喘息的机会，便说道：“你这样的讲法，使我感到更为吃惊。我从事外交工作多年，还从来没有听说过一国政府派出的全权代表在重要会谈中讲的话不能代表本国政府。如果按照阁下这样的说法，那么今后我应该跟谁去谈判呢？”
显然，周南的意思是，总不能让我跟总统或是总理来谈判吧，总得跟代表谈，你说他不能代表本国政府，这有点奇谈怪论了。苏亚雷斯一时不知该怎样回答，周南就接着讲：“要在本世纪内收回澳门，这是中国政府和包括澳门同胞在内的全中国人民的坚定决心和强烈愿望，中国政府在这个问题上不可能做任何让步，希望葡萄牙方面不要再横生枝节，本来双方已经都同意了的。”
讲到这里，苏亚雷斯又僵住了。周南说：“你们再认真考虑下，我就告辞了。”下了楼以后，各国记者本来都在等着采访周南，周南说：“今天比较疲劳，不开记者招待会了。”
日后，周南回忆说：自己回到旅馆后考虑了一下，觉得对方是有意这样安排的，外长不谈、总理不谈，最后弄个总统出来谈，这是拿最高的官职来压我们，采取“鼻子大了把嘴巴压住”的策略。“我们不能屈服于压力，所以除了明确表态，我得给对方也施加一点小小的压力，表达我们的不快。第二天本来安排参观几个景点，我说自己疲劳了，通知葡方明天的参观项目取消，我要在旅馆休息。当夜我也把这个情况写了一封很长的电报发回国内。”
这个让周南颇为震动的变故，其实也是出于葡萄牙政府的牟利之心。原来，在当时的葡萄牙政府中，有些人错误地认为香港回归中国之后，部分外资会从香港迁到澳门，如果晚十几年再将澳门交还给中国的话，葡萄牙方面可能会由于外资的进入而获得巨大利润。
周南取消第二天游览行程的举动引起了媒体和外界的纷纷猜测，不敢冒险破坏协议的葡方不得不再次邀请周南进行会谈。
会谈中，苏亚雷斯表示：“阁下这次来访使葡萄牙政府对于中国政府的立场了解得更加明确、清晰。在回归的时间问题上，希望给我们一点时间，我们内部还需要协调协调。”周南一听他的语气，明显是准备下台阶的样子，就说：“好。”他又跟苏亚雷斯重申中国政府的立场：即在20世纪末之前，完成澳门回归祖国是包括澳门同胞在内的10亿中国人民的强烈愿望，也是中国政府的坚定决心。此后，中国外交部也发表了类似的声明。周南回忆说，当晚，自己回请葡萄牙外长的宴会就比较轻松了，双方也讲了一些好话。
在葡萄牙短暂停留之后，周南立刻返回北京，并受到中央外事工作领导小组组长李先念的赞扬，认为他在面对葡萄牙总统的时候没有软弱，当场顶回无理要求是正确的。
周南以及中国外交部的强硬态度，使得葡萄牙国务会议终于同意在1999年将澳门交还给中国。1987年1月20日，葡萄牙外交与合作国务秘书何泽维马·苏亚雷斯访问北京，向周南正式转述了葡萄牙国务会议的讨论结果。
关于回归日期的确定，开始葡方坚持在1999年的最后一天即12月31日交还澳门。周南说：“按照你们的习惯，每年12月25日圣诞节，随后就是新年了。过年都是大家休息的时候，把交接仪式放在这个时候合适吗？政权交接还是与圣诞节和新年的假期错开来为好。我看，可不可以提前一下？这样，让澳门同胞过一个安安稳稳的假期。”
对此，周南回忆说：“当时，何泽维马·苏亚雷斯说：我做不了主，得报告政府。过了两三天，他答复说：我们同意让一让，让到12月20日。”于是，中葡双方共同确定交接日期为1999年12月20日。周南的机智和坚持，让澳门的回归整整提前了11天。
在整个谈判过程中，中方按照邓小平的指示，贯彻了高度原则性与高度灵活性相结合的方针，在涉及回归日期和涉及主权的问题上绝不让步，在一些次要问题上，则从实际出发，尽量做到互谅互让。与此同时，中方在谈判中既考虑到香港问题和澳门问题基本一致的方面，也充分考虑到两者之间的差异，并作出了相应的处理，如关于“土生葡人”的国籍选择问题，关于澳门施行的“大陆法”与香港施行的“习惯法”的差别问题、两地立法机构的组成方式问题，等等。
周南说：“经过双方的认真磋商，最后达成一个大家都比较满意的协议：当地享有双重国籍的土生葡人，在澳门回归之后可以于一定期限内自己做出选择，放弃中国国籍保留葡萄牙国籍，或作为澳门人保留中国国籍而放弃葡萄牙国籍；回归以后再出生的葡人就不再享有葡萄牙国籍。这样中国方面满意，葡萄牙方面满意，当地的土生葡人也满意。”
