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历唇枪舌剑的中英谈判

1982年9月24日，北京，人民大会堂东门外。

一身蓝色套装的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走出大门后一直低头不语，结果在下一个台阶时脚下踉跄，摔了一跤。

这个镜头很快被一旁的记者们记录下来，第二天世界各大媒体都在显眼位置报道了撒切尔夫人跌倒的消息。

在撒切尔夫人跌倒之前，这位首次访华的“铁娘子”和邓小平刚刚进行了一次交锋激烈的会晤。时任外交部部长助理的周南在现场见证了这次会谈，他回忆说：“那是一次非常精彩的谈话，后来解决香港问题的基调就是那次谈话定下的。”

在与邓小平的会晤中，刚刚打赢马岛（马尔维纳斯群岛，英国称“福克兰群岛”）战争的撒切尔夫人想以主权换治权，提出继续由英国管治香港，高调坚持“三个条约有效论”，完全无视中方提出的“十二条”方案。周南在晚年回忆说：“小平同志会见撒切尔夫人，他们的会谈确实十分精彩。一开始，撒切尔夫人继续宣扬三个不平等条约（即《南京条约》《北京条约》和《展拓香港界址专条》）是有效的，英国是根据这个管治香港的。她的第二个主要论点是，香港要保持现在的繁荣，必须由英国人统治，没有英国人的统治，香港的繁荣就没有了。她的第三个主要论点是，如果中国方面宣布要收回香港，香港就会出现动乱，要面临灾难性的后果。这就带有一些威胁性了。”

谈判一直在剑拔弩张的气氛中进行。撒切尔夫人的盛气凌人激怒了邓小平，在场的人都感受到了他的怒气。英国的《每日电讯报》后来曾报道，邓小平对一位助手低声抱怨：“我简直没法跟这个女人谈，她根本不讲道理。”

周南回忆：“小平同志对她全面阐述了中国政府对香港问题的基本立场，坚定明确地表示：主权问题不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没有回旋的余地。1997年中国将收回香港，不仅是新界，而且包括香港岛、九龙。否则，任何一个中国领导人和政府都不能向中国人民交代，甚至也不能向世界人民交代。如果不收回，就意味着中国政府是晚清政府，中国领导人是李鸿章！小平同志这一表态打掉了撒切尔夫人‘用一个不平等条约来代替三个不平等条约’的幻想。针对香港必须由英国统治才能保持繁荣这个观点，小平同志反驳说：香港继续保持繁荣，根本上取决于中国收回香港后，在中国管辖之下，实行适合于香港的政策。针对撒切尔夫人的第三个观点，小平同志反驳道：如果说宣布收回香港就会像夫人说的‘带来灾难性的影响’，那我们要勇敢地面对这个灾难，做出决策。”撒切尔夫人一听，沉默良久。

邓小平的态度强硬起来。第一番交手，双方各不相让，邓小平立场坚定，而素有“铁娘子”之称的撒切尔夫人也不愿意就此退让。周南直至晚年还清晰地记得：“最后小平同志不客气地讲：我担心的是过渡时期会出现很大的混乱，而且这些混乱是人为的。这当中不光有外国人，也有中国人，而主要的是英国人。如果香港发生严重的波动怎么办？中国政府将‘被迫不得不对收回香港的时间和方式另作考虑’。小平同志用平和的语调讲出了很有分量的话，应该说撒切尔夫人听懂了这句相当有分量的话。最后，小平同志建议双方达成这样一个协议，即双方同意通过外交途径开始进行香港问题的磋商。并表示，不迟于一两年时间，中国就要正式宣布收回香港的决策。”

“实践证明，小平同志当年的预判是精准的。”周南说，邓小平当年就担心“香港会出乱子”，并就此在与撒切尔夫人谈判时说出“分量很重”的话。彼时，部分英国人认为邓小平在虚张声势，但时任英国驻华大使、“中国通”柯利达认为，事关中国人的民族利益，邓小平是不会让步的。

