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切怀念罗宗强先生

□ 赵敏俐

4月29日下午，惊闻罗宗强先生去世，深感震惊，心情也很沉痛。罗先生的学术成就、人格人品令人敬仰，对此学界早有定论，无需我多说。罗先生对我所在的首都师范大学中国诗歌研究中心和古代文学学科的巨大支持，及对我本人的关爱，尤其令我难忘。此刻，我情不自禁地回忆起与罗先生交往的一些故事。

我对罗先生仰慕已久，时间最早可追溯到1981年。那时，我正在读本科三年级，有一天在书店，发现了刚刚出版的罗先生的《李杜论略》。这本书没有前言，没有后记，也没有作者介绍，我当时孤陋寡闻，不知道作者罗宗强是何许人也。只是出于对李白杜甫的喜欢，便把这本书买了回来。没想到，刚读了第一部分关于李杜优劣的历史回顾，就被这本书深深吸引了。

上大学之前，我曾经非常认真地阅读过郭沫若的《李白与杜甫》。那时的农村无书可读，郭沫若的这本书曾经对我的影响非常大。1977年考上大学后，适逢改革开放，学术界对郭沫若的一些观点多有不同看法。罗先生的这本书让我大开眼界，一是知道了有关李杜优劣的问题在历史上曾有过那么多的争论，二是感到这本书内容的丰富、立论的公允和分析的透彻。从此让我有了重新认识李杜的想法。

我从图书馆专门借来了王琦的《李太白诗集注》，从头到尾认真读过一遍，做了一厚本的笔记。我还买了一部《钱注杜诗》来读，可惜没读完，因为当时为了报考研究生而复习准备，就把这个读书计划打乱了。但从此，罗先生就成为我心中所仰慕的学者之一。之后，陆续拜读了他的《魏晋南北朝文学思想史》《隋唐五代文学思想史》等书，对他的仰慕之情也日益增强。

记得在读他的《玄学与魏晋士人心态》一书时，除了被书中许多精彩论证所折服，读到《后记》时也颇受感动。短短两页，却写出了他面对生活磨难的坚强，对学术的执着，对光阴的珍惜。特别是最后一句话：“青灯摊书，实在是一种难以言喻的快乐”，让我感动了好久。

我与罗先生第一次见面，是在十多年之后。那是1996年，我有幸参加了袁行霈先生主编的《中国文学史》第二编汉代部分的编写，罗先生则是第四编的主编。当年3月，我们一起参加了在济南举办的文学史编写会。在会上，我第一次听到罗先生的高论，会下又向他表达了我的仰慕之情。

我向他说起读《李杜论略》时的体会，没想到罗先生当时对我说，他很惭愧，他的那部书写得并不理想，有许多不如意之处，可惜白纸黑字写出去就再也收不回来了。我听了他的话之后，颇有一些尴尬，同时也很感动。我尴尬的是，突然感到我说的话有些冒失，与罗先生提起这部在他看来不太满意的书，这是不是不太礼貌？我感动的是，罗先生对自己的治学要求竟然如此严格，他在我这个年轻的陌生人面前毫无矜持之态，坦诚内心，谦逊亲切。我顿时对他有一种肃然起敬之感。

我与罗先生更多的接触则是2000年以后。那一年，我们申报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首都师范大学中国诗歌研究中心（以下简称“诗歌中心”），拟请罗先生出任学术委员会主任。我们怕罗先生不答应，先请他的高足左东岭教授做些工作，然后让南开大学的老毕业生、我们的老主任张燕瑾先生出马敦请，终于得到罗先生的俯允。从此以后，罗先生主持学术委员会工作，先后两届，直到2008年任期结束。

8年间，他对诗歌中心的发展关怀备至，对诗歌中心的总体发展规划、科研项目的确立、人才的培养等出谋划策，付出了大量心血，对我的教诲帮助尤多。可以说，诗歌中心的发展能有今天，与罗先生的关爱是分不开的。2004年至2009年，我们又聘请罗先生任首都师范大学中国古代文学学科的特聘教授。罗先生同样尽职尽责，为研究生开课，又举办讲座。对我校中国古代文学学科的建设发展，罗先生同样厥功至伟。也因为这一机缘，2009年，由左东岭教授组织，我们在首都师范大学举办了“罗宗强先生八十华诞学术研讨会”。这是罗门弟子对导师的感恩回报，我们也借此机会表达了对罗先生的感谢之情。

随着与罗先生交往的加深，我对他的学问人品也有了越来越多的体会。罗先生做学问有高境界、高追求，做人做事也是那么的认真。可在平时的交往中，他又是那么亲切随和，是一位慈祥的老人。每年，诗歌中心学术委员会的会议都由罗先生主持，既严肃认真，又惠风和畅。会后聚餐，大家尽兴畅谈，气氛热烈。罗先生话语不多，不喝酒也不抽烟，他总是笑眯眯地坐在桌前，认真地听着别人的高谈阔论，神情可爱。

罗先生的两位高足——左东岭、雍繁星教授也在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和诗歌中心工作，两位不仅传承了罗先生的学术衣钵，成就斐然，也传承了罗先生的学风人品，我们结下了深厚的友谊。记得在罗先生受聘于首都师范大学期间，有好几年的春节，我都会跟左东岭和雍繁星一起，到南开去给他拜年。我一直把他当成我尊敬的师长，想借此机会获得更多的教益。罗先生对我这个门外的学子总是那么客气有礼，处处体现出长者之风，包括给我们这些后辈的赠书，落款也总是写“宗强奉”，每次收到后都让我有受宠若惊之感。

最近几年，我与罗先生的接触逐渐减少，但还是借赴南开开会之机，先后拜访过罗先生几次。最后一次是去年9月10日教师节，我借参加南开主办的“叶嘉莹教授回国执教四十周年暨中华诗教国际学术研讨会”之机，与罗先生高足张峰屹教授联系，由他带我前去罗先生家中探望。罗先生的行动有些迟缓，但是头脑仍然清晰，谈吐依旧，精神状态甚好。没想到这竟然是最后一次拜访！

与罗先生同时代的这批学者是我们的师长，我们是在他们这一代学人直接教育和影响下成长起来的，所以说起他们，总有一种特殊的亲切感。如今，这一代学人逐渐离我们远去，想来不免多有感伤。罗先生无疑是这一代学人当中的优秀代表，他把学问和思想、性情与智慧有机融为一体，取得了杰出成就，令人敬仰。这短短的文字不足以表达我此刻复杂的心情，仅以此寄托我对罗先生的深深怀念！

罗宗强先生千古！

（原载《中国社会科学报》2020年5月15日第8版） F1m6IqCD3YuGh5WOAWBmV81Ak9yakectEghF7BRtPpS/kCbKsDX0TmIONvP0SEx2