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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家马尔萨斯（Thomas Robert Malthus，1766年—1834年）于1789年发表《人口论》，并指出人口的增长率总是大于物质的增长率，前者为等比级数，后者为等差级数。这条可怕的定律被引用到历史学范畴，用来说明中外各个朝代始终是乱多于治，即承平的时代永远无法与动乱的时代在时间上拉平。由此足以证实，原来承平时代的人口呈等比级数急剧递增，一旦达到饱和点后，为了争夺充饥的口粮，草莽英雄率领饥民、饥兵起而掠夺。“等比级数”递增而来的人口，在一批完全失去理智的人物“大开杀戒”下，成千上万地被抹掉；随着人口减少、时间流逝，历史慢慢地又把等差级数的砝码摆平，于是乎，天下步入太平。
这种偏颇的理论，原是不能成立的。然而回溯古今中外遭受急剧动乱的历史，有时候一些事实却反为此张目。兹以我国来证，我国历史上承平的时代自然不少—西周的成王、康王年间，西汉的文帝、景帝年间，东汉的明帝、章帝年间，南朝的宋元嘉年间、齐的永明年间，大唐的贞观、开元盛世，宋朝的太宗至仁宗之世，明朝的成祖至仁宗、宣宗之世，清朝的康、雍、乾盛世等，但动荡不定、杌陧难安，杀人如麻、积尸如山，人命不如蝼蚁的混乱时代亦多发。
当时局陷入动乱，这时朝局的变幻常常难以用常理来衡量，等比等差之说又从中作梗。就以唐朝来说吧，自唐开国至安史之乱，也不过一百三十七年，从历史角度来看，一百三十七年不能算长，但在动乱时便无法摆脱这一定律的纠缠而必须把砝码重新拉平，多心酸的悲剧呀！历史的无情律！
安史之乱后，治平的盛况转眼成为陈迹，潜伏于大时代内的那些腐化的群体纷纷自行出笼：
一、藩镇跋扈。悍将武夫，割据独立，形成开府开幕、窃号盗国、称帝称王的局面。
二、朋比为党。结派争斗，党同伐异，不顾是非，不择手段，是我党者虽非也是，非我党者虽是也非，讥诋倾轧，务期赶尽杀绝而后已。
三、宦官逞焰。操纵军权，干涉朝政，权倾内外，炙手可热，朝廷安危咸系于阉竖之手，“废立与屠宰”视同儿戏。陈宏志、刘克明、仇士良、刘季述等阉丑即是这等角色。
四、民变相踵连。公元859年发生裘甫起义；公元868年发生庞勋起义；公元878年发生黄巢起义；公元883年发生秦宗权之乱。在这半个世纪之中，中央朝廷政权旁落、社会制度解纽，缺乏维系人心、领导群伦的人物，给人们规划一幅理想的蓝图，更缺乏足以号召天下、消弭乱源的杰出政治领袖。于是焉，上述四大因素非唯未见止息，反而因骄兵悍将纵其生理本能，构煽助乱，文士学人卖身投靠，行径卑劣，无所不为，宦官阉丑操纵舞弊，局势越发不可收拾。
正统的中央朝廷宛如一座临时搭成的“草台戏”，尔虞我诈，你争我夺，我起你倒，粉墨登场者多有杀红了眼的强盗，经籍义理可以不讲，五伦可以不谈，六亲可以不认，什么三纲五常、四维八德，全部扔到茅坑里去！人人所认识的是金钱、名位、酒色，以及能满足一己生理需求或使心里惬意的物质享受，五代十国，如是而已！
