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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夏，我申请了黄宗智先生主讲的“社会、经济与法律：历史与理论”研修班，后获批，十分欣喜。金秋九月我来到北京，在两位友人的帮助下我住到离中国人民大学不远的法华寺附近。在北京的喧嚣之中能有如此幽静的居所，实在是难得了。法华寺，山门虽在，佛已成空。我三个月的学习就是在这一僻静之处度过的。法华寺的空静，似乎也意味着青灯残卷，静心苦读是这次学术之旅的应有之意了。回想这三个月的时光，黄先生的循循善诱和犀利批评、同窗的深厚情谊以及为读书笔记挑灯熬战的亢奋，此刻都已成为弥足珍贵的记忆了。此外，还有一些潜移默化的以及沉淀下来的东西，正在慢慢地改变着我的一些读书和写作的思维习性。
黄先生这门研修课程的核心是事实与概念的连接，而我感觉自己最近研究的一大困惑恰是理论概念与经验事实连接的“不自然”。在近两年的研究过程中，这种“不自然”的困扰就愈发明显。如何能够在研究的过程中将理论与经验自然连接，我试图从黄老师的研修班上找到答案。在三个月的学习过程中，我尝试着找到解决自己困惑的捷径。但一上课，黄老师就强调：并没有什么理论连接经验的秘诀，这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是每一个研究者要终身面对的问题。而且，只有研究者通过具体的研究实践，暴露了自己的缺点之后才可能寻找到改进的具体策略。简单讲，答案只能靠我们自己通过具体的研究来寻觅了。而研修班的“三步训练”则是帮助我们培养习惯、提升智识并快速寻找答案的有效途径。这三部训练对于我而言主要是暴露缺点和改变思维的过程。
黄先生说自己是在三十岁的时候才养成写读书笔记的习惯的，但仍然后悔不及，感觉此前白白浪费了太多时间。刚听到黄先生的话，似有窃喜，我刚到而立之年，看来自己还不是太晚，但却没有感觉自己不做笔记的读书是浪费时间。黄先生说之所以说“白白浪费”时间是因为，看完一本书，两周三周后记忆就会模糊，再过一段时间就会忘掉，这样子读书就成了浪费时间。只有用心写读书笔记后这本书才能成为自己一生的财富。当然要想使笔记成为一生的财富，写出来的东西一定要对自己“有用”。关键之处是什么样的笔记才能一生有用呢？
关于怎么写读书笔记，我通过参加和组织一些读书会也形成了自己的一些浅见。此前我自己认为读书笔记最重要的是“问题意识”，阅读经典著作的关键是要懂得这些经典作家提出问题的方式，以及解决问题的方式。但黄老师说，对于经验研究的著作而言，读书的关键不仅要掌握作者提出的“问题”，因为问题的解决并不是通过理论而是依凭经验事实来实现的。关键的是，要在把握作者的核心论点之后，马上跟进经验事实，看作者的经验材料能否支撑其理论。理论很重要，它能帮我们提出问题，但理论不能解决问题，只有经验事实才能把问题解释清楚。只有经验连接理论的笔记才能有用。
谈到如何写有用的读书笔记，黄先生首先给我们泼了一盆冷水，说这一代研究生吹牛的本事非常“发达”。要想写有用的笔记，必须改掉这一代人读书的两个恶习：第一种恶习是只看经验材料，不看观点和理论，认为一切理论都是意识形态；另一种恶习则只看观点，不看经验材料。后一种恶习在这一代人中可能更严重一些。不幸的是，我恰恰是后一种恶习的典型代表。黄老师语重心长地说，读书的习惯，决定写作的习惯。只有改掉这两个根深蒂固的习惯才能养成理论连接经验的思维。
关于写笔记如何具体操作，我自己总结黄先生的想法是“作者在场”和“读者在场”的统一。所谓“作者在场”，是要非常精准地掌握作者的论点，概括出作者的核心论点后，更要明确作者的支撑性论据。而“读者在场”，是要时刻问自己，“作者把你说服了没有？”哪些地方没有说服你？如果让你来写，你会怎么修改？关键是如何组织这些经验材料，并在此基础上提出新的理论概念？无论是作者在场，还是读者在场，这里问题的关键之处都是理论与经验的统一。
为了鼓舞士气，黄老师还特别强调如果我们能掌握一个领域奠基性的十年磨一剑的二三十本著作和四五十篇文章的话，就可以“登堂入室”了。所谓掌握就是要认认真真写出对自己一生有用的笔记。我们当时研修班的速度是每周一书，按此计算掌握三十本著作仅仅需要三十周而已。如此想来，登堂入室似乎“指日可待”？当然，写有用的读书笔记是一个好的学者一辈子的事。重要的是，这种训练能培养一种理论连接经验的思维，进而影响理论连接经验的写作。
对于我们参加研修班的同学而言，在读书和写笔记的过程中，如何践行黄老师这些方法性论纲才是问题的关键。我感觉自己总是在不知不觉中就钻到理论逻辑的线索之中，而忽略掉支撑理论的经验事实。我们第一篇读书报告是针对黄老师的《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一书，我围绕黄老师所说的革命前中国小农的三种面貌，在对三种经典小农理论梳理批判的基础上，提出了中国小农的理论困境与出路。我本以为这样的读书报告应该不错了，但一上课黄老师就说好的读书报告一定是理论连接经验的，脱离经验事实来看这些（中层的）理论是没意义的。后来我拿到黄老师批改后的读书报告，一看成绩是一个“√”和一个黄老师自创的不确切的符号。按照黄老师两个“√”合格的标准，显然不及格了。我又仔细读了一遍自己的读书报告，看到黄老师逐字逐句的批改，虽然当时对先生的评判标准不完全认同，但对于先生的认真却非常感动。一位年过古稀的先生，凌晨三点半起来逐字逐句的批改我们语焉不详甚至词不达意的笔记，着实难能可贵。
