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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序

历史究竟是个啥玩意儿呢?读史、治史、著史的,总不免会遇见这样“打破砂锅问到底”的“考题”。

罗马的大雄辩家西塞罗(Cicero)开门见山且一语中的,回答得最干净利落:“历史不仅是真理之光,抑且是人生之师。”真理之光,多瑰丽的名词!人生之师,多响亮的口号!但是从实质上说,这种说法恐怕仍难免有着几分不着边际的茫然吧。正因如此,西班牙的大文豪塞万提斯(Cervantes)做了更进一步的解说:

“凡历史学家,都应该细密、忠实而无偏见,不至于为利欲、威武、偏爱、憎恶所动摇,而失去其忠实;盖原来忠实,就是历史的母亲,而历史就是时间的劲敌,就是丰功伟绩的储库,就是已往的见证、现在的楷模,未来的鉴戒。”

人—圆颅方趾的人卓然迥异于万物而贵为万物之灵的基本要素,是在于富有记忆力、模仿性与想象的推理力。记忆力把丰功伟绩的储库—历史的往事、遗迹巨细无遗地搬出来做证;模仿性则于时间与空间两方面摄取昔人的活泼、生动、英勇、豪雄的场面,使自己呆板、平淡无奇的生活充盈起来,自我地塑成现代的楷模;而想象的推理力则把受制于同时代的智识熏陶,浚发为新的智识—能创造、发现兼发明,如是辗转递增,也辗转蜕变,从而构成一种崭新的“业绩”—把社会推向前去的“业绩”!

此项“业绩”,在中华文化储量丰渥的宝库上,表现出既活泼、雄浑,又富泰、裕厚,有着无比的力量的,唯史学一科为尤然。

远自西周的周任、史佚、左史戎夫、尹吉甫、史籀、伯阳父……这类掌管档案的“史官”,直至孔子根据鲁史作账簿式的《春秋》(编年体),国史已发达到居然要以私人的资格定出一种“义例”来,作为公理与罪愆之间取舍的标准,复经孟子的有意宣扬,于是中国历史被带上了“载道”的“教训”之路,成为一种可规范社会的“道德学”。

“自《春秋》之后,惟《史记》擅制作之规模”(郑樵《通志》),这一点也不假,太史公司马迁原先“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而著作成书的—考其原始用意,似有心要建立一种“历史哲学”,借着史乘以阐明其原理。夫以太史公的文章技术的洗练灵巧,驭乎组织、熔铸力的高超,那是绝不难成功的。但是为了替李陵讲一句公道话,孰料竟碰上刘彻(汉武帝)的肝火特别炽旺,立即被下于蚕室,实行腐刑,使他恚愤得想自了残生,继而唯惜此书—《史记》未完成,遂忍辱偷生地竟其全功。只是,他的“大目标”遽做一百八十度的转变了,要“藏之名山,传之其人”。

“藏之名山”,那是准可做到的;“传之其人”,司马迁却并未说明是什么人。而“人”在往昔,单数与复数均可解,凡能了解其写作动机与过程的广大读者们—你、我、他、她以及有笔如椽的史家莫不是。盖中国的文学家,有哪一个不精心细读《史记》的,归有光甚至加批加点,当“文学宝库”诵读。独独司马光“别有心得”,把这个“人”当作统治阶层的“人物”看。于是焉,他穷十九年之力,写成一部专供帝王阅读的“教科书”—《资治通鉴》,其事接续《左传》,上始战国,下终五代,此书既专供帝王之用,故举凡帝王所应有的历史常识和治人驭众的方法,靡不详加备列,有关得失成败时,总有耳提面命式的“臣光曰”断语;而凡不是帝王所须“治驭”的,一概摒弃从略,真是特别“到家”,一个全心全意地倒入帝王怀抱的历史学家呼之欲出(作《续资治通鉴》的毕沅,也应列入此一行列看)。

但时代向前扬鞭,王朝业已“事如春梦了无痕”,倘写史的仍要赓续“资治”下去,准成为被大众唾弃的“封建专家”。盖如今,人们所亟须的是“国民参政通鉴”“人类治政通鉴”的作品。于是,使史乘上僵化的文字活化,俾有利、有益地成为人人必备的基本智识,似是史家值得尝试的工作之一。

史籍上有一微具启示性的例证。刘协(汉献帝)老是嫌恶《汉书》的繁博难读,遂特地央请荀悦加以删节,荀悦乃“列其年月,比其时事,撮要举凡,存其大体”,撰成《汉纪》三十卷,使其能“省约易习”。夫以“天资天纵”、审智明敏的“标准龙种”,东汉末期的人物犹无法念懂西汉初期的作品,而必须特请“皇家特约补习老师”荀悦来替其撮要、钩玄并删节,则何怪乎今日的人们,一睹“二十四史”的形影,鲜有不摇头叹息而去?

由是观之,为故史赋予新生命,使其活泼化、现代化、通俗化,又似是不妨一试的工作。

历史,确确实实地,百分之百地,该现代化了!

