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生的书房

□ 张峰屹

恩师宗强先生离开我们，已经八个多月了。这八个多月，我总是不自觉地回想起与先生在一起的一幕幕情景，先生的指点和教诲，表扬和批评，或是轻松愉快的闲谈，大多都在先生的书房里。

1995年4月，我第一次拜见先生，就是在北村四号楼一单元202室先生的书房。那一年，我报考了先生的博士生。那时，我已过而立之岁，在内蒙古大学汉语言文学系担任讲师。授课之余，反复拜读先生的《李杜论略》《隋唐五代文学思想史》和《玄学与魏晋士人心态》，惊诧于学术著作竟然能写得这么引人入胜，兴味盎然。尤其先生的语言表述，竟能实现清晰准确与灵动多姿水乳交融，清明的思理逻辑与真挚深沉的感情完美融合，让人一读就放不下。这和以往的学术著作太不一样了，我感到由衷的钦佩和向往！可在当时，我还是学术研究的门外汉，只是领略到先生的学术著作论域拓宽了，观点很新颖独到，至于其内在的思想肌理和学术开拓，一时还茫然不明就里。于是，我毅然决定辞职报考，热盼跟随先生学习这奥妙而有趣的中国文学思想史。

首次拜见先生，内心充满了崇敬和惶恐——这主要是缘于先生誉满学界的学术声望，以及我自己的无知寡识和不自信。先生那年64岁，清癯干练，步履矫健。先生就在书房接待了我，具体说了些什么已经记不清了，大概就是考察我的学历和读书、科研情况吧。印象最深的，一是先生的思想敏锐、洞察细微，那温和而犀利的眼神，那一口听不大懂的广东普通话，以及不等我回答完毕就提出另一个问题的谈话情景，迄今犹在目前耳畔。再一个就是先生的书房：两壁到顶的灰蓝色木制书架，整齐地排满了书籍。一张同样颜色的写字台，摆放在靠窗一侧的地中央，桌面上放着很多书，有的打开，有的堆叠在一边。还有一组黄面黑格的绒布沙发，一个木架玻璃面的茶几，茶几上也堆满了书籍。书架和写字台的样式比较普通，一看就是在小家具作坊订制的那种，能看出有些地方已经变形；沙发也是那个年代最常见的弹簧坐垫制式。唯一显得比较高档的，就是那把黑色人造革面的高靠背转椅。简朴、丰富而有秩序，这是我对先生书房的最初印象。

入学后的第一个学期，我和学弟成君其圣（同年入学，小我一岁）听先生讲《庄子》课，就在先生的书房。每周有一个上午到先生家里上课，先生每次都为我俩泡上好茶，有时还会摆一盘水果，感觉特别温暖。开始听课的一两个月，先生的广东普通话我听不大懂，好在其圣兄是扬州人，我听不明白的地方，课后就问他。先生的授课，方法与众不同：不是他讲，而是要我俩讲，他来批评指点；不是要我们只读一种本子，而是指定多种历代代表性的《庄子》注本，一起对读讲解。这种讲读法真是令人生畏，但是一个学期认真扎实地读下来，竟收获了意想不到的学习效果。毕业多年后，我在拙著《跬步集》（天津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的《后记》里，写下了自己对这种读书法的心得体会：“读一种经典，就可以了解某一侧面的学术发展史梗概，可以对文本本身认识得更为细致清晰准确，可以锻炼思维的明辨，可以发现值得研究的问题。经常这样读书，就可以建立高瞻远瞩的学术视野，可以树立一种优良的学术态度，可以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而这，也只有真正这样苦读过的人，才可能体会个中的美妙吧？”我在自己指导博士研究生之始，就一直沿用先生教给我的读书方法，带领学生细读经典，让学生体悟这种读书法的益处，期望能薪火相传。

1996到1997学年，先生应邀赴新加坡国立大学讲学，带师母同去。那时师妹罗健远在深圳工作，我便受命住到先生家里，替先生看家。于是，先生的书房，这一年便成了我的书房。我不仅可以随意使用先生的书籍，还可以使用先生新近购置的电脑。那个时候电脑还不普及，更没有家用的互联网，电脑的作用主要就是打字作文和打印文稿。先生家里的台式机还是“386型”的，九寸的显示器还是显像管的那种，操作系统是WPS的。不过在当时，那已经是最先进的电脑了，售价超过万元，异常贵重。电脑就摆在字台旁边一张专用的小桌上，先生出国之前，手把手教会我怎么建文档、怎么打字、怎么打印。同时，还为我准备了二十个航空信封，信封上都已打印好先生在新加坡的英文通讯地址，并且都已经贴好了足资的邮票。先生嘱咐我，学业上有什么问题，可以用电脑书写打印，装在那些信封里寄给他。我这才恍然大悟：原来先生是为了随时关注、指导我的学业，又不想让我花费那昂贵的邮资——他把一切都为我考虑到并且准备好了！

