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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法史

痛并快乐的日子
——2011年秋季研修班纪实

景风华

(2011年研修班学员,时为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法律史专业硕士一年级,现任四川大学法学院助理研究员)

将近三个月的“社会、经济与法律——历史与理论”课程在与黄宗智教授和同学们的依依惜别中画上了句号。回想最初申请课程时的忐忑不安,接到老师的录取通知时的兴奋和紧张,以及课堂上一幕幕讨论学习的情景,不禁感慨万千。如果让我用一句话概括对这门课程的感受,没有比“痛并快乐着”更贴切的了。

不得不说,这门课的要求之高、任务量之大,绝非一般课程可比。看着第一节课拎回来的厚厚的十几本书,不禁感到压力巨大。每周一本深奥的不同领域的学术专著、一篇读书报告、课堂上时刻准备着发言和讨论、期末的论文写作和互评……一切都充满了挑战性。读恰亚诺夫的《农民经济组织》时,我觉得我宁愿亲自去种地;读韦伯的《法律社会学》时,我完全淹没在材料的大海中摸不到岸;读布迪厄的《实践感》时,感觉完全在读另一种语言。数不清多少次读书读到睡着,多少次熬夜赶读书报告。对于读书超慢,写文章极纠结的我来说,常常为此痛苦不已。

但这些付出换来了丰硕的回报,在这门课上,我接触到了法学之外的农业经济学、社会学、文化人类学等领域的著作,大大开阔了视野;黄老师提出的从实践出发、加入历史维度的“历史社会法学”构想极大的扩宽了我思考问题的方式,为将来做出真实可靠且有深度的法制史论文提供了一条道路。具体来说,我有如下几个方面的收获。

首先是良好的阅读习惯和正确的做读书笔记的方法的养成。之前很长一段时间,我读书是不做笔记的,自以为只要认真读过,有所领悟即可,后来才发现时间会把记忆冲刷得越来越淡,以至于几年后提起某本书时只有一个大致的印象,完全说不出所以然来。于是我本科时开始做读书笔记,但只是把一些精妙的句子摘抄下来,日后温习,虽能唤起一些回忆,却是一鳞半爪,难以构建起原书完整的框架和体系,毕竟是糊涂的,因此读书的效果并不好。黄老师则教导我们在阅读著作时首先要把握全书的中心论点,用一段话甚至是一句话概括出来,然后再分层总结次级论点,这样就能提纲挈领地掌握著作的全貌。老师特别强调要用自己的话总结书的观点,只有经过消化,书中的内容才能真正变成自己的东西。我把这种读书方法不仅看作良好的记忆方式,也看作锻炼逻辑思维能力和总结概括能力的有效方式。这种严格的训练提高了理解的准确性和思维的条理性,对读书、演讲、写作都大有裨益。黄老师还提出了“积累”的读书法,就是不断地反问,作者有没有说服自己?如果由自己来写,还能有哪些改进?用这种方法读五十本左右某一领域的经典著作,便可以在此领域有发言权。这种不断反思、推进的“积累”阅读法有助于对现有学术状况有清晰的了解,从而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做出有意义的工作。读书是一件相伴终生的浩大工程,如果以课程期间一周读一本书的进度来计算,读完进入一个领域所需的五十本书恰好需要一年,时间既不算长,也不算短,最难的在于长期不懈的坚持。

其次是对于理论的掌握和对待理论的态度。黄老师认为国内学生的理论水平普遍较弱,因此需要加强理论训练。阅读纯理论著作是件艰苦的事,尤其面对韦伯、布迪厄这些大人物的著作更是如此,自从我本科时读完《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后便再也不敢碰韦伯的书了,但在这门课上又不幸地与韦伯“狭路相逢”。虽然我最后依然被他打败了,但在克服理论的畏惧心理上还是前进了一小步。黄老师认为理论是个核武器,既有深化认识的巨大威力,但运用不好就有陷入偏执的灾难性后果。因此,黄老师让我们不要把学习理论当作追求真理,不应该限于任何一个传统或流派,关键在于看到不同理论的交锋点,用所掌握的理论资源应对现实问题,形成自己的概念。这是一种跳出理论之外看待理论的方式。让我印象深刻的是对恰亚诺夫的《农民经济组织》和舒尔茨的《改造传统农业》的比较阅读。我完全被理论各自的分析套路带走了,觉得都挺有道理,无法进行分析比较。老师则指出舒尔茨的形式主义和恰亚诺夫的实体主义在思维模式上的差别,我方恍然大悟。萨义德的《东方学》和吉尔茨的《地方性知识》是读起来最顺畅的理论著作,这些后现代的作品提醒我们时刻警醒隐藏在话语背后的文化霸权,在意识形态依然浓厚的中国学术界,读来很有畅快之感。课程的最后要求我们写一篇思考性论文供大家点评,文章需要适当突出一个理论概念。可能限于理论水平,文章中有些理论的使用难免有些牵强,要达到老师提出的“用理论于不知不觉中”的要求还有相当的距离。