如果说第一次读《华北小农》的笔记是自己的理论思维习性的直接反映的话，那么等到进入课程班第二阶段“理论入门”，读恰亚诺夫的《农民经济组织》的时候，我的思维方式则得到了彻底地暴露，当然也受到了先生的彻底而深刻的批评。
研修班的第二阶段是“理论入门”训练。黄老师选择了实体主义、形式主义、马克思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四大经典理论的代表性著作为范本来引导学生如何面对经验研究中的理论。在理论训练阶段我们读的第一本书是俄国经典作家恰亚诺夫1925年出版的《农民经济组织》，这是实体主义的重要代表著作。这本书虽然此前已有接触，但再次阅读时还比较用心。我最初的笔记是分为五部分：研究的主要问题、理论假设、基本论点、研究方法与基本思路，最后一部分是引入同样是实体主义流派的波兰尼和斯科特的理论，并结合中国经验事实对恰亚诺夫的反思。当然这种笔记的写法仍然是以“问题意识”为出发点的。
等到一上课，黄老师第一句话就说这次庆明的笔记是“倒数第一”，这样的笔记“不如不写”。“倒数第一”“不如不写”，我当时听了之后非常震惊，这并不是因为当众批评让我难堪（我在吉大的读书小组火药味非常足，对于批评我早已被迫有了免疫力）。我震惊的是，我本来很用心阅读和写作的读书笔记，为什么会是“没有用的”？这节课，我听得特别认真，记录得也很全。“低调”地上完课，高调地饱餐一顿之后，我拿着恰亚诺夫的《农民经济组织》进了自习室。
坐在教室里，我把自己的读书笔记又看了一遍，仍然感觉不到根本问题的所在。于是又回到了文本本身——重读《农民经济组织》。读了三天之后，我看了一下当天的课堂记录，隐约地感觉到自己的笔记问题可能有两个重要缺陷：首先，我针对理论本身和问题意识的思考同样存在问题，在明确了恰亚诺夫的理论问题以及核心论点之后我把斯科特和波兰尼引入，虽然他们都是实体主义的代表，并且在很多问题上有共通之处。但针对文本本身而言，这种发散是没必要的，更有用的是要明确恰氏的“理论对手”是谁？显然，恰氏两个对手是亚当·斯密和列宁。斯密的经济人假设认为经济行为的准则就是追求“利润最大化”，并把“经济人”假设外推至历史上的一切经济行为主体之上。恰氏认为：在农民农场中，每一个经济人都是家庭经济单位的组织者，其行为动机不是追求个体性的利益最大化，而是遵循“家庭效用最大化”，具体是指在家庭劳动辛苦程度和家庭消费需求之间达到的一种均衡。而这一判断成立的事实基础是：家庭农场既是一个生产单位也是一个消费单位。针对另一“对手”列宁的“阶级分化论”，恰亚诺夫提出了“人口分化论”。这样的理论梳理可能比我此前的梳理要好的多。
其次，此前笔记的另一个缺陷是，恰亚诺夫的理论是基于重要的经验事实提炼出来的。恰亚诺夫问题的关注点是1920年代俄国的1850万个分散的小农民农场，而最为普遍的家庭农场经营状况是拥有1个男劳动力，播种面积在3—6俄亩。家庭规模扩大或分裂这一人口分化过程是恰亚诺夫“人口分化论”提出的基础。在梳理恰氏理论的过程中，必须马上跟进这些重要的经验事实，这样我才可能判断他的理论是不是能够成立的。
明确了自己先前存在的缺陷后，我又重写了一篇读书报告。现在回头看，这篇文字还是有一些用处的。这次重写读书笔记的经历，让我更清楚地理解了经验与理论的关联。社会科学研究中的理论与经验的关系是所有研究者都不可能回避的问题。在我看来，理论与经验的问题在今天还有一种特别的意义。这种特别在于，面对全球化的冲击我们强调“文化自觉”，而自觉实质上需要我们对自己的文化和自己的历史进行重新解读，然而在文化自性缺位，自足的文化解释体系并不存在的情况下重新解读又何以可能呢？换言之，我们要借助什么样的理论概念和分析框架来解读呢？如此追问的前提是，我们当下使用的概念分析工具几乎都是源于西方理论的。黄老师针对西方理论与中国经验事实的矛盾而提出的“多重悖论”恰恰是基于这个意义上而言的。
中国在接触西方以前有一个自足的文化解释体系，依托的是“经、史、子、集”四库之学。而在19世纪中期被迫接触西方以后，这种文化的“自足”出现了危机，我们不得不借助西方来理解自身，亦即需要借助西方理论来解释中国。然而西方的理论体系对中国的历史社会事实的解释的合法性是否是不正自名的呢？若不是，则西方理论对中国事实的解释又在多大程度上是一种误读呢？对这些问题的反思不仅是我们当下知识增进的基本要件，而问题的关键是我们何以反思？针对中国当下的学术研究状况，黄先生对以上这些问题的回应代表了一种重要趋向，或者说他试图引领一种研究的趋向。对此黄老师一以贯之的态度是：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适理论”。任何的理论都必须要面对中国经验事实的检验，要依托中国的历史经验事实来对理论本身做出“选择”。在具体的研究过程中，要想做到理论连接经验，同样要从经验事实出发，用经验来“选择”理论。这直接关乎如何进行理论连接经验的写作问题。