朱温（汉人）、李存勖、石敬瑭、刘知远（三者全系沙陀族）、郭威（汉人）算是这台戏上挑大梁的主角。
一些远处边陲的藩镇豪强，觉得争夺正统的战争迹近于不择手段的强盗行径，于是有的愤而抗命以至于自行宣布独立，有的由于先天地理环境的优越条件、其力足与中央朝廷相抗衡也起而效尤，有的由于鞭长莫及、形禁势格也关起大门窃号自娱，有的由于狼奔豕突、苦心经营也起家发迹。凡此种种，皆是十国临时“草台戏”的起源。前蜀的王建，后蜀的孟知祥，北汉的刘崇，南汉的刘隐，荆南的高季兴，吴的杨行密，南唐的李昪，吴越的钱镠，楚的马殷，闽的王审知等全都眼睛红了半天，口涎流了多年，因而纷纷挂起国号的招牌，以满足其梦寐以求的愿望。
这些称孤道寡的角色，全是天赐良机、时势造英雄的果实，因此在他们苦心经营的建国期间，大抵还有一些草草的规模可观，迨乎下一代继承大统，他们与父辈的出身不同，因而早已蜕变为另一阶层—统治阶层。于是，在文风炽盛的环境之下，有的继承者嫌恶其祖先的椎鲁不文，鄙弃其规范不值一顾，一心一意地以诗人墨客的身份自我陶醉起来；有的继承者濡染于文化荒昧，多愚妄无知而崇尚迷信，大有恨不得倾其家私供方士炼丹吐纳，作为白日飞升的“上天梯”之用。
总之，五代十国开国开府、称孤道寡的角色大抵称得上“英雄本色”，而其下一代，撇开李嗣源、柴荣、钱元瓘、高从诲等寥寥数人，其余的多是大瘪三、太保、流氓、盗匪、阿猫阿狗之类的货色。为求了解五代十国的人物概况及其行状，我在此举例说明，他们是如何在社会制度解体后，尽情地暴露其原形的：
一、不识之无。帝王将相多是文盲，也不想识字，没有办法书写自己的姓名。五代的君主，如李嗣源、李从珂、王建等人，其力足以举“千钧”，却都无法搦起笔管来书写，与盛唐、东汉的帝王相比，简直不可同日而语。不过识字与否，殊无关于其智识之广博与治绩之良佳，这是必须声明的。
二、暴兵拥主，讨价还价。罗马帝国时代的皇帝多先由部队拥立，而后由元老院追认，五代也然。李嗣源、李从珂、石敬瑭、刘知远、郭威等姑且不必谈，即使那些骄兵悍卒，无不天天在动脑筋，准备按级推升。邺都之变时，李嗣源奉李存勖之命前往讨乱，从马直军士张破败申诉一遍大道理后，即向李嗣源提出条件：“请主上（李存勖）在河南做皇帝，你在河北做天子！我们绝对无条件拥护你。”
渭州发生兵乱，杨光远挥军自白阜直驱滑州，士兵即欲推他为帝，此时，还未到反叛程度的杨光远道：“皇帝是你们耍把戏的玩物吗？”
三、皇帝是个啥玩意儿呢？借用成德节度使安重荣的话，“天子宁有种耶？兵强马壮者为之尔”。这话直截了当，怪不得人人都想要试一试，人人都想过过瘾。
四、高度迷信。不论帝王将相还是骄兵悍卒，因其脑海中贮不住半点墨汁，椎鲁愚昧，不识之无，故无不迷信极深。
范延光梦蛇入腹，问术士张生，张信口开河道：“蛇者，龙也，帝王之兆。”延光从此有“非常之志”，开始飘飘然起来。
安重荣曾挟弓矢谓左右曰：“假如我能一箭射中（府廨幡）杆上的龙首，证明我一定有天命。”一发中的，从此开始骨头没有四两重！
杨光远反叛后，被围困数重，其子劝降，光远不允许，道：“我从前在代北，尝以纸钱祭天地，都说我命该做皇帝，你们要耐心地等待。”