最为重要的是,老师强调不能就理论谈理论。理论应当来源于经验,再回到经验中进行检验和修正。从经验到理论再到经验的逻辑,就是实践逻辑。致力于经验与理论的连接,正是这门课程的精髓所在。做读书笔记的时候,老师让我们注意总结经验证据,注意概念与经验证据的连接;阅读理论的时候,老师强调用经验实际决定不同理论流派的取舍,按实用的标准来采纳理论的不同部分,根据实际建立自己的概念;在写作时,也要求我们对概念做出经验检验。在或者将某种理论当作真理使用,或者将理论与实践截然分开的现代学术界,这种方法让人耳目一新。以法学为例,法史专业与法理专业的截然二分使法史成为碎片化研究,失去了大的关怀;而法理则偏重进行纯粹的逻辑演绎。黄老师一直希望打通法理与法史,连接理论与经验,从诉讼档案出发引入实践逻辑,为中国法律史打开一个全新的局面,成为能够影响现代法治建设的力量,这一愿景让人心向往之。

最后,非常感激与黄老师以及各位同学、师兄师姐相遇的缘分。同学们来自法学、农业经济学、社会学、历史学、政治学等各个专业,与诸多领域的同学进行如此广泛的跨学科交流对于我还是第一次,同学们学识渊博、思维敏捷,课堂上不时迸溅出思想的火花,极大地拓宽了我的视野。黄老师非常好地引导我们进行课堂讨论并给予指导,他认真的评阅我们的读书报告和论文,提出的建议使我受益匪浅。

我将永远铭记这获益良多的三个月。

问学得师,书中结友
——2013年春季研修班总结

蒋正阳

(2013年研修班学员,时为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法律史专业硕士一年级,现为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法学理论专业博士研究生)

去年九月,初读法律史专业,偶感彷徨;历半学期,不得其法,仍是迷茫。后半期课堂上,常听师尤陈俊提及黄宗智教授成就,颇为景仰。十一月,教授做客学院沙龙,主讲历史社会法学,欣然前往,以一睹大家风采。

先生其人,身材高大,面容和善,虽古稀之年,精神矍铄。讲述简明,旁征博引,条分缕析。讨论中,面对质疑,亦颜色温然,从容大方,娓娓道来。此番见面,敬意尤甚,虽不能至,心向往之。

之后,得知教授研修班春季开课,天赐良机。只是须经遴选,且面向范围广泛,不限专业学校,故感竞争激烈,难有胜算。又时间紧迫,挑灯夜战,凌晨成文,忐忑呈送。人事已尽,且听天命。不久,竟获佳音,不胜欢喜。

年末团聚,长辈问及来年计划,因将有幸得名家指点,不禁得意相告,亲友亦皆以为不虚京城一行。

初春开课,课业略重,为周三午夜成稿,亦常焚膏继晷;课上,师友多真知灼见,时有应接不暇之感。虽不易,但日积月累,受益匪浅。初识萨义德、布迪厄、吉尔茨、韦伯,感触“核武器”之威力;再听作者讲授“三部曲”,思路与方法一并长进。了解实践与表达背离与抱合之角度,领会第三领域、实用道德主义、实践历史之意涵,重识审判调解之真相。

不惟学识渐长,亦结识诸位益友。志同道合者相遇,三生有幸。凡壮师兄,稳重通达,笃志好学;瑶瑶师姐,善解人意,睿智灵巧。红英老师,治学勤奋,待人诚恳;丽媛师姐,清新温婉,秀外慧中。依筹师兄,见多识广,敦厚儒雅;祎茗师姐,满腹诗书,冰雪聪明。鹤涛师兄,思想深刻,下笔万言;风华师姐,锦心绣口,才华横溢。译文同学,天资聪颖,卓有见地。

