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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上午，勋初师打电话来，告诉我罗宗强先生于前天去世。我不用微信，消息自然迟滞些。曹虹有微信，但不一定及时看。我的第一反应是：人生怎么有这么多遗憾。说起来难以相信，我直到现在也没去过天津。从前年开始，我就一直盘算找个时间去，目的还就是单纯看望宗强先生。记得有次见到陈洪兄，我向他表达过此意，并且询问了宗强先生的身体状况，得到的回答是还不错。陈洪兄还说欢迎我去，到时找人陪我喝酒云云。阴错阳差，终未成行。去年初，南开大学历史学院的孙卫国教授约我下半年去开会，我便答应了，当时就想正好可以借机去看望宗强先生。谁知事与愿违，六月我自己病了，住院手术，出院后遵医嘱深居简出，至少休养半年，也就未能北上与会。到了今年，不知从哪儿冒出了新冠病毒，竟演变成一场全球性灾难，不封城也要居家。没想到就在国内疫情稍缓的此时，宗强先生竟然离开了我们，我的一点小小愿望也永无实现之可能，所以很自然地感叹：人生怎么有这么多遗憾。
我最早记住宗强先生的名字，是在《文学评论丛刊》第5辑（1980）上读到的文章《我国古代诗歌风格论中的一个问题》，其写作要更早一些。当时“文革”结束没几年，学术范式大多还停留在过去机械僵化的套路，而此文探讨中国古代的风格论，不仅将理论阐发和作品分析相结合，而且将文学评论和人物赏鉴、书画品评相结合。这样的研究路数，与我当时自己误打误撞的学术取向相当合辙，所以不但从中受到很多教益，也增强了对自己的学术信心。在1981年提交的本科毕业论文《意象批评论——从钟嵘‹诗品›谈起》中，还引用了宗强先生的这篇文章（此文收入《南京大学中文系本科学生论文选集》，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所以，尽管我未能有“亲承音旨”的缘份，但还是蒙受了宗强先生的学恩。
冥冥之中的学术缘分，还有一事可述。1991年，宗强先生出版了《玄学与魏晋士人心态》，一时洛阳纸贵，不胫而走，我自然也购置阅读。当时学术界不仅对于“心态”的研究很少，甚至“心态”一词还让人感到陌生。而我恰好在1982年初与曹虹合撰了《李义山诗的心态》，并在同年五月南京大学八十周年校庆期间的学术报告会上作了报告（正式刊载于《唐代文学论丛》第6辑，1985年），但“心态”研究无论在当时还是此后相当一段时间内，仍然是寂寥的。所以读到宗强先生的这本著作时，就有一种说不出的亲切感。在该书的“后记”中，他有一句常为人引用的表达其“素心”的话：“青灯摊书，实在是一种难以言喻的快乐。”而我在1991年的《禅与诗学·后记》中，也幸福地写到与曹虹“共同度过了无数个青灯摊卷的苦读之夜”，“快乐”和“苦读”正可形成一种呼应和互文。虽然有年辈的差别，但在学术上却有着相近的“甘”与“苦”的体验，让我感到跳动在宗强先生胸中的是一颗“年轻的心”。同样要说的是，我从宗强先生的这部著作中受到了很多教益，也又一次增强了对自己的学术信心。这些教益和信心都是其论著给予我的，虽然是一种无形的力量，但数十年来，我能够在学术探索的小径上孤怀独往，在质疑和嘘声中勇敢前行，支撑着我的精神的，就有来自于宗强先生论著的这份力量。
