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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宗智先生在中国人民大学开设的“乡村、经济与法律的历史学研究讨论班”结束已经几个月了，结合最近一段时间的经历，再次回顾一下在讨论班中的收获，是我非常强烈的愿望。我愿意谈一谈自己的感想，供未来的朋友们参考。
黄宗智先生说明的读书方法是大陆学生应当努力掌握的。包括我自己在内，大陆学生常常以“泛读”的方法对待学术书籍。这也许是因为缺乏专著传统的大陆学界著作大多表现为资料汇编的形态，在这样的书籍中如黄宗智先生要求的提炼一个中心句无疑有些困难。但“泛读”的方法不利于抓住作者的核心观念与之商榷，以至于不能写出有分量的书评，甚至不能完成一个成文的读书报告，时间就都浪费了。黄宗智先生提出，应提炼专著的中心句、中心论点，再归纳支持论点的论据，分析其论证过程，就此提出自己的意见，并形成书面的报告备案，这样一来，“劳动”就有了成果，将来利用起来也便利了许多。经过黄宗智先生的训练，这个读书方法我已经掌握了，从中确实获益匪浅。
进而，黄宗智先生提倡的西方“专著传统”也给了我很深的印象。中国法学著作自“改革”以来，在我看来，已经经历了两个阶段，即教材阶段和论文集阶段。“文化大革命”以后，法学教育刚刚恢复，寻找一本像样的教科书都非常困难，学者在这时候集中精力编辑教材无可厚非。但长期以来，学者习惯于以教材的“体例”写作，观点不鲜明，论述不翔实，也确有遗憾。当前主流的法学家们很多放弃了教材体例，新著作逐渐表现为论文的汇编，文字也更加流畅生动了。但是“论文集”中各篇文章之间缺乏内在的逻辑联系，尚不能形成一个有机整体，也就是说，尚不成为“专著”。我想，“专著”确实非常有利于知识的积累，就一个问题展开充分的论述，形成一个鲜明的中心论点，是较教材与论文集更有力量的学术贡献。如果可能，我希望中国法学界能有更多扎扎实实的专著，也形成一个“专著传统”。
在研讨班中，同各学校各专业同学们的切磋开阔了我的眼界。虽然以前也大量阅读过各专业的经典著作，但与各专业同学们的接触，才使我了解到这种“业余”学习与专业训练的成果之间存在怎样的差距。我想，一方面应坚持吸收各学科的知识，加深对问题之丰富性与复杂性的理解；另一方面更应在坚守专业立场的同时，虚心向其他专业的同学们学习，尊重他们的判断，这就是所谓的“隔行如隔山”吧。再有，对我自己而言，特别重要的还在于，与各学校各专业的同学的交流，使我充分认识到学术观点应当用最简单直白的方式表达，写作的目的是为了读者了解，保证读者了解的责任在作者身上。一段时间中，由于所处理的问题非常复杂，特别是对语言的锤炼不够，自己关心的问题写得不容易让其他专业的同学读懂，当然也就不容易产生共鸣。黄宗智先生和蔼地向我指出了这个问题，提醒我要像给大学一年级本科生上课那样写作，我才格外警醒起来。我深知这个问题的重要性，今后我会十分注意。
第四个问题我想谈谈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问题。在中国法学界，不关心社会事实的问题相对而言要比不能抽象思考的问题来得严重些。部门法学最重要的方法论还是法律解释学，关注点在于如何解释法条。这并不为过，但脱离社会事实的法学难免缺乏说服力、公信力和执行力，难免损害多数的弱势的人民的利益。另一方面，也确实有一些法学研究者集中精力于法律实务，不关心理论问题，长此以往，中国法学的品格也不能得到提升。黄宗智先生提出的“实践逻辑”与“现代传统”两个概念因此就显得特别的重要。无论是“实践逻辑”还是“现代传统”，都促使法学研究者关注社会事实，同时也不忽略理论提炼，在认识到问题的复杂性的同时不放弃加以抽象化的努力，我想这两个概念的提出对中国当代法学的弊端来说确实是对症下药了。而且，黄宗智先生还特别生动地说明了理论如何在“悖论”中突破、发展。这样精炼的思想利器确实只能得自讨论班一年的训练，如果未来的朋友们能够在讨论班中掌握这个思维方法，研究一定能上一个台阶。