难忘,每周五课后聚餐,好友美食,谈笑风生,大快朵颐。难忘,结课饺子宴,酌酒长谈,握手话别。师友皆性情中人,不疑送诤言,不吝给赞语。

更敬佩先生,年事虽高,不为身谋,闻鸡起舞,传道授业解惑,笔耕不辍。每周四辛苦评阅十余篇报告,逐字逐句,批改细致。为保证课堂质量,提神可乐驱走长时授课之疲惫,强忍久坐后站立之艰难,克制夫人罹病之愁肠。所做之事,实属不易;所怀之心,诚为可叹。再致谢忱。

言有穷而情不可终,是文,聊以追忆。

作为一种情感之旅的学术经历

赵刘洋

(2014年研修班学员,时为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中国近现代史专业2012级硕士生,现任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

我静下来写这篇总结的时候,首先回想起的是第一次收到黄老师的邮件并被告知获得录取时的激动和兴奋,甚至直到今天再回头看邮件时,那样的心情几乎还没有减退。

我最初接触黄老师的学术经历和著作时就已产生崇拜和敬仰,刚开始我很好奇这位教授怎么既是农林经济管理的长江学者讲座教授又是法学院的博导,同时又是一位著名历史学家呢?为什么多次转换领域及每次学术论争都能对中美学术界造成强烈的冲击呢?他怎么能从大量的经验证据中提炼出核心问题而又能如此熟练的与多种理论流派对话呢?带着诸多的好奇,我首先通读了黄老师的所有著作,读完之后,我惊喜地发现,历史居然可以也应该这样研究!

第一次见到黄老师,感觉很激动,主要因为进入研究生阶段的学习后,黄老师的研究方法和学术思想一直在影响着我,因此无论在情感上还是理智上又都对黄老师很熟悉,自己的兴趣甚至也因此转移到社会经济史和法律史方面。研修班上来自历史学、社会学、法理、法史等不同学科和方向的优秀同学聚集在一起,大家在黄老师的指导下积极参与讨论,每次我都非常享受这样跨学科式的讨论。

关于笔记,黄老师强调对著作本身的精确总结,即首先是用一句话或者简洁明了的一段话总结全书的观点,其次用三四段总结次级论点,同时要注意次级论点与总论点之间的关系,这样的训练方式可使我们在若干年后看到笔记便可回忆起该书内容,同时注意经验证据与理论的连接,尤其是核心经验证据。这样的训练也使我们掌握论文或专著的写作方式,我认为即使是在学术报告或个人讲演中这也非常受用,我现在正用这样的方法总结法律史的经典著作和阅读英文著作。黄老师还提醒我们在阅读的时候,注意作者的对手和对话对象,在读纯理论的时候尤其应当思考它对于我们认识中国有什么帮助,如何根据真实去修正理论,对待理论的态度是实用的而非学术史的态度,我们要做的学术是一种连接历史与现实、经验与理论的并且是跨越左右分歧与中西对立的具有真实感的学术。

黄老师每次批改我们的笔记都非常仔细认真,还把我们笔记中的问题或关键的句子都记录下来,每次拿到黄老师批改好的笔记我都非常感动,所以我每次也都是用心投入笔记的写作中,经过这八周的训练,感觉自己在阅读方法和阅读习惯、视野和问题意识、经验与理论的连接、中层概念的构建等方面都有很大程度的提高。黄老师作为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学者,每年还为我们这些正在学习和摸索的学生传道、授业、解惑,作为学生的我们,感到十分幸运和感动。

就我自己来说,非常荣幸能够得到黄老师的认可和赞扬,第三次课时还获得了黄老师新出版的著作作为奖励,虽然以前在学院或者学术会议上也获得过诸多教授的赞扬和鼓励,但能得到黄老师这样享誉国际学界的学者的欣赏,尤其是自己之前就深受黄老师的影响,那种感觉是非常不一样的。我每次课程都非常投入,可以说这八周几乎都一直保持着精神兴奋感,因为黄老师讲课极为精彩,高屋建瓴、思维敏捷清晰,还有那丰富的学术经验和精确的判断力。黄老师说我像海绵,我确实一直保持着精神兴奋状态,不想错过课堂上的任何一个论点。

第八次课是讨论研究计划,刚开始我真是感觉有压力。首先,课程更重要的目的是训练如何通过具体研究将理论与经验证据有效连接,我前一阶段的表现已经获得黄老师的满意,我想具体研究也一定不能让黄老师失望。其次是我对自杀问题的调查和档案阅读虽然已经思索和积累了很长的时间,但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主题,都只是整理资料。黄老师说能写多少是多少,这倒使我放开了,那几天脑子里不知道蹦出多少思想,最后以“道德的法律实践”为主题希望连接历史与现实、道德与法律、表达与实践、田野调查与档案研读等,践行黄宗智老师提倡的“实践法史研究”,当时确定这个主题后,甚至会连续写作二十小时,因为脑子里总是思考着,写完后我还对清华大学的一位博士后讲了我的基本论点,也获得了很高的评价,我又修改了若干细节,提交给了黄老师和研修班同学。

最后,这篇研究获得了黄老师的欣赏,当时心里觉得很开心,没有让老师失望。我将会以自己的努力来回报黄老师的教诲、鼓励和提携,求学过程中能遇到黄老师,是我人生中的缘分和幸事!

