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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富清入伍后，几乎天天打仗，一直没有给家里写信。因为没有收到过儿子的家书，远在陕西汉中的母亲以为张富清已经牺牲了。直到1948年底，一张西北野战军寄来的特等功报功书送到母亲手里，她才知道儿子不仅活着，还成了战功卓著的英雄。
1949年2月1日，西北野战军整编为第一野战军。张富清所在团整编为第2军第5师第14团。
在1949年5月至7月“陕中战役、扶眉战役经过图”上，一段段红粗箭头，标注着第2军的战斗路线，东起蒲城，途经泾阳、咸阳、兴平、扶风，西至宝鸡。与西柏坡嘀嘀的电报声同样急切的是解放军指战员奔袭作战的脚步。
“一野”发出动员令，号召全体指战员：为“解放整个大西北而战斗”，“敌人逃到哪里必须追到哪里，不给片刻喘息机会”。各部队冒风雨，忍饥饿，连续奔袭。“那段日子，除了打仗，没记起在哪个地方停过。”张富清回忆说。张富清和战友们夜以继日，攻城拔寨，风卷残云。
7月底，“一野”三路大军陈兵陕甘边境，直指平凉——宁甘两省的咽喉。队伍中的张富清第一次走出陕西。至此，八百里秦川，换了人间。
新中国成立前夕，党中央决定：“第一野战军必须在1949年冬结束西北解放战争，以便明年进入和平建设，新疆不能例外。”新中国成立那天，张富清跋涉在进军酒泉的路上。喜讯是两天后听到的。“新中国成立啦！”他和战友们格外高兴，举枪高喊！
新中国成立第4天，“一野”第1兵团在酒泉召开进疆誓师大会，号召部队“把五星红旗插上帕米尔高原”。酒泉至喀什，2500多公里，要穿越戈壁瀚海，翻越雪山峻岭。有人说，这支红军部队开始了“第三次长征”。
挺进途中，张富清和战友们时常高唱由王震的诗谱成的战歌：“白雪罩祁连，乌云盖山巅。草原秋风狂，凯歌进新疆。”当时，张富清已作为战斗骨干调入第2军教导团。在吐鲁番过冬后，教导团徒步1600多公里，于1950年三四月间到达喀什。
“到哈密后，再没打过光脚板。以前，没鞋穿是常事。”他脚底的老茧又厚又硬，“赤脚不影响行军打仗”。张富清说，不光有了新军鞋，还有了新军装。“部分官兵换上黄色的新军装，还有了新棉衣。”而全体换装，是到了南疆以后。
吃饭，终于都用上碗了。此前，尤其是奔袭途中，开饭时，炊事员都是把食物或往军帽里、或往衣襟上、或往几片树叶上一扣，大家边吃边走。“到喀什后，能经常洗衣服了，用开水一烫，烫死的虱子漂一层……”半年后，军衣上才没了“小动物”。
教导团到疏勒后，也迎来一边开荒一边建营房的激情岁月。在“大草湖”，张富清和战友们搭起帐篷，拉开“军垦第一犁”。
1950年，西北军政委员会颁布了《解放大西北人民功臣奖章条例》，张富清因为功勋卓著，被授予“人民功臣”奖章。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如火的战歌一路传到祖国西陲，已是连职军官的张富清和战友们慷慨激昂，主动请缨参战。1953年，中央军委从各大军区抽调有作战经验的军官到北京集中，准备入朝作战。屡立战功的张富清和几十名战友从新疆出发马不停蹄赶往北京，又一次准备奔赴战场。一行人，背着面粉做的坨坨馍，星夜兼程。沿途，公路仍很欠缺，有车时就坐一段，大多时候是徒步。“能通车的地方就坐车，不通车的地方就走路。到达北京时，很多人的脚板早已磨出了厚厚的血茧。”张富清回忆。
那一趟，走了一个来月，万千山岗、风雨冰雪都经历了。途经鄯善，遭遇沙尘暴，黄沙遮天蔽日，一行人蒙着纱布才能睁开眼睛、辨识路线，行进极其艰难。“路上缺水，在补给站装一壶水，渴得受不了才舍得喝一口，干得口鼻出血，有人还晕倒过。到北京后，我感到很疲劳，吃饭不大吃得进去，接连好几天只想喝水。”在北京整装待发之际，《朝鲜停战协定》签署。他们随即被送往文化速成学校学习文化知识。
几个月后，董必武任总团长的“全国人民慰问人民解放军代表团”赴各地部队开展慰问活动。当时，张富清正在武汉的中国人民解放军防空部队文化速成中学学习。慰问团来到这里，作为上级抽调的优秀军官，他和战友们一人获得一块纪念章、一只搪瓷缸。
日后，张富清工作的地点一变再变，但是随身携带的物件里，始终有这只搪瓷缸。时间久了，搪瓷缸被磨破，张富清拿牙膏皮补好后继续用。补了又补，实在没法再用，他就拿来装牙膏。如今，搪瓷缸被他小心收藏了起来。对于老人来说，这只搪瓷缸，不仅仅是喝水的杯子，而且装着部队的回忆，装着军人的荣誉。不论是端着喝水，还是闲暇之余看上一眼，这只陪伴他多年的搪瓷缸都让张富清感受到战友们仿佛还在身边。凝视着它，仿佛就回到过去的岁月，听到隆隆炮声，看到那些牺牲的战友在冲他微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