邓小平曾指出，不安定的因素存在于香港内部，也存在于某些国际势力。周南认为，现在依然如此。香港内部的积极力量是主流，但要警惕“一颗老鼠屎坏了一锅汤”。周南认为，要全面准确贯彻“一国两制”方针和基本法，“不走样，不变形”，首先要“不忘初心”。“一个是强调国家主权不容损害，‘一国’是‘两制’的前提和基础；另一个是充分估计出乱子的可能并做好应对。这两点论是‘不忘初心’的重要组成部分，也贯彻于香港回归前后的全过程。小平同志对香港问题的一系列重要指示并没有过时，时至今日仍然具有深刻的现实指导意义。”周南坚信，“一国两制”已取得了巨大成功，未来一定会攻坚克难、向前发展。

“铁娘子”撒切尔夫人出师不利，和被称为中国的“钢铁公司”的邓小平一交锋就败下阵来。撒切尔夫人很无奈，在离开人民大会堂时精神有些恍惚，在迈下东大门的台阶时摔了一跤，幸而被中方人员及时扶起。

周南说：“很悬的，她是往前扑，搞不好都要骨折。据英国大使柯利达回忆录记载，回到钓鱼台国宾馆，撒切尔夫人对他发牢骚：‘哎呀，邓小平这个人very cruel！’用了英文‘cruel’，直译就是‘残忍’或‘冷酷无情’，客气一点就是‘一点情面都不讲’。”

虽然邓小平与撒切尔夫人的会面为随后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的谈判定了调子，但谈判一开始就陷入僵局。周南回顾时说，我们主张只有在英方承认中国将在1997年收回香港主权的前提下，才能开始进行实质性谈判；英方则回避主权问题，要求只就如何维护香港的繁荣与稳定的问题进行谈判。“一开始章文晋副外长跟英方谈，谈不下来，接着是姚广副外长，也谈不拢。从1982年9月一直到1983年7月，整整10个月的时间争论不休。小平同志规定的两年的谈判期限已经过去了近一半，英方开始感到焦急，后来撒切尔夫人主动给我国领导人写信，建议恢复两国之间的磋商。”

1983年7月，为了寻找突破口，英国驻华大使柯利达悄悄打电话给中方谈判团的周南，邀请他到大使馆与自己共进午餐。饭后，柯利达说：“议程问题久拖不决，这对谈判影响很大，但是我们有我们的难处，希望你们考虑。”

原来，关于“主权的移交”在中文表达中很简单，但是按照英文的习惯，在主权前要加一个冠词“the”。英方认为加“the”不能接受，建议把“the”换成“a”，意思是“一个主权的移交”。周南一听不对劲，这个“a”没法翻译成中文，“一个主权的移交”或是“某个主权的移交”都不像话，而且中文根本没有这个冠词。当时也来不及开会研究了，他说：“根据我对英文文法的理解，可加可不加。你们对‘the’有接受困难，我们也不能接受‘a’，最妥善的办法就是两个都不要，上来就是‘transfer of sovereignty’（主权的移交），我认为也符合英国文化，你觉得怎么样？”

柯利达跟他身边的一等秘书交头接耳一番之后，说可以考虑。周南说“那就这么定了，不要在这个问题上继续争论了，中文不改，英文取消冠词”。就在这顿看似平静的午餐中，周南以敏捷的思维化解了困扰双方近一年的议程问题。

周南说，很快双方就第二阶段谈判的议程达成了一致意见，包括双方经过讨论，就“关于主权移交事宜”这项议程的中、英文译法问题达成了协议，并决定先谈1997年后的安排，再谈1997年前的安排，最后谈“关于主权移交事宜”。1983年7月12日，中英双方开始举行第二阶段第一轮谈判。

当时，姚广为中方代表团团长，谈判地点在北京台基厂头条3号。“会谈地点与时间本来是保密的，但来北京采访中英会谈的大批香港记者一早就守候在英国驻华使馆门口，一看到使馆的车队开出大门，就搭乘出租车穷追不舍，为了不被甩掉还不惜出高价让司机闯红灯。会谈地点就这样被敬业的记者们发现了。”