2007年我曾就自己的“麦客研究”请教黄老师，我记得当时先生就非常明确地指出我研究的致命缺陷是：文章的有限的经验材料不能支撑住文章的理论抱负。参加研修班学习期间，我又把自己关于身份产权的一篇文章提交给先生和诸位同仁讨论，得到的评价是仍然存在理论与经验的分离。后来我自己冷静下来想了想，这里面可能关乎对待理论的态度，以及研究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的问题。
对理论的理解，此前我自己根深蒂固的一些想法直接受到了社会学家亚历山大的影响。在亚历山大那里，理论是在特定时空下对个别事物的抽象。就一般的理论而言，它不能从经验的事实中归纳出来，当然这并不是否认理论的建构是以经验事实为基础的，而是强调，仅仅依靠事实并不能建构理论。这是因为在社会科学的实践中，正是理论自身产生了检验事实的“实验”，或者说恰是社会科学家头脑中的“理论”构造了作为研究对象的“事实”。而且，理论的推理和真实的世界之间会保持“相对的自主性”。当然，理论既可以产生于对真实世界进行经验研究之前，也可以产生于对这个真实世界的经验研究之后。而社会科学研究中的“非经验部分”关涉到研究者个人的想象力、知识的社会化程度以及个人信仰等等。
然而，到了研修班之后，我对理论的态度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思维惯习则受到了很大的冲击。黄先生一方面强调“理论是核武器”，非常重要，他能帮助我们提出高质量的学术问题，但理论本身并不能解决问题，问题的解决只能靠经验事实。另一方面，黄老师又给学生贯彻一种“实用主义”的理论态度。先生强调，对于一个初学者而言，我们面对卷帙浩繁的理论资源，我们很难用有限的时间快速掌握。但不用害怕，开始学理论就像进超市一样，我们只选取对我们有用的东西就可以了。怎么辨别有没有用呢？就是要看这些理论对我们理解经验事实或经验材料有没有用。一种情形是，以往的理论能够直接帮助我们解释经验事实，例如黄先生从恰亚诺夫那里获得启发对家庭农场的理解，其根本的学理与事实的契合之处就是：家庭既是一个生产单位又是一个消费单位。另一种情形是，以往的理论，和我们看到的经验事实之间存在背离。这时候恰恰是我们推进理论的机会，只有当我们发现以往理论和经验事实之间的悖论之处时我们才有机会修正或提升以往的理论概念。
对于研究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我此前的一种思维定式是，“从理论中来到理论中去”。从理论出发，尤其是要找到理论之间的交锋点，在这些交锋之上争取提出一个好的有理论价值的问题。明确了研究问题之后，寻找与这一问题直接相关的经验事实。并且试图从凌乱的经验事实中整理出清晰的“事理逻辑”，以这些事理来反观此前的学理讨论，在此基础上修正或补充以往理论。简单讲，出发点和落脚点都是理论，即“理论——经验——理论”。但黄老师从始至终都特别强调，社会科学的研究要“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由于我们现在所学习的西方理论在面对中国的经验事实时经常会呈现出多重悖论，由此，若从理论出发就容易陷入各种“陷阱”之中，而戴上西方理论的眼镜看到的经验事实往往也是扭曲的，或者说是被既往理论所“型塑”的。若要在此基础上再去修正或补充以往理论，则仍然跳不出西方理论的窠臼。
要想改变这种研究困境，必须反其道而行之，即从经验事实出发，在经验事实的基础上提炼出有生命力的分析概念，并以此概念和以往理论对话，最后再看这样的理论概念对理解中国此类的经验事实有什么用？黄先生从经验事实和实践出发的研究路径可以概括为“经验—理论—经验”。若以此路径来进行经验研究也就不太可能出现理论与经验分离的问题了。研修班上黄老师贯彻的这两点恰恰是与我自己此前的研究思维相反的。这次研修班对我而言，最重要的就是要改变思维习性。
以前从武侠小说中看到武林高手或者世外高人传授绝世武功时，一般都主要注重“心法”。而黄老师与一般的高人不同的是，先生不但亲授“心法”，而且更注重“套路”。“实用主义”的理论态度和从实践出发的研究套路加在一起方可以称得上是黄师“秘笈”吧？在此我要特别感谢黄老师的无私教诲，先生的学养和品格是我的终身之师。当然由于自己的笨拙以及根深蒂固的思维习性，只能慢慢参悟秘笈了。
在北京的这三个月是我一次非常重要的学术之旅。在这一旅程中，不但体悟到苦行作业后的无上清凉，也享受到了真正的学术批评以及难得的同窗情谊。
附录： 摘录一些研修班趣事，算作另一种纪念。
1．某日，平时受黄老师表扬甚多的一位同学没来上课，黄老师说她病了。后来坊间传说这位同学是熬夜写读书笔记累垮了。下次上课，黄老师开场就说“这次怎么只有一半同学交了笔记呀？”没交的同学，微笑、低头，似无压力。后来见到真人，我问候之后方知原来是肠胃病症不能上课。
2．一般对一个问题的讨论到了收尾之时，黄老师总习惯地问，“谁还有想法”？一般这个时候大家都低头以示没有。但奇怪的是，唯有一位同学屡屡被黄老师叫到，但他又屡屡委屈地慢慢说到：“我没有呀。”后来大家集体研究终于发现，这位眼神里一直充满“问题意识”。后来再遇到这种情形，大家都不再低头而直接看这位同学的眼睛。
3．12月7日是我们最后一次讨论课，12月6日大家在QQ群里讨论的异常兴奋，直至零点之后。面对最后的讨论和考核，一位仁兄终于按耐不住说，我们明天“再干上一票”就终于可以喝酒了。
