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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第一次看到黄宗智老师在京为国内学生免费授课的消息是在他的《经验与理论：中国社会、经济与法律的实践历史研究》这本文集，在阅读该文集的“连接经验与理论：建立中国的现代学术”这篇文章时，我被黄老师所提倡读书的方法深深地吸引，希望能有机会当面听黄老师讲学布道。不过，在提交课程申请书之前，我曾犹豫了很久，这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虽然我以前念过法律，但现在研究的领域主要是政治哲学，哲学研究者的“惯习”是进行理论的纯思，是不考虑经验证据的，但这种惯习恰恰是黄老师倡导的“实践历史”所反对的。另一方面，黄老师的课程是学术入门课，授课的主要对象是博士一年级的同学，而我已经是博士三年级了，三年级的学生在思维上差不多已经定型了，基本上是“孺子不可教也”。更重要的是，我还需要着手收集博士论文的材料并进行写作，临近毕业又面临求职的压力，我很担心自己无法投入足够的精力去参加研修班的读书和讨论。更重要的是，由于申请参加研修班的学生众多，我也担心自己不能被黄老师选为研修班的成员。
在课程申请截止期限的最后一天，我才决定向黄老师提交课程申请书，因为我觉得自己作为一个哲学研究者很需要学习黄老师做学问和读书的方法。哲学这个学科在当下面临很大的困境。在中国的哲学界，西方哲学、中国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三个专业构成了三足鼎立的局面。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思想界中是占据主导性的，但这种主导性是由于其与政治（意识形态）的紧密勾连而获致的，这种政治性被西方哲学及中国哲学的研究者所排斥。因此，哲学界内部的对话往往只是在西方哲学领域与中国哲学领域之间有限地展开。西方哲学研究者大多诉诸西方思想家们的思想和学说，致力于所谓的“纯哲学”，主张为哲学而哲学（为学术而学术），以替西方哲学家的思想做脚注为荣，不提西方哲学家的名字似乎就不能开口说话，很多研究者基本上是不关心中国现实的。哲学是对现实生活的抽象表达，如果哲学无视或无法回应感性的现实生活本身，那么哲学也会被现实所遗弃。虽然我对法学很不满而走向了哲学，但经过多年的哲学训练，我发现哲学理论不接现实的“地气”是不行的，需要以“逻辑的事物”来展露“事物的逻辑”，但前提是要把握“事物的逻辑”。我参加研修班的目的之一是希望能够了解像黄老师这样最顶尖的中国研究者在从事中国研究时是如何把握中国经验的，更重要的是，我非常想了解黄老师在直面中国问题时是如何把中国经验与理论进行相互勾连的。我感到非常幸运的是，我被黄老师选为2010年研修班的一员。
我一直对哲学研究的现状深感不满，并自认为是一名哲学的异端，但参加研修班之后，我发现班上的很多同学都是其所在领域的另类分子。例如，来北京朝圣的台湾大学历史系博士生邱士杰同学对马克思的阶级分析理论颇有研究，在台湾做一名研究马克思学说的左派无疑是非常另类的。有意思的是，甚至连黄老师自己也常常在授课时自认为是一名远离主流史学界的另类。也许，一群另类在一起才会觉得彼此是同类。在参加研修班数个月的时间里，我有幸结识来自不同学校和不同学科的同学，他们都是黄老师在众多申请者中挑选出来的优秀的年轻人，基本上来自社会学、法学、历史学、农业经济等专业，他们都具有扎实的经验研究经历，在课堂讨论及平时的交往中，我从他们身上学到很多东西。