回忆·收获·惜别

李展硕

(2015年研修班学员,时为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2014级经济法学专业硕士研究生,现为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法学理论专业博士研究生)

回忆

结课已经一个多星期了,回忆从第一节课到最后一节课的情景,仍然历历在目。当时偶然在院网上看到有关这个课程的消息,想了想,觉得自己理论功底确实有些欠缺,就决定报一下试试。当时读的是《华北》那本书,从阅读到最后做读书笔记,花了两个星期,写了两三万字,在截止时间之后两天才发给黄老师。原本以为这次肯定不可能了,只能明年重新申请了。谁知道一天之后的凌晨两点多,竟然收到了黄老师的回信。当时激动得一夜没睡着啊,毕竟投入了很多时间,还是怀有被“录取”的期待的。

第一节课之前,寻找“传说中”的比较法教研室可真是费了一番功夫,最后在一个门口没有名签的教室才找到上课地点(寻着声音找到的)。初次见到黄老师,发现他是一个很和蔼、慈祥的老者。报上名字之后,黄老师略带打趣地对我说:“你就是那个自称‘阿呆’的人。”我略带惊讶回道:“对……”没想到老师记得最清楚的是我的绰号。第一节课上,黄老师对我们说:“你们这个班在第一节课上课前就已经有两个第一出现了。第一次有15个人达到双钩的(老师的一种考核标准),第一次有11个人同时写了农业和法律两篇读书笔记。”当时听起来确实挺兴奋的。而且,老师还对我说:“阿呆,你是最近几年读我的《华北》读得最细、最全面的。”当时真是有种不知所措的感觉,总之是诧异中带了点兴奋。然后,黄老师又说:“你这样读书肯定是一种精确中的精确,但是这样读书会很慢,而且可能会‘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事实证明,黄老师说的话都应验了。第一节课结束之后,我就有些头疼该如何写接下来的笔记了,毕竟,《华北》的读书笔记我用了将近两个星期才写完啊。

按照要求,第二次读书笔记应当在周三之前交上。但是,我们平时一周上课需要两个整天,加上作业、看书慢等,发现周三晚上还有部分读书笔记没做完。想了想,只能周五上课交了。于是,周四那天晚上就真的“背水一战”了,拿了一瓶咖啡在通宵自习室呆上一夜,第二天在打印社打印出来之后就上课去了。刚到教室,就听见老师在说:“……展硕可能是不是觉得跟不上,想要退课。”这时候我刚好赶到,说了一声“到”。把笔记交上之后,黄老师对我说:“今天早上起来还看了一遍邮件,发现你还没有发给我,还以为你觉得自己看书慢,想要退课啊。”“今天早上邮件刚发给您。”我说。“我的早上是凌晨三、四点钟,和你们的不一样。”全班大笑。的确,我是六点左右才发过去的。在第二节课下课之前,黄老师又提到以为我要退课,想找我谈谈的事。当时,听到老师如是说,心中有一种莫名的感动,由衷地感到这是老师对自己真心的重视啊。

第三节课上课的时间是五一放假期间,人倒是少了一些。记得那天早上七点左右才写完,匆匆赶到打印社。恍然想到,今天是放假,打印社不开门啊,转头就往教室去了。到教室之后,黄老师看我手里什么都没有,就笑着对我说:“这次没赶出来。”“今天五一,打印社不开门。”我回道。黄老师:“哦。”不过,这次笔记之后就没交。记得老师发邮件的时候说到这次有两个退步的同学,下次要努力,估计其中一个可能是说的我吧。第三次课课间的时候,黄老师对我说:“阿呆啊,你读书读得确实很细,但是这样太耽误时间了。”“不过我干什么事情都这个样子,看书的时候喜欢想。”黄老师很担心地说:“不过你不是什么书都这样读吧,很多书是不值得你这么读的。”我想了想:“好像是没有,有些书感觉写得不清不楚的,就不会了。”这次对话结束的时候,黄老师还总结性地对我说:“如果你要是我的学生,我就什么都不管,让你自由发展。”我听到这句话,当时脑子里还略带打趣地想到,这不是经常说的“放养”吗。