4．黄老师说自己喜欢喝酒。某位善于思辨的法学同学，玩味一番黄老师的话后，提议我们可以用“田忌赛马”的策略来和黄老师喝酒，先让最不能喝酒的同学上。他提议庆明你最不能喝，你应该先上！等到喝酒吃饺子的日子，酒未过三巡，阵脚已乱，此前谋划终未奏效。
课程结束后早就该写出自己的一些心得，但却迟迟不想动笔，因为好想将这段记忆轻轻封存、不去触碰，但却能依稀感受到其中的滋味。不过，封存起来的记忆再美好，也不能与人分享，所以在“独乐乐与众乐乐”中，还是会选择后者。
还记得看到课程公告时的兴奋，还记得读到黄老师撰写的卷首语时的激动，还记得写申请论文时的惴惴不安，还记得在得到确认邮件时的欢欣雀跃……时间过得好快啊，一转眼这已成往事。不过在这短暂的时光中，却收获了沉甸甸的果实……可以说这是我投入最多的一门课程，当然这也是收获最多的一门课程。这些收获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是在知识层面。以前读书就是从前读到后，记住作者的观点和引入材料，几乎很少再做细致的整理与分析，所以再有感触的书，随着时间的流逝也会渐渐模糊、慢慢遗忘。但上了这门课以后，才知道读书也是很讲方法的，这门课专门对读书方法做了训练，觉得真得很有受用，用此法读书不但可以加深理解，而且可以增进记忆。提取中心论点与撰写读书笔记真是让人终身受益的读书方法，不过此法相应地要求较大的投入，浮光掠影的读是一定达不到这种标准的，因而这也就成了促使自己细致读书的督促。课程结束后，就给自己定了一个目标：争取每二周读一本书，并写出一篇像样的读书笔记。如果能够坚持下来，几年后就可以有很多的积累了。
还有就是对理论的认识。作为社会学的学生，可能不仅是我一个人，似乎大家都有这样的习惯：非常重视理论，写文章要是不用点理论，就觉得自己没水平。因而常常甚是高调地使用理论，甚至有的论文用一半的篇幅去做文献回顾，而自己要写的东西却不多，而且还有用理论套经验事实的倾向。但上过这门课后，自己对理论有新的认识，开始对理论轻拿轻放了。可以说对理论的掌握与应用是必要的，理论无疑具有相当的指导性与概括性，但是理论要扎根于经验证据之中，要保持与实践的密切联系，这样的理论才是有生命的。同时，在应用的过程中要尽量低调的使用，运用理论于无形才是更高明的应用。理论仅是用来加深认识的，而不是用来炫耀的。所以，我想自己在以后的学习中不会再执迷于空泛的理论迷雾之中了。
第二点是在认知层面。在这门课程的学习中一直贯穿着一条主线，就是清晰的历史感与真实感。现在的人可能都习惯向前看，但却忘了“以史为鉴”，尤其对今日而言，能以历史的角度来看待问题、分析问题更是十分重要。有人说“忘记历史等于背叛！”，而今却似乎走进了历史虚无主义的迷雾，学者很少正视历史，高校学生更是少有接触。因而，就出现了这样的论断：“历史是可以被人随意打扮的小姑娘！”难道果真如此吗？历史是最最真实的，一些人只能掠夺书写她的权力，但却永远不可能改变她。历史感与真实感无论对于普通人，还是对于知识分子而言都是十分重要的。无须再执迷于某种精心的论述，只要用我们的眼睛、我们的心去审视实际生活，难道这样获得的认识不比书本中的论说更可信、也更可靠吗？
历史感听起来有些虚空，但却与我们的认识有着密切的关联，这一点可以从汪晖老师所写的浩瀚长卷——《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中得到清晰的呈现。汪晖将对思想状况的考究置于历史图景的分析构架之下，用一种历史化的眼光看待近代思考的变化与曲折进程。同时，汪晖在文中指出：“正是对这些问题的思考把我们带入思想得以发生的各种历史条件和久远的历史进程之中，因为在现代性充满豪情甚至傲慢地加以拒绝的历史本身蕴含着克服现代性危机的可能性和启示。”可见这套历史性的分析话语对于我们的认识及对中国主体性的探寻有着多么重要的意义。
最后一点，也是让我触动最深的一点，就是黄老师所怀揣的使命感与时代紧迫感。其实，中国不乏做学问的人，但是却太缺少真正关注底层、关心国运的人。即便有人也在大谈时事，但却常常置身其外、将其当作与自身无关的事情。而黄老师却并非如此，他不远万里回国来为学生授课，绝不仅是为了传授一些知识、为了教中国学生怎么做出漂亮的学问。
就个人理解而言，他可能带着对祖国深厚的情感、对国运民生深切的担忧，这是与自古以来知识分子一直所追求的道德使命感相契合的。我深深为黄老师这种情怀所触动，因为自己一直坚信：学习知识就是为了使用知识，知识分子的使命是要为普通群众做贡献，是要让社会变得更好；而至于所谓的价值中立、价值无涉，可能更多的是知识分子为了推脱责任而寻找的托词，成了抨击那些站在普遍群众立场上陈述问题的人的工具！布迪厄指出，社会学是一门“制造麻烦的学科”，社会学的任务是揭露社会的隐秘。我不想去制造麻烦，但是当麻烦出现时，是不是应该有勇气去正视、去解决，而不该去回避！
面对今日之中国，我知道黄老师非常希望年青的一代可以有所超脱、有所建树，能为中国自身现代性的探索有所贡献，我想吾辈不应辜负其期望，应该努力丰富自我、完善自我，做一个于国于民有利之人，而不是成为一个职业的知识分子。