“谈判并不顺利。前四轮的谈判没有任何效果，英方代表柯利达寸步不让，想以主权换治权，即英方把名义上的主权交给中国，要中国同意继续由英国长期管治香港，想同我们签订一个新的不平等条约来取代三个旧的不平等条约。柯利达说：你们讲的‘一国两制’是一种幻想、空想，历史上从来没有过，是乌托邦——更何况你们的政策多变，今天这样说，明天那样说，不足以取信于人。我们就反驳他的观点，双方争执不下。”周南说，这个时候，希思在1983年9月又一次来到中国，小平同志明确告诉他，以主权换治权根本行不通，希望你回去转告撒切尔夫人，不要再在治权问题上纠缠，不要搞成中国单方面发表声明收回香港，而是要中英联合发表声明。到了10月份，撒切尔夫人来信提出，双方可在中国建议的基础上探讨香港的持久性安排。

第五轮谈判一开始，中方发现柯利达的讲话中有两句有问题。第一句：“英国不寻求1997年之后管治香港方面的主导地位。”“不寻求主导地位”是什么意思？还寻求什么地位？第二句：“英国只是寻求在1997年以后与香港保持某种密切联系。”非主导地位的密切联系是一种什么样的联系？中方反问英方，但英方也没有办法把这个问题说清楚。

周南强调，在这个关键时刻，小平同志在一次接见外宾的谈话中点破了这一条。“小平同志说：现在英国人还是想寻求1997年以后跟中国共管香港，这是我们坚决不能同意的。这句话中的‘共管’，点破了英国人提出的所谓‘非主导地位的密切联系’的意思。在谈判的关键时刻，小平同志讲了关键的话，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第六轮谈判的时候，英方的态度松动了一点。“到第七轮谈判的时候，英方才真正开始跟我们进行实质性的讨论，即讨论我们制定的十二条方针。”

第二阶段会谈的前七轮谈判，周南在台后，主要参与谈判策略研究以及同柯利达进行私下的接触和磋商。每次会谈结束，他们都会开个小会，总结和研究下次会谈的策略。

1984年，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的谈判进入第二个议程，即1997年之前的安排问题。这时，关于香港问题谈判的中英双方代表团团长同时换人，已是外交部副部长的周南从幕后走上台前，接替姚广出任中方代表团团长，英方由新任驻华大使伊文斯接替柯利达出任团长，双方开始第八轮谈判——谈判地点改在钓鱼台2号楼。在随后的谈判中，英方不断地在各种问题上挑战中国主权。

在中方代表团的“十二条”基本方案中，有一条提出“凡是同中国建交的国家，都可以在香港设立领事馆，或者总领事馆”。英方却对此提出了反对意见，说英国跟香港的关系十分特殊，因此要求不设总领馆，而是设立高级专员公署；外交代表不叫总领事，叫高级专员。周南立刻反对：“我在英国前殖民地也就是英联邦成员国待过，这个情况我很清楚，英国只有派往英联邦成员国的外交使节才不叫大使或公使，而叫高级专员。我反问你们提这个意见是什么意思？第一，香港特别行政区不是个独立国家，即使是英联邦国家，也是在首都而不是其他城市设立高级专员；第二，只有英联邦国家你们才设专员，你们是不是想把香港作为英联邦成员国来对待？”

伊文斯愣了一下，跟助手嘀咕了一阵说：“有啊，比如有些国家都派有商务专员。”周南说：“你这就胡扯了，我们也清楚这个商务专员同文化专员一样，都是大使馆下属的外交官，由商务部派的，有的叫商务参赞，有的叫商务专员，是一回事，跟你说的高级专员是两码事，你不能来糊弄我们。”最后伊文斯只得放弃这个意见。

随着谈判的深入，英方代表团在香港隶属问题、高度自治问题等方面都制造了一些矛盾，使谈判不能顺利进行。周南说：“各轮谈判始终围绕着‘国家主权’这个核心问题进行。比如，我们提出的文件中写明，未来特区经中央授权得行使‘高度自治’，英方则企图改为‘完全自治’或‘最大限度自治’，甚至要求特区与中央‘绝缘’；我们写明特区是个地方政府，‘直辖于中央政府’，他们也要求删去。总而言之，就是千方百计要把特区变成一个独立或半独立的政治实体，以便香港在回归后继续由他们操控。这些都被我们打掉了。”