从第四节课开始,我们就进入了理论的学习。首先是读恰亚诺夫的《农民经济组织》。在读书的过程中,就体会到了理论之晦涩、艰森,在前两天读的时候,基本上看一会就会“梦见”恰亚诺夫(睡着了)。到了周三还有将近一半没看完,当时我就在想,记得网站上明明写的是三、四天就能看完啊,我现在也用了三天了,怎么才看到这。于是那一晚又是一个不眠之夜。早上六点到八点睡了两个小时,郁闷的是,周四一天都有事。下午五点左右重新抄起电脑继续写笔记,第一段有关于人口分化的笔记,两个多小时才写出来。按照这个速度计算,估计天亮时是写不完了,于是就简化了写笔记的流程,把书中主要观点抽出来,然后用几句话解释。终于在早上上课之前完成了,不过笔记总共只有两页纸,才两千字左右。

第四节课上课之前,看到老师在试验学校的远程视频,原来黄老师第五节课上完之后就得回美国,后几节课只能通过视频进行教课。这个时候我悄悄地走进去,将笔记放在老师的桌子左手边。黄老师试验完设备之后,回到座位上,一如既往地先总结这次大家做笔记的总体情况。老师看着我说:“阿呆啊,你这样老是不交笔记也不行啊。”我指了指黄老师左手边的一张纸:“老师,笔记在那……”这个时候大家都笑了起来。然后,黄老师翻了翻笔记,发现这次太少了吧,对我说:“这次怎么那么少,走极端是吧,要么极详细,要么极简单。”“感觉读得不是很懂……”确实有这种感觉。记得这节课上,老师提到王睿的理论理解力不错,劝他要大胆地从师门的“材料主义”中走出来,又以同样地劝我也应该自己做自己的研究。我当时还说道感觉自己的理论功底太弱了。不过几天之后,黄老师给我发邮件,说我这次笔记虽然简单,但写得不错,成功排除了细节,双钩。看来是我多虑了。不过,这次课上也见到了黄老师的“真脾气”,一个同学由于从网上抄了份笔记被发现,当场劝退。

第五节课是黄老师在北京为我们上的最后一节课了,那节课讨论的是韦伯的著作,黄老师说大部分人都掌握了韦伯,这是一个巨大的财富。不过,那一周开始,由于学校课程纷纷结课,笔记没赶出来。老师上课开始前还笑着对我说:“‘恶习难改’啊。”多亏老师认为我是个可以做学术的人(我也不知道自己是不是),就“忍”了。这几课上得很精彩,课上黄老师说希望看到晁群、封雪、炜玲之间的“对话”,她们就开始了,后来刘臻也加入了讨论之中。这节课在我们与黄老师的合影和饺子宴中结束了,老师将回到美国,我们的课程仍在继续。

第六节课开始,黄老师通过远程视频向我们教课。这一次,我的笔记一如既往地没有交上,韦伯的《法律社会学》倒是写完了,《东方学》还差一段。黄老师让我课后把两篇一起交上,害怕我偷懒,不写笔记。这节课黄老师给我们提到了话语的分析,这个确实是我之前从未想到过的。由于内容属于后现代主义,黄老师经常找封雪回答问题(她被老师认为是纯粹的后现代主义者)。我看她貌似很无奈的样子,好像她很想说一句“为什么总是我”。

最后一节课,我一如既往的“恶习不改”,笔记还是没写完。不过,黄老师通过我上次交的两篇读书笔记,发现我有研究“韦伯学”的倾向,还对我说“不要只看到一个一个的树木”“研究理论是要看它对理解中国实际有什么作用”。不过,我想了又想,总是觉得自己应该不会去研究“韦伯学”吧(其实自己才刚知道还有“韦伯学”这个研究领域)。其实我个人觉得自己在心理上更认同于实用主义,单纯的学术史研究好像也不是我的兴趣所在啊。最后一节课还发生了一些有趣的事情,比如,黄老师轮流点王睿、封雪回答问题,让他们俩哭笑不得;还有,黄老师在最后一节课上终于把浩舟的名字叫对了(以前都是叫浩秋)。课程的最后,黄老师总结性地对我们说,我们所有这些读过的书,都是值得重读的。还说到自己从经验到理论再回到经验的研究路径,说到希望早日见到我们的研究成果……不过时间还是有限的,课程还是在我们与黄老师的依依惜别中结束了。随着黄老师关闭远程视频的对话,失落之感还是在所难免啊。