谈到实践，不得不说的还有，许多法学专家或者指导学生们如何在计时服务中收取更多的咨询费，或者“无事袖手谈心性”，在安逸的生活中淡漠了民生疾苦，也有的法学专家或者迷信西方的某种学理从而对传统法制妄加评论，或者离开学术立场做比附讽喻遮蔽了真相。如此种种，虽然用心不同，但都令人失望。黄宗智先生作为历史学家，却关心乡村，关心事实，讨论班中的同学们，也都关心家乡，关心同胞。我想，无论如何，对一个知识分子来说，“良知”与“良能”都是不可或缺的吧，对法学这样一个与千百万人民的生活密切相关的学科来说，就更是如此了！在这个讨论班中，在黄宗智先生的引导下，我找到了许多志同道合的朋友，这也是这一年来我最大的收获之一。
20世纪中国最卓越的法学家吴经熊先生曾说：“As a Chinese I have a country to save I have a people to enlighten I have a race to lift I have a civilization to modernize.”后生晚辈虽然不敢企及先贤的伟大成就，但也愿意为未来“真、善、美”的中国法学添砖加瓦——而如果不是有万分的幸运能够在过去一年中参加了黄宗智先生的讨论班与同学们一道学习，在寻找一个确定方向的道路上的我也许还会继续迷茫很久吧，也许再过一段时间我会对这一年的收获有更深刻的认识，但即使在此刻，我也已经确信它根本上改变了我的生活。
真诚地感谢同学们。感谢黄先生，感谢您选择了我们。
深秋的北京，我带着自己在学术研究上的困惑来到黄老师主持的“法律、社会与经济：历史与理论”研修班。9个星期，战斗般的日子。两种不同思维方式的冲击、对立、比较、选择……这是一次酣畅淋漓的思维训练。课前报告、课上讨论、课后反思，身上的每一个细胞都被调动起来，痛苦并由衷地快乐着。2个多月的记忆清晰而踏实，在此借着这篇小小的课程总结，记录下那些点滴的变化。
说实话，知道黄宗智老师，接触老师的著作要远远早于参加研修班。黄老师深刻地指出中国学者在“理论”与“经验”上的相互隔离的状况，倡导二者的连接，从最基本的经验事实中提炼最深刻的理论概念，并用这些概念与那些源自西方的主流理论对话。审慎对待那些脱离经验证据的“空泛”的理论。还记得最初读到黄老师这些清晰而有力的表述时的兴奋，它刚好击中了我在学术研究中的迷茫之处。
我以为自己的问题是对于经验研究缺乏方法上的系统训练。我的学术入门开始于西方法学理论的研习，没有受过系统的实证研究训练，方法上的缺失导致我在面对经验材料是捉襟见肘。在参加课程之前，我将自己的课程目标定位为学习如何做深入的经验研究，侧重关注老师对经验证据的具体操作，学习可以借鉴的方法。研修班的课程以黄宗智老师的“法律三部曲”和“农村三部曲”为开端。能和作者本人对话，由作者亲自判断我的阅读是否精确，仔细讲述自己的研究过程，对任何一个学生来说都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
课程之始，我的“美梦”就破碎了。研修班的头号“反面教材”——这样的身份贯穿始终。从第一堂课开始，老师就不断地警醒我反思自己既有的思维方式：中国社会科学究竟需要什么样的理论？如何产生原创性的理论？既有的理论是否裁剪、束缚了我的视角？我既有的思维方式是否造成某些自己意识不到的盲点？
理论批判的来源有两种：一种是理论之间的对立。这种思维方式从研习本领域的不同理论出发，通过研习阅读经典著作把握各自的基本观点，在不同理论的交锋之处发现最根本的问题，从而批判某种理论。这种理论讨论的是根本的问题，还是细枝末节的问题？理论内部是逻辑自洽，还是自相矛盾？相关理论对它的质疑、批判是否有说服力？这是一种“理论——理论”的思维方式，对现实经验的关切在就理论而理论的过程中被架空了。我长期以来的思维方式正是如此，这种思维方式造成了我在理论关联经验过程中的无力。