与宗强先生有稍多的接触，是在2000年9月的日本京都。我那时在京都大学担任客座教授，宗强先生则是应大谷大学之请作短期讲学，在京都逗留数日。检查当时的日记，实录如下。9月15日：“晚饭前钱鸥来电话，罗先生在她处，邀我前去会面。她开车来接，正逢大雨。其女儿看到我颇亲近。饭后钱鸥开车送罗先生夫妇，再送我。罗先生约过两天晚去他家。”9月18日：“去罗先生处。罗大叹其校内有小人，此次竟做手脚，使其签证为旅游签证，以致讲学活动变为非法活动。几经周折，明天拟去入境管理局改换签证。”9月20日：“下午听罗先生演讲。……晚上与罗先生电话，他说自己下午心不在焉，因为中午得到一个确切的消息，极为气愤。这次居然是天津市外事部门与日本法务省联系，提出不要批准罗来日，法务省来大谷大学调查，是校长担保，结果中方只好放行，但提出给旅游签证。真是奇怪。”宗强先生是很纯粹的读书人，面对阴谋诡计，通常无法可施。但天佑善人，最终还是解决了这些麻烦。那年岁末，我完成了一篇《评点四论》，寄给《中国学术》。不久，主编转来了外审意见，称此文是“迄今为止研究评点最为深入之作”。后来遇到主编，他告诉我审稿者就是宗强先生，不禁在心头浮起一些知遇之感。
2009年7月12日，在北京举办了“中国文学思想史学术研讨暨罗宗强先生80寿辰纪念会”，我和曹虹应邀参加，这是我最后一次见到宗强先生。我知道此前宗强先生患“肌无力”病，此乃顽症，很难痊愈。还是天佑善人，且有贤弟子尽心照顾，感动上苍，这时他已完全恢复，精神矍铄，思维敏捷。我平日很少外出开会，在学术共同体中，我努力以边缘自处，以期保持清晰的头脑。那个会议的规模不小，很多人我不认识，少数旧相识也因多年未见而不认得我。但我高兴地看到这么多优秀学者同聚一堂，“以介眉寿”。尤其是罗门弟子，如我较为熟稔的卢盛江、张毅、左东岭诸兄，在学术上都各有优异的表现，并且培养出新一代弟子，也正茁壮成长。我当时想，“晚有弟子传芬芳”，宗强先生看到此情此景，应该特别地满足吧。
从此我再也没有见过宗强先生，当然还有学术上的往来，也只限于互赠著书。这都是因为我从年轻的时候就不太热衷与人交往，虽然见到朋友也很愉快，高谈阔论起来有时也手舞足蹈。年龄越大，意态越“老懒”，尽管远未到“如深山道士，见人便欲退缩”（借用袁昂语）的程度。抽屉里正好存着两封宗强先生的书信，一色娟秀的毛笔字，使见字思人之情油然而生。一封写于2012年3月9日，应该是收到了我寄奉的拙著《作为方法的汉文化圈》，其中有调侃语云：“海内此一领域之研究，先生独占一席，天津话所言‘大拿’是也。”可以想见他的谐谑。另外一封写于2014年11月16日，那是收到了我的《读南大中文系的人》一书，内容稍有点沉重，笔调则故作轻松：“蒙赠大著《读南大中文系的人》，读罢别有会心。弟前不久住院手术，因填入院家庭地址为南开，为我开刀的主任问我哪个系，弟回答中文，弟见其表情，真是微妙极了，似谓中国人还要学中文？工作于中文系，法定为浅薄之徒也。自我作乐，浅薄归浅薄，弟正以浅薄为乐也。”其实直到十九世纪末的西方，人文学仍然是一种更优越、更高级的知识形式，中国传统就更不必说了。科学至上是二十世纪，尤其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的事情，所以有“两种文化”之战。科学至上强化了人类的傲慢，从某种意义上说，新冠病毒就是对这种傲慢的反抗或反扑。至少到目前为止，有效的防控主要还不是依赖于科学，而是社会的组织力。所以，人文学、社会科学的学者正任重而道远。前些时候，我自觉在学术上的一个南宗画意义上的“圆”即将画成，其核心问题就是如何把文学当作文学来研究。我相信以宗强先生的“雅人深致”，对此必有独特的会心。我多想再有机会请益，那样的谈话，或许可臻“不信人间有古今”之境吧。无奈的是，人生就是有这么多遗憾！
（原载《中华读书报》2020年5月13日第13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