近两个月的学习点滴,还有许多令人回味无穷的人和事。记得浩舟每节课都是必然提问的,还一问问个不停……他每节课都会被黄老师限制回答问题;记得黄老师多次劝晓立“改邪归正”,避免陷入纯粹理论泥沼;记得文利师兄实证经验之丰富,尤其是在民族关系的研究方面;还有刘臻那罕见的“海拔”;还有我和王睿相约研究合作社……

收获

这两个月,除了给我留下许多美好的回忆,黄老师的教诲也使我们受益良多。

首先,读书笔记更加的精确、简练。虽然我的笔记还是显得过细,但是,从第一篇《华北》耗时两周,到做笔记的时间逐渐压缩至三、四天时间(当然一般每周要有一到两个通宵时间),对我来说已经是一个巨大的进步。尤其是,黄老师最后一节课对我的担忧,令我模糊意识到理论著作的阅读和笔记似乎应当与其他书有所不同。

其次,两个多月的理论学习和黄老师的讲授,将我带进了理论的大门。这是我以前未曾太多接触过的。在这个课堂上,我了解到我平时接触的经济学原来是属于新自由主义,除此之外还有后现代主义、实体主义、实践主义等,百家争鸣。而且,之前在接触经济学时,对其“理性经济人”假设一直心存怀疑,就是不知如何破解。直至接触了实体主义、劳动消费均衡理论。让我意识到人的感情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可以理论化的。记得和浩舟在谈到我做的读书笔记时,我们还用边际劳苦递增来解释我做读书笔记时的状态……

再者,黄老师提出的经验—理论—经验研究路径,让我在研究的起步阶段不致误入歧途。在参加本次课程之前,我写过一篇有关财政法的论文,写作路径就是典型的理论—实践—理论,首先摆出公共产品理论,然后去分析实证的材料,最后在试图证成理论,结果越往后写越有觉得对不起自己的“感觉”。后来才发现,原来这就是黄老师一直批判的理论—经验—理论的研究,这个路径本身存在认识上的误区。真的非常庆幸选择了黄老师的研修班,使我能够迷途知返。

还有,黄老师在农业和法律中提出的许多概念,包括非正规经济、农业“内卷化”、表达和实践的背离和抱合等,对于理解和分析中国问题都是很强力的概念。王睿和我在谈到合作社研究时,就想要用表达—实践背离和抱合来作为分析合作社法律表达—实践的路径。毕竟,西方理论源于西方的实践,其中隐含非此即彼的绝对二元对立、“理性经济人”等假设,这些都与中国的观念和情感存在很大的冲突。

其实,本次课程所获远非简单的知识增量所能衡量。对我来说,更赋价值的应当是理念、方法上的启迪,我想,这对我的研究和学习的影响,将是持久性的。而且,黄老师鼓励我做自己的研究、做扎实的研究,也很是令我鼓舞。毕竟,在现代功利化的氛围之下,能够安心、扎实地研究些东西,实在需要放弃很多,也要经受很多打击。

惜别

天下无不散筵席,我们这个班级来自全国各地,又要回到自己学校之中,有离别的不舍、伤感,也有对未来的期待、企盼。黄老师、王睿、浩舟、晓立、文利师兄、王峰师兄、祥菡师姐、王燃师姐、刘臻、泽宇、封雪、都督、晁群、春晖……无论大家身在何方,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以后常联系,大家会有再见的一天!

抱诚守真,深自砥砺
——参加2017年黄宗智教授研修班感想

赵珊

(2017年研修班学员,时为天津商业大学法学院2015级法律史专业硕士生,现为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法学理论专业博士生)

二零一七,岁在丁酉,暮春之际,与良师益友会于人大明德法学楼,研修事也。群贤毕至,少长咸集。自认才识浅陋,蒙先生不弃,忝然列坐,希求道于其间。

两年前初读法史,颇感惶惑,内无通史晓法之功底,外无切中要害之指点,久困于研究无力、投学无门,唯一腔赤诚,两手空空。彼时,不识先生其人,钦佩先生之文。法史三卷,常备案头,每每翻阅,屡有所获,拜服实践历史之研究进路。偶闻先生设研修班于人大,忐忑执笔投书,不虞入先生法眼,得机缘受教,幸甚至哉。