淮南节度使高骈对方士吕用之、张守一、诸葛欣等人偏听偏信，闹得广陵（扬州）从此兵连祸结，人民惨到“草根木实皆尽，以堇泥为饼食之”。
闽王王延钧好神仙之术，信任道士陈守元、徐彦林、盛韬，后来居然想“避位受道”，拟作“大罗仙主”去，其情况与高骈大同小异。
李从珂听信薛文遇的话，迁移石敬瑭的藩镇，逼得石敬瑭狗急跳墙。当时李发表移镇的理由是“术士说：‘国家今年应得贤佐，出奇谋，以定天下。’大概就是薛文遇吧！”主意遂定。结局是李氏阖家登上玄武楼自焚，后唐亡。
董昌讲究谶语，听说有“兔子上金床”的话，于是搞了一个“大越罗平国”，做起“闭门天子”来，结果全家三百余口一起脑袋大搬家。
五、相臣无度量。任圜、安重诲、史弘肇、杨邠、苏禹珪、张颢、徐温……他们虽贵为秉柄朝政、权操司衡的宰相，但其涵量之窄，褊衷之狭，居然像眼皮般连一粒小沙子都容纳不下，而且都借着鸡毛蒜皮的事闹得天翻地覆！
六、以未能当上“儿皇帝”为莫大遗憾。“儿皇帝”石敬瑭此例一开，赵德钧、赵延寿父子，范延光、杨光远、杜重威、刘知远、刘崇、刘钧……莫不奋力争取“儿皇帝”的“荣衔”，并以未能挨上一脚为终身奇耻大辱
。当青州之围时杨光远被李守贞搞得走投无路时，“第四号儿皇帝”竟大模大样地跪在城头，朝北向契丹遥遥地磕着响头，口中念念有词：“皇帝呀！你误了我杨光远的大事啊！”一种懊丧兼愤恨的神情溢于言表，足见当时的“方面大员”既无廉耻之心，也无国家民族的观念，只是一心一意地伸长“狗头”，准备套上那顶似“狗枷”的“皇冠”而已。
七、官比贼凶。在五代十国的大混乱里，每一个战胜者入城后并不是急于出榜安民，相反总是“纵兵大掠”，大肆洗劫掳掠。当后汉隐帝刘承祐差人去杀郭威和邺都监军使王峻时，王峻立即向其部下开出“支票”：“俟克京城，听旬日剽掠。”众皆踊跃，而一些胆子较大的市井无赖遂趁机而起，或做向导，或彼此合作，掳人妇女，杀人越货，几乎成为一项通行的“不成文法”。这没有别的理由可解释，上级有意鼓励他们这样干，算是变相“赏功酬劳”的一种手法，但无辜的人民却宛如煎熬于水深火热的地狱中，无时无地不准备着受劫受难。
八、贪污成风。五代的贪污风气，真是达到棺材里也伸出手来—死要钱的程度，如果没有财帛相贿，任何事也休想办成。没有金钱相赠就寸步难行，以号称开明之治的后唐明宗李嗣源来说，其手下人莫不个个有贿赂，贿赂搞垮了后唐的王朝，贿赂逼得高季兴宣布独立！贿赂的力量是通天、过海、入地，无所不能，无所不通！
而正因为贪风盛行，拍马屁的风气遂告炽盛。杭州人董昌，组织有特别进贡运输队五百人，可以“每旬发一纲，金万两，银五千，越绫万五千匹，他物称是”，不管雨雪风霜都按时运达京师，有的固然入皇家国库，但其他的官员也莫不染指！怪不得董昌“窃号去号”后，朝廷仍有人在继续替他说好话：“董昌可能是得了精神分裂症，原谅他一次吧！”这不是贿赂的潜力在起作用又是什么呢？
九、“黑吃黑”。成德节度使董温琪以其聚敛搜刮来的民脂民膏，积成千千万万的家当，“老董”被契丹俘虏后，其管家秘琼把他全家宰掉后，实行“黑吃黑”。天雄节度使范延光想叛变，苦无本钱，也“黑吃黑”起来，乃令手下兵士化装成土匪杀了“临时富翁”秘琼，夺其“黑吃黑”的财产。后来，杨光远又动起“老范”的脑筋。董温琪贪墨得来的一笔污血钱，害死了多少人，害得人人露出了比野兽还凶的原形。