跟朋友谈起研修班的心路历程时，大家都很疑惑：为什么一个“反面教材”格外积极，乐在其中。我认为，越是巨大的思维差异，越能体会到不同，越能触及问题的实质。真正的痛苦在于迷茫和徘徊，与“赤裸裸的真相”相伴，自我挑战，是何等快意之事啊。
感谢黄老师对我的耐心、宽容和敦促。我的固执和愚笨会不会有时让您很抓狂呢？感谢您如此认真地阅读我的读书报告，结合我的特点给出建议，并忍受我每周五凌晨发出的邮件炸弹。感谢您一边叹着气说“唉……这个学生‘病入膏肓’了”，一边鼓励我转换视角和思维方式。
您说我需要关注理论批判的另一个途径：事实与理论的对立。从“理论——理论”的思维方式侧重对理论本身逻辑一致性的追问，取代了更为重要的问题，即理论对现实经验的解释力的追问。经验事实是理论批判最根本的来源。比如我们研习一种理论，追问的问题是这种理论由哪些经验证据支撑？这种理论是否符合中国的实际？经验现实并非如理论展现的那样逻辑一致，而是一个矛盾体。正是这种矛盾往往使得事物保持长期的稳定性。理论在追求自身逻辑自洽的同时往往切割掉了经验事实中的差异和矛盾之处。
更为重要的是，“质疑理论”并不是学术研究的最终目的。黄宗智老师多次强调，真实感是学术研究的首要条件。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中国社会处于巨大的转型之中，大量独特的经验事实不断冲击着既有的理论，几乎所有重要的问题都没有得到解释，新的思想孕育其中。找寻自己最为关注的社会问题，充分收集和占有第一手的经验证据，并从中发现问题、提炼概念。研究的问题是否是当下中国实践真正存在的问题？材料本身是否可靠？对材料的分析是否有说服力？这些都需要来源于经验，都需要不断运用和磨练自己的真实感，提醒自己避免简单的经验堆积，要有明显的问题意识。
在我看来，真实感的根本目的是勾勒出与我问题相关的基本经验现实到底是什么。要解决这个问题必须同时运用历史感。研究的问题需要历史化，从历史本身发现问题和解释问题，比如说：这个问题从哪里来？经历怎样的演变？如何形成现在的模样？历史并不单单作为研究的背景存在，它与研究的问题紧密关联，与当下的实践经验紧密相关。同时，开阔的历史视野有助于减少由于意识形态、理论立场所带来的思维上的局限性。
“经验—理论—经验”的批判性研究才是黄老师一直倡导的思维方式。为自己所关心的社会问题收集经验证据，从经验证据中提炼概念和理论，将自己的概念和理论放到实践中检验。随着课程的推进，我对黄宗智老师“连接经验与理论”理念的认识也随之加深。但做到真正的理解，做到思维方式的转变，一切才刚刚开始。“梦”醒了，现实中的行走缓慢而坚实。
我们这个多元化的研修班横跨法学、社会学、经济学、管理学、政治学等多个学科。特别艳羡农发院A同学从经验证据中发现问题的能力、金融学B同学娴熟的计量研究、社会学C同学充分的田野考察、法制史D同学踏实的史料把握、政治学E同学严谨细致的笔记梳理……还有咱们“外地四人帮”，每周五的午餐讨论都使我受益匪浅。没有红叶的“香山红叶节”因为和你们在一起也格外灿烂呢！虽然，大家来自不同专业，年龄、理论基础也颇为不同，但整个研修班有着共同的底色，就是对研究认真严谨的态度和对中国现实问题真切的关怀。
庆幸自己“反面教材”这个身份，两种截然不同的思维方式的冲击迫使我跳出既有框架的束缚，尝试站在第三者的角度审视自己，以同学为师。在课程之初，我侧重讨教大家在经验研究上的方法、操作。认识到自己问题的真正所在以后，我开始注意他们思考问题的方式。面对同样的著作，接受系统实证研究训练的同学他们会提出什么样的问题呢？我有没有想到这些问题呢？我们提问方式的不同是否是因为他们从经验出发，而我是从理论出发呢？怎么从经验证据中发现、提出问题呢？