课前月余,再读先生农史与法史各三卷书,醍醐灌顶,顿有所悟。今之国运日隆,而小农实弱、法治未兴,其因缘如何?其出路如何?先生以史家之渊博与社会之关怀,秉笔直书,句句珠玑。妄自揣度,先生冀以过去与现在、实践与理论之联接越二元对立之鸿沟,以实践历史之学术研究开中国农村与法律发展之新河。此进路亦解余之所惑,即法史学之意旨何在。思忆至此,先生于未曾谋面之时,已稍霁余心之所困,实有学术启智之恩。

自幼读书,不求甚解,鲜有笔记留存。自入研修班,每临报告交付前夜,必是殚精竭虑,午夜奋战,力求精确总结,可为日后所用。后读理论,常不得其法。遇实体主义之恰亚诺夫、形式主义之韦伯、后现代主义之吉尔茨、萨义德、马克思主义之布迪厄,时陷轻虑浅谋之堑。犹记初读布迪厄之困顿不堪、懵然无知,恍如撞墙。闻先生之阐述,深入浅出、鞭辟入里,方知布迪厄缘何为马克思主义者,豁然开朗,其情其景至今仍历历在目。

先生年逾古稀,仍事必躬亲,课前细细审阅读书报告,兼览众人报告之短长。课上信手点其利害,切中肯綮。思维敏捷,头脑睿智,入则对话诸家理论,出则拈来逸闻志趣,张弛有度,为余等后辈深深敬仰。众师兄弟姐妹,广涉法学、社会学、经济学、历史学诸专业,皆个中翘楚,思维活跃,言辞有力。课上交流,大开大阖,实涤荡心智、开拓视野之乐事耳。思及自身,七周磨炼,报告十篇,然笔记之精确、理论之意会仍有缺憾。惟寄于抱诚守真,深自砥砺,但求不负先生所授。

忆七周往事,百感交集,思绪甚繁。在此谨表谢忱,先谢恩师黄宗智,引我入学术之门,导我以研究之法。先生之风,高山景行,虽不能至,心向往之。余定当竭尽全力,不负所望。再谢众师兄弟姐妹,彼此倾心相交,纵情畅谈,倾盖如故。三谢正阳师姐,甫见但觉爽朗利落,感念其勤恳付出,再致谢意。

谨以此文,是为纪念,是为自励。

经验·理论·实践

马超然

(2018年研修班学员,时为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硕士一年级,现硕士二年级)

自本科阶段进入历史系学习,我从江南出发,走进了明清社会经济史的研究中。此后外出求学,希望能够将视野扩展向更加广阔的地域和领域中,于是我又相继接触了明清法制史和诉讼档案的研究。在我的学习经历中,黄宗智老师的著作始终是我进入一个领域时所遇到的必读书目,因此黄老师的论著和观点,一直以来对我影响颇深。而当我徘徊于社会、经济和法律之间,隐约察觉到其中的联系,而又百思不得其解时,依然是黄老师《清代民法的表达与实践》一书回答了我的困惑,尤其是其中“第三领域”的概念引发了我的许多思考。因此,当得知此次研修班招生的消息,我欣然报名,希望能有幸得到老师的当面教诲,在老师的指导下和同学们一起学习如何读书、如何开展研究。

在此前的学习中,虽然我已经积累了一定数量的读书笔记和书评报告,但自认为并不得要领,基本只是对文本内容简单、零散的摘抄和排列,对于文本的拆解和分析力度不够,未能有效提炼出论著的核心论点和分论点。这导致我的阅读效率较低,对于文本的把握不够充分,往往需要在之后的学习中不断地返回文本,反复阅读、再次提炼。在研修班的读书训练中,我发现完整地阅读文本只是读书的第一步,只有在写作一篇清晰、简洁、有用的读书笔记之后,自己对于文本的掌握才开始有所深入。经过七周的训练,在黄老师和同学们的指点和帮助下,我基本上形成了一套行之有效的读书和撰写笔记的方法,并准备将其投入到此后的学习中,相信这一读书方法的养成足以让人获益终生。

除了撰写笔记之外,在每周的课堂讨论中,来自不同学科背景的同学们相互分享读书心得,黄老师则针对每位同学的特点因材施教,促使我们意识到自身的优势与不足。与此同时,黄老师还推动我们就文本展开深入而广泛的讨论。从实证研究到理论研究,我们在黄老师的引导下进行左右比较、前后联系,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在大家热烈的讨论与争辩中,有许多新鲜的观点迸发出来,时常让人有拨云见日之感。