但是当我从这门课的立意去思考时，发现这门课程似乎存在一点不足之处，或者就个人的理解来说并不像想象中的一样：就是研修班的同学，好像并非很注重对历史的探寻及对中国社会的深切关注！有一些同学来参加这门课程，完全就是为了学习纯知识的。而这门课显然不是在就学术而论学术，虽然也是在讲知识，但这知识却基于一颗热忱的心，如果没有了这腔热忱，光有知识的提高又有多大意义呢？所以希望再参加这个班的同学，一定要能理解老师的苦心，不要辜负老师的辛劳与期望。
总而言之，最大的收获可能是自己内心的一丝清明，以前常常困惑于学术、价值、理论、实践的争论之中。而今，却能够清楚地辩明其中的关系，结束了一直以来的分裂状态。很感谢黄老师给我的启发与指导。
感激之情，无以言表！您是我心中真正的学者！
记得还是本科二年级的时候，我开始读一些关于中国农村社会的研究著作。其主要原因，一来是上一些课程的需要，二来是自己对一些一直困扰自己的社会问题思考的驱动，我试图通过书本的阅读来回答自己内心的困惑。当时就接触到了黄宗智老师《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一书，当时拿来一读，虽然只记住了“内卷化”等一些最基本概念，根本没有深彻地理解书中的内容，更对这些讨论的学术理路毫不知情。但是，当时留下了一个极其深刻的印象：作者为写作这部书确实花了极大功夫。
后来，随着自己学业的成长，才慢慢开始了解一些中国乡村研究的学术理路，也才逐步开始深入理解黄老师的学术进路与成就，了解的越多，敬佩之情愈强。2009年我又由武汉辗转到北京继续学习，早知黄老师在人大开设经济、社会与法律历史的实践研究的研修班，抱着试试的心态申请了该课程，承蒙老师不弃，忝列班级学习。在一个学期的学习中，在黄老师的指导之下，我开始了对自己大学以来的所思所学的一次重新清理和检讨。
研究班的设计分成三大块。第一部分是培养阅读方法和阅读习惯，主要阅读黄老师自己的几部著作，这样他能更好的指导，也能结合自己的写作与研究现身说法。第二部分是理论阅读，主要是阅读几个主要理论流派的代表性经典理论著作，从而对各路理论脉络有个基本的理解，算是嗅嗅各门各家的味道，同时知道里面的一些核心对立与辩驳，为以后结合自己的兴趣进行进一步的阅读奠定基础。第三部分是提交思考性论文并讨论，每位同学提交一篇结合理论与经验的思考性文章，在课堂讨论，每次课大致讨论9—10篇文章，讨论前每位先简略介绍自己的论文，再由同学提问和评议，黄老师最后点评与指导。下面结合我在各个阶段的学习谈些学习体会和感悟。
第一阶段就是培养大家的阅读方法与习惯。其实，在研究生以前，我自我感觉还比较喜欢读书，各学科、各流派都稍有涉猎，但是一直是在囫囵吞枣，不求甚解，所以虽有所收获，但总感觉是隔靴搔痒。上黄老师的课时，老师强调要精确掌握，把书本“精确的放到桌面”上来，而且要养成做笔记的习惯。这些都是我以前没怎么注意的。后来才慢慢发现，在刚开始读书的时候，有时候为了了解各门派的味道，在里面不求甚解的跑一通尚且可以，但是在有一定基础后，读书还得讲究深入理解与吸收。对于经典著作，对其中心观点、方法、理论对手、核心经验材料以及经验与理论之间的关系是否搭配等都必须要细细地琢磨，这样才能够每读一本书都有长进。特别是进入一个专门领域以后，对本领域中的那些经典著作必须娴熟于心，扎实掌握，这样才能谈到真正的接续研究。这主要是读书方法的反思和体会。
而对于黄老师自己所著几本书的阅读，对于我反思研究中的经验与理论的关系，如何对待理论，如何组织材料等也有了更深的认识。黄老师的研究不拘泥于学科，不专职伺候理论，以问题为导向，以事实为依据。比如，其对华北经济社会史的考察是其在浏览了当时所有的可用材料以后，从问题出发，在经过多次的经验分析与理论研习的来回后，最终发现了“经营式地主”与“家庭式农场”之不同生产组织特性的问题，并进一步论证了二者各自不同的演变逻辑，从而证实了华北农业由于人口压力和阶层分化所导致的农业内卷及与此相关的一系列经济社会变迁命题。黄老师在书中娴熟地运用各门各派的理论资源，对各家理论既肯定其合理部分，又指出其缺陷，从而达到了真正推进研究积累和对问题的综合解释的效果。尤其使我感佩的是，黄老师真正实践着“有一分材料，说一分话”的学术追求，特别重视经验与论点之间是否能够搭配，亦即材料是否能够支撑论点，逻辑是否清晰。在阅读课刚开始的几节课，黄老师都会时时介绍自己著作成书的过程和研究中的一些思路，给我们展现了经典著作背后的探索过程，这对于我们这些初学者来说，无疑起到了很好的指导作用，这让我们不仅能够从他具体研究的过程中学习研究方法，而且更能体会到一位真正的优秀学者的胸怀和气度。而且，在每一次讨论自己的著作的最后，他都要结合同学们的讨论以及自己著作完成以后这么多年的思考进行自我反思和批评，这让我们在看到前述作者研究过程的同时，又进一步看到了作者本身对著作完成以后的后续思考，从而展现了一位学者自我学术思想的发展脉络和心路历程。我想，没有比这种现身说法更好的教学素材和教学方法了。