史学家鲁滨孙博士(J. H. Robinson)竭力提倡“新史学”,他所倡导的观点如下:

(一)我们对社会欲有所贡献,必先明了现代之状况及“现代状况”之由来。

(二)研究历史,不但须究其“然”,并应究其“所以然”!

(三)研究之士不可守旧,勿为旧文化所束缚,而应利用旧文化,以树改革之精神,用以改革。

现代社会,在消极方面,破坏旧史学的思想;在积极方面,建设新史学的方法,以综合社会科学之结果,而写过去人类生活之实况。

这种新的史学观,当为有志于此者提供一宝贵的参考。

是故,有志于写史的,宜使用当代的语体,把史事忠实平易地书写出来,使人人能心领神会、怡然自得。不然,假使作者皆“怯书今语,勇效昔言”(刘知几语),则势必只有准备做“坛盖子”(覆醅)之用,因为广大的读者不可能会欢迎必须翻阅《康熙字典》才能读懂的“新古董”。

就以《元史》与《周书》来说吧:

宋濂、王祎编修的《元史》虽猥杂鄙俚,大半是货真价实的官方文牍实录,与令狐德棻的“行文必《尚书》,出语皆《左传》”的《周书》比起来,哪一个是一无掩饰的庐山真面,哪一个是文人学究的矫揉造作,实不难一目了然而判其优劣。

作者不佞,写完《历史故事新述》(商务文库版)后,复贾其余勇续写下来,把五代十国那些压根儿连大字都识不到一篮子的草莽英雄的行径,写成英雄式的史话(把荒唐的“狗熊们”也一并列入,俾作一鲜明的对照,因为有的英雄的行径反不如“狗熊们”耍把戏的热闹、精彩、有趣),因事属试笔,书中未能“传神达意”的情节在所难免,尚祈各位读者朋友多多匡正、多多指教,兄弟先行志谢。

之所以续写五代十国,是因为在这个短短的五十余年中,已有足够让人触目惊心的事在上演。而最紧要的是,人们须晓得,“率兽食人”的事并不是发生在荒芜的草原上,而是发生在大理寺、宫廷,发生在那些长枪大刀的拥有者身上。

此外,我必须特别声明的是,此书有几点“迹近抄袭”之嫌:

一、袭用仓颉创造的文字,仓颉发明了这玩意儿,至今害得我除依样画葫芦外,殊无他法可循。

二、薛居正修《旧五代史》,欧阳修自撰《五代史记》(即《新五代史》),袁枢编辑《通鉴纪事本末》,三者都说有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更有前蜀、吴、吴越、楚、闽、南汉、北汉、荆南、后蜀、南唐等十国,我也只有这么说,有“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及十国”。

三、自作聪明地“加油添酱”。

后唐庄宗李存勖“或时自傅粉墨,与优人共戏于庭”,我说他是标准“戏迷”;

方士吕用之骗杨行密:“用之有银五万铤,埋于所居,克城之日,愿备麾下一醉之资。”“一醉之资”,我擅改为“给兄弟们打打牙祭”;

耶律德光进入大梁后,和景延广清算“十万横磨剑”的账,史上说“延广初不服”,最后无法抵赖。我模拟现代语言进行行文。

以上是荦荦大端,犹以为未足,我擅自分段落、起小标题、加上新式标点,一切越出“历史的范畴”太远。

为什么我要这样不厌其烦地“排列罪状”呢?无外乎两点:

其一,自我清洗一通,顶顶合乎“卫生、自爱”之道;

其二,省得一些终年戴着有色眼镜的“洋场孽少”来挑眼—强不知以为知地挑眼。

此外,本书所用年表,系采用陈庆麒所编的《中国大事年表》。盖因我国向来以“干支”纪年,为期失之过短,要是未能精通“最小公倍数”算法的人,委实无法明了甲午、丁丑、丙寅究竟是第几甲子的哪一个年代,此在专家学者,犹引之为痛心疾首的“国史痼疾”,而非专家学者自然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了。

“干支”之后,迨汉武帝创建“年号”,原以为这样该好转了吧,但不幸得很,在他的统治时期(公元前140—公元前87年),汉王朝就一口气连换多次年号。“始作俑者”的先例既开,以后的“阿猫阿狗”“大瘪三”“小太保”的号称帝王者流,一旦“家有红白等事”,都要“改元易朔”一番,连“年代”都被这类“莫名其妙”的人物开起玩笑来。于是乎,咱们虽“皇皇地”有着系年的年号,但从实质上看来,“有”何异于“无”。古人云“乱王年年改号,穷士日日更名”,此话一点也不假。

因此,书中一律削去各个朝代的年号,概用公元纪年,有的王朝,譬如吴,唐朝早已被朱温篡灭了(公元907年),而吴仍继续“奉唐正朔”,撇开“忠于故君”的印象不谈,真不知叫人如何算起!

本书的誊写、校阅,得力于一位始终不愿显露名字的徐君,他花费最大的精力与最多的时间,在溽暑里勤恳地帮忙,特此志谢。

1967年暑假序于屏鸦、屏蜂争鸣阁 tba7BGs1byM+Z1BFVk8tARCh6EdLoAeqAl61I3JkA1qhyxGnD2equ/eu2lITcGh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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