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历史究竟是个啥玩意儿呢？读史、治史、著史的，总不免会遇见这样“打破砂锅问到底”的“考题”。

罗马的大雄辩家西塞罗（Cicero）开门见山且一语中的，回答得最干净利落：“历史不仅是真理之光，抑且是人生之师。”真理之光，多瑰丽的名词！人生之师，多响亮的口号！但是从实质上说，这种说法恐怕仍难免有着几分不着边际的茫然吧。正因如此，西班牙的大文豪塞万提斯（Cervantes）做了更进一步的解说：

“凡历史学家，都应该细密、忠实而无偏见，不至于为利欲、威武、偏爱、憎恶所动摇，而失去其忠实；盖原来忠实，就是历史的母亲，而历史就是时间的劲敌，就是丰功伟绩的储库，就是已往的见证、现在的楷模，未来的鉴戒。”

人—圆颅方趾的人卓然迥异于万物而贵为万物之灵的基本要素，是在于富有记忆力、模仿性与想象的推理力。记忆力把丰功伟绩的储库—历史的往事、遗迹巨细无遗地搬出来做证；模仿性则于时间与空间两方面摄取昔人的活泼、生动、英勇、豪雄的场面，使自己呆板、平淡无奇的生活充盈起来，自我地塑成现代的楷模；而想象的推理力则把受制于同时代的智识熏陶，浚发为新的智识—能创造、发现兼发明，如是辗转递增，也辗转蜕变，从而构成一种崭新的“业绩”—把社会推向前去的“业绩”！

此项“业绩”，在中华文化储量丰渥的宝库上，表现出既活泼、雄浑，又富泰、裕厚，有着无比的力量的，唯史学一科为尤然。

远自西周的周任、史佚、左史戎夫、尹吉甫、史籀、伯阳父……这类掌管档案的“史官”，直至孔子根据鲁史作账簿式的《春秋》（编年体），国史已发达到居然要以私人的资格定出一种“义例”来，作为公理与罪愆之间取舍的标准，复经孟子的有意宣扬，于是中国历史被带上了“载道”的“教训”之路，成为一种可规范社会的“道德学”。

“自《春秋》之后，惟《史记》擅制作之规模”（郑樵《通志》），这一点也不假，太史公司马迁原先“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而著作成书的—考其原始用意，似有心要建立一种“历史哲学”，借着史乘以阐明其原理。夫以太史公的文章技术的洗练灵巧，驭乎组织、熔铸力的高超，那是绝不难成功的。但是为了替李陵讲一句公道话，孰料竟碰上刘彻（汉武帝）的肝火特别炽旺，立即被下于蚕室，实行腐刑，使他恚愤得想自了残生，继而唯惜此书—《史记》未完成，遂忍辱偷生地竟其全功。只是，他的“大目标”遽做一百八十度的转变了，要“藏之名山，传之其人”。

“藏之名山”，那是准可做到的；“传之其人”，司马迁却并未说明是什么人。而“人”在往昔，单数与复数均可解，凡能了解其写作动机与过程的广大读者们—你、我、他、她以及有笔如椽的史家莫不是。盖中国的文学家，有哪一个不精心细读《史记》的，归有光甚至加批加点，当“文学宝库”诵读。独独司马光“别有心得”，把这个“人”当作统治阶层的“人物”看。于是焉，他穷十九年之力，写成一部专供帝王阅读的“教科书”—《资治通鉴》，其事接续《左传》，上始战国，下终五代，此书既专供帝王之用，故举凡帝王所应有的历史常识和治人驭众的方法，靡不详加备列，有关得失成败时，总有耳提面命式的“臣光曰”断语；而凡不是帝王所须“治驭”的，一概摒弃从略，真是特别“到家”，一个全心全意地倒入帝王怀抱的历史学家呼之欲出（作《续资治通鉴》的毕沅，也应列入此一行列看）。

但时代向前扬鞭，王朝业已“事如春梦了无痕”，倘写史的仍要赓续“资治”下去，准成为被大众唾弃的“封建专家”。盖如今，人们所亟须的是“国民参政通鉴”“人类治政通鉴”的作品。于是，使史乘上僵化的文字活化，俾有利、有益地成为人人必备的基本智识，似是史家值得尝试的工作之一。

史籍上有一微具启示性的例证。刘协（汉献帝）老是嫌恶《汉书》的繁博难读，遂特地央请荀悦加以删节，荀悦乃“列其年月，比其时事，撮要举凡，存其大体”，撰成《汉纪》三十卷，使其能“省约易习”。夫以“天资天纵”、审智明敏的“标准龙种”，东汉末期的人物犹无法念懂西汉初期的作品，而必须特请“皇家特约补习老师”荀悦来替其撮要、钩玄并删节，则何怪乎今日的人们，一睹“二十四史”的形影，鲜有不摇头叹息而去？

