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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南说：“‘一国两制’构想不是突然从天上掉下来的，是经过长期酝酿逐步丰富、逐步完善的。”
早在20世纪50年代，毛泽东、周恩来就提出争取以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的构想。
1974年5月24日，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会见英国保守党领袖、前首相希思，周恩来和邓小平等在座。毛泽东以他特有的风格，与客人纵论天下大事。当希思谈到英国可以给中国提供技术方面的帮助时，毛泽东说：“你们帮助我们，我们高兴……你们剩下一个香港问题，我们现在也不谈。香港是割让的，九龙是租借的，还有二十四年。”说着，他指了指邓小平等人说：“到时候怎么办，我们再商量吧。是他们的事情了。”
1978年召开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中国共产党提出新时期的三大任务：一是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二是完成祖国统一大业，三是维护世界和平。从那时起，中国就把解决香港、澳门、台湾等问题提到了议事日程上来。本来，新中国第一代领导核心原先设想的“一国两制”政策，是准备用在解决台湾问题上的。但后来香港问题先摆到了桌面上。
1979年3月，英国派时任港督麦理浩到北京来摸底，通过各种方式“投石问路”，想延长对“新界”的租期。他说：“按照三个条约的约定，新界是租借的，到1997年就到期了。许多资本家都考虑在土地上投资，这就需要港英政府批租土地。1979年到1997年只有18年的时间，按照租约，如果我们只能批到1997年的话，时间太短，投资者肯定就不来了，可能会影响香港未来的繁荣。是不是可以考虑，同意我们港府有权批租超过1997年的土地？”他表面上这么问，实际上中国政府如果同意此事，即等于同意英国在1997年后有权继续管治整个香港地区。
邓小平觉察到了英国的意图，会见麦理浩时指出，我们历来认为，香港主权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但香港又有它的特殊地位，所以1997年中国收回香港后，香港还可以搞资本主义。这是一项长期的政策。会见中，邓小平明确表示不同意麦理浩提出的1997年6月后新界仍由英国管理的意见。他指出，中国政府的立场不影响投资者的利益。“在本世纪和下世纪初相当长的时期内，香港还可以搞它的资本主义，我们搞我们的社会主义。”实际上已经把“一国两制”核心部分向麦理浩透露了。
1981年4月3日上午，邓小平在北京会晤来访的英国外交大臣卡林顿，除重申对麦理浩讲过的那番话以外，还通报了全国人大常委会1979年元旦《告台湾同胞书》和将要宣布的对台方针要点，建议英方研究中国对台湾的新政策，暗示了中央将参照对台方针的基本内容处理香港问题。邓小平在回答如何继续保持香港的稳定和繁荣的问题时指出：“他们的生活方式、政治制度不变，这是我们的一项长期政策，而非权宜之计。”
8月26日，邓小平在会见台湾、香港知名人士时提出了对台政策：台湾不搞社会主义，社会制度不变；外国资本不动；甚至可以拥有自己的武装力量。9月30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叶剑英发表谈话，阐明了台湾回归祖国、和平统一的九条方针，被称为“叶九条”。
其后，邓小平指示时任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廖承志：香港问题已摆上日程，我们应该有一个明确的方针来解决这个问题。邓小平要求有关部门加紧研究并提出方案，供中央参考。廖承志与时任外交部部长黄华商谈之后，联合了外交部、国务院港澳办、新华社香港分社、经贸部等相关部门，经过反复研究，最后在对台湾问题“九条方针”的基础上，拟订了香港问题“十二条方针”，并于1982年年初上报中央。
1982年1月11日，邓小平在会见美国华人协会主席李耀滋时把“叶九条”概括为“一个国家，两种制度”，可以说这是第一次正式使用了“一国两制”的名词。他说：“九条方针是以叶副主席的名义提出来的，实际上就是一个国家两种制度。两种制度是可以允许的。他们不要破坏大陆的制度，我们也不破坏他们那个制度。国家的统一是我们整个中华民族的愿望。……我们讲大政方针。没有这样的气度不行。”同年2月，胡耀邦在粤闽工作座谈会上谈到准备应付未来香港的复杂工作时也透露：“现在我们除了实行经济上对外开放的政策之外，还要在不远的将来，用另一种方式，即一个国家容许两种社会制度的方式，去解决统一台湾和收复香港、澳门主权的问题。”就这样，以“一国两制”构想解决香港问题的战略定下来了。
4月初，英国前首相希思来访。6日上午，邓小平会见希思并明确告诉他，香港的主权是中国的，中国要维护香港作为自由港和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在这个前提下，由香港人自己组成政府管理香港，香港原有的各种制度也不变，对外可用“中国香港”名字发展民间关系。对英国来说，商业方面不会受到任何影响。在谈到1997年收回香港问题时，邓小平指出，如果中国那时不把香港收回来，我们这些人谁也交不了账。新界的租借，香港岛、九龙半岛的割让，是过去不平等条约定的，现在实际上是废除不平等条约的问题。
4月27日上午，邓小平和胡耀邦一起访问朝鲜，在与金日成会谈时再次谈到香港问题。邓小平说：“现在我们定的方针是，到1997年包括香港岛、九龙半岛、新界整个收回。在中国，不管哪个人当政都不会同意新界延长租期。而且新中国成立之初我们就否定了关于香港的不平等条约，不承认这个条约。卖国的事谁也担当不起。所以，我们同英国人说，到1997年，香港岛、九龙半岛、新界，不管怎样必须收回，不搞这一条全国人民要反对。”
这年8月10日上午，邓小平和邓颖超一起会见美籍华人科学家，再次强调：“1997年香港一定要收回，同时宣布以后的政策。香港不收回，我们这些管事的人，历史上将怎样写我们？说得露骨点是卖国贼，含蓄点是清朝皇帝。香港收回后作为特别行政区，制度、生活方式等都不变，保持现在的国际贸易中心和金融中心的地位。香港的管理，北京不派人，香港自己找人管。但香港必须由以爱国者为主体的香港人管理。”周南说，邓小平的这次谈话，已经说明了“一国两制”的基本构想以及解决香港问题后的各项基本政策。
12月，五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通过的宪法第三十一条规定：“国家在必要时得设立特别行政区。在特别行政区内实行的制度按照具体情况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以法律规定。”这是第一次以宪法形式将“一国两制”构想确定下来。
1983年6月25日，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会见香港地区全国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当时主管港澳事务的廖承志刚刚去世，有人心存疑虑。邓小平明确告诉大家，政策不会因为廖承志的去世而改变，请大家放心。
邓小平当时问大家：“‘九七’后香港实行资本主义还要继续多久？15年？”场内没有声音。邓小平又问：“30年？”还是没有反应。接着，邓小平伸出5个手指，提高嗓门说道：“50年？50年不变可以了吗？”话音刚落，全场响起热烈的掌声。邓小平也露出满意的笑容，他又强调一遍：“‘一国两制’，香港实行资本主义50年不变。”又有人进一步问道：“50年是从哪一年算起？”邓小平回答说：“当然从回归日算起，50年不变。”
一年之后，“一国两制”被正式确立为国策，用以解决港澳台问题。香港、澳门回归，证明“一国两制”构想既体现了维护祖国统一的原则性，又充分尊重了香港、澳门的历史和现实，是推动祖国和平统一的创造性方针，为世界各国提供了国家间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的范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