黄老师对研修班学生的首要要求是通过写读书笔记来总结作者的中心论点以及支撑该中心论点的最主要的经验证据，进而逐渐形成连接概念与经验的阅读习惯。对我而言，这种通过写读书笔记来进行精确阅读的读书方法非常有用。我自认为读过不少书，除了少数几本专业性的哲学理论著作读得很熟之外，其他的很多著作在阅读时都是蜻蜓点水式的“浏览阅读”。然而，对经典著作进行浏览阅读是很难有收获的，因为阅读的效果只是在短期之内留下笼统的印象，一段时间过后基本上会全部遗忘掉。这样一来，自己阅读过的书籍仍然只是书架上的摆设，还没有被内化成为自己的思想营养。说得功利一点就是，书读完之后对自己没有什么用。黄老师要求学生进行“精确阅读”，是希望学生能够在学术的入门阶段用心扎马步以练好从事学术研究的功夫。更重要的是，这种精确阅读的读书笔记能够对自己将来的研究和教学有用。在读书上，黄老师是一个典型的实用主义者，他在点评大家的读书笔记时常常问的一句话是：“你的读书笔记是否精确？对你将来的研究和教学有没有用？”黄老师对读书笔记是否精确的要求是很严苛的。前几次课所讨论的著作是黄老师自己的著作，作为作者本人，黄老师能够判断出学生的读书笔记是否读懂了他的著作，即是否达到精确阅读的要求。黄老师已经70岁了，每周在授课之前要阅读二十多份读书笔记，我写的那些难以卒读的读书笔记无疑会加重黄老师的阅读负担。当黄老师把读书笔记发下来的时候，看着黄老师在读书笔记上所做的密密麻麻的批注，我为自己在阅读时的粗心深感内疚，更被黄老师认真的态度所感动。
我原以为，写读书笔记是一件容易的事，但实际上要把读书笔记写好是很困难的。在阅读黄老师所指定的书目时，我在阅读的过程中经常以为自己已经读懂了，但是在写读书笔记的时候往往发现没有完全理解原文。黄老师曾在中国法史研究中提出一个著名的命题“表达与实践的背离”：说是一回事，做是一回事，说和做结合起来又是另一回事。在写读书笔记的时候，我也常常处于类似的背离之中：阅读是一回事，写作是一回事，两者结合起来又是另一回事。写读书笔记是进行一种规范性的学术训练，这种学术训练对于培养自己严谨的学术态度是很有帮助的。我前几次的读书笔记写得都不够理想。黄老师在授课时一直鼓励和帮助大家，不辞辛劳并手把手地教大家怎样进行精确阅读。通过前几次的写作训练，我在随后的阅读中逐渐养成每看完一章的内容就进行总结的习惯，这都归功于黄老师的耐心指导。
我在阅读和写读书笔记的过程中逐渐地重新认识自己。如果不是参加黄老师的研修班，我真不了解自己具有如此懒惰和拖沓的“惯习”。布迪厄认为“惯习”只是一种行为倾向，但我却把懒惰的“惯习”养成为一种不知不觉的学习常态。黄老师要求我们在上课的前一天下午之前把读书笔记发给他看。惭愧的是，我第一次提交的读书笔记是在上课那天（周五）的凌晨五点才发给黄老师的。在上课时候，黄老师问我的第一句话是：“读书笔记是不是熬夜写的？”我至今能清楚地记得自己在回答黄老师这句话时的窘况，那个场景我估计一辈子都忘不了。第一次阅读的书目是黄老师的《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我的读书笔记的确是熬夜写的，这逃不过黄老师的火眼金睛。在阅读《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这本著作的时候，由于自己写读书笔记的方法问题，一开始打算看完全书之后再进行总结，但读完之后没能一下子把握全书的中心论点和主要的经验证据，一直不敢下笔写作。到了上课的前一天晚上这个火烧眉毛的时候，才从12点开始逐章进行总结，一共花了五个小时才把几千字的读书笔记整理出来。然而，我那懒散与拖沓的惯习居然一直没有改掉。我在随后每周都提交了一篇读书笔记，连同最后一次提交的思考性论文，我一共写了十篇笔记和论文，但我每次都没能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并按时通过E-mail发给黄老师，基本上都是在上课的前一个晚上才匆匆把读书笔记发到黄老师的邮箱。从邮件回执显示的时间来看，黄老师大多是在授课那天凌晨四五点的时候打开邮件来阅读我的读书笔记。对我而言，这真是一种难以宽恕的罪过。