在完成了三周的阅读习惯和方法课程后，就进入理论阅读阶段。理论阅读选取的著作均为经典作品，分别涉及韦伯、恰亚诺夫、布迪厄、舒尔茨、萨义德、格尔兹、汪晖等古今中外的思想名家，内容包含实体主义经济学、形式主义经济学与法学、马克思主义实践理论、话语分析、文化分析等理论流派。在理论阅读阶段，黄老师对每家理论都会指出其主要的对手和主线，比如布迪厄，其主要的对手是客观主义与主观主义，试图以实践的逻辑调和这一社会科学中的经典二元对立，将时间的因素引入交换的考察，将象征资本的概念引入资本的考察，将习性的概念引入到结构的分析之中等，这大大丰富了此前关于这些理论命题的讨论。在阅读这些理论著作的时候，黄老师会重点介绍自己是如何来运用这些理论的。比如，他介绍早期所做经济史时受到恰亚诺夫的巨大影响和帮助，后期所提倡的中国法律史的实践历史研究则深受布迪厄的影响。
在此，给我印象最深的是我们如何对待理论。理论一方面是“核武器”，所以必须要有理论，不能主观地排斥理论，要有主动的理论思维和运用理论的自觉。理论既可以帮助我们对问题的解释，也可以帮助我们将自己的研究通过对话来清晰地阐述，还可以增强我们的研究立场，因为理论背后都有立场，吸收和运用理论的过程本身也在被其背后的立场所吸纳。另一方面，理论也是个“幽灵”。我们不能在理论面前匍匐，不能在理论面前膜拜而失去了主体性，这种情况很容易发生在只了解和掌握一家理论的情况下：由于没了别家理论作为反思对话的主体和对象，自我又处于初学阶段或者在理论面前过于渺小而容易仰视理论，从而很容易被理论的逻辑所“收编”。这很容易导致自己思维的过早定势还浑然不觉，在具体研究中的表现就是不自觉地给已知的单一理论作注脚或意识形态的论证，或者仅仅将掌握的这家理论当作自我经验研究的修辞，其实与自己的研究不搭界。
在这种对待理论的态度背后，也隐藏了对待经验的态度。那就是对经验的碎片化的理解而不是整体性的掌握，从而同样的经验材料可以来论证任何的理论观点，经验实际上成了理论的装饰品和叙述材料，成了任人打扮的“灰姑娘”；而反之亦然，这种理论也成了“万金油”，哪里都能贴，哪里都能用，因为只将其当作一种修辞。真正正确对待理论的态度是在准确掌握理论的基础上，将其对我研究有启发的部分拿来为我所有，在自我的运用中对原有理论、概念进行改造或创新，从而发展出与自己的研究对象和经验比较切合的理论概念和模式。这既能够完成与原有理论的衔接和对话，同时也使得自己的研究能够真正地做到有血有肉：有观点，有材料，有概念，有论证。这就是黄老师一直强调的联结经验与理论的深意。
同时，在理论阅读阶段，黄老师还特别强调和提醒大家理论背后的立场问题和研究者自我的立场问题。每一种真正成熟的理论背后都很难摆脱意识形态的影响，意识形态的影响发挥在不知不觉之中，一旦理论成型，其背后的意识形态就成了理论一个方面的品性。而这一点在我们吸收和运用理论的时候往往是不注意的。黄老师提到了舒尔茨在《改造传统农业》中的立场问题，强调即使如经济学这般在社会科学中较硬的学科，其背后完全可以有其相应的立场，而且还因其“科学性”而遮蔽背后的立场（意识形态）。这一点在国内的教学和科研过程中很少有学者明确提出来，有很多人是因笃信研究的纯学术性，在被意识形态所“俘虏”的情况下还纯然不觉；还有一些人是“知而不言”。两者的共同后果是给学生和学界造成了一种学术中立和“价值无涉”的假象，特别是给新生代学生造成了很大的误导，这在某种程度上又从另一个侧面塑造了社会科学的客观“神话”：以为社会科学完全是一种真理信条，而且是不分时空条件的普世条款。这种对社会科学之“价值无涉”的过分自信与对社会科学的结论的过分迷信是齐头并进的，而且，对自我研究结论的过于自信又往往导致了一种失去时空条件的意识形态争论和完全背离事实的政策建议。
在完成了第二阶段的阅读之后，就进入第三阶段的论文写作与讨论阶段。每个同学提交一篇结合本学期阅读和经验材料的思考性论文。我提交的论文是在小家户生产的条件下农田水利的供给机制问题，背后的理论启发主要来源于恰亚诺夫和黄老师的著作，经验材料则是以前调研的材料，论述的核心论点是：作为中国当下农村最基本的生产单位的小家户无法与市场化的水利供给实现有效的直接对接，而必须要有高于家户至少也是自然村（村民组）一级的灌溉单位才可能与大、中型水利进行有效联结。要想丰富的理论观点是：农业生产不仅仅存在一个生产、加工、销售这一种植生产环节之外的纵向一体化问题，而且就是在生产环节内部，也存在着一个典型的纵向整合问题。虽然文章都还处于提纲和未完成状态，但还是得到了各位师友的评议与建议，对于我进一步深入思考该问题有很大帮助。在论文写作讨论的阶段，黄老师的意图是让我们尝试着将课程上所强调的连接经验与理论的方法论在实践中演练一遍，在实践中纠正我们对待经验和理论的不当态度，指导我们如何去建构一个适合自己研究问题的中层概念而不是仅仅将理论拿来当修辞，同时还指导大家如何真正地在经验与论点之间进行论证。这种对论文写作进行群体讨论和一对一指导的办法确实能够对我们的写作和思维锻炼起到很大的作用。同时，在这个阶段，我也真正感觉到了不同学科同学在思维方式上的差异，从这种差异中能够反思自我的缺陷和不足，从而借鉴其他学科的思维方式和方法。
