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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君如坦言自己是靠研究毛泽东思想理论起家的，他认为毛泽东是灵活地运用马克思主义来研究中国问题——“运用”不是照搬，而是创造。这些年来，李君如在推进理论创新的过程中深深地感到：学习毛泽东，没有止境。过去学过，现在还要学；现在学了，以后结合新的实践还要不停地重新学习。从中国实际出发形成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新的历史条件下，仍然闪耀着熠熠光辉，仍然在新的实践中不断发展着。
如何正确看待改革开放中出现的非公有制经济以及与此相联系的新的社会阶层，曾是理论上一个很大的难题。在许多人看来，改革开放中出现的非公有制经济，就是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之前那种个体的或资本主义的私有制经济，与之相联系的社会阶层就是个体劳动者和资产阶级。其中，“私营企业主”被看成新型的资产阶级。这样的观点，往往会被许多人认同，因为他们认为这是符合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的。
毛泽东在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解决中国革命中遇到的一系列复杂问题时，有许多创造性的贡献。那么，他是怎样运用阶级分析方法的呢？李君如说，在《怎样分析农村阶级》这一可操作性很强的著作中，我们注意到，毛泽东在区分阶级阶层时，不仅看各个利益集团是否占有生产资料或占有多寡，而且看他们是否参加劳动，看他们的生活来源是否主要从劳动中获得以及获得的比重是多少。毛泽东的这篇著作，尽管没有告诉我们改革开放中出现的新的社会阶层属于什么阶级，但是他研究阶级阶层的方法对我们是有启迪意义的。
李君如说，经过全国范围内大量的调查研究，我们获得的基本情况是：一、现在的私营企业主，是在我们党的改革政策和带头致富号召下发展起来的，许多人本来就是劳动者；二、现在的私营企业主，绝大部分没有脱离劳动，他们从事的经营管理是劳动的重要形式，至于民营科技企业的业主大多是科技工作者，企业的产品即是他们或他们参与研制的科研成果，科技工作更是劳动的重要形式；三、科技工作和经营管理作为劳动的重要形式，不仅在社会生产中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而且由于它们大多是复杂劳动，创造了比简单劳动多得多的价值；四、现在的私营企业主相当多数拿工资，以劳动为生活的主要来源，不少私营企业主在工资之外还有凭借各种生产要素获得的非劳动收入，其用途很复杂，有资助社会公益事业的，也有用于个人消费的，但调查数据表明，他们的税后利润近80%都用于扩大再生产（国家相关法规规定不得低于50%），即主要不是用于个人消费。这些情况表明，我国现阶段的私营企业主是既占有生产资料，又从事着复杂劳动，既有合法的非劳动收入，又有合法的劳动收入，而生活来源主要靠劳动的特殊利益集团。他们在改革开放中出现，在社会主义“普照的光”下发展，正在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出自己的贡献。也就是说，他们与过去的资产阶级不同，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
▎李君如一直细心地观察着中国，思考着中国，研究着中国
当然，在研究这一新情况时，李君如等理论工作者碰到了一个很大的难题：如何看待私营企业主在短短几年、十几年中积累起来的资产？李君如说，毛泽东的论述也给我们研究这一问题提供了思路。在我国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大规模社会主义改造之前，曾经对民族资本主义企业实行“四马分肥”的政策，即要求资本家将企业利润的3/4用于工人的福利费、国家的所得税和扩大企业设备的公积金，只准将1/4的利润归资本家用于消费。毛泽东说：“中国现在的资本主义经济，其绝大部分是在人民政府管理之下的，用各种形式和国营社会主义经济联系着的，并受工人监督的资本主义经济。”“这种资本主义企业，已经不是解放前的那种资本主义企业，它们主要是为国家和人民的需要而生产，资本家已不能唯利是图。当然，工人还要为资本家生产一部分利润，但这部分利润，在整个盈利中至多占百分之二十五。”毛泽东还说：这种资本主义经济已经是“带着很大的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重温毛泽东这些论述，有两点特别值得注意：一是他判断一种经济的性质，不仅看其生产资料占有状况，而且强调它与什么样的社会制度和政权相联系，对谁有利；与此直接相联系的另一点是，他把企业积累下来用于扩大再生产的固定资产看作是为工人和国家服务的资产，仅仅指出其中一小部分是为资本家生产利润的，因此总体上是把这部分资产归入“带着很大的社会主义性质”的范畴之内的。
正是毛泽东这些重要思想及其研究问题的科学方法，使理论工作者在对当前社会阶层结构变化状况的研究中认识到：一方面，包括私营企业主在内的新的社会阶层成员都在各自的岗位上从事着各种劳动。我们“必须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这要作为党和国家的一项重大方针在全社会认真贯彻。要尊重和保护一切有益于人民和社会的劳动。不论是体力劳动还是脑力劳动，不论是简单劳动还是复杂劳动，一切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作出贡献的劳动，都是光荣的，都应该得到承认和尊重”。另一方面，要承认新的社会阶层特别是私营企业主积累了可观的私有财产，但同时要看这些财产是否为人民和国家服务。我们“不能简单地把有没有财产、有多少财产当作判断人们政治上先进和落后的标准，而主要应该看他们的思想政治状况和现实表现，看他们的财产是怎么得来的以及对财产怎么支配和使用，看他们以自己的劳动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所作的贡献”。正是基于这两点认识，我们认为：“在社会变革中出现的民营科技企业的创业人员和技术人员、受聘于外资企业的管理技术人员、个体户、私营企业主、中介组织的从业人员、自由职业人员等社会阶层，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
在如何正确对待改革开放中出现的新的社会阶层问题上，最大的难题是：他们中的优秀分子能不能加入中国共产党？因为这不仅是一个理论问题，而且因过去有过文件规定，还是一个很大的政策问题、政治问题。李君如说，党中央在研究和解决这一难题的时候，毛泽东关于“主要从思想上建设党”的创造性思想，给我们提供了重要的思路和启发。
李君如分析说：“这一重要思想，概括起来是这样几点：一、判断党的性质，主要不是看党员的阶级构成和领导机关成员的阶级出身，而是看党的主张即纲领是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是不是代表了工人阶级的最高利益。二、吸收党员，要讲成分和阶级出身，但主要不是看他的社会成分，而是看他是否拥护党的纲领，并为之而奋斗（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对于来自非劳动阶级、阶层的革命分子，在入党时必须经过严格考察，以防止坏人混入并避免盲目地大批吸收入党）。三、党是共产主义大熔炉，要教育党员不仅在组织上入党，而且要在思想上入党。可以说，毛泽东的建党思想是既坚持马列主义，又坚持从中国实际出发的。他当年在农村领导革命，不可能有那么多的工人，加上雇农，无产阶级的数量也不会多，因此提出主要从思想上来建设党。没有思想解放的魄力，这样一种有伟大创造性的理论是提不出来的。”
毛泽东思想不是书斋里的学问，而是实践中的哲学。毛泽东的许多精辟论断，在已经跨入21世纪的今天，依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李君如感叹：“我们学习毛泽东，也要学习，学习，再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