由是观之，为故史赋予新生命，使其活泼化、现代化、通俗化，又似是不妨一试的工作。

历史，确确实实地，百分之百地，该现代化了！

史学家鲁滨孙博士（J. H. Robinson）竭力提倡“新史学”，他所倡导的观点如下：

（一）我们对社会欲有所贡献，必先明了现代之状况及“现代状况”之由来。

（二）研究历史，不但须究其“然”，并应究其“所以然”！

（三）研究之士不可守旧，勿为旧文化所束缚，而应利用旧文化，以树改革之精神，用以改革。

现代社会，在消极方面，破坏旧史学的思想；在积极方面，建设新史学的方法，以综合社会科学之结果，而写过去人类生活之实况。

这种新的史学观，当为有志于此者提供一宝贵的参考。

是故，有志于写史的，宜使用当代的语体，把史事忠实平易地书写出来，使人人能心领神会、怡然自得。不然，假使作者皆“怯书今语，勇效昔言”（刘知几语），则势必只有准备做“坛盖子”（覆醅）之用，因为广大的读者不可能会欢迎必须翻阅《康熙字典》才能读懂的“新古董”。

就以《元史》与《周书》来说吧：

宋濂、王祎编修的《元史》虽猥杂鄙俚，大半是货真价实的官方文牍实录，与令狐德棻的“行文必《尚书》，出语皆《左传》”的《周书》比起来，哪一个是一无掩饰的庐山真面，哪一个是文人学究的矫揉造作，实不难一目了然而判其优劣。

作者不佞，写完《历史故事新述》（商务文库版）后，复贾其余勇续写下来，把五代十国那些压根儿连大字都识不到一篮子的草莽英雄的行径，写成英雄式的史话（把荒唐的“狗熊们”也一并列入，俾作一鲜明的对照，因为有的英雄的行径反不如“狗熊们”耍把戏的热闹、精彩、有趣），因事属试笔，书中未能“传神达意”的情节在所难免，尚祈各位读者朋友多多匡正、多多指教，兄弟先行志谢。

之所以续写五代十国，是因为在这个短短的五十余年中，已有足够让人触目惊心的事在上演。而最紧要的是，人们须晓得，“率兽食人”的事并不是发生在荒芜的草原上，而是发生在大理寺、宫廷，发生在那些长枪大刀的拥有者身上。

此外，我必须特别声明的是，此书有几点“迹近抄袭”之嫌：

一、袭用仓颉创造的文字，仓颉发明了这玩意儿，至今害得我除依样画葫芦外，殊无他法可循。

二、薛居正修《旧五代史》，欧阳修自撰《五代史记》（即《新五代史》），袁枢编辑《通鉴纪事本末》，三者都说有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更有前蜀、吴、吴越、楚、闽、南汉、北汉、荆南、后蜀、南唐等十国，我也只有这么说，有“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及十国”。

三、自作聪明地“加油添酱”。

后唐庄宗李存勖“或时自傅粉墨，与优人共戏于庭”，我说他是标准“戏迷”；

方士吕用之骗杨行密：“用之有银五万铤，埋于所居，克城之日，愿备麾下一醉之资。”“一醉之资”，我擅改为“给兄弟们打打牙祭”；

耶律德光进入大梁后，和景延广清算“十万横磨剑”的账，史上说“延广初不服”，最后无法抵赖。我模拟现代语言进行行文。

以上是荦荦大端，犹以为未足，我擅自分段落、起小标题、加上新式标点，一切越出“历史的范畴”太远。

为什么我要这样不厌其烦地“排列罪状”呢？无外乎两点：

其一，自我清洗一通，顶顶合乎“卫生、自爱”之道；

其二，省得一些终年戴着有色眼镜的“洋场孽少”来挑眼—强不知以为知地挑眼。

此外，本书所用年表，系采用陈庆麒所编的《中国大事年表》。盖因我国向来以“干支”纪年，为期失之过短，要是未能精通“最小公倍数”算法的人，委实无法明了甲午、丁丑、丙寅究竟是第几甲子的哪一个年代，此在专家学者，犹引之为痛心疾首的“国史痼疾”，而非专家学者自然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了。

“干支”之后，迨汉武帝创建“年号”，原以为这样该好转了吧，但不幸得很，在他的统治时期（公元前140—公元前87年），汉王朝就一口气连换多次年号。“始作俑者”的先例既开，以后的“阿猫阿狗”“大瘪三”“小太保”的号称帝王者流，一旦“家有红白等事”，都要“改元易朔”一番，连“年代”都被这类“莫名其妙”的人物开起玩笑来。于是乎，咱们虽“皇皇地”有着系年的年号，但从实质上看来，“有”何异于“无”。古人云“乱王年年改号，穷士日日更名”，此话一点也不假。

因此，书中一律削去各个朝代的年号，概用公元纪年，有的王朝，譬如吴，唐朝早已被朱温篡灭了（公元907年），而吴仍继续“奉唐正朔”，撇开“忠于故君”的印象不谈，真不知叫人如何算起！

本书的誊写、校阅，得力于一位始终不愿显露名字的徐君，他花费最大的精力与最多的时间，在溽暑里勤恳地帮忙，特此志谢。

1967年暑假序于屏鸦、屏蜂争鸣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