十、坏人出头。一些莫名其妙的人物、鸡鸣狗盗之辈或是贩夫走卒，均风云际会，趁时而起。像李彦韬这类货色，原不过是替人扦扦脚、捶捶背的混堂瘪三，但一经石敬瑭喜爱，他便发迹了，而且红得发紫，居然可以参加“升黜将相”的会议，并且有绝对决定权，他总是如此对人说：“我不晓得朝廷设立‘文官’，能派上啥用场？待我慢慢地把他们一个个地撵出去！”其他如淮南的吕用之、福建的盛韬，莫不是这路货色，吕用之尚且搞到建衙开府，中央朝廷封他为岭南东道节度使。这类节度使是个啥玩意儿？其嘴脸不难想象。
十一、枭獍
食母。社会上，不时有逆子殴母、逆子杀父的怪闻，这些大违道德的行为，总有起因可细加追究，断不是其来无由的。五代的社会可不然，官拜河阳行军司马的李彦殉，自做官那天起，从未向其父母供奉一文钱。后来，李彦殉因参加范延光的“独立运动”，被杨光远所讨。杨利用其老母来“阵前喊话”，孰料李彦殉看到自己的母亲后，拔出箭来就向她射去，李将军是“神箭手”，这一箭不偏不倚正中心脏，他的老母亲在城下抽搐了一阵子之后，只好到阎罗王那里去“按铃申诉”了！这是一个大将蓄意要其老母在他面前倒下去，与时下的逆子杀父杀母完全不同！后来事情平息后，石敬瑭还升他做坊州刺史，这是一种什么社会呀！
十二、养子风气炽盛。安史之乱后，藩镇跋扈。一向喜爱并重视武将的大唐有了“养子制度”，杨行密、徐知诰、李嗣源、李从珂等皆是如此。与此同时，为了表示宠爱番将，大唐还实行“赐姓主义”。沙陀人朱邪赤心由僖宗赐名为李国昌，黄巢麾下叛将朱温被赐名朱全忠。“养子制度”搞得家庭内结党立派、争权夺位，真假骨肉互相残杀。赐姓改名，把族谱搞得乱七八糟，完全进入了“四五花洞时代”
，使得爱讲究国姓、郡姓、侨姓、吴姓的“保粹家们”及抱台脚的朋友痛哭流涕。
十三、乱开政治“空头支票”。由当下的票据交易所开出的名单来看，开空头支票几乎是一项富有趣味性的“交子旅行运动”。至于政治支票呢？总该兑现才是，但颇有些人不知是否存心行欺使骗。在未争到此项“荣衔”时，声嘶力竭地生死以赴，务期达到目的而后止；一旦达到，便转瞬之间忘得一干二净。后唐末帝李从珂可不是这类人物，他决不食言而肥。当他在凤翔府时，他答应兵士到洛阳后，每人赏钱百缗，后来他果真打到了洛阳，然而国库却空空如也。李从珂苦恼了一大段时日，最后钱发了，但发得太少，军士们不满意，替他唱了一支颇有怨望的民谣：“除去菩萨（闵帝李从厚），扶立生铁。”
十四、民众的痛苦。在承平无事的时期，人民往往得在“常赋之外”，听凭官府“加敛数倍”地压榨搜刮（参考董昌的特别进贡运输队）。在战争发生时，民众无外乎以下几种结局：
（一）被掠从军、为奴。壮丁多被拉夫、从军，黄巢复入淮河时，专行拉夫，以充实其部队。除此之外，还有王建掠人民为奴隶的“淘虏运动”。
（二）守城。吕用之被毕师铎围困于扬州时，大索城中壮丁，不管朝士或书生，都用白刃驱缚登城，叫他们分立于墙堞上，自早晨至日暮，不准休息。吕用之又害怕他们与城外暗通消息，所以常常变换站岗地点，家人要去送饭食，都无法晓得人到哪里去了！陈敬瑄守成都时，下令一户一丁，白天则掘壕作堑、采竹木，运土石；夜则登城巡逻，永无休息。