感受最深切的要数研修班最后的那堂报告讨论。我的报告是关于国企改革中工龄买断问题的研究。在讨论的时候，黄老师指出我所谓的经验研究还是停留在固有的“理论—理论”的思维方式上。用过多的“包装”架空了经验实际。我将国企改革前的工资关系概括为“身份机制”，改革后的概括为“合同机制”，然后就改革过程中两种机制的作用、冲突、问题展开讨论。我的问题是僵化的理解了黄老师的从经验中抽象概念，用概念对概念的讨论取代了经验证据。实际上，基本事实本身即是重要的概念。比如法律三部曲指出“中国法律表达与实践背离”。黄老师说某种程度上这并非一条理论，而是从大量诉讼档案中提炼出的中国法律的基本事实。之所以被大家广为接受和不断讨论推进，恰恰是因为它符合历史感和真实感，对中国当下的法律实践有解释力。再比如恰亚诺夫的“农民农场”的概念。恰亚诺夫通过大量可靠的经验研究总结出农民农场既是生产单位，又是消费单位，有力地挑战了“资本主义农场”概念，对非资本主义国家，对中国农村的经验现实都是有解释力的。“经验—理论—经验”的出发点是探寻真实的问题和基本事实，用事实反思理论，解释问题；而非简单化的、盲目的抽象出概念。两种截然不同的思维方式在我的头脑中掀起一场风暴。那么就让暴风雨来得能猛烈一点儿吧！
我很庆幸自己在求学生涯的最后阶段能够来到研修班，它使我有机会看清未来的路，使得我在北京的金秋有了别样的收获。感谢黄老师对我的接纳。研修班虽然结束了，但我们的故事才刚刚开始。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很高兴在学术的道路上与大家相遇，今后也一起携手走下去吧！祝福大家！
距离研修班课程结束已近三周，此时回顾尚显得沉淀不够，但为了更准确地记录课程的点滴，不被后来诸事冲淡记忆，且勉力为之，算是给自己一个交代，也给后来者提供一个参考。这段思维激荡的时间将注定成为我等学术生涯中一块绽放着瑰丽光泽的水晶，时不时回顾总能映出师友的音容笑貌或者智识的浮光掠影。课程结束那天，黄老师匆忙按下了视频结束键以避免告别的伤感，我年纪一把却不争气地当着年轻小同学们的面湿了眼眶。当晚在北京一间狭小的旅店房间，我一夜未眠，将人与人的相逢和分别，将学习的感悟与自我的反思反复舔舐。我明白，这段经历是跳跃在我们十八个人各自人生轨道之外的东西，刹那交汇之后或许就是散落天涯。当然我也知道，在此期间的训练和交流，无疑将会在我们十七个青年学子的将来，或显或隐地发挥它应有的影响。
黄老师说学术研究既是一个自我认识和理解的过程，也是一个感情的过程。正是处在父母所代表的截然不同的中西思想的并存和矛盾中，为了给内心的冲突寻找答案，他方才形成了决定自己一生学术研究的基本问题意识。这种由感情驱动的深层研究动因，对于一直自觉感性大于理性的我来说，是个不小的鼓舞——感情丰沛的人并非不适合做学术，只是需要将内心深切的关注导流到最重要的问题上，将这种能够进行自我长期激励的动力与理性求真的认识相结合，从中找到具有建设性的学术路径。
将学术上的感情因素做一定延展，说到底就是学术研究所具备的现实关怀和学者的政治觉悟问题。黄老师主张学术研究的一个重要目的是为大众谋求幸福。做研究不仅是要进行纯理论、哲学、抽象性的探讨，还要对关乎中国现实和未来的重要问题作出创新性的贡献。这种理念一以贯之地体现在黄老师关于中国农村和法律问题的著作中，同时也在其授课中得到不断强调。黄老师从读书笔记的字里行间就能看出一个学生的政治意识倾向甚至是意识的有无，并在课堂中进行有针对性的引导。这种引导不能说是价值观的灌输，而是一种敲打，将学生从懵懵懂懂的状态中敲打出来，以便其对自己的价值观进行一次清醒的梳理或做进一步反思。可以说，这种在国内学术训练中极少见到的做法，正是给学生求学和为学之路赋予灵魂的关键举措，只有先知道了为何而研究，下一步才是研究什么和怎样研究的问题。