在研修班的整个过程中，黄老师强调的另一个重要问题是研究要有历史感和现实感。做研究和文章要尽量有历史深度，这样能够更加清晰地理解研究对象当下的状况，不然很可能做出偏误较大的应然苛求。同时，从事物本身历史演变过程的理解也有助于预测事物的未来发展方向，历史使研究对象厚重、扎实。当然，历史感不是历史资料的简单堆积，而必须是对资料去伪存真、去粗存精后的再加工和再组织，尤其需要注意的是，历史研究往往会受限于资料，也就是说，能够服务于一个问题的材料在一定程度上来讲是有限的，所以材料的收集、掌握和分析对于历史研究就极为重要。现实感是一种经验感，是对社会现实的一种敏锐捕捉和判断，以我个人理解，好的现实感和经验感，一方面来源于社会调研，另一方面来源于对自身经验的反思：自身经验往往最深彻刻骨，当然毛病是往往形成一种身体无意识而难以反思，一旦开始将社会调研与自身经验结合起来，就会慢慢琢磨出社会大问题是如何深入到自我的日常生活中去的。自我反思这一过程就已经在开始理解研究对象、研究者和研究问题之间的多元交搭关系，很容易从这种关系中找到矛盾之处和现实感，从这个角度讲，一个研究者和普通人有所区别的第一步就是开始将自身经验纳入到反思之中，亦即开始有意识地反思自我及与外部世界的关系。这种反思永远找不到确切的答案，找到的只是矛盾，而矛盾本身就是一种真实的现实感。正是由于我们目前所用来解释现实的概念和理论大部分是外来的，其本身也是对西方经验世界的抽象简化后的产物，再加之时间推移导致的理论滞后性和转译过程中的偏差因素，使它们与中国现实经验的逻辑有较大的距离，因此，在我们的反思和研究过程中遇到的最多的就是矛盾或悖论，这恰恰为我们推进有关研究提供了机遇和空间。
最后，要特别指出的一点是：通过这个课程我结识了一群有共同兴趣爱好，有理想追求的优秀师友，在以后的学习过程中，我想我们一定能互相帮助，共同进步。
再次感谢黄宗智老师的谆谆教诲，听黄老师上课确实有一种如拨云雾而见青天之感。
自研修班结课，至今还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其间却总是心心念念、时不时忍不住回味。一个半月的课程里，八位来自不同学科的同学，七次前往明德楼，聚坐一起，围绕系列专著和理论经典，展开读、写、听、说，整个过程就像跟随黄老师、同学们一起挑战了半程马拉松，一路下来，颇有几分全力奔跑后的疲惫、踏实和畅快。
自学生踏入大学校门起，至今已七年有余，仿佛经常在读书，实际极少能把字纸间的东西内化于心。与人谈论一本书时，不是模糊其核心要义，就是对概念张冠李戴，皆因对书本的理解偏于孤立、片面，既无视作者在思想谱系里的位置，也无视其所应对的社会历史情境，更遑论从中析取精髓，对社会周遭的问题展开具体有效的讨论了。如此恶性循环，反倒成全了“读书无用”的诅咒：书袋掉得满身，实际一无所知，“内卷”于书面理论，脱离经验现实。
黄老师著作等身，不吝以他的亲著为本，带领我们实操训练、掌握“稳健”的读书方法：首先尊重原著，锁定核心论点、抓取关键证据和结论，以理解他的具体工作；再来，引导我们将他的工作放置于理论的网络里、置于社会历史背景中，以理解其背后的思想给养，触摸连接着“经验”和“概念”的问题意识。循着老师所开列的书单，学生就能比较清楚地把握他学术的内在理路，不止于此，老师还不吝向后辈交待自己的学术“心路”，即驱动着他之“知行”的生命与情感体验，理解了这些，方才懂得黄老师的所学所问，乃是一种内发性的自我认识和理解的过程，其中，理论的思想给养与现实情感的驱动同样重要。这样一种对自己和读者都极其真诚负责的研究与写作方式，让作为后辈学生的我，也主动想要成为一个负责任的读者迎向他去，也正是在这个理解老师及其研究的过程中，不知不觉推着自己去思考真问题。
窃以为，黄老师定会期待看到我们当学生的以一种“交互”的状态来读书，他不但十分重视我们是不是尊重原著、有没有领会作者的本意，更令学生感动的是，老师一直在留心观察我们每个人在课堂上的神情随讨论进展而发生的变化，捕捉我们各自心底所真正关切的问题，他试图引导我们做自己认识的主体，找到理性认识经验世界的方法，免受知识与实践上的“精神分裂”。学生也斗胆以此理解黄老师的学问：黄老师所倾力研究的经济和法律领域，虽看上去好像是两个不同的经验范畴，并且在当下的学院制度上，二者也各自有着它们明确的学科归属，但这并不会使我们在阅读中感受到两者间的障碍或断裂，反而能感受出其间的内在关联：小农经济和法制史，虽各自面向不同的实践主体和制度现实，但横贯在二者之间的，是对乡土社会中的底层家庭、社区、社会的把握、理解和关怀，由它们的“实践历史”串联起来的，是社会总体的真实图景。这令尚在知识象牙塔的我，不能不为老师笔下所触及的现实之宽阔而震撼。
于我而言，读书笔记的写作是课程中劳动强度最大的环节。课程伊始，黄老师就一再强调笔记的“精确”，教我们不要高估自己的记忆力。起初，看到研修班的课程要求中有“读书笔记”一项，我并没放在心上，因为从上大学起，正常的课程都会要求写读书笔记，形同家常便饭。但开课前，细看黄老师在教学大纲中所列的笔记要求，再对照过去自己所做的笔记，发现绝大多数都不合格，不是流于碎片化的经验联想，就是玩弄理论的文字游戏，分析性的概念根本道不出个一二三，只能算得上是业余选手的“读后感”。方才紧张起来，看来要达到老师要求的笔记，恐非下硬功夫不可。
我生性贪玩、缺乏耐心和细致钻研的定力，又误打误撞，进入社会科学的“非主流”学科——人类学，它固有的几分浪漫和非理性的色彩，与我的散漫一拍即合，让我借此找到逃避逻辑训练和规范表述的借口，表现在读书笔记上，就是一贯的不精确、不愿进入具体的经验论证。来到研修班，一想到笔记提交的对象黄老师就是书的原作者本尊，生怕自己抓不住重点、担心自己携带的偏爱阐释的人类学思维对原著过度阐释，打心底里焦虑起来。现在想来，这种焦虑的根本来源，恰恰就是自己以前的笔记做不“精确”的心理障碍所在，本质上，不往精确的做，其实就是本能的畏难情绪和懒惰心理在作祟。