黄老师对大家提交的读书笔记都进行了详细的批改和点评，第一次的读书笔记仅有八位同学合格（达到精确阅读的程度）。虽然我的读书笔记是其中的合格者之一，但是当时我并没能完全把握黄老师的《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这部著作的核心内容。经过黄老师在课堂上的讲解，我才初步明白原来黄老师主要运用了苏联实体主义经济学家恰亚诺夫的理论，而理解这部著作的关键之处在于家庭农场与经营农场的比较。在阅读恰亚诺夫的《农民经济组织》这部经典的理论著作之后，我再回过头来看《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时才真正明白黄老师在这部著作中的理论贡献。令我惊讶的是，黄老师的记忆力非常好，在课堂上能清楚地记得二十多份读书笔记的内容，并通过读书笔记和课堂讨论来了解每位同学的研究兴趣和才华，他知道班上哪些同学具有扎实的经验研究积累以及哪些同学具有理论天赋，并尽可能地发现每位同学身上的闪光点。由于长期接受思辨哲学的学术训练，我在阅读带有经验材料的著作时常常不得要领，前五次写的读书笔记不甚理想，在进入到抽象理论著作的阅读阶段，我才逐渐进入状态。黄老师有一种很细致的观察力，他通过对比我前后的读书笔记发现我的长处在于对抽象理论比较敏锐。因此，经过写读书笔记和黄老师的课堂指导，我重新清楚地认识自己在学习和研究中的短处和长处。
研修班的后半部分基本上是围绕经典理论著作来展开阅读，黄老师主要围绕中国研究中四种主要的理论传统来讲授：以韦伯（法律）、舒尔茨（经济）为代表的形式主义；以布迪厄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以萨义德、吉尔茨为代表的后现代主义；以恰亚诺夫为代表的实体主义。经典理论著作比较难懂，因此我在这个阶段花了不少时间和精力，要在读书笔记中对一本自己初次接触的理论著作进行精确总结并提出自己的看法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就像台湾大学的邱士杰同学所说的那样，需要投入大量的时间进行“过密化”阅读，但这种“过密化”阅读对自己思维能力是一种很好的训练。在阅读韦伯的《法律社会学》与布迪厄的《实践感》这两本很晦涩的著作时，我发现自己能在晦涩的文字中把握全书的中心论点，这种进步归功于前几次精确阅读所养成的良好习惯。黄老师在讲授理论著作时，能举重若轻地把整本书的逻辑链条清晰地总结出来，黄老师的清晰讲解常常能加深我对原著的理解。在阅读布迪厄《实践感》这部著作时，由于从法文翻译过来的译文非常糟糕，我把该书反复读了几遍之后仍不知所云。黄老师曾说布迪厄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但是我在阅读该书时完全看不出布迪厄与马克思的内在关系。在读书笔记里，我向黄老师提了一个问题：“为什么说布迪厄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他在哪些方面超越了马克思？”在上课的时候，黄老师通过对布迪厄的“象征资本”与马克思的“物质资本”进行细致的比较来揭示布迪厄对马克思的超越，我听了之后有豁然开朗的感觉，受益不菲。
黄老师在课堂上也常常强调理论对手的重要性，而他自己的著作也非常善于利用理论对手，并常常并置不同的理论对手来讨论问题。我在阅读黄老师的著作时能深深地感受到这一点，这对我的触动非常大。哲学研究者在写作时习惯于援引各种西方的思想理论来证明自己观点的正确与否，但他们常常把自己所援引的理论作为给定的前提而不予反思。黄老师对理论对手的重视不是为了援引理论对手的理论来证明自己的研究是否正确，而是要与理论对手进行对话，通过理论对手来澄清自己的观点。例如，在经济史方面，黄老师在著作中与舒尔茨进行对话；在法制史方面，黄老师与马克斯·韦伯进行对话。甚至作为一位恰亚诺夫主义者，黄老师不是照搬而是推进了恰亚诺夫的家庭农场理论。经过黄老师的课堂讲解，我也逐渐学会怎样把握一本经典著作所主要讨论的问题及其所预设的理论对手。