直到整个谈判结束，周南邀请伊文斯吃饭时，伊文斯才一语道出当时英方步步刁难的用心所在。

“我请他吃涮羊肉，当时就半开玩笑地跟他说：大使阁下，你应该很清楚，在主权问题上我们不会让步，可你们在谈判过程中总是不断地提出挑战我们主权的意见。你们为什么要这样做？”周南得到的回答是，英方是步步为营的，所以哪一个问题上中方稍微松动了，他就往前进攻；中方给他封住了，他就没办法了。周南说：“我们有一条谈判策略：我们的底牌不能马上亮出来，而要争取比底牌更高一点的成果，维护国家的权益。这是很重要的一条。”

在之前的一至七轮谈判中，周南与英方的柯利达等代表一直保持着私下的联系与沟通，他觉得这种私下的交流与非正式磋商效果很好，可以更深入地交换意见，比会谈时双方一本正经地正式发言或评论对方的发言沟通效果好得多。于是，他担任团长后除了正式会谈外，还增加了“非正式磋商”这一“谈判”方式。

在接下来的谈判中，英方虽然步步紧逼，但中方在香港回归的原则问题上丝毫不让。

关于在香港设立联合联络小组的问题，周南记得当时争论得非常激烈，谈判几近破裂。“小平同志有个想法，就是为了保证过渡期间香港不出现大的混乱，应该设立一个常设性的中英联合委员会进驻香港，协调中英协议的执行，商谈有关实现政权顺利移交的具体措施。我们根据这个思想准备了一份草案，主要讲为什么要组织中英联合委员会、任务如何、什么时候进驻香港。我们把这份草案拿出来时，英方没有料到，柯利达当时非常紧张。接下来的若干轮谈判中，英方激烈地反对。他们提出，这个机构一旦成立，特别是进驻香港以后，不就成了另外一个权力中心了吗？那港督就变成‘跛脚鸭’了，香港老百姓有事情就会不登港府之门，而是去向联合委员会申述，港府就会办不成事情。英方把后果说得十分严重，无论我们怎么解释，英方就是不同意。”

1984年4月18日，英国外交大臣杰弗里·豪来访，邓小平接见他时当面跟他讲成立中英联合委员会这个组织的好处，并表示：你们如果觉得不方便，我们还可以稍微让步，比如说，头一两年先不进驻香港，先在伦敦、北京、香港3个地方轮流开会。英国方面还是不同意。双方一直协商，拖到当年的六七月，柯利达坐不住了，他建议英国政府再派杰弗里·豪到中国来商议。

“当时已经是7月份，距小平同志规定的两年期限只剩两个月了，我们和英方都希望能够尽早解决这个问题。我跟代表团的团员们商量说：原则上要坚持，但是不是可以在方式上稍微灵活一些，比如说，名字不叫委员会，改成小组。任务更明确一点，写清楚这个组织不干预香港政府的日常行政事务，只解决涉及香港平稳过渡的有关问题。再有就是给英国人一点面子，1997年回归以后中英联合小组可以再存在两年，一直到2000年1月1日，反正那个时候也没有什么实质性的问题好谈了。由于事关重大，当时的国务院总理就让吴学谦外长和我飞往北戴河向小平同志汇报。”

这年7月27日，周南一到北戴河就把相关想法跟邓小平作了汇报。邓小平稍微考虑了一下，说：“可以，进驻是必须要进驻的，时间方面可以灵活一点，你们按照这个想法去争取实现突破。”邓小平表示：基本法要提前到1990年而不是原来设想的1993年公布。接着，邓小平又作了重要指示，就是后来的“五不要”：要英方承诺不得滥用批出土地的收入；不要动摇港币地位；不要让英资带头撤走资金；不要增加特区财政负担；不要让英国人自己搞个治港班子强加给特区政府。

第二天，杰弗里·豪来了。周南回忆：“关于派驻机构问题，英国方面一直不同意在香港设置常设机构，不同意在香港设立‘中英联合联络小组’。我们按照小平同志的指示，终于和英国人谈出了结果。一天中午，姬鹏飞请吃饭，我也在场。刚喝一道汤的时候，柯利达被叫回使馆接电话，大概是撒切尔夫人打来的。后来他们自己的回忆录里面果然透露了，说：‘电报发回去以后，撒切尔基本同意，但是要求力争把联合联络小组结束工作的时间往后推，最好能够推到2002年或者更后。’我方拒绝了。不过这件事情还是谈下来了：联合联络小组自1988年7月1日开始进驻香港，小组的工作于2000年1月1日结束。后来的事实也证明，中英联合联络小组进驻香港之后，为排除香港顺利回归的障碍作出了一些积极的贡献。”