在理论的探讨中，黄老师也提到正是因为人的双重性才使得在形式主义与实体主义中非此即彼地选择哪一方都是错误。如今占据话语霸权的形式主义需要实体主体的纠正。以恰亚诺夫为例，他所分析的小农既要生产也要消费，既是理性人也是感情人，这种建构打破了古典经济学理性经济人的理想化抽象，更加符合真实感。此外，韦伯虽以其宏阔的全球视野创立了形式和实质的理想类型，但黄老师认为正是由于韦伯骨子里是一个西方主义者、新自由主义者，缺乏社会公正感，因而无法再更进一步，指出如何结合形式主义和实体主义的出路。这从一个侧面说明了价值观对于学术研究所具有的重要作用。
无论在美国还是中国的学术环境下，理论与经验的割裂都是一个普遍问题，美国偏向理论而轻视经验证据，而中国在经济研究领域也多有类似倾向，而在以经验研究为传统的历史学科中，为摆脱意识形态影响则干脆直接拒绝理论，只做碎片化的经验研究。在这种大环境下，如何培养学生连接经验与理论的能力成为这门研修课程关注的核心。
课程前三周讨论黄老师两套三卷本著作时，经验材料和理论分析都有所体现，但更偏重经验材料一些，此阶段大家书写读书笔记精确性的提升也是最快的。但在后四周接触理论著作后，阅读难度迅速攀升，“每个字都懂但连起来就不懂了”，最后甚至到了同学们在微信里互相看别人停滞不前的阅读进度来缓解自己焦虑的程度。于是每周的日子就在反复咀嚼阅读、绞尽脑汁写笔记、熬夜赶周三午夜截止日期、在黄老师的课堂引导下穿过层层迷雾，以及课后对照优秀笔记自查自纠的循环中飞快地度过了。这样四周的“魔鬼训练”下来，尽管大家的笔记对于汪洋恣肆的理论著作尚无法完全做到系统完善、条理清晰的总结，但是基本上也都能进入这些理论本身。
但这种进入的程度也因各位同学各自性格、学习经历和研究偏好的不同而有所差别。总的说来，年纪稍长的同学对于经验的把握更为容易，但对于理论来讲，天赋以及先前是否受过系统的理论训练均会影响大家阅读理论著作时的表现。用黄老师的话讲，脑袋里关于理论概念的那块肌肉不锻炼是会萎缩的。以我自己为例，偏重经验一方的感觉就很明显，较容易做到对经验材料的精确阅读，但面对理论著作时，则有些力不从心。就像来到理论家修建的采矿场，面对四处闪耀的矿石，我能做到的仅仅是发现矿石并攫取下来放置一处，尚缺乏构造一个系统框架来合理摆置这些矿石的能力。在学习过程中，大家类似这样的对自身局限性的认识都很有价值，可以为将来的自我提升指明道路。
在黄老师“理论为我所用”的理念下，学习理论不仅仅是对理论的精确阅读，还是在沉浸一种理论掌握其脉络后，带着自省和批判的态度跳出来，完成对理论的使用。首先去除理论的“意识形态化”，然后在多种理论中以经验证据来决定取舍，最终实现反思理论或是与之对话来提炼新概念的最高境界。换句话说，我们学习理论不是为理论而理论，不是为了比较而挑出唯一正确的理论，相反，学习理论是逛超市选择趁手工具的过程，在找到合适自己研究的一种或多种工具后，使用它。
学习，除了向书本学，向老师学，还有重要一环就是向同学学。通常情况下，在进入大学以后，我们身边的同学就都是同专业的了，即使新认识的朋友属于其他的专业世界，也无法在日常的吃喝玩闹中打破对彼此专业的生疏和隔膜。而黄老师的研修班，集中了政经、农发、历史、法学、社会学等各个社会科学专业的优秀学生，大家来自不同的高校，成长于不同的地域，处于人生不同的年纪，唯一的共同点是对知识的渴求。这样带有多元背景却聚焦于共同文本的课上课下讨论环境，孕育出极佳的互相学习机会，既有助于在自己的本专业之外扩展跨学科、跨古今、跨中西的视野，学习从宏观角度观照问题，找到具体问题在世界中的位置，也能够从彼此的优秀品质中取长补短，获得志同道合的归属感以及良性竞争激发的拼搏乐趣，找到自己在世界中的位置。
同样属于外地来京，刘毅和我同住进了人大外面的一间简陋公寓，她说“从东方神秘主义的角度，这种缘分特靠谱”。从生活到学习，从个人身心到周遭世事，我们无所不谈，无谈不欢。在她那间能够看一角万家灯火的窗口，两个人一口接一口喝着茶吹着风，往往一谈就是两三个小时，还意犹未尽。与她的交往让我真切地感受到“人并不是一座孤岛”，因为总有那么一些人的存在，能和我们对世界的认识、对理想的追求和对人生的感悟产生巨大的共鸣。而作为唯一年长于我的学员，刘毅的许多关怀和告诫也使得正处在人生变动路口的我多了几分从容笃定。