这一学年，除了去食堂吃饭、上床睡觉，我就一直待在先生的书房里，读书思考，撰写博士论文，过得非常充实而高效。除了写完学位论文的大部分，我在读博士期间发表的八篇期刊论文，大多也是在这时这里完成的。现在想想，如果这一学年不是待在先生的书房里，我的毕业论文可能就不会写得那么顺利。因为，这里不仅有足够使用的书籍，静谧适宜的环境，更有先生那简朴、丰富而有秩序的“书房气息”的感染、鞭策和启迪。

1997年夏秋之际，先生携师母回国。不虞几个月后，先生患上了重症肌无力的疾病。转年三月，终于联系好北京东城区的北京医院，先生需要去那里住院治疗。我们在读的几个师兄弟轮流随侍照护，晚上就在医院东边隔着东单公园的一间民宿里休息。因为肌无力，先生睁开眼睛看东西会很吃力，也不利于说话。主治医生不断要求他不要看书，少讲话，多静养。为此，先生感到非常抱愧，不止一次真诚地对我说：“因为我的病，耽误了你们的学业。”同样的话，他也对前来探病的好友傅璇琮、张少康、黄克等学术前辈说过。而实际上，先生并没有放松对弟子的学业指导。先生总是趁着医护人员不在病房的时候，跟我们说论文、谈学问，指点学术路径。那年的五月，我和其圣兄将要毕业答辩，先生就躺在病床上，特别吃力地审阅我俩的学位论文。每人二十万字左右的手写文稿，厚厚的两大摞，先生逐页仔细阅读。我守在旁边实在不忍，就要求念给他听。先生听得非常认真，有时要我回过头把这段再读一遍，有时就把文稿拿过去自己细看。每到有需要修改的地方，先生口述修改意见，我们就伏在病床上记录下来。我经常就是这样，泪眼朦胧地笔录先生的批改意见。包括后来答辩必需的导师对论文的整体评价意见，也都是这样记录下来的。先生住院的这几个月，北京医院的那间病房，其实成了他指导我们学业的特殊书房。惭愧的是，我已经不记得那间病房的房号了。

1998年6月，我顺利毕业并留校任教。2000年，经过两番搬迁，从筒子楼住进了偏单。幸运的是，分配给我的住房也在北村，与先生家距离仅两百米。这期间，我还是常常跑去先生的书房，聆听先生的教诲。先生的一个郑重嘱咐，让我深自警惕，铭记终生：“写文章要慎重！白纸黑字，那是抹不掉的。不需要写那么多文章！写那么多文章有什么用呢？你写十篇好文章，别人不一定会关注你；你写了一篇坏文章，别人就会记得你！”我至今还清晰地记得，那是夏天，先生穿着白色衬衫，端坐在那把人造革面的转椅上，身子微微前倾，紧紧盯着我，郑重地讲出这几句话的样子。现在我也接近杖乡之年了，每当有所心得要撰写论文时，头脑中仍会浮现出先生谆谆叮嘱时的声貌，促使我再一次检讨：这篇论文能不能写？该不该写？

2002年，先生家搬到了西南村新建的住宅楼，新书房的面积更大了，书籍也更多了，书架、字台、座椅和电脑也都换了质量更好的。可是我对先生书房的印象和感觉——简朴、丰富而有秩序，却并没有改变。先生的书房，还是那个我熟悉的温馨所在，仍然是我解惑加膏、心向往之的地方。这时的我作为“青椒”，有自己的教学科研任务，还要担任本科生、研究生的班导师，还必须参与系里随时而来的其他编撰任务。2005年底以后，我又担任了古代文学教研室主任和文化素质教学部的副主任，各种琐事烦杂忙乱，时间紧张且被扯得散碎。我就不能像从前那样，可以随意随时拜访先生的书房了。但是念兹在兹，一有空儿还是要跑去先生的书房，向先生汇报最近的研习心得，闲谈工作事务，倾听先生的指点和教诲。那时先生的一个说法，令我印象特别深刻：“不要自己去强求当教授，你要让人家来请你做教授！”当时我真的是被惊到了——哪里会有这种事情，怎么会有这种可能！过了许久，我才想明白个中的真义，这应该是先生对我的期待和激励。可是特别愧对先生，虽然我当教授已经十四五年了，当年也的确是水到渠成自然晋升的，没有苦心执意地求取，但是学术成绩，距离先生的期望还差得太远太远！

先生荣休后的书房，命名为“因缘居”。我体会，这是先生晚年根据自己一生的经历，融会了道、佛两家思想精髓的一种人生感悟和精神寄托。世间万事熙熙攘攘，纷纷扰扰，你来我往，悲欢离合，莫非因缘；世界和人生的本相，乃是莫名而恒定的变动不居，倏忽轮回，亦赖因缘。而俗世间一切动静和实相，人们内心的执着与是非，不过是瞬息迁转的虚无幻境。唯有融入天均大化，顺任自然，始可得其环中，才能实现逍遥和永恒。我觉得，这就是先生晚年的精神所寄，所以先生说：“自强不息易，任自然难。心向往之，而力不能至。”这应该是先生晚年对人生最深刻的体悟。可与智者道，难为俗人言。

2021年1月17日改定 /lewQGotGvJiELLkbxb/axFcYsovd8rNSlrgtUnNYqS+4VCHrA6WxaxqB8CqOpO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