研修班所学习的四种理论传统在当代中国研究中有着深远的影响，黄老师要求我们要关注那些另类的理论传统，并且重点学习西方形式主义传统。当然，学习西方形式主义传统不是盲从于西方，而是要反思形式主义传统在中国的话语霸权。由于我的博士论文选题主要是从政治哲学来研究程序正义，需要讨论西方形式主义理论传统。在研修班所学习的四种理论传统中，我对以韦伯、舒尔茨为代表的西方形式主义传统有了进一步的理解，这对我做博士论文非常有帮助。在学习理论传统方面，黄老师要求预设左右两个理论对手来展开讨论，但更重要的是，研修班的所有学习都是围绕如何勾连理论与经验来展开的。黄老师常常举出国内学者的例子来说明只搞经验研究或只搞理论研究都不是学术的正途，学术研究应该勾连经验与理论。这种勾连经验与理论的方法对我的震撼非常大，由于缺乏经验研究的积累，我希望自己将来从事中国近现代政治思想史的研究以补足这方面的缺陷。
黄老师是在三十多岁才开始系统学习理论并认识到理论的威力的，但他告诫我们既要认识到理论的威力，又要认识到理论是一把双刃剑，错误地运用理论往往会对经验研究造成负面的影响，运用理论的最高境界是把理论运用于不知不觉之中。更重要的是，理论不是用来炫耀的，而是用来与之对话的，黄老师很反感学生随意地炫耀理论的肤浅做法。我也发现自己平时有炫耀理论的惯习，这种缺点是自己在今后应该进一步加以改正的。
任何理论的背后都潜藏着一种政治立场，因而理论与意识形态是紧密地勾连的。在这个意义上，没有纯粹的理论。那种试图无视政治意识形态以主张为理论而理论的做法要么是自欺，要么是欺人。在研读理论著作的过程中，我感受很深的一点是黄老师非常强调理论背后的政治意蕴，即要意识到理论背后的政治立场并进行判断和选择。我注意到，黄老师在学术上对左派和右派既不是完全地认同，也不是完全地反对，而是有走第三条道路的倾向，这从他的“跨越左右分歧：从实践历史来探寻改革”这篇论文中可窥见一斑。这可能与黄老师的理论谱系主要源自恰亚诺夫有关，因为苏联经济学家恰亚诺夫就是主张走第三条道路的。经过学习四种不同的理论传统，我在阅读的时候开始有意识地对所读的著作进行某种判断，这种做法是我在参加研修班之前从来没有的。
研修班课程学习的内容之一是反思作为意识形态的西方形式主义传统。在当代中国学术界，西方形式主义在话语层面上占据了主导性的霸权地位。在经济学领域，占主导的是形式主义经济学；在法学领域，占主导的是形式主义法学。经济学与法学是当代中国学界最活跃的两个领域，但这两者均被西方形式主义思潮所支配。黄老师在授课时对形式主义的危害进行反复讲解并希望学生能够反思形式主义的话语霸权。通过对《东方学》《地方性知识》《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等著作的阅读与讨论，我加深了对形式主义话语的理解：形式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它在话语层面上影响人们于不知不觉之中。因此，要注意到话语背后的意识形态。黄老师举的一个例子令我记忆犹新，即中国从1949年到改革开放之前，阶级分化是最小的，但在这段时间里充斥着阶级分析的话语，即使是那些反对阶级分析的学者也运用了阶级分析的话语；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阶级分化是最严重的，但却抛弃了阶级分析理论。因此，话语作为一种政治的构成性力量，它本身也是被建构起来的。在当代中国，发展主义话语代替了阶级分析话语，但这种发展主义话语的背后其实潜藏着西方形式主义的思维方式。