而年纪轻轻的其他同学则实实在在让我感受了一把什么叫后生可畏。匡晓璐是班里唯一一个本科生，能够获得黄老师的认可进入研修班学习本身就足以说明一些问题。小姑娘在大四毕业的当口，为了写读书笔记从早上八点坐到晚上十一点，每天看书写作十五个小时。想到自己当年这个时候正独自在全国各地开展“毕业旅行”，我汗颜的同时也感受到了时不我与的紧迫感。与晓璐年龄相仿的代剑锋，拼命程度有过之而无不及，由于白天还有其他课业压力，他经常晚上只睡两三个小时，熬夜读书写笔记。黄蕙昭和赵珊则是另外两个让我不得不佩服的小年轻，她们的笔记总能得到黄老师的击节赞叹。本科时系统的哲学思辨训练加上理论天赋，黄蕙昭对于让大家痛不欲生的理论著作能够在自己消化之后形成逻辑清晰、层次分明的笔记，读上去让人赏心悦目。赵珊话不多，但有说一句顶十句的效果。杨扬则是大到学科前沿小到会议信息，各种资讯一手掌握，热爱学术也热爱生活，看上去永远是张扬外露，但实际上心思细密、重情重义。
当然学习过程中还有许多趣事。在后期跟黄老师视频进行课堂讨论的时候，刚开始黄老师一直问“我讲懂了吗？啊，大家没有反应吗？那看来是没懂，我再讲一次。”讲了数次之后，黄老师终于反应过来，“哎呀，你们冻结啦！”从那以后，坐在最靠近摄像头位置的李泽宇就被派了一个任务，得时不时动一动，好让黄老师判断视频画面是否又卡住了。郭玲玲是学政经专业的，每次都会被拎出来问关于马克思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的站队问题，“郭冰冰，你觉得呢？”大家从一开始的面面相觑到后来的会心一笑，觉得郭冰冰这个名字其实也挺好听。郭玲玲、何钧力、李彦岩、胡树琪都是挺有性格的人，在讨论问题时遇到黄老师误解自己的情况也能不卑不亢坚持己见。我对他们是钦佩的，学者最需要的其实就是傲骨。陈锋、张晗和王陈平在小年轻中属于年纪稍长的，他们对于经验的认识相应来讲也就有更多的心得。最有趣的是，在照集体照的时候，李付雷没有赶上，最后靠陈田成的妙手将其天衣无缝地P在了大家旁边。这张照片见证了研修班十八人这次神秘的缘分，也定格住大家青涩的学术生涯开端。正所谓“诗家清景在新春，绿柳才黄半未匀。若待上林花似锦，出门俱是看花人”。
黄老师五十余年的学术生涯都贡献给了中国问题的研究，近十余年来更是专心致力于国内的教学和为国内读者写作。他放弃加州海边的舒适生活，甘冒酷暑和长途飞行，不远万里来到中国免费为学生授课，同时笔耕不辍，使得大量紧贴中国最核心最重要问题的中文文章得以发表。他的家国情怀和学术关切只需一句话就足以使人潸然泪下，“这些话再不说可能就没有机会说了”。
他要求学生跳出学术上自以为是的设定，不能不加思考就将中国当成是和西方一样的东西。他强调实践历史的研究方法，以期连接多来自西方的理论与中国的实际，通过中国自身的实践经验来探寻符合中国实际的概念和理论，简言之即遵循“经验—理论—经验”的路径。许多实际本身就是人之所未想，要从基础的经验出发，寻找出经验的独特性，例如之前未预料到的（意料之外的）结果，并思考这是不符合哪一套理论的另一套设想。最终在这个基础上再来与理论对话，这样才会更有价值。
当然要建立起具有中国主体性的学术和理论，不是一个人或几个人，甚或一代人所能做得到的，但黄老师已经给我们指出了方向。在北京五月熙攘炙热的街头，怀抱着大小杂物狼狈搬家的我，竟鬼使神差般地涌起一股使命感。因为只要方向正确，我们的每一份微渺努力，就都会算数。
无论怎样回顾，言终不足以尽意，个中尚有些滋味需经历者自己方能体味和珍藏。最后，用陶行知的一句话来为这两个月的研修班做个总结，“千教万教教人求真，千学万学学做真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