1987年3月18日至23日，中葡关于澳门问题的第四轮会谈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举行。各项重大实质性问题都已陆续解决，剩下的只是最后审定协议文本的工作。会谈开始时，周南指着窗外才抽芽的新柳和正开放的桃花说：“去年我访问葡萄牙的时候还是初冬季节，现在已经是大地回春了。我家门口的两棵桃树，一棵已经开花，另一棵也含苞待放了。”说着，他顺口吟诵起“桃红又是一年春”的诗句。随后记者发出的新闻报道中说，那“已经开花”的桃树是暗喻香港谈判，“含苞待放”的桃树则是暗指澳门谈判也将绽出花朵。
这轮会谈历时最长，先后进行了六次会议和五次非正式磋商。最后，双方审议了协议的文本草案，就协议文本的内容取得了一致意见，并决定中葡两国政府关于澳门问题的《联合声明》，由中葡两国政府代表团团长于3月26日在北京草签。至此，中葡关于澳门问题的会谈，以取得圆满的结果而结束。
1987年4月13日，《中葡关于澳门问题的联合声明》在北京正式签字。《联合声明》庄严向世界宣布：“澳门地区（包括澳门半岛、氹仔岛、路环岛）是中国领土，中国政府将于1999年12月20日对澳门恢复行使主权。”
而后，以中葡《联合声明》的原则为基础，相关部门组织基本法起草委员会研究、起草澳门基本法；1993年3月31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全体会议通过了《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和相应的规定。同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关于澳门特别行政区第一届政府、立法会和司法机关产生办法的决定》，1998年4月29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次会议通过了澳门特别行政区筹备委员会组成人员名单，宣告筹委会的正式成立……周南一一见证着。
1999年12月19日午夜，澳门文化中心花园场馆内。中葡两国政府澳门政权交接仪式原定23点40分开始，但因葡萄牙政府代表团4位成员未能及时上台，加上葡国总统桑帕约因患感冒，讲话超时30秒，整个仪式延迟了两分钟。为确保在12月20日零时准时奏中国国歌、升国旗，中方司仪加快语速，国旗护旗手在尚未完成挂旗动作时，让特区护旗手提前入场，终于抢回了延误的时间。中国政府恢复对澳门行使主权，澳门回到了祖国母亲的怀抱，开启了历史发展的新纪元。当天，周南赋诗《澳门回归寄兴》以祝贺：“故国旌旗入澳门，八方笳鼓竞纷纷。乃翁心事今何在，笑指东南一片云。”
周南说，香港、澳门相继回归，是20世纪末中国的盛事、喜事，这从一个侧面体现了中华民族的强大凝聚力，体现了只有共产党领导的新中国，才能最终实现祖国统一这一中华民族几代人为之奋斗的夙愿。历史表明：香港、澳门的主权，没有实力，收不回来；只有实力，没有“一国两制”的伟大构想，也不容易和平收回。同时，还要通过双方的共同努力，才能取得圆满的结果。
在周南看来，澳门继香港之后回归祖国，是按照邓小平提出的“一国两制”的方式解决祖国统一的第二个重要步骤，它不但为澳门今后的繁荣和发展开辟了广阔的空间，而且为按照“一国两制”解决台湾问题提供又一个重要范例。“香港、澳门的顺利回归，是‘一国两制’伟大构想的成功实践与生动的范例，必将对台湾同胞产生深远的影响。随着祖国综合国力的不断增强，我们最终必将能按照‘一国两制’的方针解决好台湾问题，实现祖国的完全统一。”
濠江碧海扬欢浪，盛世莲花谱华章。时间是不凡的书写者！澳门回归以来，在宪法和澳门基本法的保障下，澳门社会和谐稳定，民主政治稳步发展，对外交往不断扩大，各项事业全面发展，民生福利明显改善。周南认为，澳门基本法的成功实施充分表明，只有在全社会形成广泛的国家认同，才能全面准确地实施基本法；只有切实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才能保持澳门的长期繁荣稳定；只有将澳门特别行政区纳入国家治理体系、融入国家发展大局，才能使澳门走向新的美好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