黄老师希望研修班的诸位同学能够反思西方形式主义的强大磁力，但这并不是对形式主义有某种偏见，而是希望大家经由反思西方形式主义对当代中国学术的宰制而走向探寻中国理论主体性的道路。黄老师所倡导的“实践历史”意味着：在理论层面上，当代中国学术唯西方马首是瞻而缺乏主体性；但在实践层面上，中国的实践是有主体性的，当代中国的理论已经远远落后于实践。对中国研究者而言，中国的实践经验本身已经孕育着诞生具有主体性的中国理论的可能契机，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经由勾连中国经验与理论来建立中国学术的主体性。黄老师著作中的一段话让我很感动：“今天，距中国被迫与西方发生接触已经有一个半世纪了，但是依然有一个没有解决的问题：在现代性中，“中国”对我们意味着什么？在现代世界中，中国文明的内容将是什么？”（黄宗智：《经验与理论：中国社会、经济与法律的实践历史研究》，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98页。）这段话意味着，“中国”不是一个给定的概念，它在现代世界里是需要进行重新讨论或重新界定的。研修班的诸位同学大部分是20世纪80年代出生的年轻人，对于我们这一代年轻学者而言，如何重新思考中国问题以及如何探寻中国理论的主体性是我们在进行学术研究中必须直面的问题。
黄老师免费为研修班诸位同学开课的目的是为国内培养顶尖的学术人才，他常说自己回来给我们上课是带着使命感而来的。虽然黄老师长期在美国生活，但是他对国内学术界的情况是非常了解的。从他的著作和课堂授课来看，我发现黄老师对中国问题的把握很精确，这与我原来脑海中所想象的费正清式的汉学家完全不一样。在课堂上，我感受很深的是，黄老师强调做学术既要有历史感，又要有真实感，研究者要凭借自身的真实感或现实感来判断理论。更重要是，理论要与历史紧密地结合在一起——有理论关怀的历史或者是有历史感的理论。
黄老师常说自己是一个实用主义者，在讲授理论著作时，他常常会问：“你们从这本著作中学到了什么？这个理论对你们有没有用？”他提出“实践历史”这个概念的目的在于试图改变国内学术界长期以来形成的重理论轻实践的惯习，从这个意义上而言，“实践历史”是反对对未来的中国道路进行某种理想性预设的。有意思的是，黄老师并不是只追求实用而不追求理想图景的学者，他在寻求中国理论主体性时似乎是在寻找中国未来的理想图景，“当我们在为中国寻求理论的自主性时，我们所面临的问题部分地是寻求中国未来的另一种图景”。（黄宗智：《经验与理论：中国社会、经济与法律的实践历史研究》，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97页。）“一个从历史的眼光来看既现代而又独特的，并从西方的角度看来是矛盾的中国，它将会是什么样子呢？对于西方的后现代主义者，这样的问题看起来似乎是一个现代主义的老掉牙的问题，但是对于中国而言，它一直是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同上，第198页。）理论研究者很喜欢从理论的角度来讨论中国未来的理想图景，但我发现黄老师所谓的理想图景与其他中国理论研究者的理想图景是不一样的：前者从历史及现实的维度来讨论中国的未来，即从“当下中国从何处来”这一历史的维度来讨论“中国往何处去？”这个激动人心的问题；后者是从某种理想的预设出发来讨论中国的未来。我发现邓正来教授的《中国法学向何处去》这部著作深受黄老师《中国研究的规范认识危机》这篇文章的影响，但邓正来教授所主张的“中国法律理想图景”属于后者。
由于国内学术界深受西方形式主义的影响，学术的体制化、行政化有时使得学术成为形式主义的“婢女”。作为一个年轻的学子，我对此不时有一种绝望的心境，因为这种体制化在一定程度上把学术理想卑微化、犬儒化。黄老师对国内学术体制的弊端也是深有体会而且是感同身受的，也常常在课堂上批判这种学术体制，但是黄老师经常以乐观的态度来鼓励大家。在这个有点绝望的体制化时代里，黄老师让我重新认识到学术理想也可以是高贵的、有希望的。在2010年寒冷的秋冬时节，在中国人民大学明德楼主楼9层那间熟悉的小教室，我有缘与黄老师相逢，感受到有一种洋溢着希望的温暖叫做学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