1984年4月，访华的英国外交大臣杰弗里·豪代表英国方面还曾向邓小平提出：香港人心脆弱，希望中国不要派解放军驻守香港。还说万一香港受到侵略，得事先征求港府、特区行政长官和立法会的同意，中国军队方可暂时前往香港处理，没有任务就马上返回。对此，邓小平震怒：香港回归后国防外交必须由中央直接管辖、掌握，中央一定要在香港驻军！

在整个谈判过程中，关于中央在港驻军的问题给周南留下了极深的印象。“有一次小平同志情绪很激动，发了脾气，而且拍了桌子，我至今记忆犹新。这显示了身经百战的小平同志在涉及国家主权的驻军问题上的坚定立场。根据香港特区的国防事务由中央负责的规定，中央有权在香港驻军。但英方强烈反对，提出了各种各样荒唐的理由。每一期的中英会谈简报，小平同志都要亲自过目。小平同志在审阅外交部《关于同英国外交大臣就香港问题会谈方案的请示》报告时就专门批示：在港驻军一条必须坚持，不能让步。”

英方提出了各种各样的理由表示反对中方驻军香港，而周南则牢记邓小平的指示，在驻军问题上寸步不让。周南说：“既然国防由我们来管，当然我们要有驻军的权力，我们需要在香港驻军。而且我们很大方，英国在香港驻军，军费是香港纳税人承担的，我们不占这个便宜，驻军费用由中央直接拨付。”

当时的香港民众对于驻军问题也高度敏感。有一次，周南在香港总商会发表演讲，有人当场用英语发问：“港人对‘中国人民解放军’这一称谓有些抵触，如果将来中国在港驻军的话，那么部队能否换个名字？”周南反驳说没有必要，换个名字好像中国有两支不同的军队似的，而且实质的问题不在于名字。他引用了莎士比亚在《罗密欧与朱丽叶》里的一句诗，大意是“名字算什么，一枝玫瑰换成另外一个名字，闻起来照样芳香”。第二天报纸刊登了这些话，有人看到就说，既然莎士比亚也讲名字不要紧，就不要纠缠这个问题了。

在中英谈判进行到第20轮时，重大障碍已经一一扫除。周南想请英方代表团团长伊文斯大使去三峡旅游，并引用了李白的诗句：“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伊文斯紧张地问：“你说的‘两岸猿声’是不是指英国和香港地区那些反对回归的人？他们听了会不高兴吧？”周南说：“这不要紧，我讲的是‘猿’，没有讲‘人’，谁会承认自己是‘猴子’呢？”

第22轮谈判时，周南对伊文斯说：“现在已经是秋天了。我记得大使先生是春天来的，那么你在中国就经历了3个季节：春天、夏天、秋天。秋天是收获的季节，用中国俗语说就是‘人逢喜事精神爽，月到中秋分外明’。”此时，协议已经基本达成，周南暗喻谈判已经到了结尾的“收获”时期。

1984年9月26日，周南作为中方代表与英方草签了《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12月19日下午，中英两国政府签署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香港开始了长达13年的过渡时期。当时，撒切尔夫人出席了《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的正式签字仪式。“铁娘子”在回忆录中说：“协议并不是，也不可能是我们的胜利，因为我们是同一个不肯让步，而且在实力上又远远超过我们的大国打交道。”

1984年10月，美国《时代》周刊评论说：中英谈判像是一场“双方比赛胆量的战斗，而英国方面首先败退下来”。周南兴奋之余，写下一首七绝《香港回归日近》：“乾坤旋转瑞珠还，五世英灵尽解颜。莫道神州豪气减，看将挥写好江山。” ZCVMUnZ0CC88KrbUQiElQCU3bRSbFAXTr00QxcRMC9XwxAogEqm20NaLQPqKttZ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