于是，课程期间，每个写笔记的白天和夜晚，都像是与自己的懒惰和小聪明展开的一场力量角逐，我尝试逼自己先老老实实勾勒出原著的结构，再补充关键的概念，最后用自己的话说出作者想要说的话、甚至可能想说而没说出的话，直到写到自己觉得没什么可写为止，也因此总是违约、逾期提交报告，惭愧。好在，比起以往那些花拳绣腿的读后感，我自认为研修班的这10余篇读书笔记，多少有了些今后可拿出来当笔记查阅的实用价值。即便如此，比起班上其他7位同学，“精确”这一项我还远未达标，他们当中的大部分同学，对于每本书的核心论点、分论点、关键证据，都以数倍于我的耐心在细致爬梳，而我的笔记总是作“自由发挥”状，在大家严谨的笔记中间略显得画风“独特”。黄老师曾在批注中一针见血地指出我某些地方的总结有些“言过其实”，但老师也同时对我的“主动思考”给予了宽容的鼓励。对此，学生既羞愧又受鼓舞，莫不敢忘，唯有以此鞭策自己，多往舒适区外跨出几步，踏踏实实读得精准、写得精确，才能做到老师说的“登堂入室”，真正踏进学术研究的门。
课程里最开心，也是最高能的环节，就是每周费劲造完笔记后去明德楼里听黄老师开讲了。黄老师的几部著作原是以英文写成的，后转译成中文，面向中国学生，固有清晰的层次和架构。比起专著里严整细密的文字，老师口头上的知识表述，经常是严肃里带着活泼，有着“反差萌”。在课堂上，会听到老师不同于结构化表述的经验故事，方知老师对小农的劳作特点和法庭判决的情形，都有着富于现场感的观察和理解，他的实证研究和理论思考，乃是脱胎于现实的经验，而不是相反。也许正是出于同样的原因，每当黄老师听到有同学源自现实生活阅历而提出的发问，老师都会大方肯定这些问题的潜力，也鼓励同学们从经验真实出发，去检视理论的局限。
由黄老师引导的课堂讨论，基本上是圆桌式的，每节课，都首先围绕书本身展开，黄老师会均等地邀请每位同学发言，接着，老师会拎出我们笔记中普遍存在的问题进行讨论，也会对个别同学笔记中存在的特殊问题进行答疑，也常常细心问诊个别笔记中出现严重理解偏差的原因，这是在常规课堂里极少有的听课体验。
此外，几乎每次课程开始，老师都会特意请笔记清晰的同学朗读其中精彩的段落、甚至全篇，也会对该同学的笔记提出问题。这个环节往往让我颇有收获，因为提炼原著中的要点、转化成笔记，对我来说已经是一个高度要求专注和精确的学习步骤，而课堂的即时发言则对思维逻辑有着更高的要求，最常听到的优秀笔记朗读和发言，出自香港中文大学的马超然同学，她在课上的即时发言、和她所朗读的笔记中的精彩段落，几乎有着同等程度的清晰和洗炼，牵引着她的知识表述的，则是她从容冷静的思维能力。在8个人的班上，虽说论年纪或年级我都稍长，但比起其他七位来自建筑学、历史学、法理学、社会学的同学，我的口头表述却显得和笔记一样，有时由着直觉横冲直撞。研修班“小环境”的熏染，让我想在接下来的时间里，耐下性子慢慢去学习。
若说课堂听讲有什么美中不足，便是限于课堂时间，同学之间无法做一一对应的交流。在听同学发言的过程中，经常会强烈感受到同学们因不同的学科背景、不同的知识存量、不同的生活阅历，对某一问题的敏感程度和立场态度的明显不同。比如，学历史的同学善于抓取材料与结论的关系，有着法律实务经验的同学则关注实践中的情形，建筑学的同学对实证部分有着异常强大的细节钻研能力，等等。同学之间往往不能够在同一层面上展开讨论，不过，这也反而有助于我们在学科的差异中感受自己思维的边界。
虽然大家同时读同一本书，但涉及一个具体概念的讨论时，大家的理解难免存在分歧，不仅各自有着不同程度的表达欲，知识表述的风格也各异，社会学、法学、历史学的同学惯于朴素引用，而我则习惯于从“个人感觉”开始谈起，原因是担心若不声明自己所说的话是“个人感觉”，就隐去了所述之言的主观色彩，却也恰恰容易让同学以为，我只是在强调“个人感觉”。后来渐渐意识到了这个“表达”与“实践”上的背离，也理解之所以存在此种误解的可能，其中原因在于思维惯习的差异。往往在同学发言后，黄老师会从同学各自的背景、性格乃至遭遇出发，去解读同学之所以如此发言的原因，这也提醒我，对自己身上铭刻的某一种学科、环境或是经历的思维惯习有所觉知，对自己的知识表述与经验的局限、以及在不知不觉中限定着“现在”的“过去”有所觉知，这也许是放下傲慢、对被主体遮蔽的知识进行解蔽，靠近理性认识的前提吧。
学问原本就是一边学一边问的行进间动作，尤其在这个信息爆炸的世界里，要稳健理性地走下去，并没有可以一劳永逸地依赖的理论工具。前人告诫我们要谨言慎行，我想，对于读书做学问来讲，谨言应当是“严谨地表达”，而慎行应是“审慎地实践”，小到在读、写、听、说中持续不断地积累、判断和自我修正，大到在经验与概念世界的往复之间进行自我改革。是为一个半月的课程所带来的思考和感受。
虽然时间短暂，但当课程结束时，心里竟颇有难以言说的不舍，每个同学的言辞形貌都难忘。毕竟在现时的环境里，几个人能聚坐在一起，在黄老师，同时也是几部经典的作者的带领下，一起阅读、讨论一套书，这样的机缘实在不多得了。此交淡如水，愿大家各自潜心学习、不断进步，期待江湖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