（三）刺字。刘仁恭救沧州，屡战屡败，乃下令境内：“男子十五岁以上七十岁以下，都要自备武器粮食到行营报到，如军发之后，仍有一人在闾里的，用刑，决不赦免。”什么刑呢？“文面”，有的刺成“定霸都”；有的“文臂”“文腕”，刺成“一心事主”。
（四）“洗城”。黄巢二度杀入长安后，愤愤于民众协助官军，乃纵兵屠杀，血流成川，叫作“洗城”。邺都之变时，李绍荣往讨失利，以快速文件向皇帝报告，李存勖大怒：“收城之日，勿遗噍类！”由此可见，个个都是“洗城”能手。
（五）沉重的负担。李从珂到达洛阳后，令有司赶快搜刮民财，却只搜刮出六万缗。皇帝怒了，将民众统统抓来关在大狱，昼夜督责，囚系满狱，贫苦的人无法缴纳，多自动上吊或跳河自尽。而战胜的士兵遨游市肆，得意扬扬皆有骄色，市人咒骂：“你们为王力战，立功不易，却使我们鞭胸杖背、抽筋剥骨，拿出钱来犒赏你们，你们还扬扬自得，你们是人吗？你们的良心长在哪里？”
（六）女子被强取。强取民间女子教歌教舞的，所在都有。就以后唐庄宗李存勖来说吧，伶人景进为其采择民间女子，远至太原幽镇，以充后宫，总共不下三千人，无论她们出身如何，统统载在牛车后面，累累盈路，嘤嘤啜泣，怨气冲天！
总而言之，在那个封建制度完全解纽，所有的糜烂腐化均告“出清存货”的大时代，不少人在外表上乍看起来衣冠楚楚，满有点儿人样，其实大半是畜生，尤其是那些在上位、握大权，可以决人生死、予人荣辱的大角色。相反，那些胼手胝足的耕耘者、蚩蚩的生产者，倒保持其原有的“工匠模样与精神”，半点儿也不走样，并充分地发挥出人性深处的优良品格。
这是一个“光明与黑暗、公忠与奸佞、黑与白、是与非、人与兽、贪墨与廉洁、正义与邪恶”争斗的时代，也即欧阳修说的“天地闭，贤人隐”的时代，凡能保存其精灵秀气而不堕人性、品德的，大抵是升华；凡为物质利欲熏心、麻痹、腐蚀的莫不沉沦！五代的历史虽然短暂，仅有五十三年（公元907年—960年），但已有足够触目惊心、可歌可泣的资料，供我们鉴戒！
此外，尚须阐明的一点是，十国之中，起于六国，终于六国。为醒目起见，兹胪列开来：
第一阶段。公元909年，闽国开国——已有吴、前蜀、后梁、楚、吴越等五国，一共六国。
第二阶段。公元926年，即后唐庄宗李存勖开国之末年（同光四年），前蜀亡，剩下吴、南汉、楚、吴越、闽、荆南等六国。
第三阶段。公元937年，即后晋高祖石敬瑭开国之初年（天福二年），吴亡，只有南汉、楚、吴越、闽、荆南、后蜀等六国。
第四阶段。公元945年，即后晋出帝石重贵在位之四年（开运二年），闽亡，为六国；至后周太祖郭威即位之元年（公元951年），又有北汉一国独立来递补；是年，楚亡，仍为六国。
自此之后，直至五代终极，“六国之局”未改，是故曰“起六国，终六国。”北宋建立后，宋太祖赵匡胤才把这个分崩离析、支离破碎的局面予以次第削平，中国才一步步地走向统一之路。
闲话已毕，“草台戏”开锣，且看英雄们（狗熊也跟着）上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