相比于此前的读书缺少章法,经过七周的阅读、写作和讨论,我收获了许多读书方法和研究方法。首先,黄老师提醒我们,读书时应该首先要明确作者对话的学者和理论流派,在总结作者的观点时,应该清楚地阐明其与对话对象之间的关系。这一提醒使我十分受启发,由于国内的学术规范似乎并不鼓励学者之间针锋相对,因此许多研究的对话对象往往隐藏在文本背后。这也导致学生在梳理学术史时,一般只是对前人研究进行简单的归类和排列,而并不明确提出自己的对话对象或理论敌手。在黄老师的启发下,我发现经典研究往往都有着强烈的对话意识,并且作者的观点在几个理论敌手的“陪衬”下,显得更加清晰、有力。这也提醒我在未来的研究中,应该进一步明确自己的对话对象,而不能陷于一种闭门造车、自言自语的窘态。

其次,本次研修班的学习,还带领我进入到了系统的理论阅读之中。由于此前接受的历史学训练是以掌握史实、阅读文献为主要内容,较少强调理论思维的训练,因此我始终没能掌握进入理论论著的法门。而且受到学科自身特点的影响,历史系学生在阅读社会科学理论时似乎有着先天的“障碍”,即过于追究理论家的论证过程和经验材料,纠缠于经验证据的细节当中,而未能把握理论家的主要论述思路和核心观点。在研修班的学习中,通过集中阅读实体主义、形式主义、后现代主义和马克思主义这几大理论流派的经典著作,我们不但具备了短时间内阅读和掌握理论著作的能力,而且还理解了几大流派的特点和它们之间关系,为此后进一步阅读相关理论著作打下基础。

此外,在阅读理论著作有所收获后,黄老师还提醒我们,应该尝试连接理论与经验证据,针对理论的有效性提出自己的判断;如果无法在简明、清晰的理论和复杂、多样的文献材料之间架起桥梁,那么只会让自己陷入更深的迷茫当中。在这一指点下,我不断尝试将理论与经验相结合,比如在阅读《法律社会学》时,我便尝试将韦伯有关中国法律的观点和清代诉讼档案中的情况相比较。而在阅读《实践感》时,布迪厄试图以“实践”这一概念来超越主观与客观的对立,对我也有较大的启发。以往的史料阅读经验给我留下了一种印象,即人的行为既不完全受制于外部环境,同时又不完全由个人意志所作用,所以无论是外部结构还是主观能动性,似乎都不能解释人在历史中的行为。苦于缺少理论分析工具,一直以来我无法解开这一萦绕在脑海中的困扰。而布迪厄所提出的“实践”这一概念,正好解答了我的问题,并引导我进一步关注人在历史上的实践活动。

在阅读与写作之余,黄老师的言传身教不但让我们收获了学习方法,还教会了我们治学的态度和理念。黄老师对于中国的现实问题由被动的关怀转向主动的关怀,关心的问题从过去、现在延续到未来,这一同时具有回顾性、现实性和前瞻性的研究理念深深打动了我。虽然历史学研究并不一定要对现实问题提供解答,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历史学者应该抛弃对于现实的关怀。例如在对于明清经济史的研究中,虽然学者们已经指出明清国家在各个领域中的成就,但是我们依然要面对的是近代中国的经济衰落,以及对于“中国为何落后于西方”这一迷思的持久追问。又如在明清城市的经济繁荣和文化发达之外,我们还看到了乡村的内卷化和贫富差距的扩大,那么这样的发展模式如何塑造了近代历史?在当代是否也有类似的发展趋势?在对当代问题的关怀之下,我们也许能够反过来更加切身地理解曾经发生的历史究竟意味着什么。

从暮春到初夏,一个多月来,奔走于京沪两地。当我第一次搭乘高铁穿越江南和华北时,地理物候和种植面貌的变化在窗外清晰地展开,手中的《长三角小农》与《华北小农》变得更加鲜活起来。而当最后一晚,和同学们一起从明德楼走出来,在晚风吹拂下依依惜别时,我才意识到七周的课程已经接近尾声。回想这段难忘的学习经历,经过无数次挣扎和坚持,我们仿佛浴火重生。如今,带着老师的教诲和同学之间的鼓励,我们又将步入新的旅程。相信在未来的学习中,研修班的收获将为我们提供源源不断的养分,而老师的教导也将指引我们从实践出发,去做有前瞻性和真实感的中国研究。 nRAoFzFkpQJQXmpI+k7+eFVBteEKITuitfp5neJp/tOn0id3asrQvBolqUstA09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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